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燕庆:老舍作品中“京味儿”的文化蕴含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41 次 更新时间:2015-12-27 20:57: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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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燕庆  

   【摘要】试从“文化蕴含”的广角,对京味儿文学予以观照,从宏观和微观两方面探讨京味儿文学的历史成因和三个文化层次。其中论述了“一种地方特色的‘味儿’,实际上是一种地方文化特征的体现”,在构成“味儿”的诸因素中,“人是文化的结晶”。高层次、高品位的京味儿文学必须将注意力放在塑造既具有地方性格特征又具有深层次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人物形象上。指出了老舍的创作即是京味儿文学“高层次”、“高品位”的文化追求;并从老舍特殊的文学地位中进行了多向性的文化思考,得出了老舍是当之无愧的世界量级的京味儿文学作家的结论。 

   【关键词】地域;味;高品位;文化层次;文化蕴含;民族文化意识;世界性眼光

  

   我们祖国的文化巨流,是由各个地域的文化溪水汇聚而成。正像人们看到的那样,在20世纪的最后一二十年,曾被视为亚流文学的地域文学,竟借市场经济之强大活力,拔地而起,其声势,其规模,其深邃程度令中外学术圈不得不刮目相看。其中,京味儿文学在创作实践上的可喜成就,不仅由于其发祥地首都的历史、文化、经济、政治地位的特殊而独树一帜,而且因为首都作家群的阵容强大而不同凡响。他们当中不少作家深受老舍影响,有意无意师承老舍,写出了多姿多彩、风情别具的京味儿作品。这些作品以它深厚的文化底蕴,广阔的社会视野,特别是醇厚潇洒的京味儿语言和现代审美意识,再现了京华风物,古都神采。

   当我们在对新时期京味儿文学的复苏进行历史的探究时,不能不对老舍在这个艺术群体中的特殊地位以及他独特性的创作进行再认识和再评价。

     1 秉承前世遗风,开启一代先河

   文学史上,真正站得住脚,有较大影响的流派产生,都有深厚的历史文化背景。老舍京味儿文学创作的丰富性、深刻性和复杂性,同样也有深厚的历史文化背景。当代北京一些作家的某种类似追求,也是这种背景的反映。

   中国人历来视京华为首善之区,京城往往开风气之先。自元代以来的近八百年中,有相当一批来自各地的高层次的文化人聚居于此,其风长消,影响全国。从北京的建筑文化、园林文化到饮食文化、工艺美术以及民情民俗等,无不集中了中华民族的许多优秀成分。尤其是北京的语言成为北方方言——现代汉民族共同语言的基础。

   从历史源流看,由于政治、经济方面的原因,北方话在汉语中一直占着优势。1234年蒙古族统治者灭金建立元朝,把金中都燕京改建大都(北京)后,北京话尤其显得重要。当时,虽然明文规定蒙古话是国语,但实际上蒙古的老百姓和王公贵族都学会了大都话,喜欢讲大都话,于是大都话作为战胜者而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元代的杂剧戏曲大多用大都话写成,艺人们到处为市民说唱演出,其中大量的北京口语浅显明白、率朴自然,广为流行。

   到了明朝,随着生产的发展和商业的繁荣,各地之间的密切交往和联系更加需要共同的口语。于是,北京话作为共同口语的雏形更明显了,“官话”的名称随之出现,并且通过全国各地来京的官吏、商人和赴考的举子,把“官话”(北京话)慢慢传播到全国各地。北京人也同时从来自长江以南及中原各地的汉语方言中,选择那些充满活力的剧种和贴近口语的艺术形式(如京剧、曲艺等)熔为本地域的语言。

   在北京建立清朝的满族虽有自己的满语,但到清军入关前,满族人之间早已通行汉语,一般也都以汉语对话,幽燕方言逐渐成为满清八旗通用语言。1728年清朝政府曾经在方音最重的广东、福建两个省份设立“正音书馆”,教授官话,并且规定“举人生员贡监童生不谙官话者不准送试”①。那时,说官话已经形成一种社会风气。曹雪芹创作的不朽巨著《红楼梦》,是在中国小说史上首次以北京话为基础方言创作的长篇小说。俞平伯说:“北京话是全中国最优美的语言,《红楼梦》里的对话几乎全部是北京话,是经作者加工洗练过的北京话,真是生动极了。”②《红楼梦》犹如第一次决口的堤坝,其后使用北京话创作小说者如浪潮奔涌。

