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双:丑陋的老三届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2503 次 更新时间:2016-01-01 21:47: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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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双  
绝大多数人都保持沉默。倒是张铁生以他特殊的方式,用他的“答卷”向社会,向统治者发出了“我要读书”的乞求声。其相虽丑,其声也悲呀。

  

   纪念丑陋

   前两天从报纸上看到一则新闻:为了纪念“上山下乡”运动30周年,某公司准备发行金卡,数量三万枚。虽然没有消息证明有“老三届”参与了这件事情。可除了“老三届”还有谁会如此热衷与这件事情呢。

   凡是发生在历史上的,值得后人纪念的事情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因为它的出现推动了社会的进步;一种是因为它的出现阻碍了社会的进步。

   “五.四”运动对科学和民主的呼唤是本世纪中国青年最值得骄傲和最值得纪念的创为。而“上山下乡”运动虽然涉及的人有上千万,持续的时间达十年之久,但是,它背离了“五·四”精神,没有给中国带来丝毫的社会进步。有些自己感觉混得不错的“老三届”总是在不同的场合,用不同的方式粉饰“上山下乡”运动,以证明自己的青春没有虚度。他们有意或无意地虚构了一个可以欺骗自己孩子们的神话,一个中国拓荒者的神话。但是,从黑龙江的北大荒到云南的西双版纳;从陕北的黄土高原到内蒙古的大草原,“老三届”没有开发出一处“辉煌的西部”,他们留下的只是一片片枯萎的橡胶林和因过份砍伐树木形成的一座座光秃的山岭,和被他们遗弃的,已经长大成人并和当地人没有任何区别的亲骨肉,还有那至今都难以启齿的羞辱和痛苦。“上山下乡”运动是十年浩劫的副产品。是“文革”这部反文化,反文明的大合唱中的一个不可分割的一个声部。“文革”是国耻。国家之耻,国人之耻。“上山下乡”运动则是中国青年的耻辱。如果一定要纪念的话,那就应该只是为了这曾经发生在共和国青年人身上的悲丑剧永不重演。

  

三.丑陋的红卫兵运动

   “文化大革命”被否定了。几乎所有的人都在控诉文革的罪恶。好象在那场持续了十年的浩劫中只有四个人在作坏事,而其余十亿减四的人都是受害者,都是无辜的,清白的。于是历史上的“文革”失去了载体。但是,如果这个载体确实不曾存在的话,“文革”就根本不可能发生和发展。对“文革”的反省应该是全民族的。即包括执政党也包括老百姓。“老三届”是共和国的同龄人,历史却没有善待他们,他们也没有善待历史。“老三届”在“文革”中有被欺骗和利用的一面,但是,主动迎合,积极参与却是一个基本的历史事实。

   看过电影《淮海战役》的人都会记得毛泽东有这样一段台词:“60万比80万(解放军和‘国军’人数之比)……这是在赌国家的命运,赌民族的命运。‘啪’的一下押上去,就是那么一回事。”在解放战争中,他老人家是胜利者,是赢家。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手中的“赌资”是什么?最大的“赌资”当然是他在老百姓心中早已形成的,如日中天的崇高威望。但是,仅此一注是不够的。无论输赢,在各类码子中,有一注是注定要输进去的,这就是“老三届”——他们的青春和前程。

  

   丑陋的革命

   “文化大革命”的毒焰首先是在大学校园被点燃的。但是,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打压下,“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12】发表后形成的轰轰烈烈的局面,很快变得冷冷清清。于是,毛泽东走出滴水洞,在畅游了长江,回到北京之后,他作了两件一反常态,惊骇全党的事情。一是写下了《炮打司令部》【13】的大字报,向全党公开了他要打倒刘少奇的决心。一是亲笔给清华附中红卫兵【14】写回信,表明他老人家已经找到了一种让政敌和同盟者都意想不到的社会力量。这种力量可以由他任意号令,招之即来,挥之则去,功无不克,战无不胜。将中学生推向政治斗争的最前沿确实有着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的效用。

