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新中国的成立,结束了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屈辱历史,开创了独立自主地缘外交的新局面。

建国初期,根据国际环境的特点和国内建设的需要,中国领导人提出了“两大阵营”和“中间地带”的地缘战略理论,奉行了“一边倒”的地缘外交政策，为维护国家的独立和安全作出了贡献。50年代中期至60年代末,中苏关系恶化,美苏竟相与我为敌,中国领导人以大无畏的英勇气概,提出了建立国际统一战线的地缘主张,捍卫了国家的主权和民族尊严。70年代国际局势激烈动荡,出现了大分化和大改组,美苏争霸也出现了苏攻美守的新态势,中国领导人及时地提出了“三个世界”划分的地缘战略理论,并制定了“一条线”的地缘外交政策,恢复和发展了中美关系,抵御了苏联霸权主义对中国安全的直接威胁。70年代末80年代初,世界形势出现了向和平与发展转变的新迹象,美苏关系也开始缓和,中国领导人提出了“和平与发展”的新理论,不失时机地调整了过去的“一条线”的地缘外交政策,充实和发展了独立自主的和平 外交方针,全面开创了新中国地缘外交的新局面,把我国地缘外交推上了新的历史时期。

一、毛泽东、周恩来和邓小平的地缘外交思想

毛泽东的地缘外交思想。毛泽东是新中国外交的奠基人,是兼革命家和战略家于一身的巨大人物。早在青年时代,他就对中华民族当时面临的地缘危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1915和1916年给友人的信中,他曾写道：“东海有岛夷,北山尽仇怨”。“日人诚我劲敌!感以纵横万里而屈于三岛,民号四万万而对此三千万者为奴,满蒙去而北边动,胡马 入中原……二十年内,非一战不足以图存。”... 这种强烈的地缘危机意识和救亡图存的信念,是促使毛泽东走上革命道路的重要动力之一。参加革命之后,他更加关心国家的危亡,立志救国救民。特别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当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时候,当国人对抗战缺乏信心的时候,毛泽东在1938年5月,撰写了《论持久战》的文章,从地缘政治的角度对交战的中日双方的基本国力进行了比较,提出了中国的抗日战争是持久战,中国必将取得最后胜利。他指出：“中日战争不是任何别的战争,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和帝国主义的日本之间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进行的一个决死的战争。全部问题的根据就在这里。”. 他认为，由于日本是一个帝国主义的强国,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弱国;日本的侵略战争是非正义的、退步的和野蛮的,中国的反侵略战争是正义的、进步的;日本是小国,中国则地大、物博、人多、兵多;日本进行的侵略战争失道寡助,中国进行的战争是得道多助的。中日双方的这些特点决定了战争的发展趋势。抗日战争是持久战,不是速决战;但日本不可能长期横行,最后胜利是中国的。 . 毛泽东的这些思想驳斥了当时流行的“速胜论”和“亡国论”的错误主张,鼓舞了抗战中的中国人民直至取得最后胜利。

抗日战争胜利后,以美苏为主宰的雅尔塔两极国际格局开始形成。针对当时的国际形势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右倾思潮,毛泽东提出了“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和“中间地带”的地缘战略理论,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直到1976年,毛泽东又不断地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和发展,以及国内工作的需要,提出和调整地缘战略理论以及地缘政策,为新中国的独立、安全和发展建立了辉煌的历史功绩。毛泽东的地缘战略理论主要包括以下4个方面：

1.“两大阵营”和“一边倒”理论。早在1925年,毛泽东就提出了对国际局势的两分法即阶级分析的观点。他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指出：“现在世界上的局面,是革命和反革命两大势力作最后斗争的局面。这两大势力竖起了两面大旗:一面是红色的革命的大旗,第三国际高举着,号召全世界一切被压迫阶级集合于其旗帜之下;一面是白色的反革命的大旗,国际联盟高举着,号召全世界一切反革命分子集合于其旗帜之下。”. 后来,在《新民主主义论》中,他坚持和发挥了这一观点。他写道:“现在的国际环境,从基本上说来,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斗争的环境,是资本主义相下没落,社会主义向上生长的环境。”“处在今天的国际环境中,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任何英雄好汉们,要就是站在帝国主义战线方面,变为世界反革命力量的一部分;要就是站在反帝国主义战线方面,变为世界革命力量的一部分。二者必居其一,其他的道路是没有的”。. 抗战胜利后,毛泽东尽管提出了“中间地带”的理论,甚至主张在两大阵营之间奉行平衡制约的外交,但由于美国政府推行扶蒋反共的政策,以及冷战的爆发和在新中国成立后美国继续采取敌视的政策,他放弃了与美改善关系的可能性,实行了“一边倒”的地缘外交总方针。1949年6月30日,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他强调：“我们在国际上是属于以苏联为首的反帝国主义战线一方面的,真正的友谊的援助只能向这一方面去找,而不能向帝国主义战线去找。”“一边倒,是孙中山的四十年经验和共产党二十八年经验教给我们的,深知欲达到胜利和巩固胜利,必须一边倒。积四十年和二十八年的经验,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我们反对倒向帝国主义一边的蒋介石反动派,我们也反对第三条道路的幻想”。. 同年九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带有临时宪法性质的《共同纲领》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联合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自由的国家和人民,首先是联合苏联、各人民民主国家和被压迫民族,站在和平民主阵营方面,共同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以保障世界的持久和平。”. “两大阵营”的地缘战略理论作为新中国建国初期的外交战略,,一直到50年代中期都是新中国地缘外交的指导思想。

2.“中间地带”理论。40年代末期,毛泽东几乎在提出“两大阵营”理论的同时,提出了“中间地带”的理论。1946年8月6日,他在会见美国记者安娜·路易丝·斯特朗时说：“美国和苏联中间隔着极其辽阔的地带,这里有欧、亚、非三洲的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美国反动派在没有压服这些国家之前,是谈不到进攻苏联的。现在美国在太平洋控制着日本、国民党统治的中国、半个朝鲜和南太平洋;它早已控制着中南美;它还想控制整个大英帝国和西欧。”. 毛泽东“中间地带”理论的意义在于：它揭穿了美国进行反苏反共战争叫嚣的实质,其直接目的是要“疯狂地进攻美国工人和民主分子,和把美国向外扩张的一切对象国都变成美国的附属物”;同时这个理论看到了相对独立与美苏两大阵营的一股中间力量的存在。十年之后即1956年的苏伊士运河危机,暴露了帝国主义阵营内部英法和美国的矛盾,毛泽东及时更新了他的“中间地带”理论,提出了“两个中间地带”的理论。他说：“从这个事件可以看出当前世界斗争的重点。当然,帝国主义国家跟社会主义国家的矛盾是很厉害的矛盾,但是,他们现在是假借反共产主义之名来争地盘。……在那里冲突的,有两类矛盾和三种力量。两类矛盾,一类是帝国主义跟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 即美国跟英国、美国跟法国的矛盾,一类是帝国主义跟被压迫民族之间的矛盾。三种力量,第一是最大的帝国主义美国,第二种是二等帝国主义英、法,第三种就是被压迫民族。 ”. 这一理论表明,美苏之外的国家都是中间地带,中间地带按经济发达与否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亚非拉广大经济落后国家,一部分是欧洲为代表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这两部分都与美苏有矛盾,随着自身力量的发展,日益成为一枝独立与美苏的力量。两个中间地带理论的提出为中国实施建立国际统一战线的外交方针提供了基础。

