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明栋:跨越东西方思想交流的鸿沟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19 次 更新时间:2015-12-27 20:5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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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明栋  
但我们无法看出民族主义如何比帝国主义和新帝国主义更危险。笔者认为,这些观点没有反映出中国的实际情况,只是反映了相当多中国知识分子对狭隘的民族主义的共同担忧。他们认为,中国目前受民族主义所支配,如果处理不当,会导致狭隘封闭心理,拒绝接受任何外来的东西,甚至产生对西方的仇恨,并引起文化战争。但这种担心并不是对中国现状的准确观察,也没有考虑中国的传统,因为他们忽略了中国传统中固有的非扩张主义的文化基因、反战的和平主义,即所谓的“大同世界”或“天下主义”。他们也似乎未认识到,在当今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从生活方式到学术范式,对西方的迷恋远远压倒狭隘的民族主义。另外,他们似乎还忽略了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涨的隐秘动因,即对中国社会未能较好地应付改革开放和全球化带来诸如猖獗的腐败、不断深化的环境危机、不断扩大的贫富差距等负面影响的普遍不满。

   对于有学者呼吁第二次启蒙运动的提议,我们完全赞成。但我们无法看出,他们的主张第二次启蒙运动是否会不同于第一次,因为第一次启蒙运动显然是以西方为中心的。他们似乎强调要将开放性和保持对西方中心主义和东方中心主义的警惕处于平等地位的重要性。启蒙运动自18世纪开始以来,一直持续不断地进行。正如哈贝马斯所说,现代化是一个可能会失败的未完成事业,启蒙运动也是如此。在全球化语境下,西方中心主义和东方中心主义的影响是不对等的,较之后者,前者更可能对启蒙运动产生不利影响,并威胁到全球化和世界和平的健康发展。关于启蒙运动在全球化后殖民语境下的含义,笔者认为,全世界的人们迫切需要启蒙的并不是封闭心理,而是对以经济殖民主义和文化殖民主义为依据的新殖民主义的认识不足。在我们看来,东方学者应该对“狭隘的民族主义”保持一定的警惕,但更应警惕的是前殖民地和第三世界国家正在进行的自我殖民化大趋势。后殖民学者如弗朗茨•法农和霍米•巴巴曾批判这种自我殖民化的趋势。法农在对非洲前西方殖民地资产阶级国家议程的理论研究中发现,非洲国家的民族资产阶级僵硬地遵循启蒙时代西方资产阶级的国家议程,但由于精神殖民的作用,没有独立性主动性,更缺乏原创性,甚至缺乏西方资产阶级的创新性,只是“扮演西方资产阶级业务代理人的角色”,沉醉于“作为国家和资本主义之间的传输线”的“历史使命”。

   我们没有必要侈谈经济殖民主义带来的后果,因为它已对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环境造成了严重的破坏。由于本文关注是知性思维,我们便只专注于文化殖民的深层维度。文化殖民主义在其深层结构上,是智力和精神殖民主义,其内在逻辑是一种特殊的文化无意识的形式,它深深隐藏在东方人和西方人之中。通过对东西方之间文化和知识交流的多年观察,笔者认为,阻碍东西方思想交流的最大障碍是一种文化无意识以及因为文化殖民和精神殖民而导致的知性无意识。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生产机器,文化无意识仍然是一个中性的文化心理机制,由它生成的意识形态在内容和形式上因种族,国籍,民族,历史,文化传统,地缘政治等因素的差异而多种多样,并在跨文化研究中发挥显著的影响。文化无意识并不仅局限于第三世界的人们,也涉及原殖民地和帝国主义国家的人们。正是这种文化无意识构成了东西方对话时隐性却又基本的障碍,阻止了东西方在知性思维方面平等的交流。

