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世联:沉静中的劳作——记马采先生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96 次 更新时间:2015-12-31 09:1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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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逝去的历史在后人的解释中获得意义的呈现和伸展。20世纪“新时期”的中国学术是和翻案、重新评价不可分的:70年代末是跳开“文化大革命”十年回到五、六十年代;80年代以降则又上溯到三、四十年代。呼应着徐志摩、沈从文、钱钟书、张爱玲、“九叶”诗派等在“重写文学史”的口号下日益成为现代文学研究的重要对象,陈寅恪、潘光旦、钱穆、陈垣等则在“整理学术史”的主张下成为当代学人心仪的典范。这不只是尊重前人劳作、客观评价历史人物的问题,也是基于当代学术自身建设的需要。比如我们要研究古典艺术,宗白华当年的文章就不可不读,而今人要理解歌德,能读一下冯至40年代的《歌德论述》肯定会受益匪浅。

   按照一般看法,三十年代是“创造范式”的时期,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中的一大批人物(他们大多是“五四”后出国的留学生)开创了、奠定了许多专业学术领域内的各种范式,带领和培养了一批批门徒和学生,规划了、统领了各专业领域,影响绵绵直迄于今。那时一个民族灾难深重、学术却难得辉煌的年代,冯友兰在颠沛流离之中写成“贞元六书”,为往圣继绝学,为当世开太平,成为现代学术的一大创获。此后我们拥有了和平,却失去思想和学术,直到公开革文化之命,万马齐喑,一片荒芜。“新时期”的文化重建需要回到三、四十年代才能找到可以生长和拓展的起点,从那种范式出发创造新范式。我们这一代人一般都会记得,80年代,若干写于半个世纪之前的论著是何等有力地对我们进行了知识启蒙。

   整理历史具有选择性,重建学统、重新发现的工作也不可能巨细无遗、面面俱到,而且当代学术也仍然受着过多的非学术因素制约,从而不可避免地,有的人可能会发现得早些,另一些人则可能晚些;有的人可能获得高于自身价值的赞扬,另一些人则难以得到充分评估,甚至会被遗落。这算不得什么历史悲剧,却总是学术史的憾事。

   我第一次知道有马采其人,是在“第一次全国美学会议纪要”中。会议是1980年6月召开的,但整整一年后我才从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美学》第三期上看到这份纪要。其中说:“因故未能出席的美学界的专家王朝闻、宗白华、马采、蒋孔阳等特发函表示祝贺。”中国人素重次序,此前我虽从未听说过马采,但他的名字排在蒋孔阳(他作为《西方文论选》的副主编而知名于当时的大学生) 之前,足见他是美学上是有权威的。刚好同期《美学》上有他的长篇论文《从移情说的观点看审美评价的意义》,资料赅博,文笔雅洁,令人一读难忘。1983年,我又在刘纲纪主编的《美学述林》第一辑上读到他的《黑格尔以后的西方经验主义美学》,这两篇文章所论范围与朱光潜的《文艺心理学》比较接近,我猜想他是朱先生的同代人。此后我即开始留意马采“文革”前出版的《顾恺之研究》和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一些译著以及1988年出版的《中国美学史漫话》,也看到一些辞典、工具书上对他的介绍,但对马采著述之全貌,终未得窥。事实上,即使在他长期任教的中山大学,文科学生也大多不知马采之名。近十年来,不少地方、学校都以纪念活动的方式推出各自的著名学者、文化名人,我和一些朋友议论起来,都觉得马采是现代人文学科中的重要学者,是中山大学不多的几位值得表彰的老学者之一。然而,也许是马先生没有积极参与当代中国的两次美学讨论并提出自己的“美的本质”论,也许是因为马先生退休太早而没有学生来棒场宣传,也许是马先生所生活的环境对美学没有给予必要的重视,总之,颇有中国特色的是,当一些末流学者,甚至伪学者春风得意、青云直上时,马采这位卓有成就的学者在美丽的康乐园却基本上处于地下状态。

   事情总得有变化,为庆祝马采先生90寿辰、从事高教工作61周年,1994年中山大学出版社出版了马采先生的《哲学与美学文集》,收集了他几十年来哲学、美学方面的主要论著,凡42万字,装帧和印刷都较完美,印数一千册。终于,学术显示了它的价值,历史显示了它公正性的一面。

