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奇怪的囚犯

1974年2月13日，一架由莫斯科飞往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法兰克福的民航客机在机场徐徐降落。机上有一位囚犯，他被一伙苏联克格勃人员簇拥着，其中一位克格勃分子临走时还交给这个囚犯500马克纸币，对这位囚犯说：“下去吧！”当这位囚犯独自走下飞机的时候，机上的克格勃一个也没有下飞机。

当这位囚犯走下飞机之后，迎接他的是成百上千名政要和记者，他们鼓掌，照相，人们手里捧着一束束鲜花。舷梯下面，一位中年人微笑着对这位刚才的囚犯说道：“我叫彼得．金亨斯，是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外交部长。”

一天前，克格勃分子闯入这位囚犯家里，把他带走。一天后，这位囚犯竟成为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座上宾，为什么会这样？他是谁？为什么会受到如此规格的接待？

这位囚犯就是3年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苏联著名作家索尔仁尼琴。

这位时年55岁的作家有一段传奇的经历。

面对苏联的暴政，44岁的索尔仁尼琴不知自己何时落入克格勃之手再次关入牢中，掐死他是随时可能的事。他开始写自己的自传，将他几十年如一日用文字记录苏俄暴政的努力称为“牛犊顶橡树”，

这实在是一个绝妙的比喻。可不是嘛，相对于强大的国家机器，相对于遍布天下的克格勃特务，相对于数千个集中营，一个只有一只笔的作家实在是太渺小了，要想拱倒布尔什维克政权这棵橡树真是太难太难了，然而，像索尔仁尼琴这类牛犊还是坚持不懈地拱下去。终于，到1991年12月，这棵曾经霸气冲天的橡树给拱倒了！

2.我必须记录大山一般沉重的灾难

亚历山大.伊萨耶维奇.索尔仁尼琴1918年12月11日生于俄罗斯联邦的基斯洛沃茨克市。他幼年丧父，由母亲抚养成人，1939年考入罗斯托夫大学物理数学系。1939年起又参加两年制的莫斯科文史哲函授学院学习。1941年在两所大学同时毕业。卫国战争爆发后于1941年10月应征入伍，先为列兵，后入炮校深造。1942年获中尉军衔。1944年任炮兵连长，晋升为大尉。就在此时，一次偶然的不慎改变了索尔仁尼琴的生活道路:在致友人的信中他不指名地批评了斯大林，信件被军事反间谍机关发现，他本人于1945年在柯尼希斯贝格附近被逮捕，被解回莫斯科投入卢布扬卡监狱。同年7月被判处8年劳动教养，先后在莫斯科、莫斯科郊区和哈萨克斯坦等地的劳改营中服刑。1953年刑满，但按照苏联当时的法律，索尔仁尼琴被强迫迁居于哈萨克斯坦江布尔州的绿杨村。这实际上仍是一种流放。

正是经过了8年多的监狱集中营生活，索尔仁尼琴才真正了解了苏联的黑暗，他在不可悉数的题材面前椎心泣血，目睹的一切他把它们当作难以辩驳的事实接受下来，深刻加以理解，不仅不会有人出版他的作品，就连一行字也需要付出头颅作为代价。他没有迟疑、没有矛盾地领略了为真理而忧心如焚的现代俄国作家的命运：写作的目的只是在于不忘怀这一切，指望有朝一日为后代人知晓。出版著作，他今生今世也不敢想象，决不存此奢望。于是，他摆脱了无谓的幻想，代之而来的是一种信念：我的工作不会是徒劳的，我的作品矛头所指的那些人终于会垮下去；我的作品如肉眼见不到的潜流奉献给另一些人，而这些人终会觉醒。我以一种永世的沉默屈从于命运的摆布，我永远不可能让双腿摆脱地球的引力。

坚定的索尔仁尼琴写完了一部作品又一部作品，有的写于劳改营，有的写于流放中，有的又是在恢复名誉之后创作的。他只有一个希望，怎样保住这些作品不被发现。为了做到这一点，在劳改营里索尔仁尼琴不得不把诗背诵下来，有几万行之多。为此，他想象着诗的格律音步，在押解途中把火柴杆折断弄碎练习着摆来摆去。在劳改营届满时，他开始写下散文中的对话并把它们背熟，后来竟能写下来并整个记住每一篇散文。他花费越越多的时间把每个月的背诵下的东西重复一遍，一周可以记住一个月的东西。

就在流放的时候，索尔仁尼琴又发现他得了癌症。1953年12月，医生说他只能活三个星期。假如真是如此，那么，他的生命，连同他在劳改营中记诵的一切全都面临毁灭的危险。这是他一生中最为可怕的时刻。一切都要功败垂成。此时，他向谁求助呢？他不能向外间的任何人呼救，快来吧，拿走吧，快来拯救我的著作！母亲已经谢世，妻子又嫁了别人。他邀请她来监狱同他见最后一面，也许顺便她能把手稿带走，但是，她并没有来。在医生许给索尔仁尼琴的最后几个礼拜，他连续许多个夜晚，在由于疼痛而彻夜不得安眠的时候，他急匆匆地写个不停，把纸页卷成筒形。把一个小纸筒装进香槟酒瓶里，随后把酒瓶埋在自己的菜园里。1954年新年前夕，他去塔什干，准备在那里升天。但是，他没有死，他得的是严重的恶性肿瘤，没有死掉是上帝创造的奇迹。这一年春天，他久病初愈，由于大难不死他如醉如痴，他写完了《劳动共和国》。为了保守秘密，防备克格勃的搜查，索尔仁尼琴将手稿拍成缩微胶片，然后把缩微胶片藏进书籍封皮里，写好两个信封：美国、亚历山德拉.利沃夫娜.托尔斯塔娅农场收。收信人是托尔斯泰的女儿，索尔仁尼琴根本就不认识，但他相信，她不会不帮助他的。`

