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平凹:那个被拐卖的女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777 次 更新时间:2015-12-28 22:37: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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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平凹  

  

   十年前一夏无雨,认为凶岁,在西安城南的一个出租屋里,我的老乡给我诉苦。他是个结巴,说话时断时续,他老婆在帘子后的床上一直嘤嘤泣哭。那时的蚊子很多,得不停地用巴掌去打,其实每一巴掌都打的是我们的胳膊和脸。

   人走了,他说,又回,回那里去了。

   那一幕我至今还清清晰晰,他抬起脑袋看我,目光空洞茫然,我惊得半天没说出一句话来。他说的人,就是他的女儿,初中辍学后从老家来西安和收捡破烂的父母仅生活了一年,便被人拐卖了。他们整整三年都在寻找,好不容易经公安人员解救回来,半年后女儿却又去了被拐卖的那个地方。事情竟然会发展到这样的结局,是鬼,鬼都慌乱啊!他老婆还是在哭,我的老乡就突然勃然大怒,骂道:哭,哭,你倒是哭,你妈的X哩,哭?!抓起桌子上的碗向帘子砸去。我没有拦他,也没一句劝说。桌子上还有一个碗,盛着咸菜,旁边是一筛子蒸馍和一只用黑塑料筒做成的花盆,长着一棵海棠。这海棠是他女儿回来的第三天栽的,那天,我的老乡叫我去喝酒,我看到他女儿才正往塑料筒里装土。我赶紧把咸菜碗,蒸馍筛子和海棠盆挪开,免得他再要抓起来砸老婆。我终于弄明白了事情的原由,是女儿回来后,因为报纸上电视上连续地报道着这次解救中公安人员的英勇事迹,社会上也都知道了他女儿是那个被拐卖者,被人围观,指指点点,说那个男的家穷,人傻,X多,说她生下了一个孩子。从此女儿不再出门,不再说话,整日呆坐着一动不动。我的老乡耽心着女儿这样下去不是要疯了就是会得大病,便托人说媒,希望能嫁到远些的地方去,有个谁也不知道女儿情况的婆家。但就在他和媒人商量的时候,女儿不见了,留下个字条,说她还是回那个村子去了。

   这是个真实的故事,我一直没给任何人说过。

   但这件事像刀子一样刻在我的心里,每每一想起来,就觉得那刀子还在往深处刻。我始终不知道我那个老乡的女儿回去的村子是个什么地方,十年了,她又是怎么个活着?我和我的老乡还在往来,他依然是麦秋时节了回老家收庄稼,庄稼收完了再到西安来收捡破烂,但一年比一年老得严重,头发稀落,身子都佝偻了。前些年一见面,总还要给我唠叨,说解救女儿时他去过那村子,在高原上,风头子硬,人都住在窑洞里,没有麦面蒸馍吃。这几年再见到他了,却再也没提说过他女儿。我问了句:你没去看看她?他挥了一下手,说:有啥,看,看的?!他不愿意提说,我也就不敢再问。以后,我采风去过甘肃的定西,去过榆林的横山和绥德,也去过咸阳北部的彬县,淳化,旬邑,那里都是高原,每当我在坡梁的小路上看到挖土豆回家的妇女,脸色黑红,背着那么沉重的篓子,两条弯曲成O形的腿,趔趔趄趄,我就想到了她。在某一个村庄,路过谁家的硷畔,那里堆放着各式各样的农具,有驴有猪,鸡狗齐全,窑门口晒了桔梗和当归,有矮个子男子蹴在那里吃饭,而女的一边给身边的小儿擦鼻涕,一边扭着头朝隔壁家骂,骂得起劲了,啪啪地拍打自己的屁股。我就想到了她。在逛完了集市往另一个村庄去的路口,一个孩子在草窝里捉蚂蚱,远处的奶奶怎么喊他,他都不听。奶奶就把路膊上的篮子放在地上,说:谁吃饼干呀,谁吃饼干呀!孙子没有来,麻雀乌鸦和鹰却来了,等孙子捉着蚂蚱往过跑,篮子里的那包饼干已没有了,只剩下一个骨头,那是奶奶在集市上掉下来的一颗牙,她要带回扔到自家的房顶去。不知怎么,我也就想到了她。

   年轻的时候,对于死亡,只是一个词语,一个概念,一个哲学上的问题,谈起来轻松而热烈,当过了五十岁,家族里朋友圈接二连三地有人死去,以致父母也死了,死亡从此让我恐惧,那是无语的恐惧。曾几何时报纸上电视上报道过拐卖妇女儿童的案件,我也觉得那非常遥远,就如我阅读外国小说里贩卖黑奴一样。可我那个老乡女儿的遭遇,使我在街上行走,常常就盯着人群,怀疑起了某个人,每有亲戚带了小儿或孙子来看我,我送他们走时,一定是反复叮嘱把孩子管好。

