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村:抗战时期民族主义视阈下的国民党党营报纸大众化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33 次 更新时间:2016-01-10 15:52

进入专题: 民族主义   国民党党营报纸   大众化  

何村  

【内容提要】 抗战时期,国民党党营报纸大众化取得了显著成绩,它为我国报纸大众化发展奠定了基础。但国民党党营报纸大众化有其特殊性,具有浓厚的民族主义色彩。本文就国民党党营报纸大众化产生和发展的社会背景、发展现状、影响和不足等方面进行了分析和阐述,以其对国民党党营报纸的大众化有一个更深刻的认识并试图探究其内涵和本质。

【关 键 词】民族主义/国民党党营报纸/大众化



报纸“大众化”是19世纪初期和中期,在美、英、法国家由廉价报纸创办而兴起的。这是资产阶级报纸“大众化”的开始。我国的报纸大众化萌芽于上个世纪初期,而在抗战时期达到了阶段性高潮。纵观我国报纸大众化的进程,抗战时期国民党党营报纸的大众化取得了显著发展,它为我国报纸大众化发展奠定了基础。但从报纸大众化的严格意义上来要求,国民党党营报纸大众化,是特定环境下的报纸大众化,有其特殊性,是具有浓厚民族主义色彩的报纸大众化,与国外19世纪资本主义的报纸大众化具有一定的区别。

“民族主义”是以自我民族的利益为基础而进行的的思想或运动。美国学者汉斯?科恩认为:“民族主义首先而且最重要的是应该被看作是一种思想状态。”英国学者爱德华?卡尔认为:“民族主义通常被用来表示个人、群体和一个民族内部成员的一种意识,或者是增进自我民族的力量、自由或财富的一种愿望。”抗战时期,由于日本的侵略,中国的民族主义思潮达到顶点。民族主义思潮在抗战时期对中国社会影响巨大,而抗战时期国民党党营报纸的大众化,正是在民族主义思潮推动下出现并且是为民族主义服务的。

一、国民党党营报纸大众化产生的社会背景

抗战时期国民党党营报纸大众化的出现和发展不是偶然的,是和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媒介生态环境的发展变化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1、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报业内迁催生新的媒介生态

1937年“七七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日本侵略者大肆进攻我沿海城市,导致国民政府等相关机构不得不转移到大后方。致使新闻媒介也开始转移。曾经在上海、广州、北京、天津等地的报社等都相继迁往到武汉、重庆、昆明、桂林等地。由于内迁,媒介组织发生了变化。一是报社的设备受损严重,昔日完备的报纸印刷设备由于颠沛流离变得七零八落。二是纸张供应紧张。三是人员散失严重。四是媒介组织的观念发生变化。过去在大城市办报,如今由大城市到中小城市和偏远不发达地区。新闻媒介由过去的高高在上,如今必须走向大众。过去的读者是都市精英人群占多数,而目前,社会中下层读者占多数。作为媒介,必须根据受众的变化,办受众欢迎的报纸。要想获得受众,报纸必须成为社会中下层人群的良师益友。可见,在抗战时期的国统区,报纸大众化与否,是报纸发展的关键。

2、国共合作,新的民主政治的形成,新闻自由的环境得以显现

抗战全面爆发,抗日救亡成为全社会的主要核心任务。特别是国共的第二次合作,新的民主统一战线的形成。国民政府于1937年9月修正了《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删除了“宣传与三民主义不相容之主义者”为犯罪的条款。国民党承认了各爱国民主党派的合法地位。1938年4月,国民党颁布了《抗战建国纲领》,其中,“在抗战期间,于不违反三民主义最高原则及法令范围内,对于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当与以合法之充分保障。”1938年7月,各党派参政议政的国家机关——国民参政会成立。至此,国民党由集权化向政治协商化转变,民主政治得到进一步发展,新闻自由的宽松环境得以形成。新闻自由是报纸大众化的重要条件。