索尔仁尼琴回顾说，他之所以能够熬过地下工作的那些岁月，还是因为他心存一个信念：这样不露声色的机敏者并非只有他一人。他知道他们这样的人有几十个，分散在俄罗斯各地， 是一些闭塞而倔强的孤傲者，每个人都凭荣誉感和良知写作，写出他们对我们时代的了解，写出什么是主要的真理。而这个主要的真理并不只是由牢狱、枪决、劳改营和流放构成的，尽管如果完全没有这些也不会道出主要的真理来。他们有几十位这样的人，全都不能轻松地呼吸，但是时辰不到他们之间无论如何也不能彼此敞开心扉。那一天终会来到，他们会像神话中的33位勇士那样从海底走出，而现在苏联那些“伟大的文学”将会兴衰继绝，这种文学是我们在伟大的转折时送入海底的。索尔仁尼琴当时就预言说，不论我们这些身披甲胄的武士将来怎样从海中出现，这只不过是死后的一种象征而已。这只是靠朋友们的披肝沥胆随机应变才得以保存下来的我们写的书籍，而不是我们自己，不是我们的肉体，我们在此之前早已肯定已不在人世了。1967年4月，索尔仁尼琴在编辑《牛犊顶橡树》这本回忆录中感叹说，他无论如何也没有料到竟然会在49岁的时候提起笔来拼凑这部回忆录的东西，但是，有两个情况纠合在一起，促使他这样做。这是因为：第一，我们无情而怯懦的保密性，这是我们国家一切灾难之源。我们不敢公开地说和写，向朋友们诉说我们心头所思所臆和事情的真实情况——我们甚至不敢相信“纸张”，因为斧钺依然悬在我们的颈上，随时都有斧起头落的可能。这种保密性还将持续多久，殊难预料。或许我们中的许多人会过早地死于斧下，未来得及讲出的话也就付之东流了。第二个情况是：“绞索套在我的颈上已有两年，但还没有拉紧。这个春日我想用生命作一次小小的冒险，是挣断绞索，还是被缢致死，也是难以预见的。我正被夹在两块巨石之间，一块已经推开，在另一块巨石面前我感到卑怯，我争得了一个短暂的喘息机会，于是，我想到也许到了诉说一些什么的时刻了，为的是预防不测。

3.隐身人浮出水面之后

1956年苏共20大前夕，苏联当局为索尔仁尼琴恢复了名誉，他被派到梁赞市附近的一所农村中学担任物理课教员。1957年迁居梁赞市，并且开始从事“地下”创作。

赫鲁晓夫向斯大林发起的冲锋让索尔仁尼琴看到了希望，苏共22大代表大会上的发言向斯大林发起了公开的进攻。索尔仁尼琴一遍又一遍，一篇又一篇地读这些发言，在一所已经腐朽了的木屋的一个小小房间里，这里藏着他多年来的全部手稿。他读着，觉得内心世界的墙壁在摇动，心情激动不已，是不是梦寐以求的的令人兴奋得可怕的时刻已经降临？是不是已经到了我应当把头伸出水面的瞬间？

就在这样的气候下，索尔仁尼琴将自己的作品〈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托他的朋友送给由著名诗人特瓦尔多夫斯基担任主编的《新世界》杂志社，一个月之后，特瓦尔多夫斯基在读了这篇作品之后专门召索尔仁尼琴来编辑部谈谈。在特瓦尔多夫斯基的周旋下，《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终于发表。然而，赫鲁晓夫的下台又给索尔仁尼琴带来了厄运。苏联社会在勃列日涅夫执政后又复活了斯大林时代，在一个极权社会制度下，任何一点真实的声音都会遭到扑杀。随着赫鲁晓夫的垮台，索尔仁尼琴在想，我是不是也靠他一个人才能维持生存？随着他的垮台，我是不是应当从此消声匿迹？对于永世被迫害的劳改营分子来说产生这样的担心是很自然的——要知道我是不可能正确估价自己所持立场的全部真实力量的。赫鲁晓夫的倒台促使索尔仁尼琴拯救自己的作品，他的作品现在只剩下莫斯科的一份了，一旦让克格勃查抄，他们会一次全部毁掉。就在这一年里的10月，怀着极度紧张的心情，索尔仁尼琴把《第一圈》的书稿送往西方。此时，他心里轻松多了，他说，现在，枪毙我都不怕了！他相信美好的时光终将到来，他会活到那一时刻，他相信完全的开放性时刻也会到来，而现在，他为自己选择了再沉默多年和隐蔽着劳动的道路，尽可能地不迈出任何面向社会的步子，让自己学会忘却，不作任何寻求出版作品的尝试，而自己就是写作、写作。

索尔仁尼琴自此开始全速创作《古拉格群岛》，劳改营听来的材料现在派完了用场。他催促着命运，弥补失去的半个世纪。

但是，厄运还是来了！1965年9月，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人从索尔仁尼信得过的朋友家抄走了《第一圈》，又从一位年轻的人智学信徒家里，抄走了索尔仁尼琴的其他书稿。索尔仁尼琴还是被打伤了。这一次的打击要比当年从战场上抓走更大。18年来，索尔仁尼琴一直在编织自己的地下文学作品，随时检验每一根织线的牢固程度，只要是认错一个人，他就会和自己写的作品一起跌进狼穴。但是他一次也没有失败过，一次也没有出过差错。为了预防出纰漏，花费了多大努力！为了写作，做出了多大牺牲！他的意图是宏大的，再过上十来年，他将带着写好的一切走向大世界。为了爆炸这一颗文学炸弹他毫不吝惜把自己炸成粉末。可是，稍一疏忽，脚下滑了一下，他所有的思想，一生的全部工作都给断送掉了。不仅仅是他一生的作品，而且是千百万牺牲者的梦想，那些在劳改营简陋住屋地板上没有来得及诉说自己心曲而不幸死去的人的梦想，他们的嘱托他没有完成，没有表达出来，他辜负了他们。索尔仁尼琴难过极了，他想，我几乎是得以爬出来的唯一的幸存者，埋葬在劳改营乱尸坑里的无数颗头颅曾对我寄予厚望，而我却垮了，没有满足他们的希望。他想到了自杀，这是生平第一次。但是，有一点使他坚强些，他的微缩胶片已经在西方！他的全部工作并不是都付之东流了！

