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佳 彭新强:上海PISA夺冠与课程改革之间的关系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65 次 更新时间:2015-12-27 20:36: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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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佳   彭新强  
不论是自上而下的改革,还是自下而上的改革,都难以成功。因此,兼顾集权和分权,即合作性的改革取向在近些年慢慢浮现。上海的课程改革即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两种改革取向的整合。

   一方面,上海实施了一系列权力下放的改革策略。首先,区/县层面教育行政部门拥有了更多的权力。尽管市教委依然负责政策的出台及统筹管理与监测,但区/县层面教育部门具有了设计和具体实施政策措施的自主权,并负责本区学校教育经费的审批和管理及教师在职教育等。其次,课程改革的关注之一是学校自主权的增加。这体现在:在课程决策、实施与评价等方面,学校能够自主设计与开发三分之一的课程,主要是拓展课和研究课;在评价上,不仅要进行区级的期末总结性评价,教师也要通过成长记录册和一些选择性的评价工具,关注学生的学习过程和发展进步情况。给学校更大的自主权来设计课程和建立评价政策,是已有研究突出强调的改革策略。

   另一方面,在权力下放的同时,上海并未减少市级层面的控制,且加强了问责。“新的课程政策是对以前‘国家’管理模式和‘国家+地方’模式的发展,既注重加强政府宏观的调控与指导,又能够扩大地方尤其是学校的课程权力”。[28]尽管学校可以自主设计校本课程,但基础性的考试课程依然由市政府控制,拓展课和研究课也要受到区教育部门的指导和培训,而非完全自主。因此有学者将上海课改称为分权下的集权,即将权力下放与集中控制结合起来,既鼓励学校自主,也保持集中调控,以保障政策的协调和质量管理[18]。另外,上海在问责方面也有所强化。从1999年开始上海实施学校发展性督导评价,通过检视学校发展规划、现场视学、过程性督导、终结性评价等方式加强对学校的问责。可以说,问责已经作为一种社会期待嵌入到上海的教育系统中,校长和教师面临着持续的问责挑战。因此,与以前相比,市级层面的问责和控制并没有减少,而是更强。这种问责是成功的学校教育系统的重要因素[29],因为自主只有与问责相结合,才能发挥作用[3]。

   可以看出,上海的课程改革在一定程度上做到了权力下放与强化问责的整合,既增强学校的自主权,使其发展自己的办学特色,又加强市级层面的控制和问责。事实上,政府从控制教育资源和内容转向关注教育结果,是很多国家的发展趋势。然而,一些研究指出:中国的教育视学与评价体现出行政监控和教育视学相结合的特点,应进一步加强专业权力[30];与西方相比,中国的学校质量评价缺乏学生参与这一关键因素,没有将学生的经历放入评价框架中[31]。这些也是上海课程改革存在的问题。

   综上所述,课程改革的开展对于上海PISA夺冠的影响是至关重要的,不仅因为它在一定程度上契合了PISA的测评目的,还在于它通过系统性、联动性等策略来落实改革要求。因此,PISA测试的结果在一定程度上坚定了上海教育改革的方向。[32]

   二、课程改革是PISA测试夺冠的唯一原因?

   课程改革对于上海PISA测试夺冠的重要作用已毋庸置疑,然而它是PISA测试夺冠的唯一原因吗?对于该问题,已有研究普遍认为,除了课改这一重要因素之外,文化传统对于PISA获胜同样功不可没。也即,上海在PISA测试中的优异表现源于课程改革和文化脚本的共同作用。[6,29]