   在不久前出版的拙作《汉学主义》(16)一书中,笔者对跨文化研究中的文化无意识进行了一次深入探究。简单来说,文化无意识是一种心理思想机制,是政治、经济、心理、语言和意识形态的无意识合力,它形成并决定了我们有意识地组织知性活动以及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而这种方式却超出了我们的自我意识。和其他知性机制一样,文化无意识针对不同人群有不同的形式和内容。对东方人来说,文化无意识在某种意义上类似于弗洛伊德所描述的,其内容多为被压抑的对创伤的记忆,对痛苦、焦虑、冲突的经历、对沮丧和自卑情绪的感受。因此,他们的文化无意识的最大特点是一种自卑情结,包含一系列有意识、无意识的表现,并最终演变成所谓的“崇洋媚外”。文化无意识本质上是无意识的,因为第三世界国家里很少有人会承认迷恋西方,同样很少有人能够完全从潜意识里承认西方在文化和学术的优越性的观点中解脱出来。这种无意识的表现是如此地无意识,以至于大多数人几乎没有认识到它的来源、性质、功能和内在逻辑。而对于西方人来说,文化无意识的大部分内容为被压抑的对征服、胜利和统治的记忆,以及有关种族、政治、知识和文化的优越感。因此,他们的文化无意识的特点是隐藏的优越情结,这种情结并会时不时的到达意识层面,直至以极端形式走向新纳粹主义和白人至上主义的意识形态。这种情结在政治和意识形态层面产生,事实上,它很大程度上与教育和知识训练有关。

   文化无意识在教育层面的维度隐藏得比那些政治、社会和道德压制层面更深,因为后者总存在自身的禁区,而前者总是以宣扬常识和普遍真理作为幌子。这个特点在东方,如中国、日本、印度和非洲的许多受过西方教育的知识分子的思想中尤其明显。他们自觉认同英国批评家阿诺德对“文化”的定义,即“世上最优秀的想法和观点”,但他们几乎没有意识到自身存在的问题:其潜意识中存在着以西方为中心的价值观、认识论、方法论,因而会不自觉地将西方的思想、理论、范式运用于非西方文化中,以西方为中心的标准来衡量非西方文明,并对其学术成果做价值判断。结果,他们从不自觉到自觉地投入到了推动文化无意识的工作中了。

   有意识地推动知性思维方面的发展,东西方知识分子采取的形式多种多样。除了那些思想开明的思想家和学者,如亨利•大卫•梭罗、爱默生、伯特兰•罗素、杜威、李约瑟、怀特海等杰出人物,大部分当代以前的西方知识分子对东方知性思想的兴趣不大,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将其边缘化,或简单地无视东方思想的知识成果。孟德斯鸠、赫尔德、黑格尔、迪福及其他西方思想家和作家贬低中国的知性思想就是这一趋势的明显例子。尽管海德格尔的思想受益于东亚文化,但他在1950年之前的著作中从未提及,只承认其晚期思想受到东方思想的影响。至于莱因哈德•梅伊的发现,海德格尔学者对其要么视而不见、不吭一声,要么不屑一顾。这可看作将东方知性思想边缘化和简单无视的一种微妙表现。

   在东方传统中,情况则正相反,文化无意识的推动表现为对西方的迷恋。在知识领域里,主要是知性思想从西方压倒性地单向流动,东方只作为接收的一方。在此,我们不妨考察一下中国知识领域如何引进并翻译西方思想的情况。事实上,西方主要的哲人,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以及康德、黑格尔到海德格尔和德里达,他们的思想都已被翻译或介绍到了中国。有些西方哲学家的作品已被翻译了不止一次。以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为例,这本书被翻译了好几次,但依旧炙手可热。即使是对康德的作品一字一句作解释的导读也大受欢迎,第一版的三千册不久就全部售罄。不可否认,当今中国的学术蓬勃发展;更不可否认的是,学术繁荣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对西方学术成果的翻译、介绍、阐述和应用,而只有很少的精力花在了整合中西方知性思想上。在中国学术界,有种明显的区分便是将中国思想和西方思想分隔为两个领域,目标指向两个几乎不相关方向,二者如同两条相互平行的道路,几乎不会相遇。我们并非反对翻译和介绍西方思想和学术,因为自己就做过很多。但是,如果在中国学术内部,东方与西方就被分开,两者又怎能在国际舞台上相遇?此外,在我们看来,如果一个民族的智慧能量都致力于翻译和引进西方思想,那么还有多少精力可以腾出来进行原创性和创造性的工作?更值得注意的是,盲目地坚持西方思想,完全投身于对其的翻译和介绍,会快速形成一个知识上的趋势,即显而易见的创作惰性和原创性的萎缩。如果照此发展下去,这种趋势对东西方之间的学术交流并不是什么好兆头。