   中学生的年龄是从13岁到19岁。这是一个从身体发育到心理发育都尚未达到成熟的年龄段。青春的躁动、是非的无断、理念的易变,再加上抖擞的精神和旺盛的精力都表明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年龄段。教育学和心理学都认为,中学生是需要特别加以引导和训教的一群。英文中有一个特指处在这样年龄段的人的专用名词:teenager。它是由teen和age复合而成。可是,它决不是一个简单的复合名词,只在表怔处在该年龄段的青年的年龄特征。更深层的内容在于涵指这个年龄段的人在教唆和误导的情况下,他们的行为往往具有一种反复无常、丧失理性的倾向,因而是极端危险的。文革中的“老三届”正是这样一个群体。

   历史对“老三届”的选择看似偶然,但也有其历史的必然性。

   建国十七年以来,以革命传统和阶级斗争为大背景的社会教育培育了“老三届”以仇恨为底色的社会情感,“文化大革命”中,为了这种情感的宣泄中国人付出了血的代价。五七年以后,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批判和斗争愈演愈烈,全社会形成了一种对文化虚无主义的普遍认同。这种反文化的倾向对“老三届”影响是极为可怕的:中国的传统文化是封建主义的;西方的文化无论是古典的还是现代的都是资产阶级的;五十年代还可以接受的前苏联和东欧的文化到了六十年代也成了修正主义的东西。“老三届”的精神世界近乎一片荒漠。“文革”前夕“老三届”只能接受以《收租院》【15】为代表的控诉艺术和以《红岩》【16】为代表的烈士文学。前者对“老三届”的影响是将不同社会制度的比较转变成对人的仇恨,后者是把信仰的追求转变为对复仇的渴望。在不断地、反复地对“人性论”进行批判的同时,“老三届”接受了日益深化的个人崇拜教育。其中,学习雷锋的运动【17】将个人崇拜的方式进行了推陈出新,学习毛主席著作也由此走上实用主义的道路,对毛泽东的神话莫过于在“老三届”的心中。

   从七千人大会以后,毛泽东开始全面抨击党在文化教育领域的方针政策。文化部被说成是“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中宣部被喻为“阎王殿”;评价最低的是教育界——“庙小妖风大,池浅王八多”。“文革”前,“毛泽东和毛远新的谈话”、“毛泽东和王海容的谈话”给“老三届”的思想造成了极大的混乱。这些以抨击现行教育体制的讲话一经流传,不尊敬老师,不崇尚知识之风即刻成为一种时尚。“文革”前的《中国青年报》曾刊出过一篇嬉笑之文《获取5分的“秘诀”》【18】,它的作者就是“文革”中的“老三届”。这篇文章比黄帅小姑娘的日记要早了将近十年。把它算作是“老三届”泼向自己老师的第一盆污水可能是不会有误的。北京市东城区某校初一的学生在1966年初曾写出一文,题目在当时就非常吓人——《现在的学校培养不出共产主义的接班人》,其矛头还是对准了教育体制和老师。无论是对杨献珍的“合二而一”的哲学观点的批判,还是对田汉的“有鬼无害”的戏剧理论的批判,“老三届”都积极参与,表现出了极大的“革命热情”。“文革”风雨未到,“老三届”已经跃跃欲试。政治思想的“热身”运动已经完成于无形之中。

   “文革”中的“老三届”是红色的“teenager”。以红卫兵为代表,以“八一八”为起点,“老三届”呼啸着登上了中国的政治舞台。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首次检阅红卫兵。在以后的四个月中,有一千万以“老三届”为主体的红卫兵和造反派在这里接受过他的检阅。“八一八”是“文化大革命”这出中华民族的悲丑剧拉开大幕的时刻。那红色的古城楼就是一座历史的舞台。无论以后如何,或寿终正寝、或横尸荒野、或腊炬成灰、或面壁囚笼,剧中的主角都从幕后走向台前。刘少奇的尴尬,周恩来的矜持、江青的傲慢、康生的阴冷,尤其是林彪那白骨般的面容和他嘶声力竭的呼喊,对中国人,对中华民族来说充满着险象和凶兆。毛泽东在震耳欲聋的“万岁”声中举起手,挥动着他手中的绿军帽,而他的目光却没有投向在他脚下的芸芸众生。端详那张由摄影师留下的,记载着那历史瞬间的照片,人们会发现:毛泽东微昂着他硕大的头颅,把他冷漠的目光投向无际的苍穹。与这神情形成巨大反差的是红卫兵的狂热,他们欢呼着、呐喊着走过天安门城楼,个人崇拜的狂涛巨浪席卷了天安门广场。这种场面与1933年1月30日柏林的火炬之夜【19】何其相似。

