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全喜:中国语境下的自由主义法权理论

——2006年5月12日在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的演讲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298 次 更新时间:2006-05-24 09:5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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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全喜 (进入专栏)  

  

  非常高兴今天能有这样一个机会,向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的同学们汇报一下这些年来我有关中国语境下的自由主义法权理论的思考。我觉得在中国的转型时期,我们特别需要一种成熟的自由主义理论,具体地说,需要一种成熟的自由主义的法权理论,因为自由主义的成熟不仅要表现在经济上,而且还要表现在政治与法律方面,表现在一种法权形态上,这是我最近几年一直在思考的问题。今天我打算谈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我的理论研究为什么会走到这个方向上来,我怎么会对这些问题感兴趣。第二,我认为目前中国政治与法律理论研究中面临的一些主要问题,尤其是从古今、中西这两个维度下来审看的话。第三,围绕着上述问题,谈一下我的看法与主张,以及我的思考路径。希望我的观点能对同学们思考相关的问题有所启发。

  我是从研究哈耶克开始我对自由主义法权理论的研究的,我觉得哈耶克的理论对中国问题有它的针对性,他的自由经济和法治宪政的思想切中了中国问题的要害。然后我顺着哈耶克的路径又走到了苏格兰启蒙思想,就是斯密和休谟这里。休谟在西方哲学和道德学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但他的政治哲学、法律学说、政体理论、甚至他的政治经济学在国内都没有得到系统的研究。一谈到传统的政治哲学,我们经常说起洛克、卢梭、康德,休谟和斯密的苏格兰启蒙思想这一脉却很少被人提及。其实,他们的理论不单纯是政治经济学或道德哲学,而是涉及到当时英国在转型为一个成熟的市民社会的国家时所面临的两个根本性问题:一个是国民财富的性质和起源问题,另一个是成就这个国民财富的制度基础以及正当性问题,即市场经济的产品生产、交换和分配要依靠一个什么样的制度框架来保障,或者说一种什么样的政治和法律制度能够使得市民社会的经济得以健康发展起来,使得不列颠大英帝国得以强大起来。苏格兰启蒙思想主要探讨的就是这两个问题,但我们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却遮蔽了这个深层问题,只是介绍了他们探讨与国民财富有关的劳动分工、经济交换、市场要素这些内容,但是对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这一块重视不够。比如说斯密他一生孜孜以求而没有完成的最重要的著作就是一部法学著作,即建立一套关于国家制度和法律制度的理论。实际上,苏格兰启蒙思想从思想路径来说,是受到了大陆法系的影响,继受的是大陆法系这样一种形式,但在内在精神上,他们又与英国普通法的精神和政治传统有着密切的关联。所以,单纯从一个法学视角来看,哈耶克不是一个地道的法学家,他的公法、私法的区分,内部规则、外部规则的区分,既不是一个纯粹的大陆法系的东西,也不是纯粹的英美法系的东西,但是,如果我们探询他的知识原型,就会看到苏格兰启蒙思想恰恰是他的理论来源,是他研究的对象,18世纪苏格兰独特的政治与法律状况以及相关思想家们的理论特征,构成了哈耶克所谓普通法的法治国的理论原型。

  我按照上述理论线索大致梳理出一个英美法权思想中的从休谟、斯密到哈耶克的独特路径,这样一个理论线索勾勒出来之后,我开始面临一个困惑,英国的社会制度、法律制度,以及与之相关联的国家生长形态是一个非常幸运的产物,由于当时英国的自然禀赋、政治传统以及光荣革命等其他各方面的综合原因,使得它自发地生长成为是一个良好的社会政治-经济体,但对于中国来说,它的相关性到底有多大呢?中国无论是从自然条件、历史传统还是现实的内外部环境来看,都与英国从17世纪到19世纪那样一个重大的历史发展时期不同。这一时期成就了英国历史上最辉煌的时代,即所谓的维多利亚时代,在这一时期,英国对外是一个帝国,对内是一个宪政国家,经济发达,人民幸福,国家强大,所以它是一个特殊时期的产物。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国也是一个特殊时期的产物,所谓英美普遍论只是看到了它们普遍性的方面,但从另外一个意义上也可以说是英美特殊论。不过我认为从普遍性方面来考察英美的国家形态也是意义重大的,对我们也是十分必要的,比如说自由经济原则,国家构造原则,法律的规则秩序,基本的价值观念,等等,都具有普遍性。但是在承认这种普遍性的同时,我们也要看到中国问题同所谓的“德国问题”、“日本问题”一样,具有自己的特殊性,它们与英美谱系是不一样的。