   进入本世纪初年,特别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到来,大大加速了汉民族共同语的形成。由“官话”发展而来的“国语”运动开展起来,电影、话剧、广播都采用了“国语”。后来,以北京话为标准音的“国语”这一名称,又逐渐被“普通话”这个含义更明确的名称所代替,并且获得了民族共同语的地位。

   正是在这样一个语言文化的时代背景下,才有可能出现京味儿文学的里程碑老舍。老舍是继曹雪芹之后的又一位京味儿集大成者,他以自己的创作成就为京味儿文学树起了一面旗帜。他说:“新的心灵得到新的表现工具,才能产生内容与形式一致新颖的作品。‘五四’给了我一个新的心灵,也给了我一个新的文学语言。”③与同时代的文学巨匠一样,老舍是最有民族文化意识和民族审美意识的作家,但他没有停留在远承《红楼梦》开创的现实主义传统上,而是兼有宝贵的开拓者的精神和建设者的气魄。

   可以说老舍的创作,近取“五四”新文学的思想和民族精神,旁收英美文学的立体观点,是在中西文化反差中展开的。这种反差拓展了老舍的创作思想和方法,使老舍在深爱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学习前人,继承遗产方面,眼界十分开阔。他喜欢文艺复兴时期的文艺作品特别是希腊的悲剧,他喜欢狄更斯、康拉德、福楼拜……,也喜欢俄国的作品。他喜欢的作家,都是那些气魄较大,境界较开阔的作家。他说:“把世界上那些最善最美最真的都须略略知道一点,使我们成为一个会为人类思想的中国人。”④正是老舍的渊博,助成了他在文学艺术上具有世界性的眼光。但他从不刻意摹仿任何人、任何派,他是根据生活的需要,根据群众的爱好与接受的可能,扬名家之长,避名家之短,经过吸收、消化,创造出独树一帜的京味儿文学艺术品。

   无需多举例证,老舍用现代文化意识的眼光确立了现代京味儿文学的完美形象,用京味儿语言写尽人间百态,整个一部《骆驼祥子》、一部《茶馆》,都可以作为现当代汉语的文学语言范本。老舍曾经在《我的“话”》一文中,追溯了自己从英国语言文学的学习中得到的启发:“以英文和拉丁或法文比较,才知道英文的简单正是语言的进步,而不是退化;那么华语和英语的比较,华语的惊人的简单,也正是它的极大的进步。及至我读了些英文文艺名著之后,就更明白了文艺风格的劲美,正是仗着简单自然的文字来支持,而不必花枝招展,华丽辉煌。”于是老舍在创作中“脱去了华艳的衣衫,而露出了文字的裸体美来。”他说:“我的笔也逐渐的、日深一日的,去沾那活的、自然的、北平话的血汁,不想借用别人的文法来装饰自己了。”老舍发现了中国话、北京话所具有的“简劲”的优点:“中国语言恰恰天然的不会把句子拉长”,而这种简短有力的口语,即“最普遍常用的,绝难借用外国文法的”民间口语,也恰恰是最适合于表现人类普遍的内心感情,特别是用作戏剧对话的。老舍举了个绝妙的例子来说明这一点:“媳妇哭婆婆,或许用点修辞;当她哭自己的儿女的时候,她只叫一两声‘我的肉’,而昏倒了!”“一个哲学家,与一个工友,在他痛苦的时节,是同样的只会叫‘妈’的”。

   正是在中国古典白话小说和外国文学的比较中,在民间口语与人类至情之间的有机联系上,老舍逐渐形成了他独特的京味儿语言和风格——通俗、幽默,俏皮中透着典雅、警辟、深刻,并充满浓厚的民族色彩和情调。正是老舍独特的京味儿语言和风格,使他获得了举世公认的两种大师的美誉——语言艺术大师和幽默大师。曹禺赞誉他为:“中国当代的‘人杰’”⑤;郭沫若尊称他为:“寸楷含幽默,片言振聩聋”的“文章一代宗”⑥。

