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江昭:日本如何对抗它曾参与建立和维护的国际体系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10 次 更新时间:2016-01-06 10:1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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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江昭  

   二战结束已逾七十年,探讨战争起源的著作为数众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在亚洲及太平洋的起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12月出版)一书中,入江昭教授在宏大的国际史视野内审视亚洲-太平洋战争,其总体解释框架是独一无二的。他清晰而令人信服地阐明了日本是如何一步步疏离,直至最终对抗它曾参与建立并维护的国际体系的。

   以下文字摘自该书的“日本对华盛顿会议体系的挑战”部分。

   日本并非总是在国际社会中特立独行。相反,这个国家的领导层和国民舆论一度强调,让日本成为先进强国共同体中体面的一员是极为重要的。在20世纪20年代,它曾享有这个地位。它在华盛顿会议(1921~1922)期间签订的条约就是象征。在一项条约——海军裁军条约中,日本被公认为三个首要强国之一;与美国和英国一起,日本将谋求保持世界的军备平衡,为稳定亚太地区贡献力量。三国连同法国签订的另一条约,为一项机制准备了前提,在此机制下,每当稳定受到威胁,各国可以相互协商。最重要的是,九国公约(由日本、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比利时、荷兰、葡萄牙和中国签订)确立了在华的国际合作原则。八个签约国将为第九个签约国——中国而合作,维护后者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坚持机会均等原则,为稳定政府的成长营造环境。日本是新条约体制的正式成员,历史学家称此体制为华盛顿会议体系。由于30年代诸多历史的核心问题是日本挑战这些条约,我们最好在开始时分析一下体制的内容。

   “华盛顿会议体系”一词,或简称“华盛顿体系”,在20年代不为时人所用,之后也未成为一个含义清晰的法定概念。可是,会议刚完,人们就纷纷议论“华盛顿会议精神”,而一国在亚洲行为的好坏,也往往视其对此精神的损益而定。这样,与其说它意味着明确的机制,不如说暗指一种思想状态;它表达了列强相互合作,维护地区稳定,协助中国逐步转型为现代国家的意愿。人们视之为列强的单方政策,或为特定目的缔结的排他性同盟或协约的替代物。不同于二者,华盛顿体系所象征的理念,是有利于地区稳定的多国磋商与合作。同样的,这个精神的底色是渐进和改良,而非激进与革命。它反对既速且巨地改变亚洲的国际关系,而这正是共产国际和越来越多中国民族主义者的主张。相反,华盛顿列强看重变革的演进过程,以保证和平、秩序和稳定。

   就此而言,存在华盛顿会议条约所界定的国际事务体系(system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因为体系意味着某种现状,意味着维持稳定反对急遽变化的机制。按华盛顿会议列强的设想,现状并非固定不变之物,而是为渐进改良起见,它们彼此合作的制度。这么说来,它从属于一战后的国际事务体系,这个体系在《国际联盟盟约》中得到明确阐述,又在诸如1925年的《洛迦诺公约》和1928年的巴黎条约等其他安排中得到重申。《洛迦诺公约》稳定了英国、法国和德国间的关系,而由大多数国家签署的巴黎条约则阐明了各国不以武力解决国际争端的原则。因此,华盛顿条约是一个不断演化的世界性体系的一部分。

   一项经济制度构成了体系的基础。所有华盛顿条约的签约国,通过接受金本位制而相互联系。更准确地说,这项机制叫“金汇兑本位制”,它要求各国接受黄金为国际经济交易的媒介,将其货币与黄金挂钩,并坚持货币的可兑换原则。凭借这些手段,人们相信跨国界的商业活动将平滑运行,让所有人获益。金本位货币国家占了世界贸易和投资的大部分,这让华盛顿体系成了金本位制的同义词,并靠其维系。由于这些国家大多是先进的资本主义经济体,华盛顿会议体系的特征可说是资本国际主义,甚至可说是帝国主义的新形式。

   的确,华盛顿会议没有消灭帝国。大多数签约国继续保有殖民地,其中一些还在战后获得了新殖民地。不过,与此同时,它们承诺不在中国进一步扩张。相反,它们将彼此合作,让中国恢复一定程度的独立,使其最终凭借自身力量成为一个稳定因素。正因如此,中国是新体系成功运转的关键。与旧式帝国主义不同,华盛顿体系号召先进殖民国齐心协力,促使中国渐进转型。4同时,中国也必须为此与他国合作,以成为华盛顿列强共同体的正式成员。

