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丽燕:意思表示的解释方法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10 次 更新时间:2016-01-09 21:4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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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丽燕  

   【中文摘要】意思表示的解释不但是民法理论问题,也是法律适用的问题。其理论经历了“意思说”和“表示说”到“效力说”的发展,在法律适用上现代民法主要采“自然解释”、“规范解释”和“(合同)的补充解释”法。“自然解释”实践中主要适用于遗嘱的解释和“误言无害真意”解释规则中;“规范解释”法则主要适用需受领的意思表示和向不特定多数人做出的意思表示,而“补充解释”则用于填补合同的漏洞。另一方面,“自然解释法”和“规范解释法”的适用领域不能严格区分,应当互为补充。

   【中文关键字】意思表示;法律解释;自然解释;规范解释;补充解释

   【全文】

   引言

   当法律与语言联系在一起时,为了确定其真实意义,便出现了法律解释的需要。普遍认为,法律解释学肇始于古罗马帝国时期,最早的法律解释是对法律规范的解释。现代法律中的解释包括法律解释和意思表示解释,私法领域所称“解释”则是指对意思表示的解释。意思表示的解释不但是一个民法理论问题,也是法律适用的技术问题,[1]其重要性不言而喻。法律法典化的进程中,很多立法例都规定了意思表示的解释规则,比如《法国民法典》第1156条以下规定了合同解释的一般原则为“真意解释”、“有效解释”、“合目的解释”、“习惯解释”、“整体解释”和“有利于债务人解释”,《德国民法典》第133条和第157条亦规定了“(对意思表示的)真意解释”和“(对合同的)诚实信用解释”,中国《民法通则》未设关于意思表示的解释规则或方法,《合同法》第41条和第125条规定了合同解释规则,可以概括为“文义解释”、“整体解释”、“目的解释”、“习惯解释”、“诚信解释”和“公平解释”。[2]

   《法国民法典》和中国《合同法》仅就合同的解释予以规定,而且这些规定与其说是合同解释的方法,毋宁说是解释应遵循的基本原则。《德国民法典》虽然对意思表示和合同的解释都进行了规定,但其规定过于笼统。另一方面,这些法条本身并未规定如何具体适用,意思表示的解释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很难用法律条款完全概括,因此,解释意思表示时,应当将法律条款和传统理论、规则结合起来。

   一、解释的对象

   (一)从法律行为到意思表示

   私法领域法律解释的对象是意思表示还是法律行为?提出该问题的原因在于,一方面法律行为和意思表示是民法中极易混淆的概念,另一方面学者在论及私法领域中的解释时,措词不统一,有时是意思表示,有时则为法律行为,因此,有必要先确定解释的对象是法律行为还是意思表示。

   毋庸置疑,法律行为和意思表示是民法领域的两个核心概念,关于法律行为和意思表示之间的关系,经历了三种观点的变化:意思表示就是法律行为;意思表示是法律行为要件的组成部分;意思表示是作为法律后果的法律行为的要件。

   在冯•萨维尼(Von Savigny)的表述中,“意思表示”和“法律行为”的意义完全相同。[3]德国普通法时期的理论接受萨维尼的观点,同样认为意思表示和法律行为一致,温特沙伊德(Windscheid)称,法律行为就是旨在形成法律上的效果的当事人的意思表示。[4]有观点认为,因为受温特沙伊德的影响,《德国民法典》也将意思表示等同于法律行为,至少这两个概念是“近义词”,[5]德国民法典草案动机(Motiv zum BGB)中的表述存在矛盾,一方面认为“意思表示是法律行为的要件的组成部分”,另一方面则认为“意思表示和法律行为的表述通常意思相同”。[6]在最终颁布生效的《德国民法典》中,“意思表示”和“法律行为”交替出现:根据《德国民法典》第119条、第120条和第123条,有错误的“意思表示”可撤销,而第142条的表达是“可撤销的法律行为”;第116条以下条款使用的是“意思表示”,而第125条、第134条和第138条则用了“法律行为”。这种两个概念交互使用的现象并不表示《德国民法典》认为两者意思相同,只能说明两者间的差异微乎其微。[7]《德国民法典》第一编第三节的标题是“法律行为”,该节第二部分标题是“意思表示”,从体系上看,“意思表示”是“法律行为”的下位概念。因此,当时的通说认为,意思表示是法律行为要件中的事实。此后,关于意思表示和法律行为的关系进一步发展,从之后发表的文献看,意思表示后来则被理解为要件,[8]相应地,法律行为则是包括意思表示在内的多个要件产生的法律后果(Rechtsfolge)。[9]