索尔仁尼琴在焦虑不安的状态下过了三个月，经常等待着来逮捕他，几乎是每夜都是如此。为了对付被捕，他给自己制定了一条强硬的对策：他将拒绝作任何供词，他要宣布他们不配对俄罗斯文学进行侦讯和审判，他要写：“我意识到自己在伟大俄国文学的许多先行者面前负有责任，因此我不能承认和接受对伟大的俄国文学所进行的宪兵式的监督。对调查和审讯中的任何问题我将一概不予回答。这是我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声明。”无论是死刑，还是无期徒刑，我都做好了准备。”

4.克服畏惧，大声喊自己的声音！

就在索尔仁尼琴每天担惊受怕的日子里，令索尔仁尼琴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1966年5月，苏共中央决定，以内部出版的形式刊印索尔仁尼琴的那些被没收的书稿！他简直不敢相信，长篇小说《第一圈》也印行了，〈胜利者的欢宴〉也印行了，而且提供给一些人阅读！谁提供的?当然是中央委员会！一切材料都是安全部门提供给中央的，提供给什么人阅读？给党内的要人。想出这种办法的人并不是笨蛋，在没有公开性的国家里，为了扼杀一个人不让他讲话，并不直接地使用秘密警察，而是利用有控制的小规模的公开性，不必动用镣铐抓人，就会达到预期的效果，把人折磨致死，不过使用的是舒缓的方法。但是，他们毕竟失算了，剽窃者的勾当！背着作者出版作者的书来反对作者！甚至在苏联这个违法的没有法律规范的国家，在这里，内部印行书刊并不认为是出版，甚至不能向法院控告他们违反了著作权。历史的发展就是这样出乎意外和令人为之愕然，当年抓这些不幸的人坐牢的时候不问缘由，或仅仅是因为说了半句话，有四分之一的谋反思想，现在克格勃手中有充分的理由和罪名反对索尔仁尼琴，却只能是松开索尔仁尼琴被捆绑的手脚，使他在思想意识上享受到了“治外法权”！这场灾祸带给索尔仁尼琴的的是他的思想和信仰的完全自由！如果没有因为写了劳改营题材的剧本而坐牢，那么也不会因为现在有什么信仰而再把他抓起来。他想到，不论他怎样公开地在信中回答他的那些记者，不论他向交谈的对方讲些什么，都不会比那个剧本更苦涩，只要愿意，他现在在日记里随便写什么，他现在没有必要再使用暗语，再东躲西藏，他现在正在接近前所未有的边缘，不需要再口是心非了！永远不再需要！在任何人面前都不再需要了！

1966年春天，索尔仁尼琴认定，需要一种公开的、对所有人都适用的东西，让它宣布他还活着，还在工作，让它在社会意识中占据因没收他的作品而出现的空间。《癌症房》可以起到这样的作用，它是索尔仁尼琴3年前开始写的一部作品，现在他又开始继续写下去。

索尔仁尼琴明白，克格勃不会打盹，他必须尽快把它写出来发表。可以先写出小说的第一部，暂时不用第二部。

《癌病房》最终还是遭到〈新世界〉编辑部的拒绝。好了！索尔仁尼琴索性把这部作品四处送出去出版，是的，我在扩散，我创作了，我也在扩散！你们所有的出版社都滚开吧！人们竞相传阅索尔仁尼琴的书，夜里偷偷地翻印它，他的书在国家有关期刊的编辑们吃惊地张开大嘴之前就已经成为了一种文学事实！让你们的列宁文学奖金获得者也试试看好了，你们敢于这样扩散自己的手稿吗？

索尔仁尼琴越来越明白，他需要求助社会的抗议。他说，过去，当我从从远处观察作家协会时，我觉得它十足是一个文学殿堂里专门嘲弄人的场所，只配用长鞭子抽打。但是，生命力极强的草正在悄悄地生长，缠绕着到处堆放的钢梁，如果这些草不被人践踏，连这些钢梁都能被覆盖起来。茁壮的枝叶，完全没有被污染的枝叶不事渲染地在这个腐烂的病体上生长起来。赫鲁晓夫开展揭露运动以来，它们的发展更快了，他加入了作家协会后，惊奇而又欣喜地发现这里有许多有生气热爱自由的人，或是天生如此，或是尚未来得及堕落，或是给丢掉的垃圾。

种种迹象在显示，极权统治的发条在松动。就在这样的情况下，索尔仁尼琴给勃列日涅夫写了一封信，没有得到回复。他在作家协会组织了《癌病房》的讨论会，并没有酿成原来料想的那种战斗，而是变成了某种新式文学的重大成功的展示和宣告，会上，有一位名叫卡维林的作家宣称，这种文学必然要代替迎合当局口味的文学！

就在这样的情况下，索尔仁尼琴应邀到一个研究所作了一次讲演，他只是在演讲会上朗读了《癌病房》的几个重要章节，朗读了三个半小时。谈到了科学的宗旨，触动了科学界的听众。接下来他便放肆起来，宣布要读几章〈第一圈〉。不再是过去了！我们也不是从前的我们了！他的声音没有被压倒，他的话没有被打断，他的手没有被反扭过去，甚至也没有把他传唤到国家安全委员会去做解释或者听训斥。发生了这样的事，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谢米恰斯内主席竟开始回答他的问题了。

自此之后，邀请索尔仁尼琴讲演的请柬接踵而来，但是，有关方面并没有打瞌睡，临到会前最后几小时，有时候甚至是会前几分钟常常从莫斯科党的市党委打来电话说：“你们要安排索尔仁尼琴的会见，那就先交出党证来吧！”

