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玉顺:国民政治儒学

——儒家政治哲学的现代转型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76 次 更新时间:2016-01-05 10:0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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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玉顺 (进入专栏)  

   【提要】国民政治儒学是儒家政治哲学的现代形态,它是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现代转型的时代产物。中国社会可以分为三大历史形态,其间有两次社会大转型:王权时代→第一次社会大转型→皇权时代→第二次社会大转型→民权时代。这是由于生活方式的历史转换所致:宗族生活方式→家族生活方式→市民生活方式。与之相应,儒家政治哲学也有三大历史形态:王国政治儒学→帝国政治儒学→国民政治儒学。国民政治儒学的基本内涵是:国民所有;国民所治;国民所享。

  

   儒学、乃至中国诸子百家的学术,向来与政治有密切的关系,甚至可以说其宗旨就是政治,这正如司马谈所说:“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①] 这就是说,儒学尽管远不仅仅是政治哲学,但其出发点与落脚点无疑是政治。然而尽管古今中外关于儒家政治哲学的研究成果可谓汗牛充栋,但迄今为止,仍然不敢说已经对儒家政治哲学有了透彻的理解。唯其如此,前现代的“制度儒学”解体之后,在现代性的政治生活中,面对当今社会、当今世界的政治问题,儒家难免进退失据的尴尬。为此,本文尝试在中国社会发展史的视野中、儒学史的背景下,通过阐明儒家政治哲学的基本原理,探索儒家现代政治哲学的基本特征,姑名之曰“国民政治儒学”[②]。

一、国民政治儒学的社会发展史视野:中国历史的分期

   儒学的基本特征之一,就是“与时偕行”(《周易•损彖传》)[③];孔子之为圣人,乃是“圣之时者”(《孟子•万章下》)[④]。这首先要求我们认清所谓“时”、即历史时代;否则,就无法理解儒家政治哲学及其现代转型。而如今学界已有共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那样的历史分期模式并不符合中国社会历史的实际。这就需要一种新的历史分期体系。

   近年来,笔者提出了这样一种中国社会历史分期:王权列国时代(夏商西周)→ 第一次社会大转型(春秋战国)→ 皇权帝国时代(自秦至清)→ 第二次社会大转型(近现当代)→ 民权国族时代。[⑤] 略述如下:

  

(一)王权列国时代的宗族社会

   中国有史可稽的最早的社会形态是夏商周“三代”的宗族社会,在政治上就是王权时代。这里简要描述如下:①生活方式:农耕社会的宗族生活。以宗族为生产单位的“男耕女织”是其典型的写照。据《孟子》载,贵族尽管是“劳心者治人”(《滕文公上》),但其劳心治人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组织管理农耕,例如:“天子适诸侯曰巡狩,诸侯朝于天子曰述职”,就是天子视察、诸侯汇报是否“土地辟,田野治”或者“土地荒芜”,以便“春省耕而补不足,秋省敛而助不给”。(《告子下》)②基本所有制:土地公有制。此即《诗经》所谓“溥天之下,莫非王土”[⑥]。这种“公有”实质上是王室宗族内部的“共有”;诸侯只有所封土地的使用权、管理权、经营权,而没有所有权,所以随时可被褫夺。③家庭形态:宗族家庭。这是以父系血缘为纽带的宗法系统,整个“天下”都隶属于这个“大家”,此即所谓“天下一家”的原始含义,所以,列国之间的斗争是“兄弟阋于墙”(《诗经•小雅•常棣》)[⑦]。④社会主体:宗族。所谓宗族,就是父系血缘家庭,即所谓“父之党为宗族”(《尔雅•释亲》)[⑧]。⑤政治体制:王权政治。诸侯的政治权力来源于王权(受封)、服从于王权(尊王)。所谓 “《春秋》尊王”即源于此。[⑨] ⑥政治主权者:王族及诸侯宗族。事实上,天下诸侯全部主权皆归于王族,而体现为王权,所以,天子有权干预诸侯国家内部事务。⑦治理方式:贵族共和。这种治理方式并非后来皇权“乾纲独断”的“专制”。所谓“共和”并不仅是“周召共和”那样的“虚君共和”[⑩],常态的治理方式可谓“实君共和”,即天子与诸侯、卿大夫之间的某种程度的分权制衡,类似柏拉图所谓“共和国”(republic)(即汉译“理想国”)。⑧国际秩序:王国-列国封建体系。这是由一个宗主国与若干诸侯国构成的“天下”秩序。自天子至诸侯大夫等构成大宗与小宗:“天子建国,则诸侯于国为大宗,对天子言则为小宗”;“诸侯立家,则卿于家为大宗,对诸侯则为小宗”;“卿置侧室,大夫二宗,士之隶子弟等,皆可推而著见也”。(《白虎通疏证•封公侯•论为人后》)[11] 这种宗法体系基于父系血缘关系,形成“家-国-天下”同构的秩序,所以才有《大学》“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的逻辑。[12] ⑨核心价值观念:宗族宗法观念。