   我出身于农村,十九岁才到西安,我自以为农村的事我没有不知道的,可八十年代初和一个妇联干部交谈,她告诉我:经调查,农村的妇女百分之六十性生活没有快感。我记得我当时目瞪口呆。十年前我那个老乡的女儿被拐卖后,我去过一次公安局,了解到这个城市每年被拐卖的妇女儿童无法得知,因为是不是被拐卖难以确认,但确凿的,备案的失踪人口近约数千人。我也是目瞪口呆。

   留神了起来,在城市的大街小巷,总能看到贴在路灯杆上的道路指示牌上的公用电话亭上的寻人广告,寻的又大多是妇女和儿童。这些失踪的妇女儿童,让人想得最多的,他们是被拐卖了。这些广告在农村是少见的,为什么都集中发生在城市呢?偷抢金钱可以理解,偷抢财物可以理解,偷抢了家畜和宠物拿去贩卖也可以理解,怎么就有拐卖妇女儿童的?社会在进步文明着,怎么还有这样的荒唐和野蛮,为什么呢?

   中国大转型年代,发生了有史以来人口最大的迁徙,进城去,几乎所有人都往城市涌聚。就拿西安来讲,这是个古老的城市,满到处却都是年轻的面孔,他们衣着整洁,发型新潮,拿着手机自拍的时候有着很萌的表情,但他们说着各种各样的方言,就知道了百分之八九十都来自于农村。在我居住的那座楼上,大多数的房间都出租给了这些年轻人。其中有的确实在西安扎下了根,过上了好日子,而更多的却漂着,他们寻不到工作,寻到了又总是因工资少待遇低或者嫌太辛苦又辞掉了,但他们不回老家去,宁愿一天三顿吃泡面也不愿再回去,从离开老家的那天起就决定永远不回去了。其实,在西安待过一年两年也回不去了,尤其是那些女的。中央政府每年之初都在发一号文件,不断在说要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可农村没有了年轻人,靠那些空巢的老人留守的儿童去建设吗?我们是在一些农村看到了集中盖起来的漂亮的屋舍,挂着有村委会的牌子,党员活动室的牌子,也有医疗所和农科研究站,但那全是离城镇近的,自然生态好的,在高速路边的地方。而偏远的各方面条件都落后的区域,那些没能力的,也没技术和资金的男人仍剩在村子里,他们依赖着土地能解决着温饱,却再也无法娶妻生子。我是到过一些这样的村子,村子里几乎都是光棍,有一个跛子,他是给村里架电线时从崖上掉下来跌断了腿,他说:我家在我手里要绝种了,我们村在我们这一辈就消亡了。我无言以对。

   大熊猫的珍贵在于有那么多的力量帮助它们生育,而窝在农村的那些男人,如果说他们是卑微的生命,可往往越是卑微生命的,如兔子,老鼠,苍蝇,蚊子,越是大量地繁殖啊!任何事情一旦从实用走向了不实用那就是艺术,城市里多少多少的性都成了艺术,农村的男人却只是光棍。记得当年兴时的知青文学,有那么多的文字在控诉着把知青投进了农村,让他们受苦受难。我是回乡知青,我想,去到了农村就那么不应该,那农村人,包括我自己,受苦受难便是天经地义?拐卖是残暴的,必须打击,但在打击拐卖的一次一次行动中,重判着那些罪恶的人贩,表彰着那些英雄的公安,可还有谁理会城市夺去了农村的财富,夺去了农村的劳力,也夺去了农村的女人。谁理会窝在农村的那些男人在残山剩水中的瓜蔓上,成了一层开着的不结瓜的谎花。或许,他们就是中国最后的农村,或许,他们就是最后的光棍。

   这何尝不也是这个年代的故事昵?

