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炯华:缅怀朱九思先生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03 次 更新时间:2016-01-03 22:0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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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炯华  

   2015年6月13日,朱九思走完了他不同寻常的百年人生路。他的离世,给我带来了无尽的哀思!

   1980年,我参加社会科学研究人员全国统一招考的考试。我报考的是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哲学助理研究员,却被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拟录。可是因为外地被录取进京人员的家属户口和住房短期内无法解决,录取通知也就卡壳了。我正准备去筹备恢复的衡阳矿冶工程学院(今南华大学)任教,华中工学院成立哲学研究所,我老师李其驹先生出任所长。他征得朱九思本人同意,实搭帮朱九思“广积人”的人才引进和率先在工科大学办文科的胆识举措,我终于在不惑之年于1981年4月举家调入华中工学院。联想到我1978年报考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硕士研究生因政审不合格而未予录取和1981年审档中我在邵阳县任教那个要命的鉴定“领导要他下河,他要上山;领导要他上山,他要下河”而几乎泡汤,我特别感恩于华中工学院和朱九思!

   朱九思先生是一位资深革命家和有远见的教育家,他1936年考入国立武汉大学哲学教育系,也是与我同系的老学长。但是,1984年他离开华工领导岗位前,我虽然很崇敬他,但个人交往只限于我在华工出版《李达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一书。1985年11月21日,我给他写信寻求帮助,附了书稿说明和目录。12月16日院办复我,告朱九思已将我的信转华工出版社研究。1986年2月24日,我为此向他写信表达谢意。信送去院办,第二天25日,他向华工出版社“建议出版”。

   1986年6月8日,我第一次拜见赫赫有名的朱九思。[1]当我敲开他的房门时,他不无警惕地连问:“你找谁?你是谁?”当笔者自报家门、说明来意后才进屋落座。他当时因为韩浩诈骗案处于停职检查,可能因为门庭冷落车马稀吧,我虽然是素昧平生第一次造访,他仍然很高兴。我们从下午三点谈到五点,但主要是我谈。我谈了对他在韩浩诈骗案中上当受骗的看法,谈了我自己的情况,包括书稿《李达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在华工出版所遇到的问题,我的《略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传播的历史分期与主要人物——兼评一个 “模式”》论文被评为“全国中青年哲学工作者最新成果交流会优秀论文”,华工文科已失去发展的强劲势头,科研经费紧张,我想调走等等,我还送给他我与人合译的《认识结构与科学革命》一书。他也问了我很多情况,包括我的籍贯、年龄、夫人,孩子和我在武大哲学系读李达实验班的由来以及这次武大开李达学术讨论会的情况[2]。他劝我留在华工,慢慢来。去安徽参加全国中青年哲学工作者最新成果交流会的经费也没有问题,可找院领导直接批等等。我深感他所说的甚为实在,对我是真心爱护。我也斗胆“建议他以后少参与事业开拓,毕竟古稀了,精力不济了;应当坐下来研究,回忆,思考,写点东西。他亦然然。”我要走了,他送我下楼,直到我骑上单车他才转身。

   从此,我受到朱九思的诸多关爱。他每凡发表论文,出版著作,都派他的秘书送我阅读。他得知陆定一为拙著《李达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题签,看了杨献珍为此书写的序,别提有多高兴。(1987)8月5日上午,他给我写信说:“杨老序写的太好了,应设法早日发表。最好是光明日报,因读者面广。同时书评应请名家写,亦争取早日发表。这两件事都要争取在出版社交出征订单以前实现,以争取更多的发行数。如能在今年底明年初出书,则上述两事应争取在今年九、十月间、至迟十一月实现。总之,要与出版社密切磋商,配合进行。”他还在信封上附注:“请能设法早日送到他之手,适逢假期,容易误事”。这封反映其特有的快捷、周密、过细的领导风格的信给了我极大鼓舞。虽然《光明日报》并没有刊杨序(杨序是在《理论信息报》发的),我也没有请人写书评;但是,此生难忘关情处!

