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明栋:跨越东西方思想交流的鸿沟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19 次 更新时间:2015-12-27 20:50:52

进入专题: 东西方交流   知性思想  

顾明栋  
笛卡尔提出了视物质与精神、主体与客体之间二元相异的理论。西方形而上学的连续性在笛卡尔的二元论中清晰可见,但它只不过是柏拉图的本质世界和表象世界二分法在认识论方面的延伸。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区别是观察的主体和被观察的对象之间的区别。笛卡尔认为,主体是无法延伸的思维代理人,而客体是可延伸却不具思维能力的事物。换言之,主体能观察客体,但客体无论如何都无法影响主体。观察的主体与被观察的客体之间彼此分离,除观察这一行为以外,主体与客体间没有关联。这种主体与客体之间相分离的观点一直未受质疑,直到20世纪,海德格尔对此提出了反对意见。他的观点基于这样的认识:根本不存在所谓不受外部世界影响的观察主体,因为“此在”(Dasein)这一概念本质上就是“在世之在”(Being-in-the-world)。而在中国传统中,庄子早就在两千多年前就深刻阐述了这一思想:“非彼无我,非我无所取。是亦近矣,而不知其所为使。”(11)

   在东方传统中,人与自然之间的密不可分的这种联系是对主体与客体分离观点的否认。在印度,特别是印度佛教里,缘起的观点呈现给我们是这样一个世界:没有事物是独立的,永久的或绝对的存在,任何事情的形成是多种复杂的原因和影响的结果,它还会与其他事物相结合,衍生出更多的东西。根据这种因果关系法则,便不可能区分主体与客体谁是观察者,谁是被观察者。在中国哲学里,庄子明确无误地阐述了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天然的内在相关性:“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既已为一矣,且得有言乎?既已谓之一矣,且得无言乎?一与言为二,二与一为三。”(12)庄子的理念不仅包含了本体论的观点,认为世界是一个充满相互联系的过程之网,其中人类只是其中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同时,还预言了海德格尔存在主义哲学的核心观点“此在”,这一始终纠缠于世界的非主观,也非客观,却又是“正存在于这个世界上”的统一的事物。西方已有学术研究表明,海德格尔借鉴了东方思想,尤其是庄子和禅宗的哲学思想,在西方发起了一场划时代的哲学革命,彻底改变了西方哲学自柏拉图以降一直处于统治地位的形而上学基础,为东西方思想的交流找到了一座形而上学的桥梁。

   三、跨越东西方鸿沟的形而上之桥

   从上文列举的不少东西方之间的二元对立来看,笔者必须说,东西方的鸿沟在近现代已经缩小了。之所以如此,不仅仅归功于全球化,更多的是由于东西方哲学在形而上学视野的融合。对此,东方和西方的众多思想家和学者共同做出了显著的贡献。他们中有来自西方的莱布尼茨、爱默生、梭罗、罗素、杜威、怀特海、施瓦茨、郝大维、安乐哲等;来自东方的思想家有阿难•肯特•库马拉斯瓦米(Ananda Kentish Coomaraswamy)、萨瓦帕利•拉达克里希南(Satvepalli Radhakrishnan)、冯友兰、金岳霖、朱光潜、李泽厚、成中英、西田几太郎、铃木大拙和其他思想家。在现代,尽管东西方间的文化交流一直处于从西方到东方的单向流动,后者总是处在被动接收的一端,但到了20世纪,东西之间在哲学思想上确实产生过真正的对话,有些名气很大,有些鲜为人知或湮没无闻。在此,笔者简要提及一个关于现代哲学交流在很大程度上未被谈论过的案例,其中东方哲学扮演了这样一种角色:即影响并帮助完成了在柏拉图哲学基础上的西方形而上学的转型。在前一节,笔者曾提过海德格尔哲学所探究的中心论点。在海德格尔看来,不存在这样一种观察的主体,它不受所观察的事物存在的外部世界影响。这一观点的提出,意味着结束了自柏拉图以来的西方形而上学思维的主导模式,并推翻了西方认识论的主导思想,即笛卡尔认为的世界具有二重性:物质与精神,观察的主体和被观察的对象。

