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爱娥:行政法学的方法

——传统行政法释义学的续造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36 次 更新时间:2016-01-05 10:33:02

进入专题: 行政法学   释义学  

陈爱娥  

   一、前言:建构行政法学方法的基本考虑

   行政法学应该同时提供行政机关的行政作为、受行政行为影响的国民方向指示;为达此目的,即应澄清相关法律基础的意涵、续造必要的法律制度,及藉由体系化对行政法院的裁判提供必要的支持。此外,行政法学亦应协助行政立法与法适用者认识各种可能的行动选项,因应新的发展提供适当答案;就此而言,观察国家与社会的演变、分析其对行政法体系的影响,据此对行政部门与行政法院日常的法具体化行为指出变化的可能性与发展方向,也是行政法学的重要任务。如此理解的行政法学需要一种适合它的方法[1]。

   省思一种学门的方法,主要是为了确保,依循正确的途径获得相关的知识。方法取向于有计划地进行、合理的程序与合逻辑的思考模式;它同时具有程序与功能的面向,既提供指引也划定界限,质言之,既容许也排除特定论据(Argumente)。因此,方法具有赋予结构(Strukturierung)与作出选择(Selektion)双重功能;法学方法亦无不同,须确保思考步骤得以概观,并可靠地支配相关论据[2]。然而,适合前述理解之行政法学之方法的基本要求为何?更明确地说:能同时符合行政法学提供行政活动参与者与控制者明确行为指示,以及提供其因应变迁所必要之弹性的法学方法的基本要素为何?

   方法首先取决于其目标与其标的。从一般性的法学角度来说,二者都指向法律文本(Rechtstext)。法学的目标是规范性(Normativitat),质言之,够过规范的具体化,在具体的法律工作中实现法律文本的要求;考虑到法学取向个案之规范具体化的实务取向,必须特别强调法学之稳定性(Stabilitat)要求[3]。从同样必须关注法律文本的角度来看,行政法学的方法也必须遵循古典(在民法领域获得广泛开展之)法学方法的要求。除了一般性法学方法的基本要求外,行政法学的方法也必须考虑行政法的特殊情况。与民法处理的法律关系截然不同,行政法规范的标的不是私人与私人间的法律关系,毋宁是(作为国家公权力一环之)行政权与行政权、行政权与人民,甚至是行政权与其成员之间的法律关系。正因为行政法的规范对象无论如何都牵涉到行政权,因此行政任务、行政程序与行政组织都成为行政法学必须处理的课题。作为具体个案的法适用理论,行政法学必须由行政权的决定情境出发,然而,因行政权所适用之法规范类型、法适用机关之组织脉络与相关任务特质等的差异,行政权的决定情境有诸多面貌,并不存在统一的行政权之法律适用模型。更明确地说,行政活动不仅是执行性行政(Vollzugsverwaltung),规范的制定与方案的拟定也是行政活动的一环,行政法学方法的讨论不能忽略后者。因此,下文就分由执行性行政领域中运用的古典法解释适用模型(二)以及,必须形塑复杂的法律关系、具有立法取向的,复杂的行政决定情境(三)两方面来检讨行政法学的方法要求[4];在论述古典法解释适用模型时,应先介绍一般性法学方法上的要求,再指出行政法领域中应留意的特殊之点。此外,为因应当代行政任务与周遭条件的变迁,行政部门实行了各种不同的响应手段;如何掌握此种演变,赋予其必要的结构,并将其纳入行政法体系之内,则是当代行政法学方法的新课题(四)。

   二、古典的法解释适用模型

   (一)法条、规整与其竞合:个案中应适用之法规范的找寻

   行政机关解释适用的行政法规首先由法条构成,因此讨论行政法的解释适用,必须先掌握法条的结构。法条(Rechtssatz)是指:要求受规范的人,依其规定而为行为的法律语句(为了和法律原则相区分,一般称其为法律规则)。法条具有规范意义;明确地说,对行为人而言,它是具有拘束力的行为要求,对(包括行政与司法的)法适用机关而言,它是具有拘束力的判断标准。因此,法条与主张或确定事实的陈述语句不同。结合了构成要件与法律效果的法条不是一种主张,而是一种要求适用的命令。然而个别法条本身就已穷尽规范构成要件与法律效果(此即所谓的完全法条),毋宁是例外;经常必须结合诸多描述性法条(用来详细描述将应用于其他法条的概念或类型)、填补性法条(在考虑不同案件类型下,将一般用语特殊化,或者更进一步充实其内容的法条)、限制性法条(如大家熟悉的“但书”)、指示参照性法条(如法律中的准用规定、拟制规定)才能构成完全法条[5]。

