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玉顺:孔子怎样解构道德

——儒家道德哲学纲要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406 次 更新时间:2016-01-08 01:2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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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玉顺 (进入专栏)  

  

   【摘要】孔子没有后儒那种形而上学的“德性”概念。孔子所谓“德”有两种用法,一是“至德”,是比道德更根本的精神与原则;二是现代汉语“道德”的涵义,就是对既有的伦理规范的认同与遵行。换言之,道德的前提是社会规范,也就是“礼”。但在孔子看来,“礼”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可以“损益”变革的;道德体系随社会基本生活方式的转换而转换。这就是孔子对道德的解构,其目的是建构新的道德体系。这种转换的价值根据是“义”,即正义原则:道德转换必须顺应社会基本生活方式,这就是适宜性原则;同时,道德转换根本上是出于仁爱精神,而且不是“差等之爱”,而是“一体之仁”的“博爱”,这就是正当性原则。由此,儒家道德哲学原理的核心理论结构是:仁→义→礼。根据这套原理,现代生活方式所要求的绝不是恢复前现代的旧的道德规范,而是建构新的现代性的道德体系。

  

   古有“以理杀人”[①],今则有“以道德杀人”。并不是说社会不应该有道德,而是说必须追问:究竟应当有怎样的道德?以“道德”杀人者,其所谓“道德”云云,实为人性之桎梏,自由之枷锁,而非现代人应有的道德。尤可叹者,以“道德”杀人者往往还打着“孔子”的旗号。故有必要正本清源:何谓“道德”?孔子究竟如何看待道德?

  

   读者一看到本文标题“孔子解构道德”,或许会感到诧异:怎么会!孔子难道不是主张道德至上的吗?这不是儒学常识吗?本文正是要矫正这种“常识”,还原儒家道德哲学的真相,以揭穿“以道德杀人”的本质。而所谓“解构”(deconstruction)并非彻底否定,而是破除迷信,理解其“何以可能”,以便还原、重建。这是当代哲学“解构”一词的本义。简言之,一个社会的道德体系,源于这个社会形态的基本生活方式;因此,当基本生活方式发生时代转换之际,这个道德体系就面临着“解构→还原→重建”问题。

  

   一、儒家“道德”的语义分析

  

   现代汉语“道德”这个词,或其简化用法“德”,诸如德性、德行、有德、无德、德才兼备、以德治国、德治等,使用频率极高,方方面面的人都喜欢拿它说事,用以标榜自我,臧否人物。然而首先必须指明:这是现代汉语的“道德”概念,它所对应的西语就是“morality”或“moral”。这也是本文要讨论的“道德”概念。

  

   人们正是在这样的语义下讨论儒家的“道德”观念。例如牟宗三的现代新儒家哲学,即“道德底形上学”(metaphysic of morals)与“道德的形上学”(moral metaphysics),就是这种“道德”概念的一种典型。[②] 然而,这样的“道德”与古代儒家所说的“道德”或“道-德”并不是一回事,正如韩愈所说:“其所谓‘道’,非吾所谓‘道’也;其所谓‘德’,非吾所谓‘德’也。”(《原道》)[③] 人们之所以误解孔子和儒家的道德观念,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将现代汉语的“道德”和孔子及儒家所说的“道德”混为一谈。

  

   说到汉语“道德”二字的最初连用,很容易想到《道德经》,即《老子》。然而《老子》称《道德经》始于汉代,该书正文亦无“道德”连用之例。[④] 在道家文本中,“道德”连用最初见于《庄子》,其内涵也绝不是现代汉语的“道德”概念,毋宁是对道德的否定。至于儒家文献中“道德”连用的例证,则最早出现于《荀子》文本中。例如:

  

   君子言有坛宇,行有防表,道有一隆。言道德(杨倞注:此处“道德”乃“政治”之讹)之求,不下于安存;言志意之求,不下于上;言道德之求,不二后王。道过三代谓之荡,法二后王谓之不雅。(《儒效》)[⑤]

  

   这里有几点是值得注意的:

  

   (1)“道德”显然不是一个单词,而是“道”与“德”两个词的短语。其上下文“道有一隆”、“道过三代”皆单称“道”,可以为证。这其实是中国古代哲学通行的“道→德”架构,即“形上→形下”的架构。其中唯有“德”略相当于现代汉语的“道德”,即指道德规范或社会伦理规范;而“道”,尽管荀子哲学的形而上学色彩不浓,但仍然是比“德”更具形上意义的范畴,即属“形上→形下”的架构。

  

   (2)此处“德”显然指“法”,故“道德之求,不二后王”与下文“道过三代”、“法二后王”相对应,即“德”与“法”相对应。

  

   此“法”或“德”就是上文的“言有坛宇,行有防表”,即言行的规范。王念孙注:“‘言有坛宇’犹曰‘言有界域’。”杨倞注:“‘行有防表’谓有标准也。”“界域”“标准”都是说的言行的准则,即“修身、正行、积礼义、尊道德”(《议兵》)的伦理规范。此处的“道德”即“道→德”,而其落脚点在“德”,即“修身正行”的行为规范。由此可见,荀子的“道德”这个短语,有时是说的“道→德”观念架构;有时的重心则在“德”,即是与现代汉语“道德”一致的概念。

  

   在儒家话语中,这种行为规范属于广义的“礼”范畴,即荀子常称的“礼法”。区别在于:“礼法”或“礼”是外在的社会规范,而“德”则是对这种规范的内在认同。所以,“法”“礼”或“礼法”与“德”的关系,其实就是现代汉语“伦理”(ethic)与“道德”(morality)的关系,即:伦理是外在的社会规范,道德则是对这种规范的内在认同。

