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滨:被“遗忘”的战争,还是“朝战研究疲劳症”

——评美国史学视角下的朝鲜战争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111 次 更新时间:2015-12-26 23:0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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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滨 (进入专栏)  

   【摘要】2015年6月25日,是朝鲜战争爆发65周年纪念日。六十余年来美国对朝鲜战争的反思呈两个极端:一方面是美国朝野的朝战“集体遗忘症”,另一方面则是军事史学界的“朝战研究疲劳症”。几十年来,美国朝战研究中的正统派、修正派、修正派的修正派,它们或各执一词,或相互交错,但趋势却是正统派(或修正派之修正派)渐成主流。与之相对应的是,美国公众对朝战的认识仍在低水平上徘徊。这两个极化现象至今仍在影响美国朝野的对朝观念和政策。

  

   一、朝鲜战争的历史坐标

   62年前结束的朝鲜战争,无论在任何意义上,都是一场改变世界格局的重大事件。在国际层面,美苏间的冷战由此扩展至亚洲,成为一个全球性体制,几乎主导了20世纪后半叶的国际政治。在亚洲,朝鲜半岛的38度线、台湾海峡和越南的17度线,构成了割裂亚洲政治、经济和社会的“三位一体”的地区架构。对中国来说,台湾与中国大陆的分裂不仅永久化,且成为中国在21世纪历史性崛起的最大的不确定因素。2然而就是这样一场战争,主要交战国(中美)不仅没有正式宣战,反而刻意“师出无名”:美国总统杜鲁门称朝鲜战争为“警察行动”(police action);中方的百万大军则以“志愿军”名义参战。

   即便如此,中美朝韩恶战三年的朝鲜半岛,百万生灵涂炭,无数家园被毁,停火线却不无讽刺地重回三十八度线。进入21世纪,东北亚地区仍在为65年前那场恶战所震撼、支配,以至难以解脱。相比之下,20世纪其他热战、冷战中的宿敌早已握手言和(日本也许是个例外)。3唯独在朝鲜半岛,数百万大军仍虎视眈眈、枕戈待旦;大战虽无,摩擦不断;1953年的一纸协定,言为停战,实为休战,亦为再战?!在这个意义上,65年前爆发的那场“苦涩的小战争”(little bitter war)4,实为一场真正的跨世纪之战。

   然而不管后人如何评说那场战争的得与失、胜与负、罪与罚,历史在六十多年前中美朝(韩国除外)签订停战协定时已经改写:它是美国开国以来第一次战而无胜之役,也是中国自鸦片战争百余年来境外战争中首次不败纪录。中国志愿军将士凭藉简陋的装备、顽强的意志和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应对拥有陆海空绝对技术优势的对手,硬是把逼近鸭绿江边的16国联军一度推回三十七度线。朝鲜战争的结局,是年轻共和国的开拓之举,也是我们多难民族历史性崛起第一步,更作为东北亚地缘政治的拐点而载入史册。

   二、美国的“集体遗忘”与“不依不饶”

   六十多年来,美国朝野对待朝战的观念可用“集体遗忘症”(national amnesia)来概括。美国出版界有关越战的出版物汗牛充栋,而朝战的书籍却寥寥无几,其中又多以“遗忘(forgotten)”、“未透露(untold)”等为主题。5著名作家大卫•哈伯斯塔姆(David Halberstam) 1972年以揭露越战决策失误的《出类拔萃之辈》一举成名;6而他关于美陆战1师在长津湖侥幸逃脱中方第9兵团毁灭性打击的巨著《最寒冷的冬天:美国人眼中的朝鲜战争》,7直到他2007年去世数月后才出版。出版界失语,好莱坞亦健忘。美国大小银幕上充斥二战和越战的镜头,唯独朝战作品凤毛麟角。 甚至首都华盛顿的朝战雕塑群,也是在停战42年之后的1995年落成,比建于1982年的越战纪念墙还晚12年,而后者在越战结束7年后即完工。直至2009年底,美国会才通过法案纪念朝鲜战争。 对此,美国甚至有人称朝战是美国现代史的“黑洞”(the black hole of American modern history)。8