   此处的文化传统指的是受特定社会历史因素影响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行为规范等隐性特征。其中最为重要的一些文化特征包括:(1)高度重视教育的价值。人们普遍认为教育是向上层社会流动的唯一通道,不论学生的家庭背景如何,都有接受教育的权利和机会。(2)强烈的考试文化。受科举制度影响,考试成功被视为唯一真正意义上的教育成功,学校、教师、家长乃至整个社会都将考试成绩作为衡量教育的唯一指标。(3)强调刻苦学习的文化。与西方强调自由、快乐学习的文化传统不同,在中国人的观念中,勤奋努力比个人天赋重要,认为只要刻苦学习,就有成功的希望。(4)家长对学生具有很高的期待。家长“望子成龙”心切,大多通过请私人家教、让孩子参加教育培训等方式为其创造更多的学习时间。在一定程度上,学生被认为有义务取得良好的成绩,以回报父母。因此,学生具有严格的学习习惯和高度的教育承诺。这些因素是已有研究认为非常重要且与PISA考试成绩直接相关的文化特质。[33-34]

   正是由于以上这些独特的文化传统,上海乃至中国的学生在学习上具有较高的参与度,从而对PISA测试成绩产生了正面影响[35]。首先,在课堂参与方面,中国学生被要求将全部身心投入到学习中,这与西方课堂有很大的区别。西方学生不需要在整个课堂过程都全部参与或全神贯注,而在课堂上保持高度集中的注意力被视作是中国学生的责任,反映在中国的文化中。[6]中国学生不仅要在课堂上全身心投入,还要花大量的时间在课外学习上,如学生每天都要完成一定量的家庭作业。上海教育信息调查团队对小学和初中生的调查显示:在每天完成学校布置的课外作业的时间上,50%左右的学生在一小时之内,30%左右的学生在一个半小时之内,20%左右的学生在两个小时及更多时间,初三年级超过12%的学生作业时间在三个小时左右;此外,很多学生还要参加补习学校,有42.78%的学生参加有偿家教。[36]OECD的研究也显示,在参加PISA2009的65个国家和地区中,上海学生校外上课时间排在第9位。[37]可见,上海学生在学习上具有非常高的投入,这与其PISA测试夺冠具有一定的联系。

   文化传统对学生学习的作用并非只体现在学习参与上,因为仅仅文化差异无法解释PISA测试的成功,更重要的是受社会文化影响的课程改革[11],或课程改革与文化传统的共同作用[18]。也即,文化传统对学生学习的影响更多通过与课程改革的互动而实现。上海及中国课改的理念源于西方,如建构主义的教学理论、强调学生个性发展、加大学校的自主权等。在现实中,当西方的政策理念遇到中国的本土实践与文化时,产生了怎样的互动影响?或者说,上海的教育者是如何处理二者之间的关系的?这一过程对学生学习效果或PISA成绩有重要的影响。

   有研究指出:上海PISA测试之所以获得了成功,关键的一点在于其在引进国际教育理论的同时,考虑了本土文化的特点;因而,课改理念在本土价值、观念和实践的调节作用下,带有了鲜明的中国特色[29]。具体表现为:从教育目的角度看,同日本、新加坡等国家一样,上海既关注学生创造性、实践能力的培养,也关注其学科知识的学习[7]。从政策实施角度看,尽管上海强调避免以考试为中心、死记硬背和被动学习,鼓励素质教育,培养高级思考能力和主动学习能力,并做到权力下放;但在这些看似新自由主义的政策背后,上海依然保留着对高风险考试的持续控制,因而反映出“通过新自由主义的政策和逻辑来进行控制”的运作方式[34]。从各持份者的应对方式上看,学生和家长更为重视需要考试的基础课,而非拓展课和研究课,因而往往把主要精力用于基础性的考试科目上;校长和教师作为政策实施者,努力在拓展、探究课强调的素质教育和基础课代表的应试教育中权衡。由于教育行政部门和家长的评价依然以考试成绩为主,因此应试教育依然存在。有学者指出,这种做法能够对上海学生在PISA测试中的优异成绩起到正面作用,因为应试导向的教育方式能够帮助学生在测试环境中获胜。而且上海课改强调国际化,通过借鉴其他国家的改革来培养学生将知识应用于现实生活的能力,进一步促进了其PISA成绩的提升[29]。

   可见,上海PISA测试的成功是课程改革与本土文化传统相互作用的结果,尤其是强烈的考试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如OECD指出,西方理念与本土文化相互交织、持续互动,很难区分上海教育成功的因素哪些来自文化传统,哪些是由于政策措施与实践[6]。

   三、PISA夺冠意味着课程改革已取得成功?