  

   (3)荀子主张,道德规范的建构应当“不二后王”,即他常讲的“法后王”;杨倞注称,这是注重“当时之所切宜施行之事”。这就涉及荀子“道→德”理论体系的整体了。

  

   荀子时而讲“法后王”,时而讲“法先王”,似乎自相矛盾,其实不然:凡讲“法后王”,都只是从“德”或“礼法”层面来讲的,是讲的“当时所宜施行之事”,即是当时社会应有的规范建构,荀子当时所面对的是从王权封建社会向皇权专制社会的转型;凡讲“法先王”,则是从“道”或“道→德”的层面来讲的,即是从原理上来讲的。荀子所谓“道”,是指的儒家伦理学的一整套原理:“道者,非天之道,非地之道,人之所以道也,君子之所道也。”(《儒效》)这套原理是“仁→利→义→礼”的理论体系,即他在追溯性表达“礼乐则修,分义则明,举错则时,爱利则形,……夫是之谓道德之威”(《彊国》)之中所说的“道德”。[⑥]“德”或“礼法”与这套原理“道”或“道→德”之间的关系,犹如《庄子》所说的“迹”与“所以迹”的关系(《天运》)[⑦]。

  

   总之,“德”大致对应现代汉语的“道德”(morality),是指的对社会规范的内在认同;而其前提是社会规范的存在,即所谓“伦理”(ethic)。于是,我们可以给现代汉语的“道德”下一个定义:所谓道德,就是遵行并认同既有的伦理或社会规范。显然,仅仅遵守规则是不够的,因为他或她可能心里并不认同这些规范,而只是害怕遭到谴责或惩罚才遵行之,即孔子讲的“免而无耻”(《为政》)[⑧]。所以,道德往往需要通过教化或说教来进行灌输,使人认同;而将道德形而上学化就是教化或说教的一种传统方式。

  

   这就表明,“道德”是一个形而下的概念。古今中外不少哲学家、宗教家力图寻求道德在人性论、本体论上的形而上学根据;但无论如何,道德本身并不是形而上的东西,而只是形而下的东西。撇开那些玄之又玄的理论,生活实情是很简单明瞭的:如何判断一个人是不是“道德”的?就看这个人是不是遵行、并认同既有的社会规范。如此而已。

  

   二、孔子“德”的道德涵义

  

   荀子的“德”概念大致与孔子一致,即:“德”是一个形而下的概念,是指的对社会规范的认同与遵行。孔子的“德”概念尽管并不完全是今天的“道德”概念(详下),但仍不是形而上学的概念。然而,孔子之后,思孟学派以来,尤其是在宋明理学那里,“德”被形而上学化,形成了“德性→德目”的模式,即“形上→形下”的模式。所谓“德性”是说的至善的人性,它既是相对的主体性,即人的先天的或先验的本性;又是绝对的主体性,即宇宙的本体、形而上者。这种本性是从“天”那里“得”来的,即《中庸》所谓“天命之谓性”[⑨],故称“德性”(德者得也:acquirement)。而所谓“德目”则是说的道德条目,即社会规范的具体条款,它们是德性在形而下的层级上的具体体现。这种“德性→德目”的架构也是典型的“形上→形下”模式,但未必是孔子的思想。

  

   (一)“德性”的解构:“习与性成”

  

   众所周知,孔子并无形而上学的“德性”概念。在孔子那里,“德”与“性”是分别使用的。而且孔子极少谈“性”,所以子贡感叹:“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公冶长》)这并不是说孔子、儒家不讲人性,而是说:不同的儒家学派对人性有颇为不同的看法;许多看法未必切合孔子的思想。

  

   据《论语》载,孔子谈“性”只有一例:“性相近也,习相远也。”(《阳货》)这是将“性”与“习”联系起来。但后儒对这种联系的理解却大相径庭。例如,孟子认为,“性”是先天的善的本性,而“习”可能正是对这种“性”的背离;而荀子则相反,认为“性”是先天的恶的本性,而“习”则是对这种“性”的人为矫正,即“伪”(《性恶》)。两种看法都将“性”与“习”对立起来;而王船山则认为“性”与“习”是一致的。如果我们不承认先验论或先天论,那么,王船山的人性论可能更切合于孔子的原意。他通过解释《尚书·太甲》的命题“习与性成”[⑩],指出“性”乃“日生而日成之”(《尚书引义·太甲二》)[11],即“性”是在日常生活中生成而变化的。

  

   按王船山的理解,那么,孔子所说的“性近习远”是说:人们的“天性”固然本来是差不多的(孟子也有这种观念,如《尽心上》所说的“形色,天性也”)[12];但人们在生活中养成的“习性”却存在着巨大差异。显然,这里的“人性”概念涵盖了天性和习性,所以,人性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在生活中“日生日成”的。据此,孔子“性近习远”那句话可译为:“人性本来大致一样;但人性亦随生活习俗之不同而相去甚远。”

  

   这就涉及“德”、即“得”(acquirement)的问题了。“德”与“得”是同源词,“德性”是说的这个问题:“性”是从哪儿“得”来的?这至少有两种解释:其一,按王船山的解释,人性得自生活习俗。这也正如许慎的说法:“得:行有所得也。”(《说文解字·彳部》)[13] 其二,按心学的先验解释,“德性”得自“天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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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术界》2015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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