3.“三个世界”理论。1974年2月22日,毛泽东在与赞比亚总统卡翁达的谈话中,首次提出了他的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他说：“我看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们是第三世界。”“第三世界人口很多;整个非洲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是第三世界”。. 同年4月,邓小平在联合国第六次特别大会时,把毛泽东的“三个世界”理论正式公诸与世,引起世界各国的重视。他说：“从国际关系的变化来看,现在的世界上存在着互相联系,又互相矛盾的三个方面、三个世界。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和其他地区的发展中国家是第三世界。处于这两者之间的发达国家是第二世界”。. 毛泽东的“三个世界”理论是对其“中间地带理论”的进一步阐发和发展。这一理论超越了意识形态的界限和单纯的阶级分析方法,因此更符合当时国际地缘政治的现实,特别是美苏争霸的战略态势，对中美关系的恢复和发展,以及中国现实主义务实外交政策的制定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正如邓小平后来认为：“毛泽东同志在他晚年为我们制定的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关于中国站在第三世界一边,加强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争取第二世界国家共同反霸,并且同美国、日本建立正常外交关系的决策,是多么英明,多么富于远见。这一国际战略原则,对于团结世界人民反对霸权主义,改变世界政治力量对比,对于打破苏联了霸权主义企图在国际孤立我们的狂妄计划,改善我们的国际环境,提高我国的国际威望,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4.国际统一战线的理论。统一战线是中共在国内革命斗争中克敌制胜的三大法宝之一,是中国共产党根据革命形势和任务的需要,与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结成同盟的政策,也是我国在国际斗争中始终需要遵循的策略路线。毛泽东的国际统一战线思想是一个内容丰富、意蕴深刻的完整体系。无论是“一边倒”、“中间地带”、还是“三个世界”的地缘战略理论,都源于毛泽东的国际统一战线的思想和理论。从对敌斗争来说,统一战线就是主张：联合世界上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利用矛盾分化敌人,集中孤立和打击当前最主要的敌人。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几十年里,由于存在明显的敌国,我们大部分时间明确地在组织国际统一战线。但在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的国际环境下,对于打击和联合的对象有所调整。在建国初期和50年代,毛泽东认为美帝国主义是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主要敌人,因此“在国际上,我们必须和一切爱好和平自由的国家和人民团结在一起,首先是和苏联及各新民主国家团结在一起,使我们的保障人民革命胜利成果和反对内外敌人复辟阴谋的斗争不致于处于孤立地位”。“为了战胜帝国主义的反动统治,必须结成广泛的统一战线,必须团结不包括敌人在内的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继续进行艰巨的斗争”。“全国和全世界的人民团结起来,进行充分的准备,打败美帝国主义的任何挑衅”。. 60年代,中苏交恶,美苏既争夺又勾结,毛泽东提出在全世界范围内建立反帝、反霸统一战线的的外交方针,但侧重点在反帝,以美国为主,苏联为次。70年代以后,美苏争霸态势发生变化,苏攻美守,苏联还成为威胁我国国家安全的最大敌人。于是毛泽东提出“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和“一条线”的战略,建立广泛的国际反霸统一战线,遏制苏联霸权主义的扩张。毛泽东指出：“两霸中我们总要争取一霸,不两面作战”。“两个超级大国之间可以利用矛盾,这就是我们的政策 。”1972年,毛泽东还对基辛格讲：“要搞一条横线,就是纬度,美国、日本、中国、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欧洲”，共同对付苏联霸权主义。 80年代初以后,国际形势发生变化,邓小平调整了毛泽东的“一条线”战略,提出奉行不与大国结盟或建立战略关系的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这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只要国际上还存在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毛泽东的国际统一战线思想就没有过时。

毛泽东的地缘战略理论,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战略和策略在国际领域的运用和发展。他的这些理论从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出发,基本上是符合当时的国际政治现实和我国外交斗争需要的,为维护国家的独立、主权和安全，拓展我国的国际生存空间、提高我国的国际地位以及发展我国人民与世界各国人民的友好与合作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但是由于历史的局限和国际环境的相对严酷,毛泽东的地缘战略理论带有较重的意识形态色彩,特别是在60年代,他提出推进世界革命的主张,偏离了我国外交的中心任务,是一个失误。所幸毛泽东很快改正了自己的错误,在70年代提出“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亲自打开了中美关系的大门,改善了我国的地缘处境,为后来中、美、苏大三角关系的形成做了准备。

周恩来的地缘外交思想。周恩来是一位举世公认的杰出外交家,是新中国外交的创始人和奠基者。在担任国务院总理主持外交工作的26年中（兼外交部长8年）,他同毛泽东一起,运筹帷幄,破旧立新,从根本上结束了旧中国的屈辱外交,创建了新中国独立自主的新型外交。他以决策人、指挥者和实践家三位一体的身份,以异呼寻常的精力、才能和智慧,为新中国的外交事业作出了最全面、最杰出的贡献。

周恩来的地缘外交思想在战略上是来源于毛泽东的,在战术上则有独立的创造和发挥,实际构成了自己的独特体系。他的地缘外交思想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外交须坚持中华民族独立自主基本立场的思想。当周恩来还是一名小学生的时候,他就响亮地发出了“为了中华之崛起”的时代强音。新中国的成立,结束了旧中国“弱国无外交”的屈辱历史,但外交仍须坚持中华民族独立自主的基本立场。据说有一次一位外国记者曾问他,作为一个中国共产党人,他首先是一个中国人还是首先是一个共产党人。周恩来回答说：“我首先是一个中国人,其次才是一个共产党人”。. 建国初期,他多次讲：“中国的反动分子在外交上一贯是神经衰弱怕帝国主义的。清朝的西太后,北洋政府的袁世凯,国民党的蒋介石,哪一个不是跪在地上办外交呢?中国一百年来的外交史是一部屈辱的外交史。我们不学他们。我们不要被动、怯懦,而要认清帝国主义的本质,要有独立的精神,要争取主动,没有畏惧,要有信心。”.

2.争取和平国际环境的思想。争取相对和平的国际环境,是新中国外交的一个重要目标。因为中国当时还是一个经济文化上比较落后的国家,为了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我们还需要几十年的努力,还“需要一个和平环境来建设自己的国家”。但是有无可能争取到一个相对和平的国际环境呢?周认为：“今天国际上的主要矛盾是战争与和平问题,”朝鲜战争的结束,表明“如果新战争能够被推迟,也可能被制止。”1957年3月,他还指出：“世界总的趋势是走向和缓、走向进步的。”尽管“人们仍然不能忽视战争威胁的存在”,但“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已经越来越不得人心,而和平和民主的力量却日益壮大和巩固”,因此我国争取相对和平的国际环境是可能的。.