   为了寻找并建构出个案中应适用的法规范,必须留意:立法者在规整特定事项或生活关系时,不仅是把不同的法条单纯并列、串连起来。反之,立法者形成许多构成要件,基于特定的指导观点赋予其法律效果,透过这许多法条的彼此交织及相互合作才构成一个特定事项或生活关系的规整(Regelung);唯有透过前述特定的指导观点,才能理解这许多法条的意义及其相互作用,法学的重要任务之一正在于清楚指出,由此产生的意义关联。更明确地说,个别法条是一个更广泛的规整之构成部分[6]。在此举一个例子来说明掌握规整的重要性。我国行政程序法第五章“行政计划”希望取法德国联邦行政程序法关于计划确定程序的制度安排,然而,这个德国法律制度的继受却因为行政院迟迟未依行政程序法第164条第2项的授权订定、发布“行政计划之拟订、确定、修订及废弃之程序”的法规命令而延滞不前;此一授权命令的订定难度何以如此之高?依笔者之见,此实因行政程序法立法之初未能确实掌握《德国联邦行政程序法》对计划确定程序的规整方式所致。关键之点是:《德国联邦行政程序法》仅对计划确定程序作程序性的安排以及,一旦适用此计划确定程序将产生的法律效果,至于何种行政计划应适用此一程序,则让由个别行政领域的法律加以援用;此外,个别行政领域的法律可考虑其特殊要求,对计划确定程序与相关法律效果别作规定,藉此排除联邦行政程序法的一般性规范。藉此安排,个别行政法律一方面可以援引联邦行政程序法关于计划确定程序的通则性规定,另一方面仍保留其因应不同行政领域的需求为特别规定的可能性;其整体安排既能达成通则性规定简化立法的功能,又兼顾个别行政法律领域的特殊需求,堪称稳妥。相对于此,我国行政程序法第164条第1项却不顾个别行政法律可能存在的特别规定,径自于该条项规定,“行政计划有关一定地区土地之特定利用或重大公共设施之设置,涉及多数不同利益之人及多数不同行政机关权限者”,“确定其计划之裁决,应经公开及听证程序”;此等规定方式马上会发生,企图以一般性规定排斥特殊规定的悖理情境,其难以贯彻,自在意料之中[7]。

   要确切掌握行政机关在个案中应解释适用的法规范,还必须解决法条与规整竞合的问题。法条竞合意指,许多法条的构成要件彼此全部或部分重合,因此,同一案件事实可以被多数法条指涉;规整竞合则指称,整个规整与其他规整彼此全部或部分重合,因此,同一生活关系可以被多数规整指涉。在法条竞合或规整竞合的情形会特别凸显:只有从个别法条与其所属规整的关系,经常还必须由其与其他规整,乃至各该规整之间的关系,才能真正理解各该法条、规整的适用范围[8]。至于竞合的解决模式,大家习为援引的有:后法优于前法、特别法优先于普通法等公式;在行政法领域经常被论及的还包括,不同位阶法规范竞合的问题:

   在行政法的领域里,确认应适用之法规范的任务更加艰巨,因特定行政领域经常存在多数不同层级、相对自主的法规范;民、刑法教科书不须专章探讨其“法源”,相对于此,各种行政法的法源(宪法、法律、行政命令、自治章程、国际条约、习惯法、司法解释与判例、一般法律原则)、不同法源之位阶关系显然是行政法教科书不可或缺的章节[9]。行政法学方法论必须指出,在具体个案的法律解释适用中,各该不同法秩序彼此应如何联系[10]。不同法源位阶关系的论断本身就是一种解决模式,因为依宪法第171条、第172条,下位阶的法规范抵触上位阶法规范者,无效[11];此外,随即在法条解释的脉络里会加以探讨的,“合宪性解释”则涉及:以尽可能符合宪法意旨的方式来理解法规范,藉此解消上下位阶法规范可能的矛盾。

