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惠明:从“老三届”到“老记者”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141 次 更新时间:2015-12-27 0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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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慧明  

我生在五十年代初,与新中国共命运,见证了风风雨雨,也经历了“老三届”,“老知青”,“老工人”,“老记者”四个人生阶段,体验了苦辣甜酸。


抱着孩子上大学

1977年,记得那是一个星期六,下班的铃声终于响了,我将穿了一周的油腻的、带补丁的工作服用报纸包好,放在自行车后架上,拖着疲惫的身子,缓缓地蹬车回家。到家后,我把工作服泡在大盆里,点上一根烟准备歇会儿,无意中朝包工作服的旧报纸瞥了一眼,这无意中的一瞥,竟使我后来的命运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报纸上有“恢复高考,大学招生”的字样,我的眼光顿时发亮,心也急剧地跳了起来……赶快报名参加高考,逃离无休止的体力劳动,歇一歇,喘口气,换一种活法,这十几年我实在太疲惫了,这就是我考大学的真实想法。此时离考试日期只有二十几天。

紧张的战斗开始了——我左兜装着地理书,右兜装着历史书,上衣口袋里是数学书,只要工作稍有间歇,我立刻在车间的水泥地上用粉笔画开了——厂房里,食堂里的水泥地上到处是我画的方程解题、中国地图、数学公式……

终于,考试的日子到了。考场没有欢迎的横幅,没有革命的标语,更没有家长的陪伴接送,只有简陋的教室、破旧的桌椅和一群求知若渴的青年。监考老师发下来三尺多长的考卷,中断了十二年的高考就这样恢复了,我们在悄无声息中开始了生命的搏击。

我于1978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二分校新闻系。与众同学不同的是,此时的我,已成婚育女。我每天早晨6点多即起,把小女儿从睡梦中唤醒,洗好脸,穿好衣,将女儿放在自行车大梁上特制的小椅子上,后坐架夹好我的书包,然后两眼四处观察,一路紧蹬,生怕被警察抓住——当时是不准骑车带孩子的。将孩子送到幼儿园后,再飞似的朝学校骑去,天天如此。抱着孩子上大学,虽苦虽累,心里却充实得很。

十年浩劫,刚刚恢复的大学,没有正规的教科书,多是油印的提纲,甚至没有老师。我们刚进校时,英语教师在闭路电视里,哲学老师在广播喇叭中,我们上课听广播、看电视,这就是当时真实的情况。尽管如此,同学们认真极了,没有交头接耳的,没有走神睡觉的,手中的笔在迅速地记着、记着。大家满怀求知的欲望,把被耽误的时间补回来。四年大学那段如歌岁月,我们终生都难以忘记。


传播大胆直言的声音

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了中国新闻社,开始了新闻人的生涯。八十年代,一个激情碰撞的年代,一个色彩斑斓的时代,一个真正改革的年代,一个令人们永远怀念的时代。

中国从噩梦中醒来,冲破禁区,清左务实,高扬起改革开放的大旗,拉开了经济改革的序幕,改革的鼓呼一波接一波。那时官员敢作敢为,民众敢想敢干,新锐的思潮,敢言的学者,改革的探路者风起云涌。中央经常有新战略,新举措,新思路,新方案推出,令记者应接不暇。那是当记者最开心的时代,你总有采不完的新鲜事,你总有写不完的好新闻,而且还很少有人打招呼发禁令。

新闻界迎来了一段难得的“小阳春”,“重大的决策让群众参与,重要的事情让人民知道”是当时的流行语。在宽松、宽容、宽厚的“三宽”氛围下,新闻界大胆发声,直言敢谏,舆论监督,针砭时弊。报纸以突发事件报道为突破口,深入开掘,深度报道,产生了一大批佳作:工人日报的“渤海二号沉船事故”报道石破天惊,石油部长宋振明被拉下了马,主管副总理康世恩受记过处分;中国青年报大兴安岭火灾“三色报道”横空出世,林业部长杨中被免职,众多渎职官员下台;铁路安全事故频发,媒体大量报道,穷追不舍,强大的舆论压力下,铁道部长丁关根被迫辞职了。那时舆论监督的威力之大可见一斑。