3.睦邻外交思想。争取和平国际环境的一个基本方面,就是争取和平的周边环境。为此,周恩来提出了一系列睦邻外交思想。1953年,在中印关于西藏问题的谈判中,周提出：“两个大国之间,特别是象中印这样两个接壤的大国之间,一定会有某些问题。 ”但只要根据“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和和平共处”的原则, . 任何业已成熟的悬而未决的问题都可以得到解决。印度方面表示同意周的意见。于是就诞生了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著名的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翌年6月,周恩来访问印度和缅甸。在中印、中缅两个声明中,中印和中缅共同倡导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具体内容与前略有变动）。1956年,波匈事件以后,周恩来又进一步认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不仅适用于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而且适用于社会制度相同的国家。在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之后,周在1955年4月的万隆会议上,又提出了另一个著名的国际关系准则即“求同存异”的原则。他说：“我们应该承认,在亚非国家中是存在有不同的思想意识和社会制度的,但这并不妨碍我们求同和团结。”“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同而不是来立异的。在我们中间有无求同的基础呢?有的。那就是亚非绝大多数国家和人民自近代以来都曾经受着殖民主义所造成的灾难和痛苦。这是我们大家都承认的。从解除殖民主义痛苦和灾难中找共同基础,我们就很容易互相了解和尊重、互相同情和支持,而不是互相疑虑和恐惧互相排斥和对立。”. “求同存异”原则的提出,保证了万隆会议的顺利举行,促进了中国与亚非国家的友谊和合作。对于由于历史原因,存在于中国和周围邻国间的遗留的边界问题和其他问题,周恩来主张采取“和平协商、公平合理”方针加以解决。他指出：谋求解决同邻国之间存在的问题,目的是安定四邻,缓和紧张,便于建设,因此只能用和平方式解决问题,诉诸武力是违背我们的和平政策的。. 本着这种方针,中国和缅甸在1960年签署了第一个边界条约和《中缅友好和互不侵犯条约》。随后中国先后又与尼泊尔、蒙古、巴基斯坦、阿富汗签定了边界条约,为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存提供了范例。华侨双重国籍问题也是影响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的一个历史遗留问题。对此,周恩来提出：解决华侨双重国籍问题,重点应鼓励华侨自愿选择所在国的国籍。根据这个精神,中国在1955年4月与印度尼西亚签定了一个《中国和印尼关于双重国籍的条约》,作出了华侨根据自愿原则在两国国籍中选择一个国籍的规定,从而显示了中国与周围国家和平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及发展睦邻关系的诚意和决心。除了用实际行动推进睦邻友好关系以外，周恩来还针对不少国家担心“中国威胁”,耐心地向亚洲国家领导人作解释说：“我们不会侵略别人,我们宪法规定了我们的和平外交方针,中国人民也不允许我们违背这个方针去侵略别人。近百年来,中国人民受罪受够了,我们不愿意把这种痛苦加在别人身上。我们……希望亚洲各国能够和平共处,恢复正常关系,这对世界和平是有好处的”。“我们的邻邦泰国和菲律宾对中国存在着恐惧。对我们不了解的人,我们是容许他怀疑的。……我向他们保证,中国决不向他们的国家进行任何侵略和威胁”。周还强调：“一个在从事和平建设、愿意同世界各国友好、国内各民族平等、人民享受民主的国家,是不可能产生殖民主义和侵略思想的,因为被制度和政策限制住了”。“我们不但有了国内的制度,而且主张在国际上建立一种制度,那就是各国和平共处,互相监督,国际间一切争端通过和平协商解决而不用武力”。“中国强大以后,也要同各国和平共处,互相帮助。如果我们的后代在这方面犯了错误,外国朋友可以指责他们做了他们的前人所不愿做的事”。.

4.亚洲的事情应当由亚洲人民自己处理的思想。1950年3月18日 ,周恩来在驳斥美国国务卿艾奇逊的一篇关于亚洲的演说时,提出了“亚洲人民自己的事情,应当由亚洲人民自己来处理”的思想。近代以来,亚洲受到西方殖民主义的征服和欺凌,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亚洲国家及其内部的不团结,使得西方殖民主义者得以实施“分而治之”和“亚洲人打亚洲人”的策略。历史的教训值得吸取。二战以后,美国以反共为名,在亚洲组织马尼拉条约组织和巴格达条约组织,企图重施老殖民主义的故技,分裂亚洲。周认为,亚洲国家应当克服他们的分歧和争端,因为这些分歧和争端都是或几乎都是“殖民主义在长时期内实行‘分而治’的政策造成的,或者也是他们的这种政策所扩大化了的”,亚洲国家之间所有悬而未决的问题,都应该“通过和平协商的途径,得到公平合理的解决,而决不应该让任何分歧和争端妨碍我们的团结”。周恩来提出“亚洲人民的事情应当由亚洲人民自己处理”的思想,其核心是反对外来干涉,特别是美国的干涉。他说：我代表亚洲最大的国家及其人民告诉美国，“亚洲人民自己的事情,应当由亚洲人民自己来处理,而无论在什么时候,也不应当由太平洋彼岸的美国帝国主义者……来加以干涉”。周恩来的这个思想预示了古老亚洲的觉醒,以及亚洲地区主义的先声。.

5.人民外交思想。新中国成立以后,为了打破西方帝国主义的封锁和遏制,周恩来提出了“人民外交”的思想。他认为:“外交是通过国家和国家的关系这个形式来进行的,但落脚点还是在影响和争取人民,这是辨证的”。. 新中国外交的实质是人民外交,为了推动中国与世界各国的友好及合作，特别是与未建交国家的关系,周恩来在建国初就制定了“民间先行、以民促官”人民外交方针。70年代,他又进一步提出“官民并举、相辅相成”方针,开创了新中国人民外交的新局面。周恩来的人民外交思想在我国地缘外交史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它首先被运用于对日关系,后来于对美关系以及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关系之中。例如,对于如何开展中日关系?周恩来认为，应采取积累和渐进的方式推进中日邦交。“先从中日两国人民进行国民外交,再从国民外交发展到半官方外交,这样来突破美国对日本的控制”。中日“两国外交关系的恢复,需要两国政府的努力,但也需要两国人民的推动”,“我看,就照国民外交的方式做下去,日本团体来得更多,我们的团体也多去,把两国间要做的事情都做了,最后只剩下两国外交部长签字,在也很省事,这是很好的方式 。”. 后来中日两国邦交的正常化大体按照周恩来的设想，经历了“民间先行、以民促官”,“民间来往、官方挂钩,”“以党促政、政经挂钩”等几个阶段，在1972年终于顺利实现。

周恩来的地缘外交思想,是植根于中华民族传统和立场的现实主义外交思想。他的许多杰出思想不但在过去,而且在现在都具有指导意义。正如钱其琛同志指出：周恩来的外交思想,探讨并回答了新中国和战后国际关系中遇到的几乎所有重大问题,有力指导了当时我国的实际工作,为新中国政策及外交学奠定了基础,形成了总体框架。不仅如此,也为80年代我国外交政策的调整提供了依据。.

