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南泉 李建民:关于苏联社会主义体制模式与苏联剧变原因问题的看法

——访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陆南泉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59 次 更新时间:2016-01-07 14:0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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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南泉   李建民  

   李建民:陆老师您好,我是您的第一个博士研究生,很清楚地知道,您一生的精力在研究苏联、俄罗斯体制改革与转型问题。这次,想请您就这方面的问题谈些看法。

   陆南泉:好啊。很高兴利用这个机会,通过《历史教学问题》杂志把我的一些观点与广大读者交流。

   李建民:首先请您谈谈您是怎样进入苏、俄体制问题研究领域的?

   陆南泉:从我的经历来看,从大学本科到苏联留学读研究生,都是学经济专业的。1960年底从苏联回国后一直没有离开过苏联经济问题的研究。在1979年前,我着重研究苏联经济本身的一些问题,并没有从体制视角去研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把主要精力集中在研究苏东国家经济体制改革问题上。可以说,我是我国最早着手研究苏东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学者之一。这是因为一方面看到了中国“文化大革命”造成的严重后果;另一方面苏联的社会经济在不断衰退,这些都与落后的体制有关。邓小平主政后,提出了改革开放的总方针与基本政策。在这种大背景下,我下决心集中精力研究苏东国家的经济体制改革问题。从1979年到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东各国先后剧变之前,我研究的重点是总结苏东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经验教训,特别关注苏联改革遇到的阻力和难以取得进展的原因。在此基础上,对中国的经济改革提出对策建议。这期间,我提出中国经济改革应按照扩大企业自主权的思路来进行。1979年正当我国进行改革试点时,我就提出,为了扩大企业自主权,就必须解决企业计划权、正确认识指令性计划、明确企业法律地位和职工拥有管理权等重要问题。接着,我又着力研究苏联改革遇到的种种阻力,目的是为了引起国内关注。1979年我撰写的《苏联经济体制改革为何迈不开大步?》一文,由当时任中央党校副校长胡耀邦同志批示在《理论动态》上发表(1979年第171期)。后来,我根据国内改革的需要,撰写、发表了大量有关苏联改革的论著。另外,我也日益重视经济改革理论的研究。在苏东国家发生剧变后,我对苏东国家体制的研究,与斯大林——苏联体制模式对这些国家剧变的原因两者紧密联系起来。接着,我又跟踪研究原苏东国家体制转型问题,分析这些国家的转型进程、成效与问题,以及今后一个时期这些国家所面临的转型任务。我认为,这对正面临重启改革议程的中国来说,具有重要的意义。就这样,我就一步一步地进入了这一重要的研究领域,为此花了我最大的精力,我觉得是值得的。

   李建民:由于您的不懈努力,应该说在这一领域的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下面我想请您谈些重点问题。据我所知,您对斯大林体制模式形成原因有独到的看法,那就先谈谈这个问题吧!

   陆南泉:弄清楚斯大林体制模式形成原因,对认识这一体制模式的本质很重要。关于斯大林模式形成的原因,在过去很长一个时期,往往用已经形成的传统观点来加以解释,如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建立什么样的体制无先例可循;由于资本主义国家对苏联的包围,苏联是处于世界资本主义汪洋大海中的一座“孤岛”,苏联不得不用特殊的方式发展自己,壮大自己。这种观点来源于《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其实,这种看法从表面上来看,有一定的道理,但是经不起推敲。第一,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把发展重点放在解决苏俄农民—农业问题上,这是抓住了俄国问题的核心和要害。在农民占大多数、农业处于小生产占优势的自然经济国度里,社会主义建设如果不能合理地解决这一难题,就谈不上社会主义的健康发展。第二,新经济政策并不是单打一地只解决农民—农业问题。它是在解决核心问题的基础上,平衡发展国民经济。当然,这种平衡发展决不排斥适当地发展国防工业,在一段时间里,甚至加大国防工业的发展力度也是允许的。但是无论如何,不能“倒立行走”,始终把发展国防工业当做“龙头老大”。苏联的这一教训是极其沉重的,值得一切社会主义国家认真地汲取,决不要重蹈覆辙了。第三,苏联在世界上也绝不是什么“孤岛”,它有世界1/6的土地,两亿多人口,它在十月革命刚刚胜利后就打败过14国武装干涉。如果按照新经济政策思想继续进行社会主义建设,那么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壮大,苏联抵御外国入侵的实力只能是越来越强,而不是单纯地“被动挨打”——如斯大林所说的那样。