九十年代初,中国改革遭遇“倒春寒”,极左思想回潮,市场经济改革即将功亏一篑。关键时刻,邓小平再度南巡,一路讲话振聋发聩,“邓旋风”瞬间席卷全国。

春江水暖鸭先知,中国经济理论界最有影响的一大批经济学家——童大林、蒋一苇、徐雪寒、吴敬琏、杜润生、吴象、高尚全等近百人,即刻聚会在《改革》杂志编辑部,品邓公讲话,议改革大计,吐肺腑之言。反“左”呼声四起,热烈掌声不断。

老资格的经济界权威人士徐雪寒抱病参加了会议,他颤抖着说,我等邓小平这个讲话等了3年了!童大林用“梦寐以求”四个字形容自己听到邓小平讲话后的心情。经济学家吴敬琏直言:当前“左”的思想影响相当严重,一些“左”派理论家在思想战线上造成了严重的混乱,必须进行清理。与会的经济学家最后达成共识:不彻底清除“左”的障碍,改革难以深入进行。我立即将此次座谈会的新闻发出,在海外以醒目的标题,显著的位置予以刊出。

1992年10月,中共十四大召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正式写入报告,“左”的障碍一个个被清除,姓“资”姓“社”的争论暂时告一段落。此后,中国经济理论界进入了空前的活跃期,原国家体改委副主任童大林倡导成立了“世界观察研究所”,该所每季度召开一次改革分析研讨会,一批为中国改革开放立下汗马功劳的知名人物:于光远、朱厚泽、杜润生、项南、李慎之、吴敬琏、高尚全、周瑞金、戴园晨、王珏等常在会上畅所欲言,为中国市场经济改革鼓呼。

每次研讨会前,童大林总要通知我参加,这位曾在中宣部当过秘书长的“老宣传”深知,那些主流大媒体是不会报道的,中新社对外可以报道。那时,这些大胆直言的声音大都是通过中新社向海外传播的。


目击“九八”长江世纪洪水

亲临长江,目击1998年世纪大洪水,是我终身难忘的一次采访。8月13日傍晚,我们一行8人驾两辆车疾驰出了京城,乘暮色千里奔袭,日夜兼程,终于在第二天抵达武昌城下。我们将“中新社长江抗洪救灾报道组”的红色标牌放在车窗前,车过高速路时,收费员不但不收费,还举手敬礼,并将矿泉水硬塞进我们的车里。与最近大水淹京城时,高速路依然一丝不苟地收费相比,真令人有“今不如昔”之感慨。

两辆采访车就是我们的办公室,题目的策划、路线的制定和稿件的写作大都在车里完成,一点击就将文字图片通过网络发至总社了。采访车也是我们的餐厅和卧室,饿了就泡方便面,累了就倒头睡会儿,采访车一路狂奔,武汉、荆州、公安、石首、洪湖、嘉鱼、咸宁、岳阳,12天中转战湘鄂两省。

我们所到之处大受感动,灾区非常欢迎三种人:白衣天使,绿衣战士和无冕之王。我们看到当地张贴的告示写道:“热烈欢迎各地记者到灾区采访,采访期间吃住全部免费,并提供车辆向导协助采访。”

8月16日,第六次洪峰汹涌袭来,沙市水位创下了百年来最高纪录——45.22米。已突破国家规定的分洪极限——45米水位,湖北省已发出当晚炸坝分洪的命令,只待时任副总理的温家宝亲临第一线指挥实施。

我们迅速跨上最险要的荆州大堤,采访车凭特殊通行证在沙市渡口上了渡船,急奔对岸的公安县,荆江炸坝分洪区即在那里。掌灯时分,我们进入了公安县,一进县城,我们愣住了——广播在吼,警车在叫,军车来来往往,县城里乱作一团。大喇叭一遍又一遍命令分洪区人员尽快撤离,一队队穿救生衣的战士扛着铁锨向大堤险区快步疾跑,牵猪拉牛的农民、拖儿携女的民众,争相向安全的高岗地区奔去。

我们当即决定,留下有丰富抗洪经验的湖北分社长章敦华、安徽分社长顾立军在炸坝分洪现场采访,其余人和车辆迅速向五十公里外的石首市转移,以免分洪后车辆被淹泡在水里。后来,温家宝副总理冷静沉着指挥,让大家等一等,再等一等,到深夜两点多,洪峰终于退了,没有炸坝行洪,避免了一次淹良田毁民房的大损失。


