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燕庆:老舍作品中“京味儿”的文化蕴含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56 次 更新时间:2015-12-27 20:57: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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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燕庆  
我敢放胆地描画它,它是条清溪,我每一探手,就摸上一条活泼的鱼儿来。”由于老舍自幼奠定了丰富的民间生活的基础,长期积累了深厚的文化素养,才使他对创作对象有透彻的理解和把握,仿佛给他们都批过“八字儿”与婚书,还知道他们的家谱。他三言五语就能勾画出一个人物形象;而人物的语言都是“从生命与生活的根源流出来的,”⑧似乎在老舍的胸间藏有一部北京市民语言的话词典,词汇量之丰富,令人难以思议,运用起来又是那样得心应手。老舍对此的回答是:“生活是最伟大的一部活语汇”,“从生活中找语言,语言就有了根”⑨。

   此外,老舍在他写北京的人和事的作品里,人物活动的地点和故事展开的环境基本上是真实的,他运用了240多个真实的山名、水名、胡同名、铺店名,“把真实的北京城搬进了自己的小说和话剧”⑩。“老舍的一个重要的文学主张是作品中要有特定的背景,有具体的地点、社会、家庭、阶级、职业、时间。他反对‘有那么一回’、‘某地某人’式的写法”,认为“那像古代流传下来的故事,近代小说不应如此”(11)。由于老舍的创作严格遵循了这一主张,因而大大提高了老舍作品“京味儿”的“浓”度和“醇”度。

   从第二个层次看,浓郁、多彩的北京风土习俗、人情世态,是构成作品“京味儿”的重要外部特征。从世界文化的角度观照,老舍与巴尔扎克都是描写本民族风俗人情的高手并都具有史家的眼光。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通过错综而瑰丽的风俗史画,通过众多人物形象构成的五光十色的特定生活场景的描绘,被恩格斯称为:“一部法国‘社会’特别是巴黎‘上流社会’的卓越的现实主义历史”(12)。同样,老舍卓越的艺术画笔下的民俗风情给我们提供了20世纪前叶中国社会特别是北京市民社会的现实主义历史。

   任何一个国家、民族以至地域的民俗风情,都有其历史的生长、发展和积累,世代相传,并且在不断前进的社会生活里还能保持着相对稳定的形态。就“京味儿”的民俗风情和文化蕴含来说,北京是中国的五代帝都,是民族政治文化的中心,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统治者建都北京,当是给它带来的影响最大,中国这个“礼义之邦”的形形色色在这里也体现得最清楚、最集中。老舍是满族人,苦出身,自小生活在满族正红旗聚居的地方,他笔下的民情习俗带有浓厚的时代特征和满族生活习性的特点。从《骆驼祥子》、《四世同堂》到压卷之作的《正红旗下》,老舍笔下展开的老北京特有的民俗风情的长幅画卷,囊括了清末北京社会的各个阶层,可以说从王公贵族到下层市民,以至三教九流、五行八作各色人等,都活现在他的笔端。在他描绘的世态民俗的大背景下,既留下了下层市民苦难、挣扎、奋斗的声影,也留下了末代王朝送葬的钟声。

   老舍笔下的民俗风情不仅构成“京味儿”的粗线条的文化背景依托,也构成了细腻传神、色彩斑斓的老北京传统习俗风味的工笔画卷。从脍炙人口的名剧《茶馆》演出的情景里,我们看到:满台奔跑着端茶倒水、送烂肉面的跑堂儿,坐着喝茶的主儿,旗人装束的打扮:长袍马褂,服饰鲜艳,腰间挂满了零碎儿——玉石坠儿、鼻烟壶、小梳子,头上高悬鸟笼子,其间混杂着衣裳褴褛的乞讨者……;我们听到:茶客们的高谈阔论,茶房的高声吆喝,后台厨房传来的炒勺敲打声,时而又穿插着老北京特有的叫卖声……,洋洋大观的场面,让人接应不暇,“幕一拉开,观众就眼花缭乱,颇有顾此失彼的担心”(13)。尽管是那些并未亲眼目睹过茶馆生活的当代北京人,观看了这浓郁、别具的地方风情展示,也会脱口说出这是老北京的茶馆文化。因为这种种形象、打扮、作派、礼仪、恐怕在全世界任何其他地方,任何时代都找不到。只有北京独一“味儿”(份儿)。