   直至20年代末,总体而言,这个体系致力于为亚太地区带来秩序和稳定。华盛顿条约的签约国几乎没有明目张胆的单方行动,在试图和中国修订旧约时,列强保持相互协商。而中国则逐渐通过与华盛顿列强合作而非挑战之,来努力实现自己的抱负。诚然,中国国民党最初坚决反对华盛顿会议条约,视之为使外国控制永久化的工具。但是,随着他们取得军事和政治胜利,他们成了国家的新领袖,也愿意修正一些激进的言论。1928年在南京建立蒋介石领导的中央政府后,他们不得不专注于国内统一和经济发展,这些任务需要外国资本和技术,并缓解势必抽干国内事项急需资源的国际危机。1928年至1931年,他们成就斐然。南京的政治控制所及,超过1912年清王朝完结后的任何时期。中国的基础设施——道路、桥梁、电话和电报网——正靠着大多来自美国的引进资本建立起来。一个现代的教育体系正在培育下一代精英。中国的对外贸易量稳步增长,海关收入亦然。还是在外国专家的协助下,国内税制和货币体系的改革,正逐渐弭息为祸国家数十年的财政混乱。

   因此,中国领导层此时不是在千方百计推翻既存的国际秩序,而是要使国家融入其中,成为正式一员。中国将为重获各项主权而奋斗不息,将自身建设为现代国家,但这些目标和华盛顿条约的合作机制是并行不悖的。事实上,可以认为华盛顿体系是为中国发展获得外部支持的有力工具。美国、英国、日本及其他国家先后承认了南京政权,为修改关税订立新约,并为最终废除中国二流地位的传统象征治外法权,开始了谈判。尽管谈判拖延日久,但到1931年,中国和列强间的分歧已大为缩小,因此,中国法庭完全恢复裁判权看来只是个时间问题。值此关头,日本军队动手了,这不仅是要反对更多地迁就中国的民族主义,还最终要彻底改变国际体系本身。

   悖谬的是,这一对华盛顿会议体系的反叛,可以视作体系已逐渐巩固的证明;反对者们不得不诉诸猛烈的手段来破坏它。在华盛顿条约体制中,列强已大致成功稳定了相互关系,将彼此往来的重点放在了经济而非军事事务上,并通过让中国一步步融入全球经济秩序,笼络了中国的民族主义。正是这种成就,令日本的某些势力——陆海军军官、右翼组织和国粹主义知识分子(nativist intellectuals)——陷入了绝望。在他们眼中,一个对中国步步退让的国际体系,一个把本国福祉紧系于贸易平衡的起伏及汇率波动的全球经济秩序,完全是一场灾难。他们指责日本的领导层造成了一种局面,即本国的命运似乎越来越有赖于列强和中国的善意。除非行动起来,否则日本要不了多久就将完全受这些外部势力的摆布。日本的反国际主义者们只看到一条出路:大力铲除本国奉守国际主义的领导层,以扭转国策的走向,并在中国采取行动,违抗华盛顿条约。他们判断,在30年代初完成这些使命正当其时,且有可能时不再来。

   行动的准确时间须慎重考量。但综合多种因素,1931年看起来正是时候。一来,政府对现有国际秩序的笃守已开始遭到国内的普遍反对。1930年,在滨口雄幸内阁的领导下,日本在伦敦签订了新的海军裁军条约。这项条约涵盖了华盛顿海军条约的条款没有包括的“辅助舰船”,如轻巡洋舰和潜艇,并限制了允许日本、英国和美国拥有这些舰船的总规模。新条约定下的可容许的吨位比例是日本6.975,其他两国10。较之华盛顿条约6比10的主力舰比例,日本的比例提高了,但它却分裂了日本海军。赞同政府接受新比例的一派(“条约派”)遭到了“舰队派”的坚决反对,后者决心发动一场公众运动抵制条约。“舰队派”将此事上升为宪法问题,指控文官政府冒犯了天皇的“最高指挥权”,根据这项权利,军人作为天皇的军事指挥顾问,当可直接觐见天皇。尽管这在华盛顿会议后未有成例,但当时海军的激进分子相信,公众更易接受这种论辩。