邓小平的地缘外交思想。邓小平是中共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是在第一代和第三代领导人之间起承上启下作用的人物。他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周恩来的地缘外交思想，提出了具有中国特色又具有时代特点的地缘外交理论,为新时期中国外交的调整和外交新局面的全面开创提供了巨大的指导。邓小平的地缘外交思想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1.和平与发展的理论。70年代末80年代初,邓小平通过对世界形势的深入观察和对人类社会发展阶段的全面研究,从全球战略的高度提出了“和平和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的著名论断。1984年5月在会见南美贵宾时,他说到：“世界上最根本的问题有两个：一个是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另一个是南北问题。”.. 翌年,在会见日本客人时,他不仅明确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两大问题的观点,而且用地理概念对此做了概括。他指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是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 邓小平的和平与发展的理论,对于新时期中国外交具有极大的指导意义。首先他改变了对国际形势的判断,指出了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超过了战争力量的增长,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这就为把全国工作重点（包括外交工作）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提出了客观科学的根据。邓小平指出：“过去我们的观点一直是战争不可避免,而且迫在眉睫。我们好多的决策,包括一、二、三线的建设布局,‘山、散、洞’的方针在内,都是从这个观点出发的。”“在几年我们仔细地观察了形势,”“得出结论,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 其次,这个理论为确定我国外交的总目标和总任务提供了理论基石。邓小平指出,中国外交总目标和总任务就是谋求和平与发展。“我们搞的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不断发展生产力的社会主义,是主张和平的社会主义。只有不断发展社会生产力,国家才能一步步富强起来,人民生活才能一步步改善。只有争取到和平的环境,才能比较顺利地发展”。外交工作必须为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我国外交的主要目标：一是反对霸权主义 ,维护世界和平;二是增进国际合作,促进共同发展。 ”.

2.独立自主理论。独立自主是指一个国家的主权是独立的,不允许任何外来的干涉和侵犯。独立自主的理论原是毛泽东在抗日战争时期首先提出来的，主要指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要坚持独立自主原则，既统一,又独立。后来被我党应用于处理与外国党的关系以及与外国的关系中。在新中国47年的外交实践中,我们都是坚持独立自主原则的。80年代初,邓小平重新提出并强调独立自主原则，有他的新意。这就是改变了毛泽东的“一条线”战略,坚持独立自主,不同任何大国结盟或建立战略关系,对于一切国际事务,都从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根据问题本身的是非曲折决定我们的态度和对策。正如邓小平指出：“过去有一段时间,针对苏联霸权主义的威胁,我们搞了‘一条线’的战略,就是从日本到欧洲一直到美国这样的‘一条线’。现在我们改变了这个战略,这是一个重大的转变。”“我们奉行独立自主的正确的外交路线和对外政策,高举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旗帜,坚定地站在和平力量一边,谁搞霸权主义就反对谁,谁搞战争就反对谁。”“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做他们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我国利益的苦果”。.

3.全方位对外开放理论。对外开放是邓小平为中国制定的一项基本国策,是一项长期的政策。在制定对外开放的政策时,他还主张实行全方位的对外开放。邓小平指出：“对外开放,我们还有一些人没有弄清楚,以为只是对西方开放,其实我们是三个方面的开放。一个是对西方国家的开放,我们吸收外资、引进技术等等主要从那里来。一个是对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开放,这也是一个方面。国家关系即使不能够正常化,但是可以交往,如做生意呀,搞技术合作呀,甚至于合资经营呀,技术改造呀,一百五十个项目的技术改造,他们可以出力嘛。还有一个是对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开放,这些国家都有自己的特点和长处,这里有很多文章可以做。所以,对外开放是三个方面,不是一个方面 ”。. 对外开放除了在地缘上的全方位，在内容和形式上也是多方面的，不仅包括物质文明建设,而且包括精神文明建设。正如邓小平多次指出：“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一切反映现代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的经营方式、管理方法。”. ,开放政策不会导致资本主义，只能增强我们自力更生的能力。

4.“一国两制”理论。由于历史原因,中国与世界上的一些国家存在地理矛盾或历史遗留问题，如中英之间的香港问题,中美之间的台湾问题等等。如何解决?邓小平从世界和平的利益出发,创造性地提出了“一国两制”的解决方案。1978年底,他在考虑台湾问题时讲到：“中国有香港、台湾问题,解决这一问题的出路,只有实行一个国家两种制度”。后来他又说：“世界上有许多争端,总要找个解决问题的出路。我多年来有个想法,用什么方法解决这种问题,不用战争手段,用和平方式。我们提出的大陆与台湾统一的方式是合情合理的。统一后,台湾仍搞它的资本主义,大陆搞社会主义,但是是一个统一的中国。一个中国,两种制度。香港问题也是这样,一个中国,两种制度。……世界上的许多争端用这种办法解决,我认为是可取的 ”。. 在邓小平“一国两制”理论的指导下,中国政府于1982年开始与英国谈判香港问题,并于1984年签署了《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规定从1997年起,中国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随后中国与葡萄牙就澳门问题也达成了协议，规定自1999年起澳门主权归还中国。中国保证香港、澳门两个地区的社会制度50年不变。

5.睦邻友好理论。睦邻友好的主张是毛泽东、周恩来提出来的,也是中国政府一贯坚持的。但是在某些时期,由于极左路线的干扰,没有得到很好地实行。邓小平继承和发展了毛、周的睦邻外交思想,提出了睦邻友好的理论。邓小平睦邻友好理论的基本出发点,是要为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和周边环境。这与毛泽东团结反帝的睦邻外交思想是不同的。邓小平多次指出：“中国希望世界和平、地区和平,特别希望同亚洲国家发展友好关系,成为更好的朋友,这不是权宜之计,而是长期的战略决策”。. 为了促进中国与周围邻国的友好关系，邓小平还提出了解决我国与邻国历史遗留问题和争议问题的新思路。对于边界问题,他主张通过和平协商、互谅互让、合情合理地加以解决。例如,在1979年2月，他曾对印度客人讲：“我们两国的边界问题,可以通过和平协商来解决”。后来又说：“对于中印之间的边界问题,中国主张互谅互让,合情合理地解决。”。.. 对于领土主权的争议问题,邓小平则主张可以采取搁置主权、共同开发的新办法。1984年他提出：“有些国际上的领土争端,可以先不谈主权问题,先进行共同开发。这样的问题要从尊重现实出发,找条新路子解决”。. 例如中日钓鱼岛问题,中国与某些东南亚国家之间的南沙群岛问题，都可以避开主权问题,共同开发。“这就可以消除多年积累下来的问题……世界上这类的国际争端还不少。我们中国人是主张和平的,希望用和平方式解决争端……‘一国两制’,‘共同开发’。同我谈话的外宾,说这是一个新的思想,很有意思。” .