   理清法律行为和意思表示的关系后,可以确定,现代民法需要解释的是意思表示,即解释要件,作为法律后果的法律行为不能通过解释确定,因为法律后果没有具体的现实性,既没有物理世界的现实性,也没有心理世界的现实性,法律解释的目的在于确定含义(或称意思),而法律后果本身就是确定的,无需借助解释再来确定。[10]因为法律行为和意思表示的关系的变迁,法律解释的对象也经历了从“法律行为”到“意思表示”的发展过程,这从多篇文献资料的标题就可以看出,以前大多用的表达是“法律行为的解释”,[11]而现在的表达则是“意思表示的解释”。[12]尽管“意思表示”在1910年前后的文献资料中就被认为是法律行为的要件,但是该观点在几十年后才被普遍接受,因为丹茨、拉伦茨等人在上世纪70年代以前仍然用“法律行为的解释”,80年代以后的文献中才普遍采用“意思表示的解释”这一表达。

   (二)回答的问题

   构成意思表示的两个要素是内部世界和外部世界的事实事件,即“意思”和“表示”,也可以被称为主观要件和客观要件。“意思”的要件因素又包括行为意思(Handlungswille),法律约束意思(Rechtsbindungswille)或称表示意识(Erklaerungsbewusstsein)和交易意思(Geschaeftswille)。主观的意思需要通过语言或其他行为向外表示,无论是语言还是其他行为,可能意思单一,也可能有多重意思,甚至是意思模棱两可;即使意思单一确定时,也可能出现客观表示与主观意思不一致的情况,此时解释就有发挥作用的空间——解释之目的在于确定意思表示的内容。

   通过对意思表示进行解释,可以回答以下问题:确定是否存在意思表示,换言之,确定表示人表达的语言或做出的行为是否为法律上的“意思表示”,通常需要通过解释查明的问题是,意思表示的上述三

   个要件因素是否存在,特别是法律约束意思(或称表示意识)和交易意思;存在意思表示时,确定意思表示的具体内容;在合同中,补充双方未约定之内容。

   二、理论争议

   传统民法关于解释意思表示向来存在两种理论的分歧:意思主义理论(Willenstheorie)和表示主义理论(Erklaerungstheorie)。早在罗马法时期就存在关于这两种意思表示解释理论的萌芽,《学说汇纂》中记载:“当文字不存在多重意思时,则不允许询问真意”,[13]这就是著名的“清晰时不得解释(in clarisnon fit interpretatio)”原则。该原则的出发点是所使用的文字,只要文字所表达的意思明确,当事人内心的意思如何在所不问,它可以说是表示主义在罗马法中的体现。另一位罗马时期的法学家帕比尼安(Papinian)则作出相反的表述:“在契约中正确的做法是,考虑真意比考虑语句更多”,[14]这可以说是意思主义理论的萌芽。当然,罗马法并未将这两种方法作为意思表示解释的理论或原则提出来,到了19世纪下半叶,德国民法学界提出了此两种理论,后世的拉伦茨则在总结意思表示解释论的基础上,提出了第三个解释理论。