   但是,这个故事,我十年里一个字都没有写。怎么写呢?写我那个老乡的女儿如何被骗上了车,当她发觉不对时竭力反抗,又如何被殴打,被强暴,被威胁着要毁容,要割去肾脏,以及人贩子当着她的面和买主讨价还价?写她的母亲在三年里如何哭瞎了眼睛,父亲听说到山西的一个小镇是人贩子的中转站,为了去打探女儿消息,就在那里的砖瓦窑上干了一年苦力,终于有了线索,连夜跑一百里山路,潜藏在那个村口两天三夜?写他终于与女儿相见,为了缓解矛盾,假装认亲,然后再返回西安,给派出所提供了准确地点,派出所又以经费不足的原因让他筹钱,他又如何在收捡破烂时偷卖了三个下水盖被抓去坐了六个月的牢?写解救时全村人如何把他们围住,双方打斗,派出所的人伤了腿,他头破血流,最后还是被夺去了孩子?写他女儿回到了城市,如何受不了舆论压力,如何思念孩子,又去被拐卖的那个地方?我实在是不想把它写成一个纯粹的拐卖妇女儿童的故事。这个年代中国发生的案件太多太多,别的案件可能比拐卖更离奇和凶残,比如上访,比如家暴,比如恐怖袭击,黑恶势力。我关注的是城市在怎样地肥大了而农村在怎样地凋蔽着,我老乡的女儿被拐卖到的小地方到底怎样,那里坍塌了什么,流失了什么,还活着的一群人是懦弱还是强狠,是可怜还是可恨,是如富士山一样常年驻雪的冰冷,还是它仍是一座活的火山。

   这件事如此丰富的情节和如此离奇的结局,我曾经是那样激愤,又曾经是那样悲哀,但我写下了十页、百页、数百页的文字后,我写不下去,觉得不自在。我还是不了解我的角色和处境呀,我怎么能写得得心应手?拿碗在瀑布下接水,能接到吗?!我知道我的秉性是双筷子,什么都想尝尝,我也知道我敏感,我的屋子里一旦有人来过,我就能闻出来,就像蚂蚁能闻见糖的所在。于是我得重新再写,这个故事就是稻草呀,捆了螃蟹就是螃蟹的价,我怎么能拿了去捆韭菜?

   现在小说,有太多的写法,似乎正兴时一种用笔很狠地、很极端地叙述。这可能更合宜于这个年代的阅读吧,但我却就是不行。我一直以为我的写作与水墨画有关,以水墨而文学,文学是水墨的。坦白地讲,我自幼就写字呀画画,喜欢着水墨,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我的文学的最初营养,一方面来自中国戏曲和水墨画的审美,一方面来自西方现代美术的意识,以后的几十年里,也都是在这两方面纠结着拿捏着,做我文学上的活儿。如今,上几辈人写过的乡土,我几十年写过的乡土,发生巨大改变,习惯了精神栖息的田园已面目全非。虽然我们还企图寻找,但无法找到,我们的一切努力也将是中国人最后的梦呓。在陕西,有人写了这样一个文章,写他常常怀念母亲,她母亲是世上擀面最好的人。文章发表后,许多人给他来信,都在说:世上擀面最好的人是我妈!我也是这样,但凡一病,躺在床上了,就极想吃我母亲做的饭,可母亲去世多年了,再没有人能做出那种味道了。就在我常常疑惑我的小说写什么怎么写的时候,我总是抽身去一些美术馆逛逛,参加一些美术的学术会议,竟然受益颇多,于是回来都做笔记,有些是我的感悟,有些是高人的言论。就在我重新写这个故事前,一次在论坛上,我记下了这样一段话。

   当今的水墨画要呈现今天的文化、社会和审美精神的动向,不能漠然于现实,不能躲开它。和其他艺术一样,也不能否认人和自然,个体和社会,自我和群体之间关系的基本变化。假如你今天还是画花鸟山水人物,似乎这两百年的剧烈的,根本的,彻底的变化没有发生,那么你的作品是脱离时代的装饰品。不过水墨画不是一个直接反映这些变化的艺术方式,不是一种社会现象,不能为任何主义或概念服务。中国二十世纪的水墨的弱点在于它是一个社会现象,不是一个艺术现象,或更多是社会现象少是艺术现象。水墨对现代是什么意思?跟其他当代艺术方式比的话,水墨画有什么独特性?水墨的本质是写意,什么是写意,通过艺术的笔触,展现艺术家长期的艺术训练和自我修养凝结而成的个人才气,这是水墨画的本质精髓。写意既不是理性的,又不是非理性的,但它是真实的,不是概念。艺术家对自己、感情、社会、政治、宗教的体验与内心的修养互相纠缠,形成不可分割的整体,成为内在灵魂的载体。西方“自我”是原子化个体的自我,中国文化中是人格,人格理想,这个东西带有群体性和积累性。在西方现当代艺术发展过程中,纯粹个体的心理发泄是主要的创作动力,这是现代主义绘画包括后现代主义的观念艺术和装置艺术主要源泉。而在中国,动力是另一个,就是对人格理想的建构,而且是对积累性的,群体性的人格理想的建构。但它不是只完善自我,是在这个群体性、积累性的理想过程中建构个体的自我。

他们的话使我想到佛经上的开篇语:如我所闻。嗨,真是如我所闻,它让我思索了诸多问题,人格理想是什么,如何积累性、群体性的理想过程,又怎样建构文学中的我的个体?记得那一夜我又在读苏轼,(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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