   20世纪下半叶,西方世界的理论日新月异,争奇斗艳,其中德里达的解构主义理论可以说是影响最大的理论,时至今日,解构主义虽然已是昨日黄花,但正如不少思想家、文论家以及艺术家所说的那样,解构主义理论永久性地改变了人文社科研究的景观。解构主义理论得益于西方形而上学的革命。在西方形而上学的变革的过程中,德里达的解构主义理论对西方形而上学发起了最激进和最强烈的攻击,它终结了长达两千年的西方本体论和认识论的主导思想。德里达的挑战无异于宣布,自柏拉图以来,西方形而上学是以一种令人可疑的本体论和认识论为前提的,为此,他提出一个名为“在场性形而上学”(metaphysics of presence)的概念。德里达在60年代初期写的一批书中,他的一些关键思想借鉴了索绪尔语言学理论、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人类学、萨特的存在主义理论,他认为西方形而上学的核心概念和范畴建立在有问题的基础之上,必须被解构和重组。在努力解构西方哲学传统的基本思维方式的过程中,德里达采用了一系列现在十分著名的术语,比如“语音中心主义”“逻各斯中心主义”“菲勒斯中心主义”。但其中最重要的是“在场形而上学”,这到现在经常被简单地等同于当代哲学的“形而上学”。在题为《有限公司》(Limited Inc.)一书的“后记”中,德里达是如此描述西方的“形而上学”的:

   企图“战略地”“理想地”回到起点或回到最初简单的、完整的、正常的、纯粹的、标准的、同一性的想法,是为了在派生化、复杂化、恶化、意外等等中思考。所有形而上学的人,从柏拉图到卢梭,从笛卡尔到胡塞尔,都以这种方式思考,在恶之前先预设善,在非之前预设是,在不洁之前预设纯洁,在复杂之前预设简单,在偶然之前预设必然,在模仿之前预设模仿物。这不只是形而上学的其中一种姿态,而是形而上学的一种迫切需要,它是最永恒,最深刻,最有力的。(13)德里达对此发起了强有力的攻击,以至于在德里达之后西方传统的形而上学被彻底解构。

   在德里达对西方本体论思维的解构过程中,他批判了西方在场的形而上学构想出一系列二元对立,并建立等级次序,总是认为二元对立之中一方具有优越性,对立的另一方则被忽略或边缘化。德里达所批判的西方形而上学思想与中国传统的形而上学思维形成了鲜明对比,而其对形而上学的解构认识与东方、尤其是道家和禅宗的形而上学的宇宙论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我们只要对老子的《道德经》、庄子的《南华经》稍有了解,就会看到德里达对西方形而上学的解构与道家思想之间的不谋而合。不少学者做了不少这方面的比较工作,在此就没有必要重复了。在此仅举一例:“物无非彼,物无非是。自彼则不见,自知则知之。故曰:彼出于是,是亦因彼。彼是方生之说也。虽然,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因是因非,因非因是。是以圣人不由而照之于天,亦因是也。是亦彼也,彼亦是也。”(14)庄子的“齐物论”思想含有解构主义理论的两个核心思想:(1)任何一种思想体系都带有使其内在逻辑无法成立的因素;(2)诠释可以使文本走向其所要表达的反面。根据庄子的“齐物论”,哪里会有德里达抨击西方形而上学构想的“是与非”“丑与恶”“繁与简”“纯洁与肮脏”“偶然与必然”等一系列二元对立呢?这些二元对立的组成部分哪里有优劣之分呢?德里达在对西方本体论思维在二元对立方面的抨击时,同样对西方哲学自柏拉图以来占主导地位的认识论观念进行了解构,在解构了西方形而上学认为在场高于不在场之后,西方认识论认为观察者是被观察物体的绝对局外人的观点从此不再令人信服。这种想法与笔者在上文所引述的庄子认为的自我与世界之间的关系遥相呼应。

   笔者简要地回顾西方形而上学的解构理论,并将其与中国的形而上学联系起来,这样做的目的是要说明,在东西方之间已经存在着一个形而上之桥。德里达不是第一个挑战西方形而上学的西方哲学家,但现在有一种共识,认为他对西方传统的形而上学概念的批判可以追溯至海德格尔的影响,因为海德格尔认为,西方哲学一贯优先关注“所在之物”或“所现之物”,但很少关注是什么使得存在或在场成为可能。这种对过分强调在场、忽视存在和现象的条件的批判是德里达解构主义理论的主要思想源泉。是海德格尔首先根本性地扭转了西方沿袭两千年的思想传统,他通过以存在主义的本体取代柏拉图式的本体,以存在主义的认识论取代了笛卡尔的认识论,为西方哲学的发展开辟了新的领域,使得与东西方思想的交流成为可能。