   在老舍极其精彩的描绘里,我们又可以看到北京重礼的传统。特别是遇到婚丧嫁娶,生日开张,真是“有钱的真讲究,没钱的穷讲究”,如《正红旗下》中,老舍对旗人“独具风格的生活方式”,诸如送灶过年、敬神拜佛、生孩子洗三、作满月,以至养花、蹓鸟、放鸽子,饮食、行事、穿着打扮等,描绘得如此细致入微,维妙维肖。《茶馆》里松二爷一出场就请安、让茶,至第二幕,他落魄到连饭都吃不上了,可还没忘了请安,并且是一连串的请安,这便是表现老北京人,特别是旗人十分讲究有时达到繁琐程度的“礼仪”:什么文安、武安、大安、小安、点头安、罗圈安、连环安(14)……名堂可谓多矣。

   老舍的多部作品里还具体生动地描写了“老北京”除了“礼多”以外,在场面上讲大方、讲义气、要脸面的习惯风尚。所谓“外场人不做老娘们事”(松二语),为了“讲脸面”,“要排场”而傲里夺尊,争强斗狠。随着这种心理定势、习惯风尚的流传,形式也多样起来,含义也不尽相同,甚至差别很大。它有时是富家门第之间的争强斗富;有时是佛家意味的“乐善好施”(例如《正红旗下》中的定禄大人);有时是穷人之间的周济相助(例如《四世同堂》、《龙须沟》中穷人小杂院间的邻里关系),等等。

   总之,老舍笔下的地域习俗、风土人情之所以饶有情致并渗透着北京传统文化的深层结构特征,是因为,他没有把地域风情仅仅做为一种时空的框架,一种纯客观的外部条件和特征,去做简单的认同或浅层次的文化描写,而是长时间地全身心地浸润其中,用自己高层次的文化眼光和个性气质进行自觉、不自觉的观照。因此,他写民俗风情都是与反映生活、刻画性格、创造艺术形象密切融合,是借风俗的形式,与人物、写社会、写历史,造成他笔下的一情一景、一草一木都凝聚着深层的文化意蕴、多元的审美信息和历史的纵深感,体现了老舍京味文学高品位的追求。

   这种高品位的追求正是京味文学的第三个层次。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每一个区域或民族的人都共同生活在一定的文化氛围当中,人本身最集中地体现了一个区域或民族的生活方式、风俗习尚、道德观念、心理素质、思想感情。从这个意义上讲,人就是文化的结晶。因此,京昧儿文学的高层次和高品位,必须将注意力放在塑造既具有地方性格特征又具有深层次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人物形象上。

   老舍创作上的幸运在于他从北京市民生活中获得了灵感的源泉,他对市民文化各个层面、各个角落、各种味儿体验得非常深刻、真切。因此,他才能在《茶馆》创作上,借人物写历史,把他认识的一些小人物,诸如小官吏、实业家、假洋人、老太监、农民、小贩、艺人、特务、逃兵以及女招待、算命的、下棋的、打群架的一群人“集合到一个茶馆里,用他们生活上的变迁反映社会的变迁”,“从侧面透露出一些政治消息”(15),这也正是老舍写人物的深刻之所在。一个三教九流会面之处的茶馆,一些小人物怎么活着和怎么死的50年的生活竟能在局促的舞台框架里,在三幕剧中,埋葬了横贯半个世纪的三个令人诅咒的旧时代:戊戌政变失败后的晚清末年;袁世凯死后军阀混战的民国初年,抗战胜利后解放战争爆发前夕的国民党反动统时期,揭露了它的病态、荒诞和黑暗。这种高度的艺术概括力,非大手笔而不敢问津。

   老舍写北京人是深入到历史与文化传统的积淀中,从民族性格中,探讨祖国落后的深层原因,寻求改造中国使之腾飞的道路。

   《茶馆》和《正红旗下》两部作品集中反映了老舍对旗人制度的讽刺和揭露,特别是对给满族人民造成灾难性恶果的上层人物和纯粹寄生的旗人的抨击,辛辣和俏皮中透着尖锐深刻。这些“使鸡鸟鱼虫都与文化发生了最密切的关系”的秉赋优异的上层旗人,到了清末是全然不知天下事。在老舍笔下,他们只知道玩耍挥霍,把聪明才智和人类文明全都变着法儿的调动到玩上去。他们把玩耍搞得有板有眼,有腔有调,有根有据。在不同的季节,不同的节假,穿不同的服装,养不同花鸟,吃不同菜肴,玩不同玩艺,行不同仪礼,而所有这一切,都做得那么细致、考究,入迷。……甚至太监也要娶媳妇!从大的方面,这种玩耍把钱都盖了颐和园;从小的方面,这种玩耍把钱都换了洋鼻烟、白麻雀,搞得国破民穷。清王朝就在这种玩耍挥霍之中走向了自己的末日(16)。老舍明确讲到“大清王朝的‘残灯末庙’”使“生命就这么沉浮在有讲究的一潭死水里。”优异秉赋的旗人,“忘了自谴,也忘了自励”,反而深化了民族的悲剧。老舍描写的不仅仅是旗人本身的没落,而是清朝晚期整个社会的衰亡。