   五、知性平等:东西方思想交流的基础

   不久前,一位中国知识分子去巴黎拜访了一些有名的法国思想家,其中有克里斯蒂娃、西克苏、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以及拉康、福柯、德里达、德勒兹的学生。他回国以后写了一篇文章记载了与那些法国知识分子的会面印象。他的文章中最让笔者记忆深刻的是德勒兹的得意门生阿里亚兹(Eric Alliez)的一句话。在拜访者与主人道别的时候,主人给中国来访者送了几本书和一句忠告:“你们中国的学者除了对西方的哲学应该了解外,还应该创造自己的思想和哲学。”(17)这句看似漫不经心的话事实上也许隐含了对中国人文社科令人尴尬的境地的敏锐观察。

   笔者有几次在中国参加有西方学者参加的国际会议碰到了令人尴尬的遭遇,这就是西方学者问及一个大同小异问题:“不少中国学者的陈述报告基本上是西方学术和思想的衍生物,为什么他们不展示关于自己传统的研究呢?”笔者也曾经问过一位知名的汉学家和比较文学学者,为什么他只关注现代以前的中国文学和思想,却对现代的了无兴趣,对此他答复道:“我可以私下告诉你的主要原因是,中国现代文学和思想受西方的影响太深,而没有太多原创性和创造力可言。”这两种看法隐藏了两层含义,一是暗示现在的中国学术缺乏原创性思维和创造力,另一方面则表明西方学者只尊重原创的知性思维和具有创造性的学术。这两个弦外之音让我们意识到,只有当东西双方在平等的基础之上,东方才有可能参与到与西方学术对话中去。否则,学术交流将会是一种单向流动,并且学术对话将成为西方的独自或假对话。东西方思想碰撞的历史表明,学术的平等不能像少数民族的优惠政策那样由强势文化施舍,而需要自己去争取。这一点可以给我们在东西方之间的文化交流方面提供新思路。这种思路既不是文化相对主义也不是文化杂糅的变异。但由于缺乏合适的术语表达这种理念,我们就暂且称之为“跨文化知性加持”,它呼吁一种通过相互学习和相互充实的文化权力授受,以加强东西方思想在相遇中彼此的知识传统。关于相互的知识授权如何能成为可能,怀特海提供了一个启发性的例子:“如果你想理解孔子,不妨读约翰•杜威。如果你想了解约翰•杜威,可以阅读孔子。”(18)为了能实现东西方之间在知识层面上的沟通,西方思想家和学者显然很有必要去放弃他们有(无)意识的优越感和对西方中心主义的坚持;同时,东方思想家和学者也很有必要抛弃东方中心主义以及他们有(无)意识的知性自卑感。但是战略层面上,更重要的是,东西方在种族、国籍、文化以及知性思想方面应相互视为平等。另外,必须认识到知性思维和文化单向流动的负面影响,从而增加思想的双向流动,这样,知性思维的相互加持才有可能。

知性平等是建立在文化自信之上的。笔者十分尊重一位中国学者的话:通过对西方艰深的哲学著作,比如康德的《纯粹理性判断》等充分的理解,中国学术可以赢得到西方的尊重,从而提升中国的文化自信(19)。但笔者觉得这还远远不够,东方文化也应该在理解西方哲学著作的同时充分理解自己的哲学著作,如《奥义书》《博伽梵歌》《易经》《道德经》《庄子》和《六祖坛经》,并且创造性地从这些跨文化的著作中提取思想精华,综合成新的知性思想。笔者丝毫没有贬低引进、翻译和解释西方知性思维的工作之意,只是想指出,如果说早期引进西方思想的先驱采用的是一种工具性的态度,旨在使西方思想服务于民族救亡,自那时起中国发展了一种强烈的倾向,就是似乎忘记了中国一句悠久的格言:“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西方思想应该作为产生中国思想瑰宝的启迪,但是在当下的人文社科界,西方思想变成了为收集而收集的宝石,成了显示学术渊博、成就斐然的标志。我们不需多少脑力就能认识到;一个强大的知识传统不能建立在介绍、翻译和解释其它传统的基础之上。尽管他们的工作十分重要,但介绍者、翻译者以及阐述者从事的是二手创作,缺乏原创性。而且,几乎没有人会反对这样的观点,那就是:原创性是伟大思想和杰出学术成就的最高体现。只有当东方学者们像祖先们那样创造出具有原创性和创造性的学术思想,特别是在深度与洞察力方面能与西方匹敌之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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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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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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