   怀着这些拉拉杂杂的想法,1995年国庆,我和友人一道到中山大学马岗顶拜访了马采先生。面对沐浴了近一个世纪风雨的老学者,我们感到了学人的诚挚和哲人的淡泊。他不愿意多谈自己,倒是他的夫人陈云女士给我们介绍了马先生的一些情况。学者的生涯说其实很简单,马先生1904年生于广东海丰县一个贫寒之家,1921年10月被广东地方政府公费派住日本留学。1927年在日本冈山第六高等学校毕业后,考入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部哲学科,师从日本著名的哲学家西田几多郎和田边元,后又改从日本著名美学家深田康算专攻美学,最后在植田寿藏教授的指导下,于1931年完成大学学业,获文学学士学位。接着又考入东京帝国大学大学院,在沈精一教授指导下,研究美术和美术史。1933年学成回国,在中山大学等广东高校任教。1939年任中大哲学系教授,1952年院系调整调往北京大学哲学系,1960年调回复办的中山大学哲学系直到1977年退休。学术履历或许是单调的,但现代中国的书斋从来都不是宁静的。抗战烽火中的辗转迁徙、文人之间的猜忌倾轧、夫人被划为右派、文革屡遭折磨……马采先生和一大批1949年前即已成名的学者一样有过一段痛苦的经历。陈云女士在《金婚情思——一对患难夫妻的人生道路》的手稿中对此作了详尽记述。

   秋日的斜阳照在马先生清癯的脸上,往事如烟,他本人已无意重述,我们想请他谈谈对留学13年的日本、用力研究的德国文化的看法,请他回忆一下和沈从文、傅抱石、俞剑华、马思聪、邓以蛰等名流的交往,请他聊聊他的两个著名学生方书春和刘纲纪……都未能如愿。也许这是百年沧桑后生命的“老境”吧!我想起了东坡词:“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然而超然沉静不是消极厌世,无意功名利禄决非舍弃人间社会。1936年马先生在南宁见过有“小诸葛”之称的白崇禧将军,留有很好的印象。1937年,当日寇的炮火遮蔽了卢沟晓月之后,他写信给白崇禧,希望他做中国的“库图佐夫”驱逐倭鬼;1938年,他在危难中译完了费希特的讲演《告德意志国民》,意在唤醒国人抗战建国:“译者在敌机不分昼夜的疯狂滥炸下,流浪广州街头,翻译本书,想到当年抱着《精神现象学》的草稿,出入于枪林弹雨,冷眼藐视敌人,坚信他的‘精神王国’必然最后胜利的青年黑格尔,和处暴敌控制下,向着祖国国民大声疾呼、慷慨陈词的费希特,译者心情的激动是永远不会忘记的。”马采有过壮烈的情怀,有过济世的热望,在其学术研究中也时时流露,苏格拉底是他真正的导师,他曾敬仰地写道:苏氏“在雅典青年的心中,点燃了内心的自觉,煽起了灵魂的革命,使其发挥知而能行的实践意志。同时,对于苟安的一般市民和只图自私的贪污腐化,毫无假错,毫无容情。”这正是一个知识分子的作为。马先生是从苏格拉底那里找到了自己的立身处世的态度:“我们要求哲学的政治性,同时亦要要求政治的哲学性。我们的政治不应是杀了苏格拉底,封闭了柏拉图的直言的雅典那样的政治。我们的哲学不应是回避现实,不说直言,无理论无气力的独善其身的哲学”——这句话俨然是现代中国哲学的宣言:饱受专制奴役之苦的中国人,谁不会对此心有所感?今天,我们置身于市场机制,交换原则统辖全部社会生活的条件下,哲学应有何作为,不也可以从中找到启发吗?

   马先生的学术活动主要集中在三方面,一是哲学美学;二是中国艺术;三是日本哲学论著的翻译。而最能代表他成就的是美学。30年代,他是全国主讲美学的四个学者之一(另三位是宗白华、邓以蛰、冯文潜);1958年,他在北大和宗白华、朱光潜、邓以蛰合开1949年以后第一次美学专题课。而今,朱宗冯邓俱已凋落,马先生是硕果仅存的我国第一代表学家。当我们说到这一点的时候,马先生一再谦称自己“没有做什么工作,文章也不多”。