老记者的几点思考

三十年的记者生涯里,我参加过无数次会议:两会、党代会、中央经济会……经历过无数次难忘的场面:香港回归、澳门回归、上海APEC峰会、北京奥运盛典……采访过无数的名人、凡人、官人、军人……看到的,听到的,写到的,还有不让写到的,色彩缤纷,无奇不有。我踩着稿纸一路写来,从小记者写到老记者,从小编辑干到副总编辑。我常告诫自己:写白话不写套话,说人话不说官话,有时宁可不说话,不要说假话。“老三届”曾被誉为跨世纪的“桥梁”,社会的“脊梁”,现在新世纪已过了十几年了,“桥梁”早已完成了使命,“脊梁”老矣,已不堪重负。“老三届”一代,除了极少数人还在政坛上奋力拼搏外,绝大部分都已退出江湖,告老还乡。

鸟隐弓闲,风定人静之时,多喜回忆与思考,将所思所想说出来,也是一件快事。


思考一:为什么讲真话越来越难

新闻讲真话,记者讲真话,官员讲真话,本不该成为问题,但时下却成了一个大问题。讲真话为什么越来越难,成了一些有识之士经常感叹的话题。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彭德怀在庐山冲天一怒,万言上书,讲了真话。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直言“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讲了真话。数百万知识分子忧国忧民,真心真意给党提意见,讲了真话,他们的境遇和下场如何,众所周知。“反右”,“文革”等历次政治运动的后遗症之一,就是人们不敢讲真话了。真话少了,“假大空”必然大行其道。大跃进时期,浮夸风盛行,报纸上天天“放卫星”,人民日报居然放出了广西环江县红旗人民公社亩产13万斤的特大“卫星”,令党报蒙羞。“文革”时期,报纸颠倒黑白,讲假话更是登峰造极。人民日报原总编辑胡绩伟一句话入木三分:“这份报纸除了年月日是真的,其他没什么真的。”人民对自己的报纸不屑一顾,弃之如敝履,也就不足为怪了。

报纸不讲真话,这个“老毛病”一直延续到现在,例如近期媒体出现的新词汇——“周老虎”、“躲猫猫”、“王立军休假式治疗”、“古建筑保护式拆除”、“桥梁超重式侧翻”以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工程已完成62%”等等,均引起民众强烈质疑,媒体的公信力在假话谎言之中渐渐流失。

讲真话为什么这么难呢?确有其深层次的缘由:现在假的东西已渗透到各个领域——假烟假酒,假药假币,演艺场有假唱,足球场有假摔,拍卖场有假画,博士有假论文,官员有假学历,诊所有假大夫,寺庙有假和尚。神州已无净土,新闻界怎能独善其身?

再者,上面好大喜功,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容不得批评监督,听不进逆耳之言。下面则投其所好,吹牛拍马,报喜不报忧。讲真话越来越难,纯系党风腐败,官德不正的必然结果。

温家宝总理曾反复告诫:要创造条件让人们讲真话,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总要有一批心忧天下、勇于担当的人,总要有一批从容淡定、冷静思考的人,总要有一批刚直不阿、敢于直言的人。

是啊,不说事实,不讲真话,罔顾历史,掩盖真相,不还历史以真面目,不还党史以真面目,我们的国家和民族又怎能进步呢。


思考二:为什么“新党八股”泛滥成灾

纵观时下官方主流大报,连篇累牍的重要讲话随处可见,任意拔高的歌颂文章,充斥水分的典型报道为数不少。官话、套话、废话、大话、空话、假话充斥其中,能让百姓听得懂的真话、实话、大白话,少之又少。“新党八股”泛滥成灾。

没有开幕不隆重的,没有讲话不重要的,没有鼓掌不热烈的,没有团结不紧密的,没有胜利不伟大的,没有闭幕不圆满的。一些模棱两可,看得见摸不着的副词、虚词屡屡出现:深刻领会、正确引导、积极探索、妥善处理、大力推进、加快发展……字字无可挑剔,句句空空如也。“新党八股”大肆蔓延,败坏了党风文风,败坏了社会风气,使官员形象大打折扣,使政府威信流失殆尽。新“党八股”侵蚀着人们的肌体,腐蚀着人们的灵魂,这是一种软腐败,有时比硬腐败更可怕,治理起何其难也。