3、国民党当局对新闻宣传的重视和战时宣传的需要

抗战开始后,政治宣传和战争报道成为媒介的中心。国民党当局认识到,要想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必须举全国人民之力,通过新闻宣传团结民众,帮助国民正确认识中日战争的性质、前途,瓦解敌军的军事政治攻势,坚定抗战信心。为此,蒋介石多次发表讲话和指示说:“当今全国努力抗战之时,我国新闻界为国奋斗,责任之重大,实在不亚于前线冲锋陷阵之战士,如何宣传国策,统一国论,提振人心,一致迈进,一达驱除敌寇,复兴民族之目的,而完成三民主义国家之建设,实为新闻界之积极奋起是赖”。蒋介石曾要求报纸应“不惜成本,不惜牺牲,充实内容,提高效率”,将党报办成“消息迅速确实”、“发行普及”的“三民主义的文化服务”机关。①同时,国民党中央动员各级党政军机关,给报社提供一切便利。还要求,各地方党政部门除要负担一定的经费外,还要帮助报纸做好发行。政府对媒介的支持和重视,成为报纸大众化发展的有力保障。

4、大后方经济的快速发展

抗战前,中国的经济重心处在东南沿海以及沿江地区,抗战爆发后,这些地区的工厂、企业几乎全部内迁至重庆、武汉、桂林等地,许多金融机构和政府财政机构也随之迁入。不少民族资本家出于爱国热情也把企业迁往内地。内迁的企业、工厂在最短的时间里恢复了生产,使昔日经济并不景气的大后方快速发展起来。特别是工商业的发展。而广告又成了工商业进一步扩张的重要手段。经济的发展使报纸的广告等业务也发展起来,使报纸收入增加,并降低了价格。而报纸价格降低,促使社会下层民众的购买力增强。同样,经济的发展,也使老百姓富裕起来。快速发展的大后方经济成为报纸大众化发展的基础。

5、文艺大众化的影响

抗战前,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就提出了“文艺大众化”的口号,并多次展开讨论。提出了文艺大众化的具体措施。

华北事变后,随着民族危机日益加深,大众的抗日浪潮不断高涨,顺应时代潮流,文艺大众化运动也开始和具体现实的大众抗日活动紧密结合起来。1936年,周扬等中共文艺界人士提出“国防文学”的口号,将文艺大众化运动和群众抗日活动直接连为一体。鲁迅等人还进一步提出了“民族革命的大众文学”的口号以反映新形势下的文化需要。“与文艺的大众化不断发展相伴随,其他思想文化领域的大众化进程也开始走向深入。”②文艺大众化,也直接冲击和影响了新闻业,为新闻业的大众化发展奠定了基础。

二、国民党党营报纸大众化的探索与发展

1、大众化办报运动

国民党的党营报纸作为国民党的机关报,是党和政府的耳目喉舌,肩负的使命更加巨大。大众化办报运动就是从党营报纸开始。

抗战爆发后,为了适应抗战的需要,由政府牵头,开始大力创办报纸。

(1)分版和县报的创办

抗战开始不久,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就发出通令,要求“注意各省边区偏远地带择其办报可能性较著中心点的地方筹备分社”。

《中央日报》在1937年7月,就在庐山创办了第一个分版。1938年创办长沙分版,1938年9月,创办重庆分版。《中央日报》创办分版之初,是为了迁移后报纸的延续,而后来分版的创办,则是根据中央宣传部“较著中心点的地方筹备分社”的指示精神。接着,《中央日报》依托各省党部又创办了贵阳、广西、昆明、福建、屯溪等专版。其中,贵阳《中央日报》创办了芷江分社,《西京日报》创办了南郑分社,广州《中山日报》创办了梅县分社,福建《中央日报》创办了漳州分社。与此同时,国民党中央宣传部还在西康(康定)、青海、宁夏分别创办了《民国日报》。③