忽然有一天，拉扎列夫东方研究所坚持要索尔仁尼琴去讲演，这一回，索尔仁尼琴带来了准备好的讲演稿，他先朗读了《癌病房》的两章，收到了几十张纸条，抓住了其中的某一点，他把他在其他9个地方禁止讲的话全都和盘托出。讲台上和他并排坐的几个人，他们是党委会的，他们来做什么？如果不满言论太多，他们会不会关掉麦克风，阻止他讲下去？但是他们未能采取什么行动，大厅里坐的都是一些具有很高文化素养的人文科学工作者。索尔仁尼琴以宏亮的声音，胜利者的激情向听众诉说，而且是向在座的克格勃高官诉说，供出了他的一切，他过去是劳改营中微不足道的囚徒，将来也可能还是，在关进新的囚室之前，在进行新的秘密审讯之前，他获得了有500多人之多的听众和讲话的自由！

索尔仁尼琴讲道，我应当向你们解释明白，为什么我拒绝举行记者招待会、拒绝公开发表演说，而现在却又接见记者、又站在你们面前讲演。和过去一样，我认为作家的事情是写作，而不是在讲坛上晃来晃去，不是向报界频频作出解释，但是人们给我上了一课：不！作家不应当只写，他应当自卫。我接受了这一教训！我来到这里在你们面前进行自卫。有这样一个组织，根本不需要他来监护文学创作，它根本不应当来领导文学艺术，可是这个组织却在干这件事。这个组织夺去了我的一部长篇小说，没收了我从未想到要拿去出版的许多材料。在这种情况下我仍然保持沉默，继续不声不响地工作。但是，人们利用从抄走我的材料中摘出来的不全面的片言只语，开始对我污蔑攻击，一种新形式的污蔑——在不公开的发出指示的讲坛上的攻击。我能做些什么呢？自卫！所以我才来了！看一下吧！我还活着！看一下吧，这个脑袋来还在脖子上长着！违背我的意愿，把我的小说秘密出版并且经过挑选的人当中散发。请告诉我，为什么我不可以这样做呢？为什么我作为原书的作者不可以今天给你们朗读同一本书的几章呢？

索尔仁尼琴说道：应当一辈子总过奴隶的生活，从童年起就在领导面前卑躬屈膝，对所有人都要跳起来违心地鼓掌，对明摆着的谎话点头称是，从来无权表示反对的意见，而这一切只是奴隶公民。如果是奴隶劳改犯，那还要反背着手，不许东张西望，不准走出队列。索尔仁尼琴说，这是第一次，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感受到、看到怎样锻造历史。他有选择地读了揭露告密者的章节（《祖国应当了解告密者》），揭露刑侦人员的卑微和虚伪的章节。几乎每段话都像火药一样在大厅里燃烧。这些人士是怎样了解真情的啊！我的上帝！他们太需要了解真情了！递过来一张纸条：请解释一下您读过的一章中的这样一句话：“斯大林不允许红十字会接近苏联战俘”。现代人和波及到所有人的不幸战争的参加者们也很不了解这一情况。在任何一个牢房里任何一个笨人都掌握了这些情况，可是500名才智过人的人文科学工作者坐在这里，他们不了解，同志们，我可以解释，很遗憾，这段历史鲜为人知。遵照斯大林的决定，外交部长莫洛托夫拒绝在有关战俘问题的海牙公约上签字，拒绝向国际红十字会支付费用。所以我们的被俘人员是世界上唯一被自己的祖国抛弃的战俘，是唯一注定因喝德国人的稀菜汤而被饿死的战俘。

就在这时，趁作家代表大会召开前，索尔仁尼琴发出他写的致代表大会的信。                                                                                                                                                                                                                                                            

大声喊出自己的声音，索尔仁尼琴感到轻松多了，他说到，几乎有半个世纪，一直是低头、低头、再低头，沉默、沉默、再沉默，而现在挺直了腰杆，大声讲话，不是在小屋顶上，不是对着广场讲话，而是向全世界，为的是感受到整个安谧和规整的宇宙都回到了你的胸中，没有迟疑，没有奔波，没有悔恨，完全是愉悦的洁净世界！真该如此！早该如此！对世界的一切是那样的明朗，甚至心头都充满温情。尽管什么目的也没有达到。怎么？为什么说没有达到什么目的呢？要知道大约有100名作家对我表示了支持——84个人集体上书代表大会，另外15人在私人电报和信件中作了此种表示。

5.大胆的对决

索尔仁尼琴的大胆挑战引起了苏联高层的恐慌，苏共中央责令由苏联作家协会书记处对索尔仁尼琴组织一次大围攻。在这次集体会见中，索尔仁尼琴把自己写过的两三封旧信放到了桌子上，这是给勃列日涅夫和《真理报》的信，这些旧信是一颗新式炸弹，现在就要爆炸。作协的马尔科夫急不可耐，不能等待炸响。索尔仁尼琴问他们是否对了解此信的由来感兴趣，于是他讲了对他的种种污蔑是怎样发生的，他是怎样表示了反对，怎样发出了一封封信，后来就是突然袭击，使索尔仁尼琴失去了小说稿和其他书稿。接下来是他给中央委员会写了几封上诉信，全都杳无音信。接下去，开始“秘密出版”索尔仁尼琴的作品，全都属于剽窃行为，污蔑更加扩大了，能向谁求救呢？当然是向我们作家协会的最高机构——代表大会！难道这是非法的吗？有什么办法呢？于是他决定把信直接寄给勃列日涅夫。在信中，索尔仁尼琴谈到了苏联社会中作家的处境和怎样能够及时地制止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怎么样呢？对于这封信没有任何答复。于是，正因为一封两封寄出的信件被束之高阁，有如石沉大海，他才不得不决定在代表大会召开之前向有关代表们成百份地寄。

作协的官老爷们说：“可是，这是一种令人不愉快的行为方式啊！”

索尔仁尼琴反问道：“难道在作者活着的时候秘密出版他的作品是令人愉快的行为方式吗？”

一位名叫索波列夫的作协官员追问道：“既然已经寄给了大会主席团，为什么还要分送给大会代表？”

索尔仁尼琴回答说：“得到有影响的作家们的支持对我至关重要。我得到100名作家的支持，感到非常满意。”

