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稻葵:中国经济告别7%时代了吗?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18 次 更新时间:2016-01-01 00:0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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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稻葵 (进入专栏)  

   自2013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持续回落,国家统计局最近发布的数据显示,2015年第三季度,GDP增速降到了7%以下,为6.9%。与经济发展密切相关的一些重要指标,包括发电量和水泥、钢材等产量,也仅为微弱正增长甚至于负增长。这一切都在不断地提出一个问题,那就是7%还能回来吗?

   当前,中国学术界一个比较主导性的说法是,7%的增长时代已经结束,中国经济要与7%说再见。在这些7时代终结论者看来,中国经济增速已经进入到一个不断下滑的时代,未来持续下降还将是一个长期趋势。他们的理由主要有两个:

   第一,中国人均GDP将达到1.1万美元的水平,根据历史经验,当一个经济体的人均GDP达到这一水平时,经济增速往往会不断下滑。

   第二,从国内因素来看,人口老龄化已经成为大趋势,总劳动力已经饱和;在不久的将来,劳动力供给将不断下降。

   我不同意以上主流观点。我认为,这类分析并没有抓住中国经济增长最根本的性质,没有看到中国经济增长最基本的潜力。中国经济通过一段时间的调整和改革,应该能够回到7%以上的增速,而且还将持续一段时间,甚至超过10年。

   赶超的逻辑

   研究一个经济体是否有继续增长的潜力,一个重要指标就是这个经济体与世界领先经济体的差距。因为在技术、商业模式创新等动力的推进下,领先经济体还会继续保持增长,其人均GDP发展水平并非停滞于一个绝对值。

   当今世界,经济领先的国家是美国,其人均GDP达到了5.3万美元。而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1美元约等于4元人民币),中国人均GDP仍然只是美国20%的水平。而在历史上,人均GDP达到1.1万美元的经济体,与美国当时的人均GDP相比,差距是比较小的,因为当时美国的人均GDP远远低于今天的5.3万美元。

   所以,从这个角度看,我们不能按照绝对水平来观察中国经济的增长潜力。在商业模式、生产技术、市场开发、管理理念、体制改革等方方面面的赶超中,中国经济仍然有巨大的增长空间。

   中国满足突破中等收入陷阱的“三好学生”标准

   最近一个时期,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专门研究了所谓中等收入陷阱的问题。我们发现,二战后的70年来,世界100多个国家与地区中,只有13个国家和地区实现了中等收入陷阱的突破,即人均GDP从4000多美元上升到12000美元(世界银行的标准)。这些国家和地区分别是葡萄牙、希腊、马耳他、以色列、韩国、塞浦路斯、中国台湾、西班牙、日本、阿曼、爱尔兰、中国香港和新加坡。我们发现,三个条件使得这13个国家和地区实现了中等收入陷阱的突破,我们称之为“三好学生”标准。

   中国今天完全满足了“三好学生”的标准。

   第一,市场经济制度是否已经在一个经济体中生根发芽。答案是肯定的,中国经过30多年的改革与开放,虽然在经济体制方面仍然有持续改进的巨大空间,但不可否认的是,市场经济已经深入人心,市场改革的方向不可动摇。

   第二,人口素质与人力资本是否达到基本标准。中国的公共健康水平,在全球各国尤其是新兴市场国家中是领先的;中国人口的受教育水平,比之于其他新兴市场国家尤为突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经上升到37.5%,15岁以上人口文盲率下降到4%以下,以此对比,印度是30%,而中国的文盲标准明显高过一般新兴市场国家。公共卫生水平(包括人均预期寿命)和人口受教育水平的不断提高,将为中国经济增长提供最基本的条件。

   第三,是否对发达经济体开放。中国经济30多年来快速发展的宝贵经验是对外开放,特别是对发达国家开放。尤其在投资和进出口方面,中国始终对发达国家开放。当一个国家对发达国家开放的时候,其经济增长水平会不断与发达国家靠近,这也是日本人所说的“雁阵模式”。

   人均GDP达到美国20%之后的预判

   既然中国当前人均GDP水平是美国的20%,而且更重要的是,中国人均GDP达到了历史上超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体的水平,那么,中国经济未来15年的增长潜力到底是多少呢?