地方党报也是国民党各级党部宣传部门经营的重点。抗战初期,国民党当局鼓励创办县报,特别提倡办白话报。蒋介石曾要求“使平均每五县或三县,有一规模完善之地方报纸,印刷不求精美,内容必须充实,补社会教育之不足,为地方进步之动源。” ④

1939年11月,国民党安徽省执行委员会发布训令,颁布《安徽省各县发行白话报的办法》。规定“凡无日报之县份,由县党部、县政府,会同创办白话日报一种”。此后,安徽由国民党各县党部创办的县级报纸发展到近40家。

1937年7月至1945年9月抗日战争的8年中,仅浙江各县就创办了一百多家报纸。1941年湖北省政府颁布了《新湖北建设计划大纲》,规定“每县(办)小型日报一种”。

据国民党中央宣传部1944年的统计,国民党统治区有地方党报412种。其中,有省市级党报16家,其余均为县级党报或“简报”。

(2)战区版和军中“简报”的创办

抗战之初,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就创办了《阵中日报》,接着又创办了《阵中日报》战区版。国民党军队建制划分为10个战区后,共有9个战区出版了《阵中日报》战区版,其中一个战区办有《前线日报》。《阵中日报》《前线日报》的读者均是前线官兵。

《扫荡报》于1938年10月创办重庆版,12月创办桂林版。后又创办昆明版、金城江版、独山版。

为了创办《扫荡简报》,1939年和1940年,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还开办两期新闻研究班,共培训新闻军官200余人,分配至各军军部。而当时的各军政治部也大多办有《阵中简报》。在1941年统计的182家国民党军办报纸中,有《扫荡简报》39家,《阵中简报》39家。其余还有《明耻日报》、《精忠导报》、《前卫日报》、《忠贞简报》、《精诚周刊》、《忠义日报》、《中正日报》、《抗建简报》、《铁血旬刊》、《必胜日报》、《党军日报》等报刊。

《阵中日报》以所辖战区官兵为主要阅读对象,免费发行。出版后直接送往前线阵地,发给官兵,鼓舞士气。

《扫荡简报》和《阵中简报》是战地流动性报纸,随军队一起行进和办报、发放。

2、报纸大众化的实践

(1)新闻写作的大众化

面向大众办报,首要解决的是新闻写作问题。要保证老百姓能看懂,能理解,就要使用群众语言。在此之前,报纸的语言文言文、半文言半白话、书面语者居多。为此,无论是《中央日报》《扫荡报》《阵中日报》,还是县报、简报都把新闻写作的大众化放在首位。一是采用白话文写作。二是采用适应大众的语言习惯写作。语言上,做到精练、简约、直白、朴实,追求响亮、上口。“损弃深奥典雅的书面语言,而以口语为主。”

在标题制作和新闻写作上,简短、醒目,不再用浮夸的言辞修饰,也不引经据典和使用成语以及西方移植的语言和“说教性、斥责性、形同骂街的文字”。完全摒弃了过去的“文字太优美”“徒供少数文人雅士‘高歌吟咏’”和老百姓“格格不入”的“报章体”,不再“盛气凌人”,代之以“极礼貌亲和”“盛情与友谊”。⑤“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运用大白话直接陈述事实。标题上,概括事实,追求一目了然。虽然有的标题偏长,但一看新闻标题便知主要新闻事实。如,《中央日报》1938年10月16日第二版广东战役消息标题,《敌分三路犯粤 惠阳东郊战况激烈 敌舰驶宝安登陆 我空军炸敌根据地》,《扫荡报》(桂林版)1939年12月28日第二版关于昆仑关战役消息的报道标题,《我军奋勇冲入昆仑关 寇窜绥渌被歼千余 邕同路我军乘胜向南宁推进》。《中央日报》1941年12月9日第二版,关于太平洋战争报道的标题,《暴日对美英开战》,简短而醒目。在表现形式上,采用倒金字塔的结构,重要的新闻事实放在新闻前部。篇幅上也以简短为主,很少再有长篇大论的新闻出现。使其“更合平民之兴味”,“彻底地做到一个车夫,一个学徒,一个农工,都能朗诵的地步。”⑥