邓小平的地缘外交理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周恩来的地缘外交思想,总结历史,正视现实,立足中国,放眼世界,在准确把握时代特征,科学冷静地认识我国面临的机遇和挑战的基础上,确定了我国新时期的国际战略和外交路线,开创了我国外交的崭新局面，使我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和影响不断增强。

二、新中国地缘的政治和地缘外交及其得失

新中国地缘政治形势概述。 新中国成立后的40多年,特别是前30年,中国所面临的地缘政治形势仍然是十分严峻的。50-60年代,美国对中国采取敌视政策,表现为政治上孤立、经济上封锁和军事上威胁。当时美国从朝鲜、台湾和越南三面包围中国,拼凑起“新月形”包围圈，甚至在东北面和南面把战火烧到了中国的家门口。1950年6月,美国发动侵略朝鲜的战争,并企图以朝鲜为跳板侵略中国。后来美国又卷入了越南战争,严重威胁到我国的生存和安全。60年代,美国对我国的威胁依然存在,1965年,美国派遣地面部队进入越南南方,把对越战争从“特种战争”升级到“局部战争”，并扬言对我开战。苏联则与美国相勾结，在核武器等许多问题上卡中国,同时我国与一些亚洲国家也发生了纠纷和边界冲突,

1962年,中印爆发边界战争,1965年,印尼发生“九·三0事件”，中国与缅甸、尼泊尔、斯里兰卡等国也发生了龃龉。一时形成所谓“帝、修、反”反华大合唱的局面。当时中国领导人不仅对美国的可能入侵,而且对美苏联合入侵中国都做了准备。1965年9月29日,陈毅在中外记者招待会上公开宣称：“如果美帝国主义决心要把侵略战争强加于我们,那就欢迎他们早点来,欢迎他们明天就来。让印度反动派、美帝国主义者、日本军国主义者也跟他们一起来吧。让现代修正主义者也在北面配合他们吧。最后我们还是会胜利的。伟大的苏联人民和苏联共产党不会准许他们的领导做出这样的决定”。 这一宣告,是根据毛泽东的思想,即把事情放在最坏的估计上,极而言之,四面八方的反动派都来进攻中国,中国人民也有这样的胆量和志气来对付。60年代末至70年代,苏联取代美国成为中国国家安全的主要和直接的威胁。它不仅在我边境陈兵百万，挑起流血冲突,并派兵进驻蒙古,而且从北、西、南三个方向包围中国。1969年,苏联当局在中苏边境制造了珍宝岛流血事件;1978年,苏联支持越南地区霸权主义反华排华,并支持越南侵略柬埔寨;1979年,苏联又亲自出兵阿富汗,妄图拼凑南北夹击态势的“钳形” 包围圈。1969年,苏联甚至向美国试探袭击中国核基地的可能性。据美国人回忆，苏联在1969-1970年苏美限制战略核武器会谈中,曾向美国建议：联合对付“来自一个拥有核武器的第三国的挑衅性进攻问题”,后为美国婉拒。. 对于苏联的核威胁,中国政府在1969年10月7日采取了严正立场，声明表示中国决不会被战争威胁,包括核战争威胁所吓倒。“如果一小撮战争狂人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袭击中国的战略要地,那就是战争,那就是侵略,七亿中国人民就要奋起抵抗,用革命战争消灭侵略战争。” 在这种严酷的地缘形势下,中国人民被迫生活在受包围的缺乏安全感的环境之中，因此就不得不始终把维护国家的主权、独立、生存和安全，作为外交政策的首要目标。直到80年代以后,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今世界的主题,东西方关系走向缓和，中国的地缘形势才有了根本的改善。1972年中国与美国恢复和发展了正常的关系。1989年,戈尔巴乔夫访华,中苏举行最高级会晤,中苏关系终于实现了正常化。1991年,苏联解体,对中国最大的来自北方的威胁消失了。现在我国的周边安定,是建国以来最好的时期。

新中国地缘外交的总评价。新中国前30年的地缘形势和后10多年的地缘形势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这种情况从客观上看是国际格局变动所造成的,从主观上看就不能不与新中国地缘外交的得失有关了。韩念龙同志主编的《当代中国外交》在总结中华人民共和国前30年的外交得失时曾写到：中国外交在毛泽东、周恩来和邓小平等人亲自领导下,经过30 多年的实践,经受了严峻的考验,取得了伟大的成就。他顶住了超级大国的压力,维护了国家的独立、主权和尊严；他倡导和坚持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同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建立了日益密切、日益广泛的友好合作关系,,开展了经济、贸易、文化往来,为建立新型的国际关系树立了光辉的范例；他遵循国际主义原则,对世界人民反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捍卫世界和平,加速经济建设,促进人类进步事业,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他为祖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赢得了越来越有利的国际环境。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30几年间,世界局势动荡,各种矛盾错综复杂,很难对每一重大国际事件都能及时地作出正确判断,加之国内出现的“左”的错误对外交工作的干扰,新中国的外交难免有过一些错误,值得引以为鉴。 但同取得的伟大成就相比,显然是次要的。但是从地缘外交的角度如何评价新中国47年的外交得失呢？也基本上可以《当代中国外交》一书的归纳为依据，其主要成就在于：

1.它结束了旧中国的屈辱外交,全面开创了独立自主外交的新局面。旧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尽管在形式上保持了国家的独立,但在实际上他依附于帝国主义,谈不上独立;他同帝国主义列强签定了许多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屈从于外国,也谈不上自主。因此,从前清到北洋军阀,到蒋介石的国民政府,都是跪在地上办外交的。解放后,中国人民站立起来了。新中国不仅废除了近百年来旧政府与外国签定的一切不平等条约，扫除了帝国主义在华的一切特权,不承认国民党政府同外国建立的外交关系,“另起炉灶”,从而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面前取得了独立自主的地位；而且在与社会主义大国的关系中,也是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的。例如,在50年代中期,当苏联提出要与中国搞联合舰队和建立长波电台并企图控制中国时,中国领导人断然加以拒绝。毛泽东讲：“他（赫鲁晓夫）想与我们组建一支联合舰队,想控制沿海,封锁我们。”毛还对苏联驻华大使强调：“要讲政治条件,连半个指头也不行,”“你们可以说我是民族主义,”“如果你们这样说,我就可以说,你们把俄国的民族主义扩大到了中国的海岸”。.

. 独立自主的原则反映在新中国地缘外交的不同时期,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如建国初期，我们奉行“一边倒”政策,联苏反美;60年代,既反苏又反美但以反美为主；70年代,我们联美反苏,恢复和发展了同美国的关系；80年代,我们又提出不与超级大国结盟或建立战略关系，实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等,从而全面地开创了独立自主外交的崭新局面。

2.它从根本上缓解和消除了近代以来中国地缘政治的危机,争取到了越来越有利的和平周边环境和国际环境。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列强侵略中国,使中国变成了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社会,同时开始了中国近一个多世纪的地缘政治危机。这种地缘危机随着帝国主义的不断侵略而不断加深。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尽管国际环境仍很残酷,但中国人民重新取得了独立和自主,中国的地缘危机形成的一个内部原因消失了,地缘危机从根本上缓解了。同时中国政府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灵活地推行结盟和不结盟的外交,抵御主要敌人的威胁,保证了国家的独立和安全。1991年,苏联解体,来自北方的对中国长达几个世纪的最大威胁得以消弭。冷战结束以后,中国执行“稳定周边、立足亚太、走向世界”的地缘战略，并遵循睦邻友好的既定方针,积极发展了与亚洲国家特别是邻国的关系,创造了和平良好的周边环境。目前我国与亚洲所有国家都实现了关系正常化。中国同朝鲜、巴基斯坦、孟加拉、尼泊尔、缅甸、蒙古等友好邻邦的传统友谊进一步加强。同印度支拉特别是越南的关系实现了正常化。同老挝、俄罗斯、独联体诸邻国签定了边界协定,解决了长期悬而未决的边界问题。我国同印度尼西亚恢复了中断23年的外交关系,同新加坡、文莱建立了外交关系，从而使我国与东盟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进入了崭新阶段。1992年我国还同韩国结束了持续40年的隔绝状态,建立了正式的外交关系。今天环顾四邻,从东到西,从南到北,在我国的毗邻地区,一个相对稳定的周边环境已经形成,我国同所有邻国都建立了全面睦邻友好合作关系，我们完全可以说,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好的时期。