  在研究西方问题时,我觉得德国在18世纪到20世纪所面临的问题和中国现在所面临的问题是相似的。一方面德国思想家们看到了也认可英国的那一套自由经济制度和市民社会秩序及法律制度,还有国家的宪政构造,但另一方面他们又发现英国是一套自生自发的秩序,其他国家如何能达到这一步呢?在探讨自己国家的生长路径的时候,他们又觉得内外环境和民族传统的不同,使得德国像英国一样自生自发地形成一种市民社会以及与市民社会相关联的政治国家,变得十分困难,或者说有那种可能性,但需要建设一个类似于英国那样的环境。英国当时在外面有殖民地,内部市场经济发达,法制完善,君主开明,但德国当时的环境是不同的,特殊的地缘政治格局使得德国成为一个不幸的民族,再加上它的政治传统和现实状况,国家非常羸弱,一直处在四分五裂的状态。所以,如何形成一个统一的民族国家,统一的法律制度,就成为他们思考问题的出发点。

  我们看,所谓的德国问题,从最早的政治浪漫派,到后来费希特、黑格尔一直在思考的民族精神,再到新、旧历史学派,再到后来的魏玛时期的韦伯、施米特,他们所思考的一系列问题,其核心并不是在拒斥英美的那套基本的价值原则,而是探讨如何能走到这一步来。我认为这是德国思想的隐秘内核,尽管在表面文章中他们大多是以批判者和超越者自居的。从这个德国思想中产生了两种思想路径,一种就是左派激进主义,它开辟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和各种批判理论之先河,另一种就是右派保守主义,它同样开辟了复古主义(天主教大公主义)和种族主义(希特勒雅利安民族优异论)之先河。但在极端左派和极端右派之间,却是存在着一种主流的德国特色的自由主义,或权威的自由主义,如黑格尔、李斯特、韦伯等人,他们骨子里是在追求达到英美的一种理想境界。例如李斯特,他当时就主张关税同盟,反对斯密的自由经济学,他主张一种国民经济学,或者说是国家经济学,但是他说这并不是他最终的目标,这只是德国为了达到以后的自由贸易阶段的一个必要手段,而且在德国境内的各联邦之内,他认为还是要坚持自由贸易的,也就是说在他看来,国民经济学只是一种手段,自由经济学本身的原则他是不反对的。反过来我们来看斯密,斯密是主张市场经济和自由贸易理论的代表人物,但在当时英国与荷兰发生战争的特殊情况下,他也是支持英国议会颁布的限制自由贸易的“航海条例”的。

  上述这些问题促使我产生这样一个思考,英国尤其是德国这一系列思想家所谓的自由主义到底意味着什么?在这个思考过程中,我从新对德国的思想做了一些回顾性研究。我年轻的时候对《精神现象学》非常感兴趣,现在我的观点变化了,我现在认为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更加切合我的思想,于是我就通过批判性地分析科耶夫对黑格尔学说的左派解读,借机梳理一下有关西方自由主义法权理论的思想脉络。从哈耶克到休谟再到黑格尔,这些年来,我对西方自由主义法权理论的探讨,从英国到德国,其主题都是为了解决自己心中的中国问题,所谓用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在对英美这一系和法德这一系的政治法权思想做了一个初步的探讨之后,我逐渐开始思考和探讨中国问题,即中国语境下的自由主义法权理论。

  我认为中国语境下的自由主义,或者说自由主义的法权理论,在当下特别需要一个转型,需要一种问题的提升。二十多年前,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乃至九十年代上半期,中国的自由主义基本上是一种启蒙时期的自由主义,这个启蒙的自由主义的一些基本原理、基本观念和所处理的问题是与中国当时的时代特征、社会问题相关联的,现在来看,没有什么不对,但我感到现在它应该跨过这一阶段。