   因为我常参加学术会议,结识一些不大不小的学者型京官。他们来华工,往往只要问一句王某人,我也就被邀请敬陪末座。有一次,我跟时任朱玉泉书记开玩笑说:“我在你们领导的宴会上吃了蛮多的白食,你们究竟认不认识我啊?”书记笑着说:“谁不认识你王某人啊,老领导还要我们好好关照你呢!”我调皮而自嘲地说:“别的并不劳领导费心关照,只是我上课讲错了话,写文章写错了字,你们领导手下留情不批我,就是对我最大的关照了!”由此亦足见朱九思的很重感情和对我的关爱。

   朱九思作为华工主要领导人之一,31年如一日,孤心苦诣,殚尽竭虑,倾注自己的全部热情和精力,发挥自己的全部聪明和才智,带领华工党委和行政一班人,立足国情,放眼世界,敢干竞争,善于转化,引领工科改革新潮流、实现了华中工学院发展的重大战略转变,使它成为国内外瞩目的本科生教育和研究生教育并重、理工文管多学科的综合性、研究型的国家重点大学。他为华工的创办和发展,特别是文革之后的崛起、也为当代中国高等教育作出了有目共睹的贡献,从而使他成为当代中国可圈可点、屈指可数的著名教育家。他一门心思办华工,人格高洁,德高望重,无不良嚐好,不谋不正当的私利。有感于他的品行、思想和贡献,我决定撰写《朱九思评传》。

   说到为朱九思写传,也算由来已久。1987年,我为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由人民日报科教部组编的《中国现代教育家传》多卷本撰写“李达”, 以文会友,与责任编辑曾卓成了神交无碍的朋友。我向他建议收入朱九思传,他既动心,又尽心。我向朱九思说过此事,并建议由对他多有了解的老华工人来写。我还提到两位人选。一位是被称为他的“金童玉女”之金童,一位是华工之文胆。他说:“他们当然可以,但胆识不够,要写还是由你写。”我说:“我是新华工,情况不了解,笔力也不行。”因为现代教育家传编委会有不同意见,此事就打住了。后来,我所建议的这两位人选也都过世了。

   还有他的一位博士生倾心于为他写传,并搜集了大量资料,其毕业论文写的就是他。然而,使我感到荣幸的是,他仍然选择了我。

   2007年暑假,我将撰写朱传正式提上日程。我和程红每隔一天去张家弯朱府,听他作一生经历的自述。每次三小时,十多次下来,我对他这一生的经历梗概也就清楚了。然后开始阅读他的论著,搜集必要的资料,构思谋篇。因为我虽然已于2003年退休,但仍在怀化学院做特聘,全职教学与科研,除了寒暑假在汉,我与朱九思的联系全靠电话和书信。他给我写过一些短信,给我邮寄相关资料,还批阅我的大部分样稿。特别是,他以报纸总编的职业水准,增删纠错,连标点符号都不放过。但是对于我在本书中的理念包括对他失误的直书却充分尊重,只字未动。充分体现了他的宽大胸怀和包容精神。

   朱九思逝世后,有文章提出“他始终以政治家和教育家来严格要求自己,并努力践行”。“无论在任何时期,先生始终以革命家的胸怀和政治家的气魄,始终坚持党对高等教育的领导不动摇,始终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在意识形态领域占领主导地位,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丝毫不动摇‘四项基本原则’,努力培养‘四有新人’、培养社会主义的建设者与可靠接班人。因此,保证了正确的办学方向”。认为他所“留下的丰富精神遗产”是“大学校长应该成为政治家和教育家”。然而,从笔者与朱九思先生的接触和观察,却并非尽然。

   朱九思诚然是1937年入党的资深革命家,但他办华中工学院却不能用“政治家办报”来类推“政治家办学”。新中国的教育是共产党领导的,他当然得坚持党的领导,他自己就是华工改革、崛起关键时期书记、院长一身而二任。他虽然“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还要说,他也同样旗帜鲜明地反对过右派和拔白旗。然而,对于华工的这些政治活动,他后来多有反思。他曾对笔者说:“我们没办法,但的确有责任”。针对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批评哲学研究所黄克剑所谓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他还不无痛惜地说:“我虽然看过一些哲学书,但对异化根本不懂,盲目崇拜胡乔木……当然,我也相信中央宣传部。我还把人道主义和人性混为一谈”。[3]