   美国多年来对朝战集体失忆,有出版界自身的问题。其中不乏那些良莠不齐的“野史作家”(popular historians),其中绝大多数不求甚解,东拼西凑,甚至为了迎合读者的口味而“编故事”;而且是写了就忘,忘了再写。9即便是一些出自名家之手、迎合大众口味的著述,对历史事实的追述亦有待深入和公正。2007年出版的《最寒冷的冬天》一书,虽源自著名政论家和作家哈伯斯塔姆,但他把美军在朝战初期的一系列战略和战术错误,似归咎于妄自尊大、我行我素的麦克阿瑟;而千里之外的文职高官们则更象是麦克阿瑟主义的“受害者”。杜鲁门作为三军统帅,在生与死、成与败的兵家大事上,对桀骜不驯的战区司令唯唯诺诺、无所作为,至少有渎职之嫌。

   但在笔者看来,美国朝野对朝战“健忘”,还有心理和政治上的原因。首先,美国历史上对外战争多多。三年朝战,长度不及越战的三分之一,辉煌不及数月的海湾战争,处于不赢不输的灰色地带的朝战,国民记忆中的自然难有其位。其二,美国政府大事化小,当初把朝战定义为“警察行动”,以绕过国会审理、宣战的“麻烦”(无独有偶,9/11后美国把本应是“警察行动”的反恐定性为“战争”,以无限扩大总统操控战争的权力,美国立法系统对行政部门在对外政策上的制约,几乎荡然无存)。然而越战也定义为“警察行动”,美国人何以念念不忘?!

   朝战在美国国民记忆中的“边缘化”,似有更深层的原因。美国政治文化中的宗教色彩极浓,习惯于在敌我、黑白、是非、善恶、胜败中取择其一,不输不赢的朝鲜停战实属另类;它既不同于此前美国完胜对手、重塑国际体系的一战二战的伟绩,也有别于美军筋疲力尽、被迫撤出后彻底失败的越南战争(1964-1975)。这也就是为何美国对朝战的观念,多年来一直游离于两个极端之间:既要“遗忘”,却又难以割舍;千方百计地从记忆中抹除,也为当年不能“临门一脚”而耿耿于怀,难以放弃与朝鲜现政权敌对的政策。2010年朝鲜战争爆发65周年时,美国总统奥巴马突然宣称美国赢得了朝鲜战争,并且不接受“平局”的说法。10 然而不管奥巴马是为了哗众取宠还是安抚人心,这位哈佛的高材生和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在朝鲜战争的结局的认知方面,既违反历史,也无视现实。按美国历史学家沃尔特•拉夫伯(Walter LaFeber)的话说,“美国人常抱怨说,美国总是赢得战争、但却失去和平,这两个说法其实都不甚准确。事实上,朝鲜战争是美国第一次被迫接受的僵局,而在十年后开始的越战中,美国的败局更是确凿无疑”。11

   十九世纪以来,美国外交其实是在孤立主义和干涉主义的两个极端中摇摆。要美国与一个善恶同在、不黑不白的灰色世界共存,几乎不可能。9/11以后“要么支持,要么反对”美国(“be with us or against us”)的小布什主义,就是最好的佐证。美国至今对朝鲜不依不饶,对朝政策仍停留在敌视和制裁的过去时态,不仅仅是由于朝方的僵硬政策,美国对外政策中的极端宗教化和意识形态化,也是原因之一。小布什上台伊始,就给金大中的“阳光政策”泼冷水,先给朝鲜扣上“混蛋国家”的帽子,9/11后又把朝鲜划入“邪恶轴心国”(axis of evil)之列。奥巴马上任后,一改小布什政府执政最后两年积极接触朝鲜的政策,将美国对朝政策定位于所谓“战略耐心(strategic patience)”,即对朝鲜采取少接触、不谈判的“有所不为”的政策。12国务卿希拉里更是带头支持甚至纵容日本以所谓“绑架”问题,干扰和迟滞六方会谈,为日本右翼修宪和扩军制造借口和空间,直接间接地激化南北对立,极大地干扰了半岛的稳定。13 天安号事件、延坪岛炮击、金正恩继任后的战争边缘政策,都与美国扭曲的对朝观念不无干系。

   三、以史为鉴,美国Style?