稳定周边、立足亚太,就可以走向世界,争取更加有利的和平国际环境。在邓小平同志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指引下,我国政府在苏东剧变以后,坚持“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善于守拙、韬光养晦、决不当头、抓住机遇、有所作为 ”的32字方针，采取原则坚定,策略灵活;利用矛盾，各个击破,广交朋友,拓宽外交；和睦周边,打破制裁的对策,外交战线取得了突出的成绩,为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赢得了更加有利的国际环境。目前我国已经同世界上160多个国家建立了正式的外交关系,同世界上200个国家和地区进行了经济贸易和文化往来。我们的朋友遍天下。

3.它改变了旧中国的“弱国”形象,塑造了政治大国的形象,极大地提高了中国的国家地位和影响。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在国际上是一个弱国的形象，被外国人看不起。美国人甘露德在1923年写书骂中国人是劣等民族,甚至应予消灭。在抗战时期,中国曾经被美国人扶植为4强之一,但仍然受强国欺负，雅尔塔协定就是大国强权政治的产物。解放后,中国恢复了独立和统一,外国人开始对我另眼相看，不敢再欺负我们了。50-70年代,中国在国际上塑造了一个“弱国不弱”的形象。尽管事实上我国的国力仍然落后,但中国领导人的意志力和战略眼光以及外交技巧,弥补了国力的不足,中国获得了远远超出其物质力量水平所能提供的国际地位及影响。正如一位美国学者写到：“中国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中国周边没有一个国家敢轻视中国的军事力量,而不严肃地考虑与中国对抗的后果……就连超级大国也对中国的军事实力投去不怀好义意但却是真实的尊敬 ”。. 这种情形的发生，固然由于中国是有一些力量的,但更多的是中国领导人的卓越领导能力。中国“弱国”形象的改变,是新中国独立自主外交的重大胜利。对此,邓小平曾明确表示：“鸦片战争以来的一个多世纪里,外国人看不起中国人,侮辱中国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改变了中国的形象。中国今天的形象不是晚清政府,不是北洋军阀,也不是蒋氏父子创造出来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改变了中国的形象”。. 70年代末80年代初,邓小平继承和发展毛泽东、周恩来的大国平衡战略,根据新的国际形势,提出了不结盟的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使国际上出现了中美苏大三角的特殊格局,进一步突出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邓小平曾明确指出：在大三角中,中国这一角的力量还很单薄,我们算一个大国,这个大国又是个小国。. 但是,中国毕竟块头大,领导人又不信邪,就是能坚持独立自主。在大三角中,美苏矛盾是主要的,但中国有重要的战略平衡作用,美苏都想拉中国。这使中国占据了有利的主动的位置,可以发挥四两拨千斤的作用。

1978年以后,随着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中国的综合国力有了很大的增长。1995年,我国国民生产总值达到5.76万元。在1988年比1980年翻一番的基础上,1995年比1988年又翻了一番。1979-1990年,我国国民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率为8.7%,1988-1995年为12%。这种增长速度不仅远远超过了改革前26年年均的增长水平,而且在世界上也是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目前我国综合国力居世界第6位。中国的崛起已是当今世界无法否认的现实。当然,中国的发展决不会威胁其他国家，因为中国是和平的力量，“从政治角度来说,中国的发展对世界、对亚太地区的和平和稳定都是有利的”。.

在充分肯定新中国地缘外交取得伟大成就的同时,也应该看到新中国的地缘外交特别是前30的地缘外交，由于国际国内的多种原因,曾经发生了一些失误。总起来说，可能有3个方面：

1.某些时候未能正确处理好国家利益和意识形态的关系。国家利益决定着主权国家对外政策的总方向,通常指一国维护其生存和发展的条件的总和。国家利益包括生存和安全利益、经济利益和意识形态利益等。但是在不同时期,各国国家利益的核心内容是有所不同的。在50-70年代,中国国家利益的核心内容是生存和安全利益,其次是经济利益,再次是意识形态利益。因为当时存在威胁我国安全的明显敌国,先是美国,后是苏联，所以把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安全作为我国对外政策的首要目标是完全必要的。但是从长远的国家利益看，经济利益即使国家现代化,从而争取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是新中国应当着重考虑的问题。遗憾的是在50-60年代,意识形态的考虑一度占了上风。例如在处理中苏关系时,毛泽东的意识形态考虑是比较重的。1957年尽管中苏两党已经不和,但在莫斯科共产党工人党会议上,他仍然强调要以苏联为首,引起南斯拉夫和波兰等小党的不满。与南斯拉夫关系的破裂,则纯粹是意识形态的原因。后来中苏两党发生意识形态的大论战，目的也是要争意识形态的正统，反对苏联大国主义是次要的。大论战耗费了我国领导人的许多精力,并为中苏关系的最终破裂和国内左倾路线的发展铺平了道路。实际上在60年代初,刘少奇和邓小平曾力主恢复与苏联的条约关系,以保卫中国免受美国袭扰。 但毛泽东坚决拒绝,相反采取了四面树敌的政策。同时在过去实行“一边倒”和“一条线”战略时,也曾出现过以美划线和以苏划线的问题,一度影响了中国与美或苏友好国家的关系,人为地缩小了中国外交的活动空间。因此邓小平同志多次讲,国家之间的关系要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而不能以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异同论亲疏、好恶。

2.在战争、和平和革命问题上曾出现了错误判断,造成在国际上四面出击，四面树敌,给我国地缘外交带来了损害。在60年代,我国领导人主要是毛泽东,在战争、和平和革命问题上,出现了错误判断。他认为“世界大战不可避免”，战争引起革命,革命制止战争,因此要立足于早打、大打。甚至认为原子弹也是纸老虎,仗打起来,全世界死亡一半人也不要紧。1957年,毛说：战争打起来,“极而言之,死掉一半人,还有一半人,帝国主义打平了,全世界社会主义化了,在过几年,又会有二十七亿,一定还要多”。. 对于革命形势的估计,他认为是“东风压倒西风,……社会主义的力量对于帝国主义的力量占了压倒的优势”。. 1962年,毛还说：“从现在起,50年内外到100年内外是世界社会制度彻底变化的伟大时代,是翻天覆地的时代,是过去任何一个历史时代都不能比拟的。处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必须准备进行同过去时代的斗争形式有着许多不同特点的伟大的斗争”。. 1965年1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提出，在中国对外工作方面,要为“世界革命、人类进步和世界和平的伟大事业作出更多的贡献”。同年9月3日,林彪写了《人民战争胜利万岁》一文,号召亚非拉国家人民进行中国式的人民战争,社会主义国家将予以支持。1970年5月20日,毛泽东在“五·二0”声明中又提出：“目前,在世界范围内,正出现一个反对美帝国主义斗争的新高潮。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依然存在,各国人民必须有所准备,但是,当前世界的主要倾向是革命”。 毛的这个声明当时就引起亚洲国家的不安。周恩来在同年11月13日与巴基斯坦总统谈话时,不得不对此做了解释。周恩来认为,毛泽东讲的革命是广义的。而且革命要靠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不能靠别人。中国反对输出革命。. 但在毛泽东世界革命理论的指导下,60年代我国的外交工作一度十分被动。中国一些驻外使馆和涉外人员,在当地滥发毛主席像章和语录,到处煽风点火,引起驻在国的疑虑和不安。中国与一些邻国如尼泊尔、朝鲜等关系紧张。文革开始以后,受极左路线影响,中国外交几乎失控。在文革开始的第一年,中国就与同我建交和半建交的40多国中的30多国发生了外交纠纷,其中有些显然是中方处置不当引起的。1967年还发生了“三砸一烧”（即砸印度、缅甸、印尼驻华使馆和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的严重违反外交公法的事件。这就使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形象受到了损害。幸好从1968年起,毛泽东和党中央开始有步骤地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逐步消除外交上的某些不正常状态。到60年代末,中国的外交又重新走上了正常发展的轨道。