   秉承前世遗风,老舍开启了现代京味儿文学的先河——把外来影响民族化,在民族传统中推陈出新,为首都北京的历史文化,为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增添了光辉。虽然时至20世纪末,外省市已不再唯京城马首是瞻,亦步亦趋,但依然经常自觉或不自觉地以京城模式作为自己的一个重要参照系。从这一点看,京味儿文学与其他地域文学相区别的一个显著不同是,它在客观上或多或少地起着一定的导向作用,它不仅反映着具有地方特色的民俗民情,还发挥着传播文化意识、倡导民族风尚、规范民族语言的作用。因此,用现代化意识表现当代新北京人的京味儿文学作家,应该很好地研究、借鉴老舍,含英咀华,吃透老舍京味儿文学的文化蕴含,立志在攀登老舍京味文学这座至今难以逾越的高峰中有所突破。

     2 文化层次的高低深浅与文学京味儿的浓淡醇薄

   一种地方特色的“味”,实际上是一种地方文化特征的体现。从文化的广角透视,这种“味”只能是个模糊性概念,它的含义可以有大体阐释,却不好有绝然确定的界说。因为促成文学作品形成某种地方“味”的因素是多方面,多层次的。

   广而言之,构成地方“味”的因素,一般认为主要有环境描写、民俗表现、语言运用和心理展示等。这四个因素,前三类是载体,它们展示民情风貌、体现地域特色,在作品中起依托性、背景性作用,往往构成一处地域文学与另一处地域文学的主要的外部区别。后一类是本体,它是指由具有地域特色的生活方式所展示的独特的心理状态。

   那么具体说到“京味儿”,笔者认为,它也应该有一个虽未约定但已俗成的表现范围,即以北京普通的传统市民以及他们日常生活和职业活动为表现对象,并与北京特有的历史、环境、文物、民俗、风情、世态、习惯、语言等融合成一个整体的京华市民社会的文化氛围。但是从众多的表现“京味儿”的文学作品中,我们虽然看见一些作者涉及了京味儿生活的方方面面,让人从提笼架鸟、遛弯、吊嗓、票戏捧角、斗蛐蛐、放风筝的闲话里,一眼便识出这是老北京的风物,却仅此而已,咀嚼不出象老舍京味儿作品中的那种浓浓的醇厚的韵味儿。这其实是作品艺术价值的“品位”问题,由于高品位的作品,一般都是文化层次较高的作品,因此文化层次的高低深浅也就自然影响到文学京味儿的浓淡醇薄。

   我们从老舍的创作中悟出:京味儿作品应当具备三个条件,第一,用北京话写北京人,北京事,这是最起码的京味儿题材的合格线;第二,写出浓郁、多彩的北京风土习俗、人情世态;第三,写出时代、民族、历史等文化传统的积淀在北京人精神、气质、性格上所形成的内在特征。这三个条件实为三个文化层次,高品位的京味儿作品自然应该能够达到第三层次。

老舍是超越了三个层次的。从第一个层次看,北京是老舍创作的源泉。这块民族的厚土养育了老舍,他生在北京,长在北京,死也在北京。他热爱北京,他写了一辈子北京。在他一生的67年中,有42年在北京度过。在它创作的大部分时间里,“不论是在伦敦,在济南,在青岛,在重庆,在纽约,他都在写北京。他想北京,他的心始终在北京。”⑦他的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即是他执教英伦期间,从体验英国小说中的生活画面勾起他对古老中国生活画面的回忆,从而以北京为背景写下的发轫之作;之后他又连写了《赵子曰》、《二马》两个长篇,以共同的讽刺的情调和幽默的笔法展开了北京市民生活的画面,揭露了旧中国学界的黑暗、政界的腐败和海外侨胞身受的民族歧视。从此,他一发不可收,辛勤笔耕,用北京话写北京人、北京事,为文学艺术宝库增添了众多不朽的人物形象。仅以解放后的话剧创作为例,他创作的人物,光开口说话的就有226人之多,其中有声有色地留在了读者和观众心中的人物至少也有100多人。像程疯子、王大妈、丁四夫妇(《龙须沟》)、王利发、常四爷、秦仲义、松二爷、康顺子、大小刘麻子、大小唐铁嘴、庞太监(《茶馆》)、破风筝、白花蛇、方珍珠(《方珍珠》)、高永义、高秀才、于铁子(《神拳》)、齐母(《女店员》)……等等,可以毫不费力地举出数十个。这些都是性格鲜明的北京社会各个阶层的京味儿十足的各色人等。老舍在他的《三年写作自述》中曾说过:“我生在北平,那里的人、事、风景、味道,和卖酸梅汤、杏仁茶的声音,我全熟悉。一闭眼,我的北平就完整的像一幅彩色鲜明的图画浮立在我的心中。(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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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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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北京联合大学学报》1995年0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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