(2)报道内容的大众化

抗战是关系到国家的前途和民族的命运的大事,也是老百姓最关心的大事。因此,抗战报道成为党营报纸最重要的报道内容。各报纷纷开辟相关栏目,报道战争和民族救亡情况。

作为国民党机关报的《中央日报》和军报的《扫荡报》《阵中日报》都安排大批记者深入战地一线,组成战地报道组,发表了大量的来自一线的战地消息和通讯。仅《扫荡报》就有战地记者30多人,而且遍布各个主要战场。从抗战开始,到抗战结束,《中央日报》、《扫荡报》和《阵中日报》对抗战的报道几乎没有间断。从国内战场消息到世界反法西斯战场的情况,特别是最新战况、国军战绩、军民抗战和对敌人阴谋的揭露等动态新闻,每天都有报道,充分地满足了大众的需要。

同时,各报加强对民生问题的关注和对时弊的批评,力争做到“关心人民群众的疾苦,反应人民群众的呼声。”报纸“不批评不监督不责备,更何为贵报?”⑦因而各报对于国民党当局的贪污腐化和当时民众十分不满的通货膨胀、黑市猖獗等现象也作了揭露和抨击,“实行‘口诛笔伐’,以与恶势力周旋”。⑧此外还登载了服务民生的生活常识,诸如大众的柴米油盐,生活小窍门等,增强了报纸的服务功能和与老百姓的贴近性。

(3)评论的大众化

新闻评论是报纸的旗帜,更是舆论的号角,抗战时期它担负着唤起广大民众投身抗日、救亡图存和揭露社会问题、反应大众呼声的重任。“发挥自由的精神,激扬军民信心,争取最后胜利,促进宪政的实施,协助完成政治的民主化,这是今后中国新闻界的神圣任务,不容我们不黾努力。言论报国,此正其时!”⑨因此,新闻评论必须在内容上和语言上做到通俗化、平民化,并为读者所喜闻乐见。

在当时,以抗战为主题,以大众化为手段成为各类媒介评论写作的追求目标。

在抗战的8年时间里,《中央日报》的版面虽然经过多次调整和改版,但每天一个社评的原则没有变,而评论的内容都是以抗战为主,也有一些对社会问题和时弊的批评。从1940年开始,增设了“每周专论”栏目,特聘相关专家撰稿,针对社会问题和现象,进行深度评析。后又开办“国际周观”、“美国一周评论”和与评论栏目相呼应的“本报资料室”等。在重大节日、纪念日,报纸都发有重要评论。如:“五四”、“九一八”事变、“七七”事变等。

《阵中日报》的言论有社论、小言论、专论等,内容主要是宣传抗战和抨击腐败。1941年5月,还在一版开辟了“今天谈”栏目,字数精短,只有一二百字。

在评论的语言使用上,各报都很少用文言词和半白半文言词,而是用白话文,并且都通俗化和口语化,并运用比喻和拟人等形象的修辞手法,以达到深入浅出的说理效果,力争让老百姓看懂和看明白。

(4)专刊、副刊的大众化

《中央日报》、《民国日报》、《阵中日报》《扫荡报》等国民党党营报纸,一般采用对开大报。也有八开、四开小报。一版一般都是适应大众的广告,而不是严肃的新闻和当局的报告和讲话。第二版、三版才是新闻。第四版基本是专刊、文艺副刊。八版和六版时,开办的是受受众欢迎的副刊专版。如科学、教育、读书、卫生、生活等专刊。

