赵可金 倪世雄:自由主义与美国的外交政策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08 次 更新时间:2016-01-11 19:3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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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可金   倪世雄 (进入专栏)  

  

   内容提要:自由主义是美国外交政策的一个传统。自由主义溯源于欧洲,进入美国本土后经过实用主义精神的改造,逐渐生成了美国式自由主义;进入美国外交政策过程后,受到了外交政策理念中的现实主义和保守主义的影响,逐渐被意识形态化为美国式的所谓自由民主大战略。美国外交政策中自由主义、保守主义、现实主义等政策理念的目标是一致的,都致力于推进所谓自由民主制度的输出事业,用美国的模式改造世界,只是在优先次序、行为方式以及具体政策手段上存在差别。就自由主义对中美关系的影响而言,自由主义者设定的政策偏好为中美关系设置了人权、社会制度以及开放经济体制等三个矛盾区。也创造了注重多边合作和支持中国加入国际体制等两个机遇区。因此,如何平衡两个方面的关系成为新时期中国对美工作的一个重要任务。

  

   自由主义是美国政治思想中一个根深蒂固的传统,在外交上的表现就是美国的对外政策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国家认知与行为重复模式。人们习惯地认为,在外交政策中向全世界推广民主和自由的价值观往往是民主党人的基调。其实并非如此。历任共和党总统也非常重视在外交事务中推广自由民主,布什总统第二任期对自由民主输出的重视让人们看到了自由主义作为美国外交政策传统的巨大影响力。它成为人们考察美国外交政策走向的一条线索。

   本文所要探讨的问题是:美国外交政策中根深蒂固的自由主义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它在美国外交政策过程中扮演着什么角色;受其影响,自由主义在美国外交政策框架中的政策供给包括哪些组成部分;这些自由主义外交政策的成分将在多大程度上规划着美国外交政策的未来,尤其是在多大程度上制约中美关系的走向。

   美国式自由主义的历史变迁与外交政策的自由主义传统

   自由主义在美国扎根起源于清教徒追求“美国梦”,并没有受到欧洲自由主义遭遇的理论堵截和实践挫折。美国学者路易斯·哈茨在考察美国的自由主义传统时,曾提出过一个颇为有趣的观点,即美国具有“天然的自由主义传统”,使得反自由主义的力量比如社会主义、民族主义、精英主义、群众主义、法西斯主义等这些曾在欧洲掀起风浪的理论并没有在美国生根,美国人也没有在自由主义理论家族中作出多少贡献[1]。虽说如此,我们并不能因此就断言美国的自由主义毫无特色。美国自由主义的特色来自于在缺乏“旧制度”的历史背景下,用实用主义的精神改造了自由主义的原则。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在其《论美国的民主》中认为:“美国人虽然从未下过工夫界说他们的准则,但他们却有一个大家共通的确定的哲学方法。”[2—p518] 托克维尔认为这种方法就是笛卡尔“与人生有用”的“实用哲学”。美国政治学者伯恩斯等人也承认:“美国的政治传统就是建筑在实用主义的意识形态上。”[3—p241] 自由主义就是在实用主义“树干”上开花结果,进而生成了自由、民主、人权等价值原则。与欧洲的亲族不同的是,这些原则都被赋予了实用主义甚至世俗化的理解,造就了他们对个体自由和个人理性的顶礼膜拜,赋予人民以充分表达意见的自由空间。对个体自由和个人理性的高度崇拜所要求的政治表达就是自由和民主。如果要美国人就自由和平等两者进行选择的话,他们宁愿牺牲平等而追求自由。美国人实用主义的哲学态度,把每个人限定在一个“固定的、有时甚至是狭小的范围内”,每个人关心自己关心的事情,对于其他人的观点存在的合理性不予以否定,不强求观点的一致,允许公开的辩论(argue),绝对不允许剥夺别人发表意见的权利。

   自由主义对美国外交政策的走向,有着重要的影响。自从潘恩的《常识》出版之后,自由主义者似乎就形成了某种共识,即认为一个政府的性质和它的外交政策有着内在的必然的联系[4]。在自由主义看来,在进入对外事务领域之后, 至少有两个问题需要特别关注:一是在外交事务上不能对政府听之任之,必须努力促进政府成为民主的政府,广泛听取社会各方面的意见,自由主义者将这一任务视作自己的神圣使命。二是在具体的外交政策内容上,自由主义者有一整套判断标准和价值追求,要努力促使政府严格按照这一价值标准体系行事,实现某种理想和目标。“只要民主和自由的原则还在被奉行,就会有美国的心脏在跳动。”[5] 回首美国外交政策的历史,时刻可以感受到自由主义思想辐射的力量。