思考三:如何树立政府形象

这些年,突发事件特别多,天灾人祸不断:地震、矿难、台风、泥石流时有发生。腐败大案,政治丑闻,官商勾结,塌桥垮楼的豆腐渣工程此起彼伏。民众示威的群体事件也一波接一波。突发事件的发生,对政府形象既是挑战,也是机遇,考验着政府的应对能力和处置技巧。

一些地方政府习惯采取捂、盖、遮、拖的手法,不愿将事实真相公之于众,怕影响社会稳定,怕引发民心不稳,怕政府形象受损,在“稳定压倒一切”的固有思维下,不及时发布真实信息,拱手将舆论阵地让与他人,造成流言谣言满天飞。有的地方政府遇事就将警方推向第一线,动用催泪弹、震爆弹,甚至荷枪实弹,酿成警民流血冲突。政府自设迷局、造成乱局、自陷困局,再收拾残局,折腾了一圈,最后“赔了夫人又折兵”。在“高成本零效益”的维稳过程中,恰恰是政府的形象和公信力受到了最大的伤害。近年发生的贵州“瓮安事件”,湖北“石首事件”,云南“孟连事件”,近期发生的四川“什邡事件”,江苏“启东事件”等都证明了这一点。

在信息发达的网络时代,没有什么能够遮盖得住的了。唯一正确的办法是,突发事件发生后,政府应在第一时间公布真相,学会与谣言赛;有话快说,实话实说。做错了你就道歉,说错了你就收回。该问责谁问责谁,谁该下台谁就下台。唯有如此,才能取得民众的谅解,才能树立起自信、民主、开放的良好形象。

新疆“七五事件”发生之后,政府吸取了一年前西藏3·14事件的教训,国新办主动请境外记者头班飞机飞抵乌鲁木齐,想拍什么拍什么,想报什么报什么,采访完全没有限制。我们的媒体迅速出击,将事实真相及时发布,境外记者纷纷发表评论,国际舆论一致对政府此次开明开放的做法大家赞赏。相比之下,新疆“七五事件”比西藏3·14事件性质复杂得多,死伤人员严重得多,由于新疆“七五事件”新闻发布全方位放开,反而为政府的形象加了分。

突发事件发生后,媒体怎样做,才能真正树立起政府的良好形象呢?北京7·21大雨过后,北京的媒体大篇幅报道英雄救灾,干部捐款,领导视察,灾后重建等新闻,但鲜见灾后反思的文章,且真实的死亡数字也没能及时滚动公布,引来网络和境外舆论的强烈质疑和指责。

人民日报7·26发表评论指出:“北京暴雨伤亡人数不该是敏感话题”,显然对北京媒体报喜不报忧的做法提出了批评。该评论指出:“相对于‘负面消息’,人们更关注的是政府对待‘负面消息’的态度。勇于面对,才能努力解决,努力解决,才能赢得民心。”在舆论的压力下,北京终于公布了死亡79人的数字。


思考四:网络时代谁是主流媒体

进入新世纪,进入了网络时代。5亿网民,8亿手机,人人拥有麦克风,个个都是传播者。多少重大新闻和突发事件,首发文字者是网络,首发图片者是微博,全新媒体后来居上。

网络时代的来临,是一次历史性大变革,网络改变了舆论的生态环境,对传统媒体提出了严峻的挑战。网络舆论先锋,意见领袖大批生成。

网络是扩音器:它可以号召市民散步,厦门人这样做了,大连人这样做了,倒逼政府将污染的PX项目停建。网络是照妖镜:它使贪官现形,身陷囹圄,周久耕因一盒“天价烟”,杨达才因一块“天价表”,经网络“人肉”,歪打正着,使贪官的丑行暴露无遗,网络反腐彰显威力。事实证明,网络不是洪水猛兽,网络不会将政权搞垮,网络只会将贪官搞垮。

网络是个好东西,网络改变了世界,网络改变了中国,网络是公民社会日渐成熟的标志,网络是时代进步的里程碑。网络时代的冲击,使中国新闻改革之门渐渐打开,并将会越开越大,最终会敞开大门,融入世界。

掩卷遐思,感慨良多。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诚如是也。

三十年,中国从封闭走向了开放;三十年,中国从贫穷走向了富裕;三十年,改变了一代人的命运;三十年,改变了整个中国的命运。但,改革尚未成功,民众仍需努力。


【作者简介】田慧明,系中国新闻社副总编辑,高级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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