《中央日报》抗战时期共办有33个专刊。而另有统计认为,整个抗战时期《中央日报》共出版特刊和专刊100多种。虽然有的时间很短,但涉及方方面面。其中的“平民副刊”以“平民”为宗旨,“不要太俗,也不要太超俗”而受到大众的欢迎。其副刊内容多以抗战为主,也有其他与大众生活相关的内容,“抗战文艺应该多写,而且应该写好,令人可读,所以只要思想向上,也就是说并不一定直接接触抗战的文章”⑩也可以登上大雅之堂。

桂林《扫荡报》的副刊,有综合副刊《了望哨》、文艺副刊《野营》,也有团体编辑的《抗战音乐》双周刊、《抗战儿童》、《健康园地》、《伤兵之友》,以及《抗战戏剧》、《抗战与建国》、《现代战争》、《现代政治》《现代文艺》、《现代经济》等。

《抗战音乐》副刊创刊,就发表了《抗战歌曲到农村去》,随后发表了歌曲《伤兵之友之歌》《上战场》《打倒汪精卫》《挖战壕》《送馍馍》《保卫大西南》等深受民众欢迎的抗战歌曲。同时,还积极倡导“抗战歌曲到农村去活动”,发表了《怎样教唱抗战歌曲》《怎样在岩洞教民众唱歌》《唱歌的常识》,宣传普及音乐知识,丰富大众的业余文化生活。

1939年8月,副刊《了望哨》宣布10条“新稿例”:短,要生动,要有内容,时评也,杂感好,生活报道好,人物评述也好,前后方通信更好,不退稿,不刊己在别处登过的稿。

而各报的文艺副刊,更是登载通俗的小说、戏剧等以大白话、押韵为主的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文艺作品,还有杂文、照片、漫画,还开展了小说连载等。

这些专刊副刊“通俗而不媚俗,理趣而不迎合,引人入胜决不耸人听闻。”以通俗有趣、生动幽默而受到大众的欢迎。

(5)自我经营的实现

国民党党营报刊,虽然都有政府给予的一定办报经费,但明显不足。特别是战争等的影响,更使报社经济状况经常捉襟见肘。因此,报社必须走自我经营和企业化发展之路。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也提出了党报要企业化。

《扫荡报》于1944年成立有限公司,实行报社企业化。其主要创办人贺衷寒曾提出办报八字方针:”化敌为友,以报养报”。

《中央日报》随着社长的几次变更,也多次酝酿自主经营和企业化,“本报究采宣传本位,抑采业务本位”,“编辑部要学术化,经理部要经营化”,虽历经坎坷,但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自主经营的实现,使报纸更迎合读者,亦使党报色彩淡化,大众化增强。

三、国民党党营报纸大众化的特征、意义与不足

1、国民党党营报纸大众化的特征

19世纪是资产阶级报纸“大众化”的开始。这些大众化报纸以低廉的报价,通俗的内容取得了成功。《太阳报》创刊号宣称:“本报的目的是办一份人人都能买得起的报纸,为公众报道当天的新闻,同时提供有利的广告媒介。”《纽约先驱报》创刊号说:“本报的读者对象是社会的广大群众—商人、机械工匠、劳动人民、家庭、饭店、雇员与老板、书记与官吏。”(11)

但抗战时期国统区报纸的大众化,与19世纪国外报纸的大众化有所不同。

一是办报人的性质区别。19世纪国外大众化报纸都是私人所有,由民营报纸发起,由市场管控。而国民党党营报纸,是政府所有,由政府管控。很难做到“不党、不卖、不私、不盲”。

二是开展方式的区别。19世纪国外报纸的大众化是由报纸自身发起,可以说是民众运动,是自下而上;而国民党党营报纸大众化在一定程度上是政府行为,由政府倡导和报纸自发相结合。

三是读者范围的区别。19世纪国外大众化报纸基本都面向城市,而国民党党营报纸的大众化更多的是除城市外,而走向农村。蒋介石曾经指出:“抗战的前途,不系于少数的都市,而系于全国广大的农村”。国民党中央宣传部1944年统计的地方党报412种中,只有省市级党报16家,其余均为县级党报或“简报”,而办报地区大都在农村或者主要在农村发行。