   也许他记起了被荒唐的时代所耽误了的许多时日?也许他没有忘怀年青时的豪情胜慨而感壮志未酬?客观地说,在同时代的学者中,马先生论著之多不如朱光潜、研究之精不如宗白华,但也就是这两人比他学高一筹。他的学生刘纲纪教授在为老师的《哲学与美学文集》作序时评论说:“自‘五四’前后蔡元培提倡‘美育’以来,中国出版了很少几本翻译或编译日本人著作的介绍西方美学的书,还有少数几位学者对德国美学家李普斯的‘移感说’美学发生了很大兴趣,作了较为详细的介绍。所有这些,对中国人了解西方美学都产生了启蒙作用。但总的说来,学术性与系统性不够。真正基于对西方哲学的系统了解,从学术研究上全面、系统、深入地介绍评述西方美学,并且涵盖了理论与历史两个方面的著作,我想或许要推收入本书的,马采教授所著的《美学断章》了。这是他从青年时代起,在日本长期专门研究西方美学的产物。另外,马采教授还写了《黑格尔美学辩证法——艺术的理念,其历史的发展与感觉的展开》、《论艺术理念的发展》,这是‘五四’以来,较早地系统介绍、研究黑格尔美学的两篇很有分量的重要论文。席勒关于美育的理论,蔡元培先生早就论及,但马采教授的《席勒审美教育论》当是较早系统阐述席勒理论的一篇文章。对于20~30年代很受重视的李普斯的‘移感说’,马采教授也作了深入细致探讨,提出了他自己的创见。”

   这是持平之论,大体概括了马先生在美学上的贡献。在后学如我看来,马先生的治学“取法乎上”,美学上的“上”就是德国美学。中国自古即有丰富的美学思想,但惜乎没有现代理论表达,所以研究美学,不得不借重德国美学。第一代美学家中,宗白华、冯文潜均留学德国,朱光潜的博士学位虽是法国斯特拉斯堡大学授予的,但他的美学老师克罗齐却是黑格尔主义者,他们的理论装备都是德国的。冯文潜著述不多,宗白华埋头于古典,朱光潜1949年前的论著对德国古典美学介绍较少,较多介绍德国古典美学的倒是从未去过德国的马先生。他在这座美学高峰上极目驰骋,冥搜旁涉,并以之对中国艺术作了精湛研究,参与了现代中国美学的奠基。

   德国美学的特点是它作为哲学体系的一部分,研究美学不能离开哲学,西方哲学以古希腊哲学和德国古典哲学最为精深,马先生对这两段哲学史都下过很深功夫,其论著虽以译述为多,但精当准确,非有真切体会不能写出。《哲学原始》一文详尽追溯了“哲学”一词的由来和演变,探索了从全体去观察世界和人生、根据它的根本原理去把握宇宙人生的真相的理论研究如何与指引人生努力向上的伦理的、宗教的、实践的心术统一而成“哲学”的希腊心路,指出正是苏格拉底的天才创造,使毕达哥拉斯只求爱神的智慧、只是尽可能与神相接的人类的努力——宗教的活动与伊奥尼亚泰勒斯等“自然学者”的原理探求活动结合起来,构建成理论与实践统一的“哲学”。这篇文章,不但是希腊哲学,也是哲学的一篇极好的入门。另一篇《论苏格拉底》的长文,首先从希腊哲学的流布谈到苏格拉底的哲学,即“运用自然学者理论的精神,在人心内部求出诡辩学派所看不到的人类社会的绝对的真实”。这个粘在雅典马背上的“牛虻”,本意在唤醒雅典的道德意识,却被疲于奔命的老马感觉为只给予刺痛的讨厌的赘物,终于被它的尾巴落在地上。苏格拉底的哲学召来了他的死,他的死又标示出希腊具有实践品格的哲学的终结。“雅典杀了苏格拉底,同时又杀了‘哲学’,使到以后的哲学变了质,变成厌弃政治的哲学。”马采在整个希腊哲学的背景上浓墨重彩地描绘了苏格拉底的崇高形象,条分缕析,步步深入,严瑾的学理探究中饱含强烈的精神激情,这是他写的最深入、最漂亮的一篇论文。

德国古典哲学是马先生的研究重点,他在这方面资料娴熟,如数家珍;思致精微,深入浅出。述介康德,显示了他善于把握复杂而矛盾的哲学体系的能力;阐释席勒,反映了他宽广的文化视野和对艺术的挚爱深情;评论黑格尔,表现了他理论思维的系统性。而《康德与现象学派》则又表明马先生对现代哲学也很熟悉,现象学的问题蕴藏于康德却又不是康德哲学的直接发展,马先生由哲学中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的不同传统说到德国哲学中康德与莱布尼茨(Gottfriend Wilhelm von Leibniz,1646—1716)的两条传统,由此造成新康德主义与现象学派的对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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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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