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朝晖:重走丝路(三)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41 次 更新时间:2015-12-28 09:3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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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朝晖  

   七:雄关漫道

  

   站在嘉峪关的城楼上。环顾四野,青色的戈壁从天边向脚下涌来,巨大的嘉峪关就像一个海市蜃楼,一个幻影,一下子失去了分量,仿佛一阵风,就会将它吹向无边的天际。

   嘉峪关的名气很大,什么“天下雄关”、“长城主宰”,什么“中外巨险”、“河西第一口”等等。在我的想象之中,它该是如何地高大雄伟,巍峨壮观啊!然而当我来到它的面前,登上城楼,我却有点惘然若失。

   我不是说它不雄伟壮观,不高大巍峨。如果将嘉峪关搬到任何一个城市去,它都会使所有的建筑物显得象儿童积木般小巧玲珑。但在这里,在浩渺无边、空无一物的浩浩戈壁上,它却显不出一点威势来,它看起来是那么脆弱,那么不真实,那么没有重量。

   而它两边和它连接在一起的长城,也同样让我颇感意外。这就是长城吗?这就是儿时从爷爷奶奶的故事中听到的,从课本中学到过的,甚至每天从电视画面上看到的那个长城吗?

   它是这样纤细、瘦弱、低矮,仿佛一迈腿就可以跨过去,它像一条黄色的游丝一样,在蓝色的天空下,向远方飘去。

   西部就是这样,它似乎在以一种魔幻的方式,让我们常人眼中的世界,在这里发生变形微缩,失去它原有的吓人外表,返朴归真到应有的真实状态。

   说实在的,我至今一次也没去过八达岭,也没去过山海关。不知怎么搞的,好象没那个心情,不象有些地方,提起来就让人兴奋、激动。可能是这些地方被拍成图片,拍成电视电影,经常看到,虚幻的看得太多,真实的反倒难以引起人的兴趣了。于是人们就真的以为:这就是长城,这便是长城的唯一标准像。提到长城,人们眼前就会本能地浮现出这样的画面:整齐的砖块砌筑而成的合乎美学原则的长城,沿着绿树繁茂的山脊蜿蜒而上,有飞动之势,有曲折之态;有高峻之峭拔,有威猛之雄奇。总而言之,东部长城像一个无可挑剔的电影明星,它的身上有明星所需的一切外观,充满戏剧性因素。

   然而西部长城呢?满身尘土,一脸苍凉,在沙漠戈壁中坚定而顽强地站立着,任沙漠干燥的风吹拂千年。它似乎矮小、单薄,土哩吧叽,貌不惊人,然而它却真实,朴素,有着与时间对抗千年的力量。

   如果说东部的八达岭长城,是备受人们注目的明星,西部的这些用土夯制,夹杂着芦苇和红柳的长城,就是长城中的“沉默的大多数”,而正是这些绵延万里,一直到达敦煌阳关、玉门关的古老高墙,日复一日地经受着风吹日晒雨打,才使长城作为具有军事价值的防御体系继续发挥着作用。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才是长城的真身。

  

   长久以来,我一直对万里长城的伟大虔诚地崇拜着,从来没有想过它为什么伟大?怎样伟大?甚至不知道这么伟大的东西是干什么用的。

   直到有一天,我突然发现所谓的长城只不过是一堵墙的时候,我惊奇极了!长城这么伟大的东西,怎么可能与一堵墙联系在一块?