   A.第一次社会大转型

   中国社会的第一次大转型,是从王权时代的宗族社会转向皇权时代的家族社会。这里特别要注意区分“宗族”和“家族”:早期宗族社会的宗族(clan family)直接来源于原始的氏族部落(Clan tribe);而后来家族社会的家族(home family)则是宗族的转化形式。两者尽管都有“宗法”(patriarchal clan system),即以父系血缘为纽带、按嫡庶关系与亲疏关系来组织与治理社会的制度;然而秦汉以来,废封建,行郡县,郡县府道及藩属国的设置不再按宗法血缘关系来安排,于是“封建废而大宗之法不行,则小宗亦无据依而起,于是宗子遂易为族长”(《方氏支祠碑记》)[13],族长所管理的不再是宗族,而是家族。宗族的象征就是祖庙“宗庙”。宗族王权时代,天子、诸侯、卿大夫、士都有宗庙,“天子七庙,诸侯五庙,大夫三庙,士一庙”(《礼记•王制》);而到了家族皇权时代,宗庙则成为了皇族独有的象征,士大夫不敢有宗庙。司马光说:“先王之制,自天子至官师皆有庙。……及秦……务尊君卑臣,于是天子之外,无敢营宗庙者。汉世公卿贵人,多建祠堂于墓所……庙制遂绝。”(《文潞公家庙碑记》)[14] 但这种社会转型当中的最深刻的转变,则是土地公有制向土地私有制的转变。

   (二)皇权帝国时代的家族社会

   中国继宗族社会而兴起的社会形态是自秦代至清代的家族社会,在政治上是皇权时代。简要描述如下:①生活方式:农耕社会的家族生活。这是家族帝国时代的主要生活方式,所谓“聚族而居”就是这种生活方式的概括,这与宗族时代的“天下一家”、“天下一宗”不同。②基本所有制:土地私有制。春秋战国时期,伴随着土地私有化的是地主阶级、农民阶级的出现。③家庭形态:家族家庭。那个时代,家族利益、家族荣誉高于一切,所谓“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实基于此。④社会主体:家族。这种现象始于春秋战国时期大夫之“家”的日渐强势,孔子所讲的“陪臣执国命”(《论语•季氏》[15])即是说的这种现象。[16] 帝国时代所谓“士族”“寒族”“世族”等,都是说的这样的家族。汉代以来,士族强势;自北魏孝文帝,世族兴起;唐代以来,士族复盛,同时,科举制度使寒族也得以崛起。整个帝国时代最重要的政治斗争并非所谓“阶级斗争”,而是各大家族之间的斗争。⑤政治体制:皇权政治。此即所谓“专制”(autocracy)。⑥政治主权者:皇族。在西方,“sovereignty”(主权)这个词语的本义是指的君权,但这种“君”不一定是皇帝,更多的是指的作为后来国族(民族国家)前身的封建国家的君主;而在中华帝国时代,则是作为帝国之君的皇帝。更确切地讲,皇权时代的主权并不属于皇帝个人,而是属于皇族这个家族,皇帝只是皇族的代表而已。⑦治理方式:宰辅制度。[17] 这也表明,所谓“专制”其实并不绝对。⑧国际秩序:帝国-藩国朝贡体系。这是由一个宗主国与若干藩属国构成的“天下”秩序。但这种秩序并不是王权封建时代那样的基于宗法血缘的“家-国-天下”结构。⑨核心价值观念:家族宗法观念。家族时代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宗族时代的宗法观念。甚至其政治伦理也基于宗法伦理,即所谓“以孝治天下”[18]。故《孝经》主题为“移孝作忠”[19];作为皇帝的唐玄宗李隆基对这个主题极为激赏,亲撰《孝经注》彰显之(《唐会要•修撰》)[20]。然而恰恰是这个“移”字表明,到了帝国时代,“忠”与“孝”之间已没有直接的血缘关联。后世所谓“忠孝难两全”就是说的这种情况:对自己家族的“孝”和对皇室家族的“忠”,往往会发生矛盾冲突。