   斯大林模式的形成,决不能简单地从客观因素去研究,实际上有其复杂的原因,是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我认为,斯大林经济体制模式的形成、确立与日益巩固的原因,除了当时苏联面临的各种复杂的客观因素外,主要是以下8个紧密联系的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1)列宁虽然对军事共产主义政策作了批判性的总结与认识,但以后的领导人往往仍把它视为一种有效的政策;(2)在最高领导层对新经济政策未达成共识,斯大林过早地“把它抛弃”;(3)超高速工业化大大加速了经济集中,促使斯大林经济体制的全面建立与巩固;(4)农业全盘集体化把在国民经济中居重要地位的农业,纳入了斯大林的统制经济之中;(5)教条地对待马克思主义有关商品经济理论,坚持产品经济观,成为斯大林经济体制牢固的理论基础;(6)俄国长期实行专制制度,集权与扩张等历史传统,对斯大林建立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潜移默化地产生着影响;(7)20世纪30年代的“大清洗”是导致斯大林高度集权政治体制形成与巩固的一个极其重要因素,这一政治体制又促使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的日益巩固与发展;(8)斯大林个人品性的特点对形成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不可能不起作用。

   需要指出的是,从斯大林体制模式形成过程看,它具有明显的人为的政治斗争因素,这种模式不是唯一的选择。正如胡绳同志在总结苏联剧变的教训时指出的:“20世纪的历史经验,并不证明社会主义制度已经灭亡,但的确证明社会主义制度必须改革。在20世纪大部分时间通行的社会主义模式并不是唯一可能的模式,随着世纪的更替,新的模式正在促成社会主义的更生。”①

   李建民:如何认识斯大林社会主义体制模式的本质?

   陆南泉:随着对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研究的深入,对斯大林确立的斯大林模式本质的认识也有了很大变化,占主导地位的看法是,它是社会主义的严重变形和扭曲。普遍认为,苏联所实现的“模式”不是社会主义社会的模式,而是极权主义社会的模式。为了有利于更深刻地认识斯大林模式的主要特点,我介绍一下苏联在1989年《有关社会主义的现代概念》专题讨论会上,有些学者的相关论述。

   《消息报》政治评论员鲍文认为,需要彻底改革的斯大林模式最明显的本质特征是:

   ——在生产资料广泛、彻底公有化基础上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最大的硬性集中;

   ——社会实践划一,不考虑地方条件的多样性、群众利益的分散性以及精神、智力领域不可避免的、有益于发展的多元化;

   ——经济过程行政命令式的管理方法,忽视价值规律;注重粗放式经济增长,极力追求数量和有损于质量的标准(虽说质次仍以量大为好);

   ——明显的收缩,党和国家生活民主准则形式化,不实行公开性,抛开“下层”和党员基本群众通过重大决议;从肉体上消灭被怀疑为对“领袖”,对政治制度不规矩者;

   ——文化贫困,社会科学瘫痪,历史自我意识,自我批评衰退,为现实辩护,在意识形态上编造神话,令人苦恼的、毒害社会生活的言行不一。②

   这里不能不提到苏联学者B. 基谢廖夫的看法。他认为,斯大林模式的突出特点是:

   ——全面集中管理社会生活的所有领域,将行政命令方法与国家恐怖手段相结合,直至组织大规模镇压和建立强制性劳动的集中营;

   ——粗放和浪费的经济和政治机制,在这种机制下,完全取消了依据社会效益来评价成果;