   (二)确定法律效果的逻辑三段论法:法条的解释、事实的确认、涵摄与法律效果的确定

   藉由前述努力获得在具体个案中应适用的规整与相关法条后,应该进一步论述,应如何可靠地适用法条。学理上将法条适用的逻辑模式称为“确定法律效果的三段论法”。于此,一个完全法条(若M则T)构成大前提,某具体案件事实(Sachverhalt= S)被视为一个事例,将其归属于法条构成要件之下的过程(S=M,方法论上称此一过程为涵摄)则构成小前提,结论则意指:对此案件事实应赋予该法条规定的法律效果(S=T)。此等推论过程的主要问题在于:如何正确形成各该前提?关于如何形成“确定法律效果之逻辑三段论法”之大前提,假使存在既存法规范的话,主要牵涉的就是掌握该当法规范之意义与效力范围的问题(这主要牵涉“法律解释的方法”),假使欠缺适当法规范的话,就牵涉“法律续造的方法”。形成小前提的困难首先发生在:案件事实是以日常用语来描述,而法律用语则包含许多抽象的专业用语与概念,其彼此应如何连结的问题。此外,假使法条的构成要件是以类型或须填补的概念所建构,其经常不能作穷尽的定义,因此也不能作真正的涵摄。最后,在藉由结论推导出法律效果的阶段也会产生疑义;主要的困难在于:大前提的法律效果系被抽象描述的法律效果,相对于此,结论中的法律效果则是该当案件事实的具体法律效果,要媒介抽象的与具体的法律效果,有时并不容易[12]。以下进一步说明“确定法律效果之逻辑三段论法”牵涉的各阶段:

关于大前提的建构,假使把续造法规范的问题放在一旁,集中探讨大家普遍关注的,法解释方法的话,首先应该指出:如果不应任由解释者个人自由为之,而应以确实、可事后审查的方式从事法解释的工作,就必须提供解释者可堪作为准则的解释标准。就此,古典法学方法论也的确发展出一些标准:(1)第一种标准是法规范的字义,其或者意指,依普通语言用法构成之语词组合的意义,或者系依特殊语言用法组成之语句的意义,于此,尤指该当法律的特殊语法。此处涉及的问题主要是:应以一般语言用法或特殊语言用法为准?就此不应一概而论。假使立法拟规范的对象是一般民众,自应致力于以普通可理解的语言来表达;然而,假使立法者已采取特殊语言用法,尤其是藉由法律明定其特殊用法时,仍应采取该当法律的特殊语法。(2)当一种表达方式依其语言用法有多种意义可能性时,通常可由其使用脉络推知,具体个案中究竟应采用何种可能性。法律的意义脉络除可帮助理解外,也有助于促成个别规定间事理上的一致性。在探讨法律的意义脉络时,体系上的安排固然有所帮助,但促成最终脉络关联之理解的,经常是法律的目的。此外,因宪法位阶高于其他法规范,因此,在多种解释可能性中,应优先选用最能符合宪法规定之意旨者。因此,“合宪性”也是一种解释标准,一般称为合宪性解释的标准;因其事实上是在考虑待解释法条与宪法的体系关系中发展出来的要求,应认合宪性解释实际上是一种特殊的体系解释标准。合宪性解释本来是基于尊重立法者的决断权限,在立法者制定的法律有作合宪解释的空间时,即不应率尔认定其违宪;因此,合宪性解释有其局限,明确地说,合宪性解释的结果不应违反立法者明确的意向。(3)假使探求法律的意义脉络后仍有多种解释可能性,就必须追问历史上的立法者之规定意向、目标及规范想法为何?此处的困难是:立法者究系何人?其规范想法如何确定?这涉及对立法程序的掌握。不论是新订或修正的法律草案,依现行法制作业都要附上总说明与各条理由说明,由此自可掌握草案提案者的立法意向;由此出发,进一步观察立法院公报所载立法院委员会、院会对相关法律草案的讨论过程,可以确认法律草案提案者的立法初衷在立法讨论过程中是否被作了如何的修改。观察此一立法过程就可以了解,对立法意向的掌握而言,草案提案之理由说明的重要性,如其不能清楚表述,就很难由此开始追溯立法原意。此外,所谓的党团协商,因其并不记载协商的过程、折衷的理由,(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专题: 行政法学   释义学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法学 > 宪法学与行政法学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95947.html
文章来源:《月旦法学教室》第100期

0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22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1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工业和信息化部备案管理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