   他们相当精准地判断出日本的公众情绪和政治气候。1925年,日本已建立了成年男子的普选权制,政党已敏感于国民多变的情绪和形形色色的利益。虽然刚刚获得选举权的大部分公众对国际事务或理解或漠然,但他们似乎注意到了海军中反政府的少数派及其同情者提出的主张,并深受吸引。这种接受力反映了经济形势,因为大众政治时代的来临恰逢始于1929年10月华尔街崩盘的世界经济危机。尽管它对日本的影响不及对美国和德国严重,但1930年,日本的失业人口还是达到了100万,而农产品价格(尤其是大米和丝织品)也跌到了若干年来的最低点。无力偿付地租的佃农卖女为娼,他们的儿子则被怂恿前往朝鲜和中国东北。所受打击尤为沉重的是日本的出口,其中超过30%是丝织品。世界性衰退急剧减少了丝织品出口,创造了巨大的贸易赤字。

   和当时的其他大多数国家一样,日本政府企图通过货币手段来应对局面。在前凯恩斯主义时代,货币主义是正道。它认为,决定价格的是货币流通量,而这又由一国的黄金储备决定。随着贸易的衰退和出口的减少,黄金储备下降,紧缩银根遂成必要,因为预计这将减少需求并最终平衡贸易。但这不可避免地会使购买力不断下降,进而导致失业。尽管货币主义者相信这些现象只是暂时的,但在经济危机中受损的人可不作此想,并要求领导人采取措施缓解局势。完全可以说,日本民众即使对经济理论的精微之处不甚了了,拜危机所赐,现在也更易受反政府宣传和煽动的影响。当滨口内阁在1929年11月底决定以人为的高汇率回归金本位制时,它即刻得到了漠视民生疾苦的精英政府的骂名。

   所以,日本政治到了如此关头,反政府煽动能一呼百应,危及当时的国内秩序和立于此上的外交政策。这个趋势的一个明显迹象,是1930年11月滨口首相被一名右翼恐怖分子刺杀,此时距批准伦敦裁军条约不过一个月光景。刺杀者在舆论界和表示支持的公众集会上得到了同情,被奉为真正的爱国者,他奋不顾身,试图净化被一个固守不济事的解决方案的政客把控的国家。这起事件带动了类似的行为,以致1930年至1936年间,20年代国际主义旗下的其他几位领导人也遇刺身亡。更严重的是,政治和商业精英面对这种恐怖主义时的消极无为,助长了军官和右翼知识分子的“重建国家”运动。当一伙陆军军官组织了一个秘密团体(樱花会),投身于“不惜以武力重建国家”时,这个运动就不仅仅是意识形态问题了。樱花会密谋使国家摆脱对西方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迷恋,转而返归自身独一无二的本色。特别是,密谋者们决心结束掌权者的国际主义外交,他们相信这种外交使日本唯资本主义强权马首是瞻。他们所想望的,是与国家亲西方的历史决裂,建立和日本的传统精神更谐调的军事独裁。

   樱花会计划在1931年3月策动政变,但因一些陆军首脑拒绝在此时与事,阴谋胎死腹中。不过,这一事件表明,某些激进分子为了毁灭日本内外既存的世界,是如何不惜一切的。

这个背景解释了激进分子为什么选择1931年。对那些认为外交内政过分压制了国权的合理伸张,并为此感到恼恨的人而言,那一年定然显得尤为有利。以石原莞尔和板垣征四郎为首的一伙关东军军官断定,果勇行动的时机成熟了。他们担忧,除非采取行动,列强将继续向中国的要求让步,日本的地位将越来越不稳。他们考虑,当务之急不是在与西方大国合作的既定体系内维护日本的利益,而是单独行动,在中国东北一劳永逸地牢固确立日本的权势。由于这一行动会遭到东京文官政权的反对,因此如有必要,后者也必须被清除掉。事实上,密谋者们大概觉察到,他们有望在国内获得足够多的支持,因为在整个1931年,(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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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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