   笔者的体悟是,在那极左年代,朱九思不仅不是政治家办学,他还难能可贵地抵制某些政治举措。文革前,他反对形式主义,实际上也是反对个人迷信,让人拆除了行政大楼楼顶“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奋勇前进”的巨幅标语,反对在校内到处张贴毛主席像和毛主席语录。尽管文革中为此受到批判,但他仍然不在政治上跟风。曾任驻华工军宣队负责人程远回忆说,1974年批林批孔,“当时国务院科教组开会,迟群提出教育战线的主要危险仍然是修正主义,朱九思回来传达时,他只传达了结合典型工程办专业,闭口不谈主要危险是修正主义。当时我主持会议,下面不断递纸条,质问他为什么不说,我不断的把条子给他,他还是不传达。我佩服他的政治品质”。[4]

   19世纪末,教育独立或教授治校的大学制度传入中国。20世纪初期,蔡元培任校长的北京大学和后来梅贻琦任校长的清华大学和再后来的西南联合大学,教授治校都搞的非常成功。正是由于实行教授治校、学术自由,北大、清华、西南联大才吸引、涌现了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闻一多、朱自清、刘国典、金岳霖、汤用彤、贺麟、冯友兰等一批大师、大家,培养了一批世界级的科学家;正是由于上述原因,北大才成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和五四运动的发祥地,引领民主、科学新潮流。上一世纪20年代,蔡元培《教育独立议》一文,开宗明义地指出:“教育是帮助被教育的人,给他能发展自己的能力,完成他的人格,于人类文化上能尽一分子的责任;不是把被教育的人,造成一种特别器具,给抱有他种目的的人去应用的,所以,教育事业当完全交与教育家,保有独立的资格,毫不受各派政党或各派教会的影响。”[5]

   可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教育独立”之理想,早已成为吹弹可破的“肥皂泡”与永远“在水一方”的“乌托邦”。历次风雨如磐的政治运动冲击大学,党和政府对大学事无巨细的直接指挥,哪还有教育独立?哪还有大学的办学自主权?尽管当年也有被称为“通天人物”的武汉大学校长李达为抗命湖北省委人事任命而敢于向高教部长杨秀峰电报辞职所彰显的高校校长尊严的传奇,[6]也似乎是仅此个案,并且此时的李达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蔡元培。

   朱九思成功的原因很多,其中重要一条正是抓住了非常态的“办学自主权”。2000年5月,他回忆说:“‘文革’后期,由于有刘崑山同志的开明支持,对我来说,获得了一定的办学自主权。‘文革’结束前,刘崑山同志及其他军代表陆续离校,上面重新任命我为学校党委书记。时隔不久,我们华中工学院第一任院长查谦先生谢世,上面又任命我为院长,一身二任。事有凑巧,当时又正处于国家教育部虽已通知收回对学校的领导权,但又尚未完全落实的过渡状态,并且这种‘过渡’意外地持续达六年之久,于是我和我的同事们就利用这个难得的机遇,更多地引进教师。当1983年上面发现我们引进了数百人之多,才明确通知将进人的批准权收上去了。但是从‘文革’后期到这时,我们大概已引进了六百多位教师,大体上适应了专业发展的需要……这已经改变了原来纯粹的工科大学模式并基本形成文、理、工、管相结合的格局,突破了‘全面学苏’的模式。”[7]

   在我国长期处于封闭、“左”的思想占据主导地位的计划经济时代和开始改革开放、新旧体制酝酿转轨的时代,在高等学校一直实行部省双重领导和高度集权计划的管理体制下,朱九思更多地是善于向上级主管部门争取某些办学自主权。

首先是有理有节地“磨”。在刚刚走出“文革”阴影、摆脱“两个凡是”困扰的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仍然按照20世纪50年代建立起来的苏联模式僵化运行的高等教育界,学科分家的思想仍然牢牢地捆绑着开放的脚步。朱九思率先提出大学学科综合化、在理工科大学办综合性大学这个大胆的思想和理念遇到难以想象的阻力和困难,可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他经常向教育部报告,据理力争地“磨”。一次,教育部长蒋南翔来武汉开会,他又用国际学术界大量采用数学理论来解决工程领域内的诸多技术问题等事实说服蒋部长,(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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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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