   B.第二次社会大转型

   历史学上所谓的近代、现代、当代,均属中国社会的第二次大转型:由皇权时代的家族社会转向民权时代的国民社会,由前现代的社会转向现代性的社会。这个转变过程尚未完成,今天的我们仍然身处其中。伴随着这次社会转型的是思想观念的再次大转型,即新一轮的“百家争鸣”,学者谓之“新轴心期”,我称之为“再创时代”[21]。

   (三)民权国族时代的国民社会

   首先提请注意:这里提出的“国民社会”与政治学中所谓“公民社会”并不是一个概念。在现代政治哲学中,“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或译“市民社会”)是指的独立于政府(国家权力)和企业(经济实体)之外的社会领域,即指非强制性、非盈利性的社会组织,诸如非政府组织(NGO)、社区组织、专业协会、工会、慈善团体等;公民社会的存在乃是现代文明社会的一个基本标志,极权主义国家没有公民社会的独立存在。而我们这里所谈的“国民社会”(civic society)则是指的一种社会历史形态,它与“现代社会”概念在外延上重合,唯其意在侧重揭示其社会主体是国民、而不是宗族或家族。

   中国社会正在发生的转型,其所指向的社会形态就是国民社会,在政治上则是民权时代。简要描述如下:①生活方式:工商社会的市民生活。有一点是必须强调的:现代化伴随着城市化,传统意义的农村不可避免地趋向消亡,市民生活方式成为主要的生活方式。②所有制:以私有制为主体的混合所有制。这主要体现在发达国家。③家庭形态:核心家庭。在现代社会中,伴随着主导的核心家庭(nuclear family),呈现出家庭形态的多元化现象。④社会主体:个体。这一点是尤须注意的:现代社会的主体绝非家庭,而是个人,这体现为由法律所保障的个人之独立于家庭的经济权利和政治权利等。简言之,现代性的社会绝非集体主义的社会,而是个体主义的社会。⑤政治体制:民主政治。尽管不同国家的民主政治的具体模式有所不同,但都属于现代民主政治体制。⑥政治主权者:公民。这里尤须注意:所谓“国家主权”(national sovereignty)其实最终源于公民授权。⑦治理方式:代议制度。这是现代民主政治的普遍形式。⑧国际秩序:国族-国族交往体系。从理论上来讲,国族之间平等;但实际上,这种国际秩序往往带有现代帝国主义色彩,即是一个或少数强势的国族国家在主导着世界秩序。⑨核心价值观念:人权观念。“人权”(human rights)概念实质上指个人的权利,即是个体主义的观念,所以也表达为“personal right”;这个概念的首要的、核心的观念就是个人的“自由”,其关键是划分“群己权界”[22],特别是“权力”(power)与“权利”(right)之间的分界。

二、国民政治儒学的儒学史背景:儒家政治哲学的历史形态

与上述社会时代的历史变迁相一致,儒家政治哲学具有不同的历史形态: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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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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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东岳论丛》2015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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