马尔科夫说：“那为什么又投寄给什么《格鲁吉亚文学报》呢？”

索尔仁尼琴回答：“为什么兄弟共和国的机关报不应当知道我的信呢？”

马尔科夫说：“各处都把你的信件给我们寄来了，你不要以为都是支持你的，许多人坚决反对你。”

索尔仁尼琴说：“正因为如此，我才希望公开地加以讨论。”

马尔科夫说：“如果不是我们的敌人已经了解到了这些情况，公开讨论也是可以的。”

索尔仁尼琴说：“我很抱歉，但是这是你们的过错，而不是我的过错。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因为你们三周没有答复我的信！干吗要丧失那么多的时间？我倒是一直在等待，以为代表大会的第一天主席团就会召见我，使我有可能宣读我的信，或者至少是能安排一次讨论。”

有一位名叫沃伦科夫的作协官员说：“以色列在广播你的信！”

有人问：“《癌病房》流传之广是怎样发生的？”

索尔仁尼琴回答说：“这个问题我提交作家们讨论，为什么不能把自己的作品印给自己的乡亲们看呢？”

谁也不敢反驳索尔仁尼琴，时代不同了！

索尔仁尼琴接着说：“我很长时间把《第一圈》放在自己手里，当我了解到有人不经过我把它印出来给人看时，我意识到作家对自己作品拥有比这样做更大的权利。于是，谁来要这本书我便不再拒绝了。所以，〈第一圈〉也在流传，但是远不及〈癌病房〉”

这时候，《新世界》总编特瓦尔多夫斯基激动地站起来说：“所以我才说，应当立即出版〈癌病房〉！这会马上制止西方的胡闹并且使在西方出版此书成为不可能。应当在两天之内把有关流放的片断交给〈文学报〉，以便使小说得以全文刊出。”

然而，接下去当然事事都卡壳：上头有人设置障碍，首先是苏共分管文化的焦米切夫，焦米切夫设计了一套方案，为了使作家协会的书记们能够形成自己的看法，应当把索尔仁尼琴的几卷作品，包括《第一圈》、〈癌病房〉、〈胜利者的欢宴〉全部读给所有42名书记。可是，已经过去了150个月份，一切如故，既没有呼喊，也没有叹息，大家都回避作出决定。索尔仁尼琴已经得到了消息，说意大利已经准备出版《癌病房》，可是在苏联这里还在拖延！

在这样的境况下，索尔仁尼琴决定投第二封信。9月15日，作协书记处传唤索尔仁尼琴9月22日去书记处。为了打胜这一仗，索尔仁尼琴认真准备了发言稿，他的计划是这样的，他对会议的唯一要求是尽可能详细地记录。他准备了一些白纸，标上了页码，留出了页边，在指定的时间即9月22日13时走进了中央俱乐部，42位书记只到了30多位。

索尔仁尼琴耐心地听了费定侮辱性的发言，他请求发言。他庄严地起立，打开了文件夹，拿出一页打印的纸，用144门大炮向他们开了火，他谴责他们所有人多年以来出卖了人民！他把他的回答交给速记员。

他们一个个大惊失色，大概是他们丑恶的协会成立35年来破天荒第一遭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可是预备队又冒了出来，又冒出了第二梯队，又给他提了3个问题。

好在他们所有的问题索尔仁尼琴都有现成的回答。他起立，又接着抽出几页纸，他在不停地写，作记录，他的脸色沉稳缓和，豺狼们，你们还不了解劳改营分子，你们将来会为自己不慎重的发言而追悔莫及的！

在索尔仁尼琴最后的第四次发言中，他斗胆对中央的文化部进行了威吓，他说，有一个组织，要对《胜利者的欢宴》负责，当然了，我拥护公开，我们不必再把速记稿和发言稿藏起来了！把我的信件印出来吧，让大家看一看！

该结束了，索尔仁尼琴说：“我想提醒一下，我不是莫斯科的居民，现在我要去赶火车，我难以利用你们各位的盛情了。”

然后，索尔仁尼琴向周围的人说声“再见！”就离开。

几天后，英国广播公司报道了苏联作家协会召索尔仁尼琴去书记处和会议的内容，报道相当准确。

不再是草垛中的一根针了，现在索尔仁尼琴已经丢不掉了。

几天后，俄罗斯联邦作家协会理事会上宣读了著名作家肖洛霍夫的一封信：他要求不允许索尔仁尼琴从事写作！他不能再和索尔仁尼琴这样的“反苏分子”同时处在一个创作协会里！

索尔仁尼琴刚到梁赞，就收到作协沃伦科夫的一封信，完全是探听的语调：他问索尔仁尼琴将在何时最终同西方的宣传划清界限？索尔仁尼琴没有怎么考虑，就回敬了他十来个反问：他们什么时候改正自己的错误？我也在等待回答！

唉，真是一群帮凶，一点不错！索尔仁尼琴根本不感到吃惊：既然我不屈不挠，那么要动摇的是你们！他说，我为另一种情况吃惊：活了大半辈子，没有发现这一最简单的道理：他们害怕力量和坚韧，如果有谁向他们微笑，给他们屈膝敬礼，这样的人就会给碾死。

12月18日，索尔仁尼琴在《新世界》编辑部里看到了特瓦尔多夫斯基，他说，上面某个人，也许就是勃列日涅夫，直接指示要印行〈癌病房〉，顺口说了一句话：“难道需要禁止印行吗？这句话还没有落到地上，宣传部的头头焦米切夫的机关听到之后目瞪口呆。于是，9月以来巨大的转折，然而，很快在中央委员会里人们就清醒过来了，发布了禁令，于是一切从根上就枯萎了。上帝剥夺了他们的任何一点灵活性。

党中央文化部给特瓦尔多夫斯基施加压力，要索尔仁尼琴写一个简单的、语气缓和的放弃原先观点的信件。“对他表示欢迎态度，给他出版了《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他是怎么表示感谢的？”