   (一)意思主义理论

   意思理论由萨维尼(Von Savigny)提出,他的学生温特沙伊德(Windscheid)是该理论的支持者。萨维尼认为,在意思表示的两个要素中“意思”处于核心地位,“意思表示的基础就是意愿的实在”,而“表示”的作用仅在于使内在的意思得以公之于众,换言之,表示不过是意思的证明或通知。[15]因为意思如此重要,意思理论主张,意思表示解释的关键在于表意人的内心意思(或称意愿),与意思不一致的表示不产生法律效果。意思主义理论的本质在于探寻表意人的内心意愿,至于他在表示内心意愿的过程中使用了哪些词句,它们是否恰当,是否会引起歧义等,则在所不问。[16]该理论过分夸大了意思因素在意思表示中的地位,形成了所谓的真意信条(Willensdogma),其结果就是,意思明确但是有错误的意思表示并非无效,而是根据表意人的真实意思有效。该理论体现了意思自治原则,表意人因此受到过分的偏袒,接受人的利益则被置若罔闻。

   (二)表示主义理论

   罗马时期的解释方法受意思现实主义影响,只要言语意思明确,则不必为了查明“表示”所传达的内容而探究表意人的内心意思。该解释方法的出发点是客观使用的语言文字,并非表意人内心的意思,因为“虽然意思先于表示,它也更重要,但是我们不能认为,人可以不用语言说话”,[17]当语言文字意思明确时,解释的目的仅在于确定意思的错误,进而使表示无效。因此该时期并没有“内容的解释”或“意思的解释”,实际是“错误的解释(Mangelsauslegung)”。另一方面,罗马人并非忽略意思,他们认为,意志的对外公布(表示)不是独立的法律后果意思的证明手段,因此,他们相信意思对权利空间能够产生影响。但是产生于19世纪70年代的表示主义理论则夸大了罗马时期的表示主义理论,把意思表示的两个因素——“意思”和“表示”——降为一个因素,即“表示”,根据该解释理论,做出意思表示者的意思只能是他对外所表示的,是表示人想使人周知的意思,即使没有相应的真意,“意思表示”也能按其外观产生法律后果。与意思主义截然相反,表示主义的出发点是对接受人的信赖保护,因此,走向了另一个极端,表示人的内心真实意愿被完全忽略。

   (三)效力主义理论(Geltungstheorie)或接受人视角理论(Empfaengerhorizonstheorie)

   关于意思表示解释的理论争议实际是传统的自由主义私法和自由社会主义私法间的争议。[18]无论意思主义理论还是表示主义理论,其实都是一种极端的解释方法,为了终止这种争端,拉伦茨(Larenz)提出了效力主义理论。他指出,意思和表示不能割裂,实际构成功能上的一体,表示的意义应当是(客观)接受人根据上下文所能理解的意义,要考虑到具体情况中的所有因素,特别是说话的场合、时间、地点、表示人使用的语言等等,因此,解释意思表示不是为了探究表示人的“真实意思”,而是为了探究“合理意思”。[19]

   该理论不同于表示主义,因为表示主义认为表示人对外做出的表示就是其意思,其解释的视角仍然是表示人,它的目的是为了保护接受人的信赖,但是完全忽略了表示人内心的真实意思。效力主义理论可以说是“缓和”的表示主义,因为其出发点仍然是表意人作出的“表示”,但视角则变为接受人。[20]根据该理论探究的表示人的“合理意思”未必是其内心的“真实意思”,此时表示人方面出现了意思表示错误,可以撤销意思表示,这样,表示人的利益也得到保护。后来的民法学者把拉伦茨的理论称为(客观)接受人视角理论。

   三、现代民法的解释方法及规则

《德国民法典》中关于意思表示的解释规则在第133条和第157条中予以规定。根据第133条“意思表示的解释在于探寻表意人的真实意思,不必拘泥于所使用的文字”;第157条则规定“合同应当依诚实信用原则解释”。(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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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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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北方法学》2015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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