四是个人谋利与弘扬民族主义精神的区别。在《立报》发刊词《我们的宣言》中,成舍我做了这样的区分:“我们所标举的大众化,与资本主义国家报纸的大众化,确实有绝对的差异。我们并不想跟在他们的后面去追逐,而是要站在他们的前面来娇正。……他们错将个人的利益,超过了大众的利益,所以他们的大众化,只是使报馆变成一个私人牟利的机关,而我们的大众化,却要准备为大众福利而奋斗,我们要使报馆变成一个不具形式的大众乐园和大众学校。我们始终认定,大众利益,总应超过于任何个人利益之上。”“使全国士农工商,都能看报,用报纸来唤起全国民众,共赴国难,抵御外侮”。(12)成舍我表述了极为鲜明的救亡图存的民族意识和民主主义精神。抗战时期,蒋介石更是高度重视民族精神的力量,他强调:“抗战的胜利,全在于精神。”1939年,蒋介石还发动了旨在动员全民族抗战精神的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清华大学李斌认为:“在建构民族国家及其认同的层面上,‘党国’报业客观上也发挥了潜移默化的功能与影响。”(13)

有专家把中国的报纸大众化分为三种,一是以教化人为目的的报纸大众化,以白话报刊的出现为代表。二是旨在组织动员大众的报纸大众化,以1930年前后左翼文化团体鼓吹建设“大众化的文化”为代表,其突出特点在于强化“大众”的阶级特征,强调“大众化”的政治意义,大众化旨在动员无产阶级投身阶级斗争。三是强调服务大众的报纸大众化,其标志是商业报纸的出现和不断发展,如《申报》、《新闻报》、《大公报》等一批有影响的商业报纸的创刊。(14)

梳理国民党党营报纸的大众化,这三者兼而有之。而最明显的特征是旨在组织动员大众的报纸大众化。“宣传国策,统一国论,提振人心,一致迈进,一达驱除敌寇,复兴民族之目的,而完成三民主义国家之建设”,这也是当时所面临的形势决定的。所以,抗战时期国民党党营报纸的大众化,是在民族主义语境下,在特定时期出现的报纸大众化。

2、国民党党营报纸大众化的意义与不足

抗战时期,国民党党营报纸的大众化在中国报纸发展过程中无疑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和作用。在中国报业发展中,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党报”走向大众的有益“试水”。

抗战时期国民党党营报纸,能够顺应时代潮流,在民族内忧外患之际,面对战争的残酷破坏,主动接近民众,关心民众疾苦,反映民众心声,走大众化发展之路,是令人称道的,更使报纸的生命力和活力增强。报纸分版和县报的创办,缩短了报纸与大众的距离。过去由于交通不发达,报纸从中心城市到边远地区需要几天,分版创办后,边远地区就可看到当天的报纸。报纸下乡,使报纸更贴近读者和民众,受到了民众的拥护。而军队战区版和“简报”直接就办在官兵中间,出版后直接发放给官兵,与官兵之间实现“零”距离,更使官兵感到亲切。而有的战区报,就在士兵阵地印刷,与官兵同生死,共患难,更加得到官兵的爱戴。民生报道和服务性的增强,使报纸更加贴近读者、贴近生活。地方新闻、社会新闻、人情味新闻以及煽情主义新闻的加大,满足了广大中下层读者的需要,拓展了报道领域。勇于揭露问题,针砭时弊,使报纸受到受众的喜爱。报纸大众化,实现了从媒体本位向读者本位的转变。