1968年3月8日，英国广播电台节目报道说，《泰晤士报》的文学副刊载了〈癌病房〉的长篇摘要。这真是巨大的令人鼓舞的震动！这部〈癌病房〉索尔仁尼琴从来没有向西方传递过。〈癌病房〉在西方出版了！索尔仁尼琴希望安宁，可是却要行动，要向他们发起进攻！

索尔仁尼琴应邀来到《新世界》编辑部，特瓦尔多夫斯基神情很沮丧，他们放到索尔仁尼琴眼前的是由格拉尼出版社发表的电报：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4月9日电告〈新世界〉，现通告如下：安全委员会通过维克多·路易又将一份〈癌病房〉的手稿运来西方，企图以此阻止在〈新世界〉发表，因此我们决定立即出版此书。

特瓦尔多夫斯基庄重地说：“好了，到了您能证明自己是苏维埃人的时刻了，证明我们发现的这个人是我们的人，《新世界》没有错，你应当考虑到整个苏维埃文学，你应当考虑到同志们，您如果行动上有所闪失，我们的杂志就有有可能关门。”

索尔仁尼琴把他的附件给了特瓦尔多夫斯基，特瓦尔多夫斯基警觉地说：“您准备散发它吗？时机不对！可能掉脑袋哩！刑法典里补充了新的条款。”

索尔仁尼琴回答说：“刑法典的那一套对我早就没有关系了，我不怕！”

特瓦尔多夫斯基问：“那么您已经开始散发了吗？”

“是的。”

特瓦尔多夫斯基说：“我坚决禁止您的这种新流亡主义的、公开敌对的杂志，我将采取一切措施。”

哪些措施？政府不保护我们的权利，但是要求我们自己保卫自己。这就是我们的规矩！

“否则，亚历山大·伊萨耶维奇，我们就不再是您的同志了！”

唉，不向朋友们让步可太困难了！而且索尔仁尼琴的确不愿意格拉尼出版社印发《癌病房》，这只能把一切搞坏，有什么办法呢？行！我可以拟个电报稿，让我再考虑一下。

后来，一切都清楚了，安全委员会在拿索尔仁尼琴的《癌病房》在作交易。

几天以后，《古拉格群岛》已经完成，拍成了微缩胶片，底片也密封起来，就在这一天，1968年7月2日，又传来一条新消息：西方出版了索尔仁尼琴的〈第一圈〉！暂时还是俄文版，英文版可能在一两个月问世。现在也有可能把〈古拉格群岛〉送出国外了！

把书稿送出去是很冒险的行为，但是不冒险是没有什么好结果的。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是由96章构成的，它的情节还是不为外人所知的。此时的索尔仁尼琴惴惴不安，几天以后将会怎样？是牢狱还是创作小说的幸福劳动？只有上帝一个人知道这一点。他祈祷，在死者面前的义务不允许他有这种软弱，他们死去了，而你还活着，你要履行自己的义务，让世界了解这一切。如果是失败，可能争得几天、几周甚至几个月的时间，还可以再做些事情，最后完成没来得及完成的事业，只是应当离家出逃，三一节前夕的傍晚，索尔仁尼琴从别墅里跑了出来，匆匆忙忙地打点行装，住在隐蔽的房间里。他明白，他们绝对不会原谅〈古拉格群岛〉，如果他们在书稿送出去时捉到它，肯定会把这部书稿和索尔仁尼琴一起扼死。

就在索尔仁尼琴焦虑不安的日子里，发生了苏联出兵侵占捷克斯洛伐克这件事，此时的索尔仁尼琴已经认定：作一个苏联人是耻辱！这几个字是从捷克斯洛伐克事件中得出来的全部结论，是他整个50年的结论！纸张马上就叠起来，脚掌在燃烧：要跑，要走！他的材料被安全委员会搜走已经整整三年了。他的两部小说正在欧洲传播，而且颇获好评。铁幕被砸破了！而他在森林中漫步，没有人押解，不戴镣铐，魔鬼的血口没有来得及及时咬掉他的脑袋。

12月是索尔仁尼琴50周岁生日，在生日到来一周有电报打到梁赞来，随后是大批信件，电报有500余份，信件有200封，有1500多份个别的个人题词。这是些无所畏惧的题词：

“上帝保佑您一如既往地坚持下去！”

“愿您健康地活下去，气死那些畜牲们，愿您像过去一样继续写作下去，随他们怎样打饱嗝。”

“您所做的一切是精神惶遽道路上的希望，而整个国家都因精神惶遽而停滞了....”

“愿您再活50岁，不要失去您天才的迷人的力量。一切都将转瞬即逝，只有真理永存。永远属于您的特瓦尔多夫斯基。”

6.冲！再冲！鼓足勇气冲！

1968年春天，索尔仁尼琴获得了法国的“年度最佳作品奖”，苏联作协和媒体一声未吭。美国科学院文学与艺术部选举索尔仁尼琴为院士，苏联社会满不在乎。

诺贝尔文学奖，对一个作家来说，应该是最高的荣誉。在一个无拘无束的国度里，一个作家获得诺贝尔奖，那是全民族的胜利！可是，在苏联这样的极权国度里，却因为意识形态的原因，能搞到令人啼笑皆非的地步。1958年，瑞典文学院注意到了苏联作家帕斯捷尔纳克写的《日瓦戈医生》并授予他诺贝尔奖金，这件事引起了苏联共产党、共青团、和“全体”苏联人民的愤慨。帕斯捷尔纳克被迫发表声明，低三下四地恳求政府原谅，承认自己的错误和迷惘，拒绝此项诺贝尔奖，直到帕斯捷尔纳克在郁闷中死去，他也无缘去瑞典领取这份奖金。这无疑是一个国家的悲哀，是一种制度的悲哀。此事深深地刺痛了正处在逆境中的索尔仁尼琴，他在不断地向苏维埃体制发起冲击的过程中愈来愈感到，为了争得未来的出路，他需要诺贝尔奖！自从〈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作为赫鲁晓夫政策的强烈影响而轰动全世界的时候起，索尔仁尼琴相信并期待着这个奖金，它必然落在他头上！年复一年地过去了，索尔仁尼琴一直在创作，可是不能出版，他们会杀头的。秘密保存这些作品愈来愈困难，白白地把作品积压着，这也令人愈来愈感到屈辱，可是一个地下作家，又有什么出路呢？