3.对外援助上存在着不实事求是、量力而行的失误。对外援助是国家外交政策的一部分，也是地缘外交必须考虑的问题。例如中国50-60年代对朝鲜和越南的经济和军事援助,曾起了巩固周边国家,保卫我国安全,抵御美国霸权主义的作用。对其他第三世界国家的援助也起了团结第三世界联合反霸,以及扩大我国国际影响、提高我国国际地位,争取国际人心,配合我外交斗争,推动我国与许多第三世界国家建立友好关系的作用。例如我国1971年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就曾得到非洲26国的支持。因此毛泽东讲：“是非洲黑人朋友把我们抬进去的”。 但是在对外援助问题上也存在片面强调尽国际主义义务,不实事求是、量力而行的错误。60年代搞得比较大。1967-1970,年均外援额为20亿元人民币。1967年为19.94亿元人民币,占国家财政支出的4.5%。1968年增加为22.4亿元人民币。1969年为20.1亿元人民币,占当年国家财政支出的3.8%。1970年,外援额猛增到53.68亿元人民币，其中无偿援助为23.34亿人民币,占45%强。1971年,在毛泽东发表增加对巴基斯坦援助的讲话后，外援额加码,对外承担援助额达到69.77亿元人民币,为建国后最高峰,占我国财政支出的6%。1970-1974,我国对非洲的援助为美国对非援助的49%。在我国对外援助的国家中,朝鲜和越南是重点。例如在1970年8月和10月,曾分别给朝鲜6亿元无偿军援,7.14亿元无息贷款。对越南的援助更多。从1950-1978年,中国援越总数超过200亿人民币,占我国外援总额的41%。.这样大的外援规模,是超出我国的国力水平的。因此它不仅影响了我国的国内建设,也使受援国形成了对中国的依赖。到后来,不给援助就反目成仇。越南、阿尔巴利亚是两个最明显的例子。从70年代中期,我国开始调整外援政策。1975年,外援额仅占我国财政支出的2.5%,1979年更降至0.82%。

新中国地缘外交的若干重大举措及其得失。在对新中国地缘外交的得失作出总体评价的基础上,笔者拟对我国地缘外交的一些重大举措及其得失提出看法。这些地缘外交的重大举措是：

1.“一边倒”战略。“一边倒”是新中国制定的第一个地缘外交战略和政策。这个政策的提出有几个原因。首先,从当时的国际环境来看,国际上存在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和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的尖锐对峙和冷战斗争。中国要在两大阵营之间采取中间路线是十分困难的。所以毛泽东1956年讲：“中国苏联靠拢在一起,这个方针是正确的,但现在还有人在怀疑这个方针,说不要 靠在一起,并认为可以采取中间立场,站在美国与苏联之间,做个桥梁。我们认为站在中间这个立场并不好,对民族是不利的。”. 其次,美国和苏联与新中国关系的实际状况,决定了中国只能与苏联站在一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美国对新中国持敌视态度,不仅拒绝承认我国,阻挠我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而且对我实行经济封锁和军事包围,妄图把新中国扼死在摇篮里。相反,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承认我国并与我互派大使的国家,苏共与中共存在共同的意识形态。所以毛讲：“我们提出‘一边倒’,是意味着在政治上必须同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团结起来,同社会主义国家站在一边,不能一脚跨在社会主义方面,一脚又跨在西方资本主义方面。所以‘一边倒’就表明我们在政治上同资本主义国家断然分开,打消一切西方国家的幻想。”. 第三,苏联的压力也是一个原因。当时斯大林认为中共是“人造奶油”的共产党,怀疑中国革命是铁托式的胜利，1949年和1950年对我们压力很大（毛泽东语）。 与苏联搞不好关系，不仅影响到中共能否被国际共运接纳,还可能对中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所以毛泽东说：“这样是主动地倒,免得将来被动地倒。”. “一边倒”的外交政策,总的说来,起了好的作用,有利于维护国家的独立、主权和安全，抵御美帝国主义的威胁，以及通过获得来自苏联的资金、技术和人才,迅速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正如毛泽东指出：“苏联给我们的援助是非常大的。苏联革命成功后遭十几国干涉,而我国革命胜利的时候,帝国主义并未干涉我们,并不是怕我国人民,主要是苏联存在,这对我们鼓励很大。当时若无苏联存在,美国一定要来的,它不仅在台湾,而且要到大陆来”。. 但是,“一边倒”外交政策的实行,也带来不少负面影响。首先与苏结盟,当时即付出了一定代价。在1950年的中苏谈判中，中共不得不认可有损中国主权的雅尔塔协定以及《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基本框架,承认蒙古独立，以及苏联在东北的特权。当然,中共对此进行了力争，但由于苏联搞大国主义,没有什么结果。苏联只做了有限的让步，同意在1952年以前归还中长路、大连和旅顺口。 苏联还要求中国签定秘密的《补充协定》,规定在中国的东北和新疆“不给予外国人以租让权利,并不准许第三国的资本或其公民以直接或间接形式所参加之工业的、财政的、商业的及其他的企业、机关、会社与团体活动。”. 把东北、新疆看成苏联势力范围。中方为照顾中苏友好大局,并换取苏联在上海提供空中支持、以及得到部分敌伪财产，被迫让步。. 此外,“一边倒”的政策客观上缩小了中国外交的活动空间,并加剧了国际社会的对立与分裂。因此,无论在当时,还是现在,对于该政策的得失都有不同看法。而且,毛泽东本人在40年代末,针对蒋介石的媚美外交，曾经提出在美苏之间搞平衡制约的可能性。他说：“中国不能只和一个强国或者一群强国发生友善关系,而应当在互相尊重、和平互利的基础上发展与各国的关系。无论依赖苏联而冷漠英美,或者只依赖美国而对苏联表示仇恨、怀疑,同样是错误的。要想依赖资本主义国家与苏联之间冲突的恶化而从中取利,是非常危险的,这是同样地违背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利益的”。“中国能够而且必须成为两个阵营的桥梁之一,而不能以摩擦地之一的地位来赢取国外的支持”。.