   一个相关的问题是:海德格尔天才思想的灵感源泉是天上掉下来的吗?是不是像牛顿那样,某一天坐在苹果树下突发奇想,产生了后来提出的万有引力定律的灵感?用学术话语来说,他究竟是完全依赖自己前瞻性的天赋和对西方哲学思想的通览把握发现了西方哲学存在的问题,还是受到其他思想来源的启发或是受益于其他的思想来源?海德格尔本人企图让后人相信,他的哲学革命的源泉及灵感完全来自西方思想。但是,德国有一位学者找出了大量实质性的证据证明,海德格尔的革命性哲学深深受益于东方哲学。(15)在《海德格尔的隐密来源:东亚思想对其著作的影响》(Heidegger's Hidden Sources: East Asian Influences on His Work)(德文版,1989;英译版,1996)一书中,德国学者兼律师莱因哈德•梅伊(Reinhard May)提出一个曾轰动一时但后来被视而不见的发现,即海德格尔关键的哲学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受益于东亚哲学,但他却没有承认。由于这是一个富有争议的话题,而且需要继续进行考据式探索,在此,较为稳妥地说,海德格尔至少从东方哲学中获取了构思其划时代的思想的灵感启发。在此只要提及其“此世之在”的存在主义思想与庄子的“齐物论”思想的相通之处也就足以说明我的看法了。

   四、文化无意识:东西方交流的隐藏壁垒

   通过对东西方之间文化和知识交流的多年观察,笔者认为,只有两者相互平等地看待另一方,知性思维方面的沟通才能成为可能。但如何才能使东西方平等对视呢?一些学者提出了建议,诸如:促进消除东西方鸿沟的学术,警戒民族主义和封闭心理,呼吁第二次文化启蒙等。在笔者看来,这些建议的有效性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只是泛泛而论,因为那些建议几乎完全忽略了阻碍东西方对话的根本原因,忽视了基于非殖民化过程中政治、经济、思想、文化,以及知性等领域里的障碍。在政治上和思想上,实现非殖民化是相对容易的。正如事实上,自二战后开始非殖民化进程以来,如今除了新纳粹分子和白人至上主义者,没有人会妄言东西方的不平等地位。但是,在经济和文化领域,在可预见的历史时期内,实现非殖民化则需要很长的时间。我们无从考证经济非殖民化的轨迹,只能专注于文化非殖民化。殖民主义已成历史,而文化上的非殖民化事业在全球范围内还远远没有实现,因为消除人们心目中的殖民影响不是在一两代人间就能完成的。另外,随着全球化遍及世界,殖民主义在后殖民时代已经转变成一种新殖民主义的微妙形式,它表现为精神和智力的双重殖民。而这两种无形的殖民主义已经渗透到前殖民地人们的心灵之中,甚至和生活的各个方面,并形成了我们所谓的文化殖民主义的后殖民时代。由于精神和智力的殖民包括了前殖民地的文化领域,使得它们很难被察觉到或被发现,而根除就更难了。中国一些学者对精神和智力的殖民视而不见,却对民族主义在中国和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忧心如焚。还有一些学者批判一些中国人对自己国家和文化的热爱“建立在心灵封闭之上”,“是为了贬低其他国家和其他文化”,并发出警告:“这会导致狭隘的民族主义。反过来,还会扼杀中国文化的活力,将中国引向一条危险的道路。”甚至还有人认为民族主义比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更加危险。不可否认,狭隘的爱国主义和民族沙文主义是危险的,会威胁世界和平与不同文化间的和谐,但他们这样的担忧是否基于对中国现状的足够了解和观察呢?

民族主义有很多种,包括沙文主义、侵略主义和民族独立。西方有新纳粹和白人至上主义者,在中国和第三世界国家亦有狭隘的爱国主义者和狂热分子。有学者将危险的“民族主义”与“思想狭隘”联系在一起,是十分正确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专题: 东西方交流   知性思想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语言学和文学 > 文化研究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95698.html
文章来源:《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2期

0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22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1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工业和信息化部备案管理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