1970年，诺贝尔奖不迟不早飘落在了索尔仁尼琴头上！得奖的消息是一位挪威人打来的电话传来的，他问索尔仁尼琴是否接受奖金？是否到斯德哥尔摩去？那一瞬间，索尔仁尼琴丝毫没有怀疑，我一定要去！他给瑞典科学院发了一封回电：“我认为把诺贝尔奖金授予俄国作家，是对我国文学和我们痛苦的历史所表示的崇高敬意。”

一些出人意料的打击落到了索尔仁尼琴的头上。有人攻击索尔仁尼琴为什么专写痛苦的历史？有一些人说纯粹出于政治意图才授予这个奖金的。宣布颁奖之后又过了几天，索尔仁尼琴决定写信给苏联主管意识形态的书记苏斯洛夫，然而，写的信被束之高阁，没有任何回复。这期间，瑞典人给他寄来了颁发仪式的通知书，想来想去，索尔仁尼琴决定，把颁奖时他要说的话录下音来，把录音带寄出去，让他们在斯德哥尔摩听去吧我在这里，这样做有力量！这比什么都有力量！

此时，苏联当局巴不得索尔仁尼琴出国，好借机驱逐他。可索尔仁尼琴却在准备他的演讲稿，写好了，怎么寄出去呢？邮局会扣留的。应该亲自送到瑞典大使馆去。终于到了瑞典大使馆，见到了大使亚林格。请求大使先生转交瑞典科学院。亚林格大使答应了。

7.卑鄙的伎俩

索尔仁尼琴没有出国领奖，对他的迫害却是加大了力度。早先，著名音乐家罗斯特洛波维奇慷慨地借给他一套别墅。现在，当局向罗斯特洛波维奇施加压力，在丢掉莫斯科大剧院心爱的指挥权的威胁之下，在停止了他已习惯的出国旅行之后，他承受的压力可想而知。所有的高层人士都把索尔仁尼琴看作肉中刺。1971年3月，警察上门了，来了三个人，大尉，以及比大尉头衔更高的人。索尔仁尼琴断然宣布：“让我自己去梁赞吗？不去！法院判决吗？我不服从！除非给我带上镣铐！”

半年后，他们又来了。还是那个阿诺索夫，他在提醒说：“居民登记该怎么办呢？已经住了两年，按照法律，您必须登记！”

从1973年6月起，苏联当局使用了新的手段：伪装成暴徒写来匿名信。最初是这样写的：我们是一帮匪徒，您给我们10万美元，作为交换，“我们保障您的安宁和您的家庭不受侵犯”，如果表示同意，我应当在中央电报大楼的台阶上出现。第二次，已经不提任何要求，只是公开地威胁：“不会有第三次警告，我们不提供对您的信任，已经不能给予您任何保障。”他们是在恐吓，好让索尔仁尼琴为了逃避这些“暴徒”而跑到国外去。收到第二封来信之后，索尔仁尼琴采用了一个招法，把“内部”信件公开地致送安全委员会，一个月以后，此类信件中止了。

这一年夏天，索尔仁尼琴一家过得十分困苦，失去了许多。许多重要的事情吹了。他把孩子们和即将临盆的妻子留在一个村子里，他自己跑到圣诞村去写作。此时的索尔仁尼琴，除了手稿还有什么财富呢？他还有1200公顷的庄园圣诞村，来到这里，索尔仁尼琴和圣诞村作了最后的诀别。他哭了，伊斯基耶河湾的这块土地，有他熟悉的森林和近处的林中旷地，那里有绵芊的绿草、清澈的河水、白桦和垂柳，还有橡木的长椅和小河沟上的桌子，以后不会有了！他在思考对方可能采取的步骤，他觉得他们可能有以下的方式：

1.捉他的孩子作人质，当然是让“暴徒”们去干，这些“暴徒”们不了解，会做出超人道的决定，可是，在索尔仁尼琴看来，我的孩子不会比几百万受难者更宝贵。他无论如何不会停止出版这本书。

2.在西方准备出版这部书的地方抢走书稿，进行强盗式的袭击，可是，他们怎么能够指望掳走所有的书稿呢？怎么能够指望制止其他一些出版商呢？

3.从法律上压制出版，公开施加压力说出版违法。但是，为了预防这一招，索尔仁尼琴的律师赫勃预见到了这种攻击，已经为索尔仁尼琴草拟了《全权证书》，专门用于出版〈古拉格群岛〉。

4.败坏索尔仁尼琴的个人声誉，举出刑事的和生活上的理由，以便使人们不相信他所提供的情况。

5.恐吓。

6.谈判。可是他不相信谈判估实现，现在有什么好谈的？他既没有乞求，也不做任何让步。而且，他们会用什么途径和他打交道呢？

9月24日，索尔仁尼琴以前的妻子娜塔莉娅．列舍托夫卡娅激动万分地给索尔仁尼琴打来了电话，她要求见面。这个女人毫不隐瞒自己就是安全委员会的信使。她手里曾经存放过索尔仁尼琴的全部手稿。现在，党派她来谈判了！

见面之后，她开门见山说：“你同意和某些人会见吗？”

“有什么意义吗？”

“比如，具体地说就是讨论出版《癌病房》的可能性。”

“我感到吃惊。这儿不需要任何会见，俄国的书籍自然由俄国的出版社出版。”

“你去出版社签订合同吗？他们不知道你会突然干出点什么事情来，怕你，应当好好谈谈条件。”

“不可能有任何条件，要一字不漏地出版全文。”

“对你穷追不舍的刚好不是安全委员会，而是党中央。是他们出版了你的《胜利者的欢宴》。这是一个错误。你要明白，这是些完全不同的人，他们不对过去的恐怖负责。”