   早在美国建国初期,自由主义就对外交政策中长期存在的孤立主义传统产生了重要影响。在20世纪之前,美国的自由主义表现出了一种强烈的孤立主义心态:大多数崇奉古典自由主义思想的人们认为,美国真正自由主义的美好前景在于摆脱一个只能给美国社会注入其糟粕的颓废的“旧世界”。① 关于这一点,美国国父华盛顿的态度最具代表性。华盛顿在离职之前曾经留给美国人一篇“告别演说”,由于确信欧洲专制国家之间必然进行利益争夺,他警告美国不要介入欧洲大陆国家之间的战争,以免引火烧身[6]。华盛顿告别演说中渗透的思想后来被称作“孤立主义”。“孤立主义”在整个19世纪一直被华盛顿的继任者们奉为美国外交政策的金科玉律。不论欧洲大陆风云如何变幻,美国人一直避免介入欧洲事务,与法国等欧洲列强相安无事。相比之下,美国的自由主义者更在乎本国政府的性质,不仅极力避免自己的政府陷入专断和独裁,而且极力避免卷入专制政府之间的尔虞我诈。直到20世纪20年代,沃伦·哈定总统在拒绝参加国际联盟的答复时还如此坚决地断言:“他们(指美国人)不打算改造世界。”[7] 詹姆斯·费尼莫尔·库珀更明确地评论道:“直到现在美国才开始理解:我们并不是一个极度醉心于那种使其他民族改变政治信仰愿望的国家。”[8] 正是由于美国古典自由主义的影响,支持了长期支配美国外交的强大孤立主义思潮,美国的自由主义最初充当了制约美国政府卷入世界政治(主要是欧洲政治)的关键角色,特别是在19世纪初在美国国内掀起的进步主义运动时期,自由主义者将自己的主要注意力集中于如何让自己的政府成为一个“好政府”、一个保障自由的政府,而在对外事务上始终恪守的政策主张就是“孤立主义”。

   随着南北战争结束,美国战后重建进展迅速,经济快速增长,在经过了“镀金时代”之后,美国的国内制度体系日益完善。恰在此时,欧洲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战争造成了欧洲严重的灾难,扫荡几乎所有的绝对主义国家,各种秘密外交和无耻政客的荒诞行为更加坚定了美国人对自由民主的珍视,也逐渐激发出美国自由主义思想规划和改造古老社会弊端的极大热情。原本那种力图逃避“异己”力量的自由主义思潮逐步转化为改造和转化这些“异己”力量的“道德炸药”,使得美国的自由主义信仰逐渐激发外射,转变成为自由国际主义,也有人称之为“新自由主义”。世界大战造成的破坏性影响以及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的惨痛教训,使得放任自流的古典自由主义思想面临严酷的挑战,民主国家内部的制度与价值以及国家间体系的生存,几乎受到自由放任世界的毁灭性打击。于是,美国自由主义者们把管制性多边制度理念诉诸世界秩序设计的理论基础。②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 首先对这种放任自流的自由主义世界观进行挑战的是伍德罗·威尔逊。威尔逊第一次把“有组织的和平”(an organized peace)理念带到战后国际关系的实践中,其核心思想是要在国内之上形成一个超国家机构,裁判纷争与冲突,具体内容是通过国际联盟的建立,解决困扰18~19世纪欧洲的安全问题。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作为新自由主义的代表,威尔逊总统来到欧洲,向欧洲各国推销他们的“自由民主体制”。探寻美国外交历史发展的轨迹,威尔逊可以说是自由主义者开始正式步入外交领域的第一人,力图在国际上推行美国自由主义的“理想主义”外交。正如美国著名历史著作《美国的历程》所指出的,1917年美国宣布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威尔逊及其支持者已把国家的尊严和所谓人权作为其政策的赌注”[9—p264]。 威尔逊主义植根于古典自由主义理论。该理论推崇普济主义和个人理性行事,自信其规则放之四海而皆准。威尔逊的创新在于将原本适用于国内个人的原则推广到国际范围内的民族国家和民众,比如威尔逊主义的自决原则不过是将个人自由的原则转移应用到国际体系层面而已。但是,威尔逊的努力最终功亏一篑,其根本的原因不是美国保守派的阻挠,而是当时在国会占据多数地位的古典自由主义者仍然对卷入列强的游戏缺乏足够的信任。评论家艾佛·詹宁斯一语中的:“从表面上看似乎有道理:让人民决定。而由于人民要等到有人决定谁是人民时才能做决定,所以这一学说实际上是荒唐可笑的。”[10—p113] 可以说,新自由主义与古典自由主义的力量对比失衡,是美国一战后对外政策反复的直接原因,毕竟新自由主义在当时的美国国内还是一种响应者稀少的“先锋理念”。