   课程改革的实施对于上海PISA夺冠具有重要意义,然而PISA夺冠是否说明课程改革已经取得了成功呢?已有研究认为,尽管PISA测试夺冠在很大程度上对课程改革作出了肯定,但是仅凭PISA测试成绩并不能推出课改已经成功的结论。

   首先,PISA测试或任何其他测试,并不能真正反映学生适应现实生活的挑战,而是考察学生在考试情境下,运用概念的能力;一些对于学生适应未来社会很关键的素养,如创造和革新能力、跨文化的敏感性和交流能力等很难量化与测量,因此考试情境和现实生活情境之间具有根本的区别。[34]从这个角度看,上海PISA测试的成绩仅是其中的一面。要更准确地测量上海课程改革的效果,需要超越PISA成绩,关注全球背景下改革和情境化的社会文化因素之间的互动及其对学生发展的影响过程。

   其次,中国传统的教学方式如注重记忆和重复练习等,能使学生强化理解和运用能力,从而有助于应对PISA测试;但这些传统的教学与学习方式是课程改革所力求改变的,因而PISA成功并不等同于课改目标的达成。[34]有研究指出,中国传统的课堂教学注重课本知识的传递、死记硬背、重复练习和说教,并且强调不断地测试,这能够帮助学生在高风险的考试中获胜。[38]但同时,这意味着学生要在学习上具有高参与和高投入,且往往以牺牲其学习兴趣为代价。学界经常讨论的“学生课业负担过重”现象,就是这种教学方式的体现,是课改所希望解决的问题。因此,从这个意义上看,PISA测试夺冠不能与课改成功画等号。

   再次,研究表明,上海的课程改革依然面临着一些挑战。从课程实施的角度看,上海课程改革“制定了多维的课程目标,却未与课程设置相匹配;构建了富有特色的课程评价体系,却没有相应的课程更新机制;重视课程改革中的合作与监控,但不能对其充分、合理利用”[39]。从持份者的反映和发展上看,学生学习的变化主要来自于组织化和结构化的改革,学生的学习自主性还不高。尽管新的评价体系关注学生的全面发展,但升学率依然占重要位置,因而它并没有缓解以考试为中心的实践,学校现在既要有好的考试成绩,又要努力达到其他方面的标准。因此,校长和教师的工作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变得更有挑战性。同时由于考试压力依然存在,独具特色的学校较少。考试压力也使得学生的自由时间和空间较少,无法为未来生活和工作做好充分准备等[7]。因此,课程改革依然存在诸多问题,并未达成最终目标。

   结语

   PISA作为全球性的学生综合性学习水平测试工具,为上海教育提供了国际比较的视野。课程改革作为长期推进的主导性改进策略,代表着上海教育的发展方向。然而,PISA测试与课程改革是否具有完全相同的内在价值?或者说,PISA测试是否应该成为课程改革所追求的核心目标,甚至是唯一目标?培养能在PISA测试中夺冠的人是否应该成为课程改革以及学校教育的发展方向?PISA测试成功者又是否等同于未来社会所需的人才呢?

   在我国PISA热潮持续高涨、以PISA成绩为价值追求的背景下,或者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在世界各国普遍重视PISA测试,将其成绩作为学校教育质量标准和国际竞争力的背景下,思考这些问题,显得十分必要。事实上,一些学者已经开始反思这种一味追求PISA测试的现象。如在2014年美国教育研究协会的年度会议上(AERA)有研究者指出,PISA成绩夸大了学校教育质量上的差异,它或许并没有那么重要。[40]这并非意味着PISA测试毫无价值,而是其作为测评工具,应成为学校教育教学的重要手段,而非教育教学的目的。

而目前在一些国家包括我国,PISA测试日趋成为学校教育的目的,而不仅仅是手段。从一定程度上可以说这是新的“应试教育”。已有研究明确表示,上海PISA夺冠与学生的高度参与和投入有关。(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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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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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复旦教育论坛》(沪)2015年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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