国统区报纸的大众化,是“党报”走向大众的一次重要实践。应该说,在特定的历史时期,这种报纸大众化是一次成功的尝试。

二、为抗战宣传发挥重要作用。

国民党党营报纸的大众化,是和当时的大众抗日运动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作为“喉舌”和“工具”的报纸,在全国的抗日救亡运动中,能够面向大众,走向基层和农村,团结大众,服务大众,鼓舞大众共同抗日,承担起抗日救亡的民族重任,塑造民族认同感,为夺取抗战胜利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尽到了新闻媒介的一己之力。

三、报纸的影响力显著增强。

国民党党营报纸过去大都在都市创办,发行范围小,影响力差。抗战爆发后,报纸纷纷创办分版,由一地变成多地,由一份变成多份,由城市到乡村。发行量大了,影响力增强了,读者的范围扩大了。仅《中央日报》创办分版达十余个,形成庞大的报业体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认为,抗日战争时期是党报的“进展时期”,“其间经历惊涛骇浪最多,而发展亦最速”。(15)1944年,国民党党营报纸已达到600家以上,大大高于抗战之前。

由于政治和社会环境的局限,国民党党营报纸的大众化也存在着严重的不足。

一、揭丑性不足。

报纸的大众化,要求必须能够站在大众立场,真正为老百姓说话,为老百姓的利益服务。但国民党党营报纸,虽然为了满足大众的需要,加大了对社会问题的揭露和批判的力度,但由于报纸是“官办”和政府的“新闻管控”,其实质还是在为党和政府“涂脂抹粉”,对时弊的批评明显不足,力度不够,更不可能站在大众的立场上真正地为大众说话。

二、政治宣传色彩浓厚。

报纸大众化,要求报纸必须是新闻纸,不是“观点纸”。但国民党党营报纸,是党和政府所有,是以政治宣传为中心,是为政党服务的。报纸代表了党派利益,就不能够真正地做到服务大众,做到“中立”,其发挥的依然是“喉舌”和“工具”的作用。

三、报纸对普通民众低级趣味的迎合,低俗化显现。

虽然平民化、通俗化是适应读者需要的一个重要条件,但平民化不能被看做庸俗化,被扭曲成媚俗。抗战时期国民党党营的一些报纸,“粉艳”的社会新闻还是相当严重的,不少报纸还是依靠这些媚俗的新闻来吸引受众。

注释:

①蒋介石.今日新闻界之责任[J].新闻学季刊.第1卷第2期.

②刘辉.抗战时期中共的文化“大众化”思想及其实践[J].中州学刊.2009年第7期.

③蔡铭泽.论抗战时期国民党党报的发展[J].新闻大学.1993年第2期.

④同①.

⑤马新野:国民精神总动员与新闻界[J].新闻学季刊.第1卷第1期.

⑥同⑤.

⑦同⑤.

⑧《在艰苦中成长》[N].《溆浦民报》.1940年1月1日.

⑨《大公报》1943年10月1日.

⑩曹炎.抗战时期《新华日报》、《中央日报》、《大公报》舆论宣传研究[D].长沙:湖南师范大学.2011.

(11)牛玉霞,陈永康.中西大众化报纸受众观比较.新华网.2004-01-17.

(12)林溪声.成舍我的大众化办报理念与实践[J].新闻传播.2006年第6期.

(13)李彬.中国新闻社会史[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253.

(14)杜成会.理解报纸大众化——关于我国20余年报业改革的思考[D].上海:复旦大学.2003.

(15)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全宗711(5),卷号250


【参考文献】

[1]蔡铭泽.论中国国民党地方党报的建立和发展[J].广州师范学报.1995年第1期.

[2]王晓岚.抗战时期国民党的军队报刊[J].军事历史.1998年第1期

    进入专题: 民族主义   国民党党营报纸   大众化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s://www.aisixiang.com)
栏目: 学术 > 新闻学 > 历史新闻学
本文链接:https://www.aisixiang.com/data/96091.html
文章来源:本文转自《新闻大学》(沪)2014年2期,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23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1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工业和信息化部备案管理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