  启蒙语境下的自由主义是一种什么状况呢?当时中国社会的改革开放还处于上升的势头,过去的那种全权性的政治统治逐渐变得开放了,与此相联的有关人的解放问题、人的自由问题、人的道德问题和人的权利问题等等,都涌现出来,这些问题都需要一种理论上的论证。自由主义作为一种普遍的、基本的知识系统和价值趋向,对于上述问题提供了主导性的解释,并赢得了广泛的认同。就法律方面来说,自由主义突出地表现为有关法权的本质与形式的诉求,如权利理论、人权学说、形式法学、程序主义,以及方法论的个人主义和政治哲学的主体意识,等等,这些东西在当时的语境下,是不同领域的学者们所共享的,在思想上没有什么分裂。但是,那样一个时期很快就过去了,因为中国社会处在剧烈的转型之中,到了九十年代后期,中国社会面临着新的内部和外部的问题。在内部方面,社会利益逐渐分化,人们的诉求已经不单纯的是限于一般的经济开放、行政改革,而是上升到了政治制度的层面,大的一个宪政制度的构建成为最主要的诉求。经济方面的情况也是如此,改革开放初期,那种促进民营经济,改革国营经济,实行权力下放,逐渐地走向市场经济的这样一个阶段也已经过去了。权势分离利益凸显,社会贫富差距加大,社会保障体系匮乏,甚至一个新的国有垄断经济形态乃至垄断阶层出现了。从外部方面来看,国际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中国作为一个政治体面临着周边环境的日益严峻的挑战。台湾问题的国际化,日本的国家主义势力的强化,美国的新保守主义外交政策,以及中国加入WTO之后作为一个政治经济体与其他政治经济体的利益冲突问题,这些都使得启蒙时期的自由主义的那一套原则、原理以及知识谱系,已经难以应对转型时期中国所面临的种种挑战。

  上述问题概括起来其实就是自由主义的两个维度或两个面相。为此,自由主义内部发生了分化,而新左派和保守主义对自由主义批判的加强,也使得自由主义的这个分化逐渐明朗起来。这两个维度是什么呢?一个维度就是自由主义关于个人权利的理论。它要求市场经济、自由贸易,认为个人具有自主性和首要的基本权利,像生命权、财产权、言论权等等。这些是自由主义的核心部分,也是具有普世性的东西,启蒙时期的自由主义着重伸张的也是这样一种传统的法权理论和政治哲学。与此相关,在这个维度上,还有对国家的一种宪政制度的诉求,按照这种理解,宪政就是三权分立,有限政府,防范国家公权力对个人权利的侵犯,就是保障人权。关于这些内容,大家是学法律的,很多都是你们书本上的东西,已经成为法学和政治哲学的常识,在此我就不多说了。我认为上述主张没有什么错,它们确实是直到今我们仍然需要伸张的东西,是我们还要继续坚持,继续加强的。

  但是,自由主义还有一个维度或面相,用北京大学李强教授的话说,自由主义还有一个隐秘的主题,它是启蒙的自由主义不太谈的一个主题,特别是在英美国家的自由主义法权理论中不太谈的一个问题,那就是国家主题。自由主义法权理论是在一个政治体的内部被谈论的,如果放在一个更大的视野来看,可以说自由主义是一种关涉内政问题的理论体系,它处理的是一个国家内部秩序的治理之道,以及合法性问题。这些问题包括像上面所提到的权利理论、自由理论、公民学说、贸易理论等。但是自由主义还有国家间的国际关系这样一个维度的问题。在这一方面英美的自由权利理论谈得少,但它们做得并不少。传统英国应该说是一个典型的信奉自由主义的国家,它实行市场经济、自由贸易,通过普通法制度对个人权利提供保障。但它同时也是一个民族国家,而且是一个帝国,它要对外殖民。我们看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下篇的相当篇幅是谈殖民地问题,殖民地问题不单是一个经济问题,也是政治问题,或者叫做政治经济学问题。英国的自由主义也有一个国家问题,它是在国家范围之内来谈论个人权利的保障问题。只是由于在当时国家非常强大,对外能够在面临其他国家的侵犯时对个人权利提供保障,所以自由主义才会关注内政方面,强调对国家权力的限制,而没有在理论上突出国家这一面相。但是其他非英美国家,在其转型成为一个宪政民主的民族国家的时候,自由主义的这个国家面相就非常地突出了。比如德国就一直很强调国家问题,强调国家对于市场经济的保护,强调国家政治经济学,主张治安国、法治国、行政国等等。关于这个问题,我的我的《论国家利益》和《论宪法政治》两篇文章中有过详细论述,感兴趣的同学可以找来一读。

  在中国这一百五十年的历史转型中,从根本上我们也可以说面临着这两个主题。一个是要建立一个个人幸福的民主自由的社会,另一个就是要建立一个强大的国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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