   可它不是墙又是什么呢?只不过它是一堵无与伦比的长,无与伦比地大,也无与伦比地老的一堵墙。

   长城,Great Wall,伟大的墙,一座成了精的东方老墙。

   我们这个民族,就是制造墙而出名的民族;我们的历史,则是“扶着墙赶路”的历史。

   著名作家周涛在他那部长达十万字的散文《游牧长城》中,曾经这样写道:“它对任何一个中国人的影响都无法估量,它比宗教的感染力更沉重,比父亲的慈爱更广阔,比帝王更有基业,比所有的古代哲人的学说加起来更雄厚……它是中国各个阶层的人在学龄之前都无可躲避、必然迎头撞上的一个血缘式的名词。而且,无论是有些痴愚的儿童,还是早慧的少年,听到它神秘奇异的名称和故事,都会感到一双巨大的古老的臂膀,从深夜的大槐树上搂抱过来,让你恐惧也让你振奋,一下子就终身难忘。。。。。。。”

  

   上嘉峪关城楼前,当地的文物部门给了几份关于嘉峪关的资料。一份材料中说,“嘉峪关是古丝路文化和长城文化的交汇点。”我在下面的纪念品商店里,买了一本小书,书中还有这么一副楹联:“张骞通西域达大宛丝绸之路两千余载世世代代传佳话,冯胜巡河西建雄关长城尽头六百年来风风雨雨经沧桑。”

   果然,这里都把嘉峪关和丝绸之路联系到了一起。

   然而,雄关与漫道,嘉峪关所代表的长城文化,和丝绸之路所代表的丝路文化,到底有着什么样的关联呢?

  

   嘉峪关是明朝建的关,是明长城最西部的起点,我们经常所说的“万里长城西起嘉峪关,东至山海关”,实际上指的是明长城。

   嘉峪关虽然建得雄伟,实际上比汉代的长城向后大大退缩了。汉代长城最西修到敦煌以西的阳关和玉门关,并且将烽火一直沿丝绸之路向西,经罗布泊到达了西域的龟兹(今新疆库车)。

   更重要的一点是,如果说汉长城是为了保护丝绸之路畅通的话,明长城则更多的是隔绝西城与中原的联系,或者说阻断丝绸之路。

   在中国所有的朝代中,明代也许是一个最为封闭保守的朝代。尽管西方此时已经进入地理大发现的探险时代,处在现代社会的前夜,而明代则奉行闭关锁国政策,连“一块木版也不允许漂到海外”。与此同时,明代统治者还加强了对思想的控制,大肆推广宋明理学,要“存天理,灭人欲”,要“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要“三纲五常”,要“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要将女人的脚缠成“三角糖包式”,让它走不动,跪不了,弱不禁风地完全依附于男人。

   可以说,封建社会的最糟糕的东西,都是在明代系统化,严密化并发扬光大的。

   这样一个禁锢人心,不让人对外部世界有一丝新奇的朝代,又怎么能会像汉唐那样,不遗余力地去激发人的建功立业激情呢?又怎么能够走向大漠,走向遥远的国度,去赚取黄金珠宝,并带来各种各样令人感兴趣的信息呢?

   从此以后,丝绸之路再也见不到“胡客商贩日款于塞下”、“使者相望于道”的景象了。如果说汉代的长城是一种开放的象征的话,那么明代的长城则是一种封闭的体现。长城,在这里的意义已经发生了转化,预示着中华文明从此走向衰落。

  

   据学者计算,若把中国历史上每一个朝代修筑长城的长度全部加起来,约在5万公里以上;长城的修筑始建于春秋楚国而止于明朝末,上下延续了2400余年。

   这真是一件令人不可思议的事,我们的祖先为什么要如此锲而不舍,坚持千年、耗资巨大地去修长城呢?

   据史料记载,秦时全国的人口均2000万左右,劳动力不到1000万,男劳力仅5000万左右,修阿房宫、始皇陵和其它宫室占去了劳力150万,守边防约50万,筑长城约50万,加上其它劳役约在300万人,占全国丁壮男劳力的一半以上,人民苦不堪言,于是才有了“孟姜女哭长城”,一哭哭倒800里的悲惨故事;于是才有陈胜吴广的大泽乡揭竿而起,秦王朝不到20年便宣告覆灭。

   唐朝诗人张籍,写了一首《筑城曲》,描述筑城苦的情景:

   “筑城处,千人万人齐把杵。

   重重土坚试行锥,军吏执鞭催作迟。

   来时一年深碛里,尽着短衣渴无水。

   力尽不得休杵声,杵声来尽人皆死。

   家家养男当门户,今日作君城下土。”

   长城未能挡住游牧民族的铁骑,自己的政权却因修长城崩溃了。

   如果算一算2400年来,我们投注了多少人财物,来修一道大墙,我们就可以知道,这是一个多么废时废力的高成本做法。

   修长城绝对是中原农民式的想法,游牧民族背景的朝代就对此不屑一顾,像唐朝、元朝、清朝。清朝康熙皇帝曾写过一首《蒙恬所筑长城》的七绝:

   “万里修营到天涯,纷纷调发逐浮兮。

   当时费尽生民力,天下何曾归尔家。”

   不管怎么说,长城和丝绸之路,都以自己的方式,参与到了中华民族乃至世界文明的构建,它们都是庞大、恢弘的文明河流,其中流淌着我们的祖先的智慧、精神、创造。无论它的得失成败如何,我们都无法摆脱他,就像我们的这次西行,他们一直若隐若现、无声无息地注视着我们,追随着我们,有时不经意地一抬头,却发现他们已早早地等在前方……

  

   ( 2000年8月12日,甘肃嘉峪关市雄关宾馆 )

  

   八:众 神 之 窟(上)

  

   这一次丝绸之路之行,我有一个奇怪的发现,那就是西部的神喜欢住在窟里。

   这比较有意思。“窟”不就是洞吗?所谓“狡兔三窟”,所谓“龙生凤,凤生凤,老鼠生仔会打洞”。怎么神不住在天上,非要到人间过一种洞穴式的生活呢?

   从天水的麦积山石窟,到兰州黄河岸边的炳灵寺石窟,再到安西的榆林石窟,最后到敦煌石窟,一路上上山下山,洞进洞出,拜访名称繁多、面貌各异的各路神仙,看得我眼花缭乱,听得我昏头昏脑。也许是天生缺乏慧根,恕我不恭,我实在记不住他们的名字,搞不清他们的关系,更不知道他们都有何超凡的本领。我只知道他们或高大或矮小,或慈眉善目或凶神恶煞,反正都不是人,都是见了要拜不敢得罪的。

   所以,这一次旅行,除了长城以外,就是这些神和这些神所居住的洞窟让我印象深刻、难以忘怀了。

   那么这些神都有些什么来历呢?

  

   混血的神

  

   在干旱的西部乘船,是件对比强烈的事情。

   这实际上是黄河的一部分。只是一座147米高的大坝使黄河的这一部分突然变成130万平方公里的浩渺水面,人们一般不再叫它“黄河”而呼之为“水库”。

   “刘家峡水库”是这片水域的名字。我们从水库大坝的黄河下端,往上溯行到黄河的上端,去寻找一个叫“炳灵寺”的神的居所。

   “炳灵寺”为藏语,意为“千佛”。在南北长2公里的水峭壁上,成百上千的佛从183个洞窟的佛龛中,看着我们这些乘坐现代化摩托艇的不速之客。

   专家们说,这是河西走廊上最早的石窟,有浓重的犍陀罗风格。

   所谓犍陀罗风格,是佛教艺术的专有名词。

   公元前4世纪末,马其顿国伟大的亚历山大大帝东征进入印度建立殖民地;公元前2世纪,殖民地的欧洲人后裔,与原来居住在中国河西走廊的月氏人一起,建立起强大的贵霜帝国,定都犍陀罗(今马巴基斯坦白沙瓦与阿富汗东部地区)一带。贵霜帝国的第三代君主迦腻色迦开始提倡佛教,并以希腊雕刻神像的手法雕刻佛像,连佛的形象都是按希腊神话中太阳神的样子雕刻的,于是,犍陀罗艺术产生了。

东汉明帝夜梦金人而佛教传入中国,3世纪时西域开始开凿石窟,5-6世纪石窟遍布河西,(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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