   我们来看历史上13个国家和地区在达到美国人均GDP20%以后的增长情况: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始终保持着7%以上的经济增长水平(附表),其他国家在此发展阶段也继续呈现出良好的增长势头。由此我们应该看到,中国经济具有巨大的增长潜力。

表1:东亚经济体人均GDP达到美国19%之后的GDP增长率变化情况(时段平均值)

数据来源:李稻葵、伏霖,《中国经济中长期经济增长潜力研究》,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研究论文,2015(日本5年以内指1956-1960年,韩国指1983-1987年,台湾地区指1971-1975年,后面的年限区间以此类推)

   大国发展的逻辑

   我们必须正视一个重要的事实,那就是与东亚其他国家或地区以及历史上实现中等收入陷阱突破的国家相比,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大国。那么,大国的经济增长潜力会大打折扣吗?

   我认为答案是否定的,即,中国作为大国,增长潜力比小国更大。其原因是中国经济内部相当于一个小世界,还有巨大的内部贸易潜力,目前没有完全发挥出来。举例说来,中国各省之间的经济差距不亚于世界各国的经济差距。浙江省的人均GDP是贵州省的4倍之多,这个差距几乎等同于中国与美国的收入差距,更重要的是,浙江省与贵州省可以实现全生产要素流动,包括资本和劳动力,这在中美之间是不可能完全实现的。所以,浙江省的资本还将会源源不断地流向经济落后地区,同样,经济落后地区的一部分劳动力还会涌向发达地区。这种国内贸易的巨大潜力强调再多也不过分。

   更重要的是,由于是大国经济,所以统一的大市场一旦形成,就能够不断地支撑中国企业和产业的发展。以淘宝、京东为例,之所以这些电商平台最近一段时间发展迅猛,原因之一固然是它们学习了国外先进的商业理念和商业模式,而更重要的是,国内已经形成了统一的大市场,淘宝、京东可以在全国范围内统一销售产品,统一布局物流,大大降低了每单位交易的研发成本。

   中国巨大的市场也能够支撑研发,让研发投入不断上涨。这就是中国高铁今天能够走出国门最主要的原因。高铁之所以成为中国走出去的拳头产业,恐怕并不是因为中国工程师比德国西门子的工程师更加能干,水平更高,最重要的原因是中国人口众多,很多城市人口密集,城市与城市之间的交通量巨大,从而形成了对高铁的巨大需求,这一需求在世界其他发达国家内部是罕见的。

   与此逻辑完全相同的就是,中国的建筑、工程机械企业也已经成为世界级龙头。所以,今天的中国经济比之于当年的韩国、日本、台湾地区应该具有更大的增长潜力。

   而大国经济这篇文章要做好,关键是要打破省与省之间、区域与区域之间人口流动的羁绊。一旦劳动力能够在各省之间进一步流通,中国经济从全局上将会出现新一轮的发展。其中的具体机制就是城镇化。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城镇化进程的推进并不意味着每一个地区的经济会同步上涨。比如说,东北地区可能有所下降,但是,其他地区的增长将远远弥补东北地区经济的相对萎缩。

   老龄化是致命打击吗?