2.“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是新中国建国初期的重大地缘决策之一,也是新中国第一次对外用兵。朝鲜战争爆发于1950年6月25日。同年6月27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声明：命令美国军队直接参战；同时命令美国第七舰队开赴台湾海峡,阻挠中国人民解放台湾。次年7月7日,美国操纵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决议，授权美国组成“联合国军”司令部,统一指挥参加侵朝战争的16个国家的军队。同年9月15日,美军在仁川登陆,朝鲜战争形势出现了不利于北朝鲜的变化。对次,中国通过公开和外交途径向美国提出了警告，强调美军如越过“三·八线”,我们不能坐视不顾,我们要管。10月4日,美国不顾中国警告,大举越过“三·八线”。10月1日,北朝鲜领导人致电毛泽东,恳请中国出兵支援。是否出兵，中共领导层内部意见不一。但毛泽东一锤定音，说：“你们说的都有理由,但是别人处于国家危急时刻,我们站在旁边看,不论怎么说,心里也难过”。.. . 10月13日,毛泽东最后决定出兵援朝。他认为：出兵“对中国,对朝鲜,对东方,对世界都有利;而不出兵,让敌人压至鸭绿江,国内国际反动气焰增高,则对各方都不利,首先是对东北不利,整个东北边防军将被吸住,南满电力将被控制。总之,我们认为应当参战,必须参战,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 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渡过鸭绿江,入朝作战。从1950年10月至次年5月,共打了5次战役,歼敌近23万人，把美军赶回“三·八线”以南，扭转了朝鲜战局。最后迫使美军同意举行停战谈判。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粉碎了美国妄图侵占整个朝鲜,进而侵略中国的狂妄计划，保卫了朝、中两国的主权、独立和安全，对远东和世界和平作出了贡献；同时它打破了美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激发了中国人民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原国民党人张治中曾深有感触地说：现在做一个中国人有了自豪感,在蒋政府执政时期,出兵抗美援朝是根本不可思议的,因为它是依靠美帝而生存的。. 抗美援朝无疑是毛泽东在建国初期作出的一个英明决策,从地缘政治角度看,也是正确的。但是,一个问题总是有它的正反两方面。抗美援朝实际上对苏联最有利，它避免了苏联与美国的直接冲突，因此当斯大林听说中国出兵时,不禁老泪纵横地说：“还是中国同志好……还是中国同志好”。 .抗美援朝不仅使中国付出了巨大的民族牺牲,中国志愿军在朝鲜战场阵亡近40万人,中国直接支付战争费用达60万人民币,中国还向朝鲜运去了260多万吨、9000多项品种的物资；而且由于出兵朝鲜,中国丧失了解放台湾、统一祖国的最有利时机。

3.抗美援越。从60年代起,美国开始直接卷入越南战争。1964年,美国制造了“东京湾”事件，随后对北越进行了“报复性轰炸”。次年3月,美国正式派遣3500名海军陆战队士兵在越南南方的岘港登陆，迈出了美国地面部队大规模卷入越战的第一步。7月,美国军队参加地面作战,越南战争迅速“美国化”。到1967年,侵越美军已达到48万多人。对于美国在越南的侵略行动,作为邻国的中国政府当然不能坐视。还在1965年2月9日,中国政府即发表声明“美国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侵犯就是对中国的侵犯,6亿5千万中国人民绝不会置之不理,而且是作了准备的。”中国给予了越南人民以巨大支持，这些支持除了物质的援助外,还包括总数约30万人的防空、工程、铁道和后勤等军事力量的援助。中国军队驻在北方,使美帝国主义不敢直接出兵侵入越南北方,而越南军民能集中力量为争取南方解放而斗争。中国支持越南抗美战争,无疑是巩固中国安全的重大地缘举措,是义不容辞的。正如陈毅同志指出：“乡邻有火,要披发撄冠而往救之。乡邻有火,我们站在侧边不救,那我们还谈什么国际主义呢?”. 但是,中国支持越南抗美,当时是冒着美国入侵的危险的。1965年,美国国防部长宣称：今天中国是美国的主要敌人,并说存在着同中国发生战争的危险。此后中美的小规模海、空军冲突不断发生。美国还支持蒋介石骚扰大陆。对于美国的战争边缘政策,中国政府提出了严正警告。1965年,周恩来通过外交渠道由巴基斯坦向美国政府传去四句话：“1.中国不会主动调起对美国的战争。2.中国人说话是算数的。那就是,如果亚洲、非洲或世界上任何国家遭到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是一定要给以支持和援助的。如果由于这种正义行动引起美国侵犯中国,我们将毫不犹豫地奋起抵抗,战斗到底。3.中国是作了准备的。如果美国将战争强加于中国,不论它来多少人,用什么武器,包括核子武器在内,可以肯定地说,它将进得来,出不去。4.战争打起来,就没有界限。 ”同年9月29日,陈毅外长在记者招待会上,又对美国提出公开警告：“中国人民在反对帝国主义的战斗中,愿意作出一切必要的牺牲!今天美国是否要同中国进行大战,这要由美国总统和五角大楼来决定。对于美帝国主义,我们不存任何幻想。为了反对美国侵略,我们一切都准备好了”。. 为了越南的抗美斗争取得彻底胜利,中国还拒绝了来自国际上的所有和谈建议，例如联合国的建议,印度和斯里兰卡的建议,以及来自苏联和美国的建议。因为中国认为这些建议是和谈阴谋。陈毅1965年9月29日曾对外国记者讲：美国的和谈是一个骗局,“它的目的是分割越南,永远保持美国对越南南方的占领,使南越成为美国的傀儡国家。”. 中国的这种态度与朝鲜战争中的“当行则行,当止则止”的态度的有很大差别的。

4.睦邻外交。睦邻外交是中国地缘外交的基本组成部分。毛泽东、周恩来等都多次强调睦邻友好的重要性。1954年10月19日,毛泽东与印度总理尼赫鲁谈话,说：“所有我们东方人在历史上都受过西方帝国主义的欺侮。因此我们东方人有团结起来的感情,有保卫自己的感情。……尽管我们在思想上、社会制度上有不同,但我们有一个很大的共同点,那就是都要对付帝国主义”。尼赫鲁表示同意。. 50年代,中国的睦邻外交的很成功的。但在60年代特别是文革时期,由于受世界革命理论的影响以及极左路线的干扰,中国几乎与所有的有外交关系的邻国都闹翻了，只有越南好一些。典型的如印尼“九·三0事件”，砸缅甸使馆,柬埔寨要中国撤退使馆人员等。究起原因是中国关于“世界革命”的宣传和对亚洲国家共产党的支持（包括道义和物质支持）,与我国一贯主张的“革命不能输出”以及“不干涉内政”的原则发生矛盾,引起亚洲邻国的猜忌和不安。这个问题在毛泽东时期一直没解决好。许多亚洲国家的共产党领导人在中国受过军事训练,我们对一些国家的共产党也提供过军事援助。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同志根据实事求是的原则,妥善地解决了这个问题，表示中共对各国共产党的支持只是道义上的支持。1982年9月,中共12大的政治报告明确指出：“我们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相信共产主义最后一定会在全世界实现,但是革命不能输出,它只能是各国人民自己选择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