   真正震撼美国古典自由主义者的“震源”是来自国内经济和社会的危机。这一危机迫使古典自由主义作出修正,新政自由主义成为内政外交的主导理念。1929—1933年的世界经济危机严重打击了美国的自由主义经济模式,以加强政府管制和干预程度为主要特征的罗斯福新政开始成为主导模式,美国的古典自由主义在国内社会各个领域第一次被修正。随之而来的第二次世界大战逼迫美国人彻底将古典自由主义放到一边,代之以罗斯福新政的政府管制模式:一是就对内政策而言,在尊重个人权利的基础上,把强调的重点放在保证个人实现自由权利的社会公正上,倾向于缓解个人和国家的对立,认为国家的权利和作用应限制在适当的范围内,个人自由也不是无限的,必须受到其他人对自由需求的制约,由于它宣扬多元价值和多党政治,所以它还被称为“新政治多元主义”;二是在对外政策上强调国际层次上制度安排的意义,认为制度可以降低交易成本与风险,改进信息质量,确立稳定可靠的预期,以促进合作与共同问题的解决[11]。

   从美国的实践来看,美国内部的经济危机和外部的世界大战,打破了古典自由主义在外交事务领域塑造的“孤立主义”堡垒,逐步确立了新自由主义者在对外事务领域中的主导地位。随后,尽管在美国国内的政治舞台上依然是自由派主政,比如在国会山上的议员大多数是自由主义者,但是已经有许多议员转变为新自由主义者,外交政策的制定开始成为奉行新政自由主义的罗斯福总统及其继任者的领地。最典型的案例是国会在1964年通过的《东京湾决议案》问题上授予总统发动战争权的“空白支票”:赞成和支持总统“采取一切必要步骤,包括使用武装部队”,“援助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的成员国或保护国”。同时,哈里斯民意调查的结果表明,85%以上的被访者同意对北越进行报复性轰炸[12—p262]。从此,对外事务成为打着自由主义原则旗号的现实主义战略家们垄断的领域,自由主义与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分歧成为他们主导美国对外政策的重要口实。总统也成为垄断外交大权的所谓“帝王式总统”,在很多情况下,总统根本不用与国会磋商或者取得其同意就可以做出对外政策的决策,事后通知国会已经算是很给面子了,以至于学者们惊呼,美国总统已经成为地地道道的“帝王式的总统”(The Imperial Presidency)[13]。相比之下,作为自由主义者的国会议员则继续把注意力的重点放在国内事务上,寻求克服自由主义社会危机的替代模式。从20世纪50年代到20世纪70年代,美国自由主义者为之努力的核心问题是诸如民权运动、社会福利、文化反思等,逐步把自由主义从经济领域带入了政治领域、社会领域和文化领域,为自由民主体制寻求补天救世的良方。

但是,在放弃了对外事务的话语权之后不到20年的时间,越南战争的泥足深陷很快就重新引起自由主义者的高度关注。首先是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宗教界人士和东南亚问题专家向政府提出挑战,慢慢地把越来越多的普通中产阶级的美国人也卷入其中。自由主义“重夺外交大权”的努力在国会山集中释放,在外交领域展开了一场争夺权力的“反击战”,以期摆脱新政以来行政部门对外交一统天下的局面,摆脱人们心目中国会缺乏活力和无所作为的状态,恢复“宪法赋予国会的与行政部门平等的地位”[14]。(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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