   这一观点十分流行,但笔者十分不赞同。首先,人口老龄化这一因素不能单独用于分析并作结论,而必须与人均GDP发展水平、人口健康水平以及劳动力素质综合考虑。

   中国人口的平均年龄的确在上升,但是由于健康水平比之于20年前甚至于10年前明显提高,同时有大量收入水平低下的劳动力仍然有持续工作的意愿和能力,因此,如果制度能够适当灵活,能够让退休制度不但不惩罚延期工作者,而且鼓励延期工作,那么,人口老龄化问题就能直接解决。

   举例说来,当前55岁的男性蓝领工人,平均健康水平要好于其父辈在45-50岁时的水平,但是目前的制度强制这部分人在55岁时退休。同样,50岁女性劳动力的平均健康水平也要高于30年前45岁女性劳动力的水平,却也往往过早退休,大量的劳动力现在浪费在广场舞和无谓的家务上。一旦能够适当地延期退休,同时给这部分人增加延期退休福利,消灭年龄歧视,将在很大程度上维系中国的劳动参与率。

   另一个因素也必须考虑,那就是,中国是高储蓄、高投资的经济体,随着资本的不断积累,中国资本与劳动力之比将不断上升到世界前列。因此,每一个劳动者对应的资本量不断上升,劳动的生产率还有巨大的提升空间,劳动强度将不断地下降。这就回到了上面所说的中国人均GDP是美国20%这一基本事实。中国的劳均资本质量和数量还有不断上升的空间。

   短期来看,人口老龄化其实是促进了中国经济的结构调整。由于人口老龄化,劳动力供给相对短缺带动了劳动工资的上涨,又反过来促进了可支配收入的上升,从而拉动了消费的持续上涨,而中国经济的短板恰恰是消费而不是供给。所以,不管从短期还是长期看,老龄化都不至于成为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致命因素。

   国际经济制度变迁的负面影响有多大

   很多人讲,当中国经济作为一个大国经济不断上升的话,美国等大国将采取各种措施限制中国的发展。关于这个分析,我认为也不切合实际。

   的确,美国有制约中国经济发展、遏制其冲击世界经济新秩序的战略意图。但是必须看到,这是美国单方面的想法。事实上,以TPP为例,这种战略意图能否实现,在很大程度上完全取决于中国如何应对。

   TPP的12个成员国中,有8个已经与中国签订了各种形式的自由贸易协定,所以,TPP的“圈子”其实与中国的“朋友圈”高度重合。而TPP在贸易自由度上承诺的进一步改善空间,对于中国而言非常有限,因为中国的主要贸易伙伴是美国,而美国在关税方面能够改善的空间极其有限。

   相反,在很大程度上,TPP的本质是为跨国公司尤其是以美国为基地的跨国公司提供便利。TPP最核心的一个条款就是,允许跨国公司通过在美国华盛顿设立的一个仲裁机构,直接与TPP成员国中的主权政府进行对峙,一旦仲裁机制作出对跨国公司有利的判决,成员国必须服从和执行。这一机制对于美国之外的TPP成员国并不一定是最优的。同时,TPP增加了跨国公司尤其是药厂的知识产权保护期限,这对于赶超型国家也绝不是好事。

   所以,不能夸大TPP对于美国之外成员国的帮助,更不能夸大TPP对中国未来发展的负面影响。中国正在通过双边贸易以及区域性贸易包括RCEP等方式,来化解TPP的所有负面影响。

   最近,人民币国际化方面的进展十分顺利,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期。11月人民币很有可能被IFM接受为特别提款权一篮子货币中的一员,英国已经采取了各种行动欢迎人民币的国际化。这一发展所反映的实质性潮流是,除了美国之外的世界其他发达国家,事实上是从心里面希望中国能够站出来,按照自己的发展逻辑参与世界经济治理的改革。

   发达国家绝对不是铁板一块,而美国也不可能完全主导发达国家经济治理的制度。美国与英国,美国与德国已经出现了对中国的不同经济战略。整体来看,国际环境对中国的持续发展还是有利的,并不能说国际因素是中国未来发展的制约性因素。

   总之,中国经济还不会告别7%时代。经过一段时间的改革和调整,在解决当前发展中的一些瓶颈因素,如地方政府的懒政怠政、融资成本过高、淘汰落后产能过慢、清理呆账坏账过慢等之后,中国经济仍然能够焕发青春,回到7%以上增长的时代。中国的企业和百姓对于未来经济发展的前景应该坚定信心,充满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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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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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新财富》杂志2015年11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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