   红卫兵不分男女,都身穿黄色的旧军装。不知是天太热的缘故,还是故意要摆出这副样子,每个人都捋胳膊挽袖子,刁蛮之像让人兵痞难辩。男的是清一色的小平头,女的多是超短发,也有的女红卫兵将自己剃成一个秃子以示革命。不知她们是怎样将革命和消灭女性特征联系在一起的。封建意识形态中男尊女卑的思想和带有宗教色彩的禁欲主义倾向那么自发地而又自然地毒害着少女的心身。如果当时可以做变性手术,这些女娃子们会毫不犹豫地躺到手术台上去的。站立时双手插腰。说话时国骂不离口,本来没有骂人习惯的人为了显示自己已经不再温良恭俭让,也要在讲话时生硬地带出几句“他妈的”来。走起路来乍着胳膊,象一只只横行霸道的螃蟹。而远远望去又更象一片专门啃噬绿叶的蝗虫。这是一股真正黄祸。它的肆虐虽然时间短暂,却在中华民族的近代史上写下了极其丑陋的一页。

   红卫兵这个短命的怪胎一降生到这个世间就发出了两声惊世的怪叫:一声是“造反有理”;一声是“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

  

   丑陋的口号

   其实,第一个讲“造反有理”的是毛泽东本人。四十年代,毛泽东在延安各界庆祝斯大林寿辰的大会上发言,其中说道:“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对科学共产主义的这种抽象是否科学、严谨是值得推敲的,即使是面对陕北的庄稼汉。 二十年以后,在清华附中红卫兵语无伦次,逻辑混乱的三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大字报中,“造反有理”四个字被重新诠释。今天重读三论《造反》,其立论之荒谬,论据之牵强,论述之无理当不必说。值得探讨的是:文章的作者小小年纪,吃了十八九年的粮食,书只读到中学,事还没有作成一件,那里来的如此了得的傲慢与嚣张。他们贵为金枝玉叶,即没有人压迫他们,也没有人剥削他们,到底有何反可造?

解放初期,有人曾告戒干部子弟要以史为鉴,不要重蹈满清八旗子弟【20】的覆辙。这种告戒固然用心良苦。希望干部子弟不要堕落当无可指责。但这种期望是以认定干部子弟应当享有特权为前提的。事实上,这种特权从共和国建国的那一天起就一直存在着。在如何对待下一代的问题上,超越历史的局限性,摆脱几千年封建社会形成的帝业子承的世袭观念,代之以天赋人权、平等竞争的思想,在那个年代是一种奢望。干部子弟从小就意识到自己不同于平常百姓家的孩子。和八旗子弟一样,他们是特权阶层,是精神衙内。傲慢与偏见简直就是与生俱来。没有人敢于无视和怠慢这种骄狂。但是,“文革”的实践证明,这种骄狂导致的行为比起他们的沉沦和颓废给社会给国家所造成的后果要严重的多!干部子弟是共和国的同龄人中生活条件最优越,政治待遇最特殊的一个群体。社会对他们的娇惯养成了他们感情用事,为所欲为的性格。当“文革”来临之时,他们本来有条件凭借自己特殊的社会地位所获得的便利去准确地揣摸领袖的用心所在,去理解“这场运动的重点是整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句话浅显的内涵,从而避免在这场以打倒自己父辈为第一目的的“革命”中的充当冲当冲锋队的角色。然而他们只是凭借自己想象去理解甚至企图左右这场“史无前例的大革命”。他们带上红卫兵的红袖标,高喊“造反有理”的全部意图就是要借“文革”之机,向社会向人民索取更大更多的特权,使自己不但可以享有凌驾于同龄人而且享有凌驾于全体人民之上的权利和地位。毛泽东最大限度地利用了干部子弟的这种骄狂。因为这种以无知和任性为特征的桀骜不逊不可能逃出忠君思想和个人崇拜的阴影。(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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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黄河》1999年第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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