   其实美国朝野对朝战的“遗忘”,还只是一个表面现象。美国学界对朝战的态度则是另一番景象。美国史学界八十年代初开始“大规模”反思朝鲜战争,且一发而不可收。时至今日,美国朝战研究中的正统派、修正派、修正派的修正派,14对朝鲜战争的根源、过程和结果各执一词,互不相让,各种论点层出不穷,以致美国朝战史学家艾伦•梅莱(Allan Millett) 2010年宣称,对这场“被遗忘的战争”的“追记”已经“绰绰有余”(enough),不需再费时费力了。15对此,笔者称之为“朝战研究疲劳症”(fatigue)。16

   美国军事史学界对朝战的“百花齐放”和“过度反思”,与美国国民对朝战的“集体遗忘症”,似成巨大反差。个中原因仍是不解之谜,美国国民意识中对于62年前结束的那场战争仍近乎白纸一张。然而真正主导美国对朝政策的是精英阶层,美国军事史学界对朝鲜战争的反思,仍是中国同行需要关注的重点。

   美国史学界中对朝战研究中众多流派进行梳理一个简单易行的办法,是把批评美国的观点和著作统统打入所谓“历史修正派”(historical revisionism)。芝加哥大学历史系教授布鲁斯•卡明斯(Bruce Cumings) 1981年的《朝鲜战争之根源——第一卷:朝鲜光复及两个政权的形成,1945-1947年》,17 对美国官方关于朝战根源的解说(即共产主义扩张)提出质疑,认为美军对朝鲜南部占领期间,支持和扶植日本殖民统治期间的伪政府和军警系统人士,由此引发的1948年的朝鲜南部的大规模反叛和残酷镇压,是导致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的主要根源之一。卡明斯在这部在美国颇有争议的“历史修正派”著作的第一卷只写到1947年,涉及到朝鲜战争正式爆发(1950年6月25日)的第二卷直到1990年才完成。18此间,卡明斯作为第二作者,与乔恩•哈利迪(Jon Halliday) 出版了《不为人知的战争:朝鲜》。19与此同时,约翰•梅里尔(John Merrill) 的《朝鲜半岛的战争根源》也加入了“修正学派”的阵营。20上述几本著作,奠定了美国研究朝战的“修正派”的基石。其实,美国史学界对朝战的反思一直都未中断,甚至在朝战仍在进行期间,美国作家斯通(I.F. Stone)就发表了著名的《朝鲜战争幕后史:1950-1951年》。21 费伦巴赫尔(T.R. Fehrenbach)1963年出版的《如此战争:美国措手不及》,22以及贝文•亚历山大(Bevan Alexander)1986年出版的《朝鲜:我们第一次战败》,23主要从军事角度对美军的战时运作提出尖锐批评。然而上述修正派著作的力度均不及卡明斯的“三板斧”。

   在一定程度上,美国朝战“修正派”的并非是一个突发和孤立的现象,美国史学界有人将冷战期间整个美国外交史学界打上“修正派”的印记,原因是这些学界人士多为自由派和左派人士,鲜有从军参政的经历,对军事战略战术知之不多,因此对战争、军界和军事事务有本能性的抵制。24 这其中包括卡明斯和梅里尔的导师格雷戈里•亨德森(Gregory Henderson)。25

“修正派”的对立面当然是正统学派(orthodox school),其主要代表作有亚历山大•乔治(Alexander George) 1967年的《共产党中国的军队:朝鲜战争及其后果》,26 罗伊• 阿普尔曼(Roy Appleman)1990年的《朝鲜的灾难:中国人挑战麦克阿瑟》,27克雷•布莱尔1987年的(Clay Blair) 的《忘却的战争:美国在朝鲜,1950-1953》,28马克斯•黑斯廷斯(Max Hastings)1987年的《朝鲜战争》29 艾伦•梅莱(Allan Millett)的《为朝鲜而战:1950-1951,战争来自北方》,30以及威廉•斯迪克(William Stueck)1995年的《朝鲜战争的国际视角》。31贯穿这些正统派著述的一条主线就是维护美国参加朝战的必要性、正当性,直接或间接地回应修正派早期对美国战争政策的批评;与之并行不悖的是,一些面向公众的通俗读本,也致力于描述朝战中美军的“被遗忘的”战绩,(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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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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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美国研究》2013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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