   老舍的另一部被搬上荧屏的重要作品《四世同堂》,被称为用民族的血和作者自己的血写成的一部“痛史”和“愤史”。这部由《惶惑》、《偷生》、《饥荒》三个连续性的长篇构成的百万字巨著,是在八年抗战的风云变幻的大背景下,解剖了一个沦陷区的名不上经传的小胡同,透过这个细胞,广泛地展现了民族和国家的命运,展现了广大北京市民被奴役的苦难生活以及他们从矛盾、痛苦直到觉醒成长的心灵历程。在这部作品中,老舍携带着他浓郁的文化意识向现代意识、社会历史意识靠拢,表现在他对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的歌颂,对民族文化的反省,对民族国民性弱点的揭露和批判,以及必须改造这种国民性弱点的痛苦而深沉的思考。作品借钱诗人之口说:“这次抗战应是中华民族的大扫除,一方面须赶走敌人,一方面也该扫除清了自己的垃圾。”这里的“垃圾”既指象冠晓荷、兰东阳、大赤包之类的民族败类,也指封建传统文化给予人们的精神负担:祁老人的“知足保和”,封闭自守;马老寡妇的“忍”字哲学;祁瑞宣的“守家尽孝”;常二爷、李四大爷、小崔、孙七等人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空洞自慰……。老舍以严酷的现实主义笔法,用文化层次的眼光剖析了小羊圈胡同这块“千层糕”式的多文化层次的人群。如果说,在惶惑偷生、忍辱负重、终于在伟大的民族解放事业上找到了自己位置的祁瑞宣身上,凝聚着老舍对沦陷区人民艰难处境的深切理解;如果说在大杂院的贫苦劳动者,如李四爷扶困济弱的豪侠气概,剃头匠孙七死也要在日本人面前死得体面庄重行为上,寄托着老舍对古都下层人民不可扑灭的浩然正气的真挚景仰;那么,一大群忘了“自己脖子上的铁索”的北平人,兴高彩烈地参加日伪主持的“升平景象”的北海化装滑冰比赛,则体现着老舍揭露“东方顺民”的那种麻木、敷衍、苟安、偷生的性格,去挖掘国民病根的忧愤。

   老舍曾在他的《大地龙蛇》序言中说过很重要的两段话:“一个人群的单位,有它的古往今来的精神和物质的生活方式,假如我们把这种方式叫作文化,则教育、伦理、宗教、礼仪与衣食住行,都在其中,所蕴至广,而且变化万端。特重精神,便忽略了物质;偏重物质,则失其精神。泥古则失今,执今则阻来。”“一个文化的生存,必赖它有自我的批判,时时矫正自己,充实自己。以老牌号自夸自傲,固执的拒绝更进一步,是自取灭亡。在抗战中,我们认识了固有文化的力量,可也看见了我们的缺欠,抗战给文化照了‘爱克斯光’。在生死的关头,我们绝对不能讳疾忌医!何去何从,须好自为之。”这是我们深入理解《四世同堂》的文化钥匙,更深刻地说明了,老舍京味儿作品中浓郁的京味文化意识是宏观的,历史的。他要求联系民族的命运,借抗战之机,改造宏观文化,创造光明的未来。

   由此可以看到老舍京味儿文学强烈的文化意识是站在了时代和世界的高起点上。前苏联汉学家博洛京娜,在她的专著《老舍,战争年代的创作,1937~1949》中第四章,以较大的篇幅论述了《四世同堂》。在谈到老舍作品的艺术空间与时代时,作者认为“这部长篇小说在作家的创作中可能是独一无二的例子,世界大事,政治和历史如此强劲地渗入作品之中。抗日战争与二次世界大战时的许多重大事件,如哈勒欣河事件、珍珠港事件、广岛悲剧,中国的和其他各参战国的城市——莫斯科、伦敦、纽约、巴黎、东京、罗马、柏林等——这一切组成小说的历史背景,扩大了叙述的界限,注入了时代活生生的气息。”又说:“这部三部曲的艺术空间仿佛是由三个集中圈形成的。第一个——世界与中国,第二个——北平和它的郊区,第三个——北平西城的一条又长又窄的胡同和祁家。”(17)

   到此为止,老舍京味儿文学深厚的文化蕴含可见一斑。他的京味儿散发着民族泥土的芳香,传播到民族的各个角落,扩散到世界的远方。

  3 世界量级的京味儿作家留下的文化思考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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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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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北京联合大学学报》1995年0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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