“如果是这样就应当公开与过去决裂，遣责过去，叙述过去，这样才可以不对过去承担责任。是谁杀死了6千万人？”

“这不是他们干的！现在我结识的这个圈子扩大了许多。我认识了许多才华横溢的人。你不了解这些人，你干吗要把责任推到安德罗波夫身上？他根本与这事不相干！有人在欺骗你，挑唆你，编造一些本不存在的威胁。”

“你发表一个声明吧，说全部手稿都在你一个人手里，说你20年什么也不出版。”

想要达到的正是这一点。这是他们在争取，他们非常需要！

“总而言之，如果你能老老实实地待着，大家都会好些！”

“我自己从来不发起攻击，他们迫使我不得不这样做。”

“你是一个狂人，自己的孩子也不可怜。”

“也许安全委员会会在孩子身上打些主意吧？”

“注意，不要轻易接受黑翅膀提供的效劳，这是规矩，它们会忽然飞起来，把你带走的。”

1973年12月28日，索尔仁尼琴从英国广播公司的播音里听到他的长篇小说《古拉格群岛》俄文版第一卷在巴黎出版的消息，真是出乎预料！这是一种解放！因为他曾经回避、躲藏，把书稿到处转移，而今不必再转移了。沉重的石头落了地，一切忧虑都已消逝。

多年来，索尔仁尼琴一直以为，出版《古拉格群岛》需要付出生命的代价。为此，他们不砍掉索尔仁尼琴的脑袋，是不会善罢甘休的。否则他们将不是他们自己。今天，地下活动的整个紧张气氛已经冲破，他被抛向一个与以前迥然不同的生活境界。十分明显，凡是能够看得见的人都会看到他们是何等软弱！他们用合同这样一个脆弱的栅栏作围墙，来抵挡飞奔而来的牛，他们想用合同阻止〈古拉格群岛〉。12月23日，全俄作家协会的领导人潘金曾经威胁说：“合同将被认为无效，还有法律方面的其他责任。”美国的出版家们匆忙地发表声明，甚至提出请求说，他们愿苏联当局与之较量，最好诉诸法律。

奇怪的是，早在8月份他们就拿到了这本书，仔细地阅读过。看到了烧红了的并且已经熔化了的料块，但是仍在考虑，也许温度不够高。

1月4日，塔斯社开始紧锣密鼓地接连发表声明，声明说：“似乎是整个国家都被秘密的侦探所笼罩，似乎到处都有精神病院，捏造苏联的现实，把它诽谤为资本主义的痈疽——书中诋毁性文字换取了外汇。”这些内容贫乏的论证表现了他们的惊惶失措和惴惴不安。只不过如此吗？毁掉数百万人的生命，不也仅仅是出自防范吗？

索尔仁尼琴感叹地说“我从赫鲁晓夫那里继承下来的一份遗产，用普通手杖把克里姆林宫的墙捅一个窟窿，在列宁格勒的那一份《古拉格群岛》没有烧毁。尽管人催促过，告诫过，书稿最终还是落入克格勃分子手中了。他们在气急败坏的狂吠声中迅速印刷，正是这一方法，使〈古拉格群岛〉成了不容置辨的证据。半个世纪里，苏联的报纸没有增长一点理智，甚至还从20年代灵活的共产国际倒退了，报纸只擅长也只知道一点——迎头辱骂，野蛮中伤。”1月14日，〈真理报〉首先向索尔仁尼琴发难，文章的标题是〈背叛之路〉。次日，所有各大报纸及地方报纸都转载了这篇文章，印刷了约50万份之多。几天之后，各报发动了大讨伐。

从《真理报》发出信号的第二天起，向索尔仁尼琴的莫斯科住宅展开了3周的电话攻势。电话传出强盗般的吼叫：“叫索尔仁尼琴听电话！我们也在劳改营里呆过，但是我们不出卖自己的祖国，明白吗？我们不许他这个畜牲乱说乱动，行了！”索尔仁尼琴的妻子阿丽娅听着听着，轻轻地说：“请告诉我，国家安全委员会每个月付给您两次薪水还是像军队一样只付一次？”在这种场合下，对方常常惊惶失措。或者，先让对方说完，再用感叹词回敬他们：“您都说完了吗？那么，请转告尤里．弗拉季米罗维奇（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他同这些愚蠢的干部一道工作，他将会倒霉的！”恰巧，他们打来电话时，西方电台广播了有关电话攻势的消息。索尔仁尼琴家安装了录音机，电话内容都可以录下来，负责监听的克格勃人员听到录音的消息后，开始收敛了。

1月22日，美国华盛顿各界知识分子举行了示威游行，他们读了《古拉格群岛》的片断之后，大声呼吁：“不要干涉索尔仁尼琴！全世界都在注视着！”

1月22日，《古拉格群岛》的德文版出版，第一版几个小时就被抢购一空。

一月末，报纸上的叫骂变得更激烈，数量也骤然增加了，强制拉了一些著名人物来签名，在大街上向群众陈列出招贴栏，索尔仁尼琴的书，上面画着黄色的颅骨和黑色的骨髓。安全委员会找来索尔仁尼琴的旧时朋友也上了阵，扣的帽子应有尽有：伪警察、盖世太保、现在又是安全委员会的密探。

终于亮出他们的最后招数了！

苏联当局决心对他采取断然措施。

1974年2月12日，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以叛国罪拘捕了索尔仁尼琴，次日宣布剥夺他的苏联国籍，强行装入飞机押解出境。最初他在联邦德国和瑞士居住。1974年，他去瑞典领取了诺贝尔奖金。1975年去美国，在佛蒙特州定居。此后潜心创作了多部长篇巨制〈红轮〉等。1994年合家返回莫斯科定居。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对他备加赞赏，他被普京总统多次尊为祖国的英雄。

牛犊顶橡树，索尔仁尼琴终于用自己坚忍不拔的努力拱开共产极权制度一堵厚重的墙，撕开了苏联社会的黑幕，牛犊没有倒，那俨然永世不倒的橡树林倒自动衰朽成一片残破的垃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