   ——否认从前的民主化形式的价值,取消群众管理和民主制度的形式;否认自治思想,政权的神圣化直至到个人崇拜;

   ——社会生活甚至不受形式的民主程序控制;把党和国家的机关结为一体;执行机关监督选举机关;执法机关脱离法律和社会,其结果是独断专行。他接着指出:“所有这些变形的‘兵营式共产主义’的特点,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为之奋斗的自治社会主义和社会解放的理志是格格不入的。”③

   仅从上面的材料可以看到,对斯大林模式主要本质特征的看法,基本上是一致的,都认为,斯大林搞的社会主义,与马克思、恩格斯所设想的是不相同的。这表现在:从政治上说,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后,近期目标是发展民主,使无产阶级与广大劳动群众成为国家和社会的真正主人。而长远的目标是,运用无产阶级国家的权力,消灭阶级与阶级对立存在的条件,使得社会成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的“联合体”。这也是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理想。这个理想的核心是人道主义。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看来,共产主义与“真正的人道主义”是画等号的。从所有制说,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是:取代资本主义的新的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将是实现劳动者与生产资料所有权的统一,它是“联合起来的社会个人所有制”。马克思认为,这种所有制具有以下两个方面相互密切相关的本质内涵:一是劳动者集体共同占有和使用生产资料,任何个人均无权分割生产资料;二是在用于集体劳动的生产资料中,每个劳动者都享有一定的生产资料所有权。这就是“在自由联合的劳动条件下”实现劳动者与生产资料所有权相统一的具体形式。可见,不论从政治还是从经济上看,斯大林模式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设想相距甚远,它不可能到达科学社会主义的彼岸。

   李建民:与上面谈的问题相联系,请陆老师谈谈苏联剧变的根本原因。这个问题十分重要,至今存在不同看法。

   陆南泉:首先,先说一下,我用的“剧变”一词所包含的内容是:(1)列宁亲手缔造的、有93年历史和拥有1800万党员的、在苏联已执政74年之久的苏联共产党,在短短的时间被冲垮,丧失了执政党的地位;(2)存在69年之久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解体,原有的15个加盟共和国宣布独立;(3)苏联解体后宣布独立的15个加盟共和国,无一例外的宣布彻底与斯大林时期形成与发展起来的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决裂,朝着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方向的体制转型;(4)俄罗斯和其他从苏联独立出来的各共和国,不再坚持原来的社会主义作为发展方向,体制改革也不可以是对斯大林—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善与发展,而是朝着人类社会创造的共同文明和西方所认同的价值观念方向发展。

   苏联发生剧变20多年过去了。无疑它是20世纪最重大的历史事件之一,因为,这不只意味着一个超级大国崩溃,不单单标志着战后长达半个世纪之久的东西方“冷战”与苏美两极世界格局的结束,更为重要的是意味着长达近70年之久的苏联社会主义与战后出现的一大批东欧国家社会主义试验的失败。因此,这一事件比巴黎公社失败所包含的内容与提供的教训要丰富与深刻得多。这也是引起国内外关注的原因。

   中国对苏东剧变研究大体经历的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东欧开始发生剧变的时候,不少人认为,苏共是列宁创造的党,它的基础比较牢固,不至于发生剧变,但结果到1991年12月25日苏联就发生剧变。从波兰开始,一直到苏联垮台,我们一开始研究这个问题的时候,很多人认为这是西方“和平演变”的结果,是外因起主要作用。

第一阶段时间很短,很快转入第二阶段。大家认识到,外因论,即用西方国家“和平演变”来说明苏联发生剧变的根本原因,从理论上站不住脚,也跟马克思唯物主义不相符合,因为它起主要作用的肯定是内因。于是大家就从各个角度来研究苏联东欧剧变的内在原因,有的从民族问题、有的从体制问题、有的从经济问题、有的从对外霸权、外交政策等角度去研究这个问题。应该说取得了很大进展。(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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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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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历史教学问题》(沪)2015年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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