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鸿 詹庆生:中国独立影像发展备忘(1999-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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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鸿 (进入专栏)   詹庆生  
免费发给他们照相机拍摄自己的生活;选择10个农民,发给他们DV并进行必要培训,让他们拍摄身边的事情;同时还选择了10个青年导演(主要是影视专业学生或研究生)参与相关拍摄活动。在选题上主要是有关村民自治的内容。这个计划共投入了100万人民币左右,由欧盟出资。

   (2)与电影节有关的资助。中国导演近年来经常参加韩国的釜山电影节,其中的PPP计划(Pusan Promotion Play)即“釜山电影节亚洲电影资助计划”被称为“亚洲电影工业的孵化器”。PPP单元每年挑选20来部剧本,推介给参加活动的制片和发行公司,意在为有潜力的亚洲年轻导演找到投资人和合作伙伴,并设立奖项以现金方式资助一些影片的拍摄计划。1997年,贾樟柯的《站台》的剧本在釜山获得首届PPP电影计划奖,此后章明的《今天今夜》(即《秘语17小时》)、娄烨的《苏州河》,以及后来在威尼斯电影节上获奖的李玉的《红颜》(Dam Street)等都曾先后获得PPP资助。

   许多电影节都设有专门的基金,用于资助青年导演的创作。比如王兵就曾在戛纳电影节基金会工作,并在其资助下写自己的电影剧本。而他的《铁西区》虽然前期拍摄是自费,但后期制作却是在鹿特丹电影节的资助下完成的。鹿特丹电影节资助过的还有何建军。何建军的第一部作品《悬恋》1993年在鹿特丹电影节上获奖,次年2月鹿特丹电影节举办的中国电影专题展映引发了“七君子事件”,何建军的电影《邮差》被迫到国外做后期,影片共用70万元人民币,其中鹿特丹电影节和香港朋友赞助了60万。

   (3)与电视台或广播公司有关的资助。1991年吴文光的《流浪北京》参加山形国际电影节时,获得日本放送会社(NHK)的少量资助,得以开拍续集《四海为家》。宁瀛的《希望之旅》的拍摄资金,部分来自在日本广播基金会举办的亚洲电视项目策划竞赛上,她报送的一个故事梗概得奖获得的奖金。

   (4)其它艺术基金和文化基金。杨福东的《陌生天堂》(1997)和《小武》同一年拍摄,却一直没有资金做后期,直到五年之后才在卡塞尔文献展的资助下完成后期。而张元的《东宫西宫》也是与布鲁塞尔艺术节合作下完成的。他的《北京杂种》、《儿子》、《东宫西宫》等影片都得到了总部位于阿姆斯特丹的欧洲文化基金会的资助。

   资料显示,欧洲31国共有169家提供电影补贴的机构或基金,其中国际性的6家,跨国性的7家,国家性的56家,地方性的100家。国家性资金占大头,约75%,地方性约18%。这些地方性机构中,法国36家,英国14家,德国17家,西班牙15家,这些都是电影业相对发达的欧洲国家。

   各种基金会和电影节对于资助项目都有严格的申请和审批程序。它们的审批标准主要还是艺术标准,并且在通过之后,基金会或电影节也并不干涉导演的创作。但是能否通过,这里面有私人关系的因素,有导演艺术水平和影响力的因素,也有运气的成分。比如章明的《秘语17小时》曾向法国、瑞士的两个电影基金会申请拍摄资助,但经过审阅后,他们觉得不太理解这个剧本,后来也就没有批准资助。

   此外,国外文化基金设立的主要目的还是资助本国、本地区的导演和艺术家,而且在名额上也有限。比如澳大利亚的国家基金,有专业的纪录片协会负责给澳大利亚的导演通过各种渠道寻找资金,但是每年有一个分配,有点像台湾电影的辅导金制度。它的导演很多,上百个导演,但每年只从中选出三四十个,实际上对于本国导演和艺术家来说机会也是很少的。所以,别国的申请虽然有时也会批准,但还是相对困难一些。

   段锦川等人的纪录片几乎都是通过各种方式用BETA拍摄的,而季丹、胡杰在早期则长期使用Hi8进行拍摄。进入1999年以后,大多数独立纪录片,除了蒋樾的《幸福生活》、段锦川的《拎起大舌头》等使用模拟BETA SP机器拍摄,《北京的风很大》用的是16mm过期胶片,其它全部是DV作品。段锦川等人的作品平均制片费用达到四五十万,而大多数DV作品的成本难以准确统计,但应该不超过几万元。周浩的《厚街》成本是6万元,已经算比较高了。事实上,用DV拍摄的小成本剧情片做下来可能也不超过5万元人民币,崔子恩甚至称自己的片子只花几千元。

   早期的电影成本较低,《妈妈》(1990)的成本只有20多万人民币,王小帅的《冬春的日子》(1993)只花了十几万人民币,而何建军的《邮差》则用了70万元人民币。章明的《巫山云雨》(1996)前期拍摄花费100多万,其中60%用于设备和胶片,片比1∶8,加上后期总投资150万。由此可见对于低成本影片来说,“钱下成本”的确是主要的支出费用。

   那些有投资的电影,如果不包括后期转胶,制作成本从几十万元到上百万元不等。但总体上数字低于胶片,16mm低于35mm,纪录片低于剧情片。《铁西区》这样的鸿篇巨制是例外,由于漫长的制作时间和巨大的素材量,据作者称总成本至少40万元人民币。

   数码影像在剧情片中得到了更广泛的尝试,在无法使用胶片的情况下,对于许多年轻导演来说,DV成了大陆目前独立制作剧情片的首选。具体的费用情况可以参考体制内作品——近两年来由体制投资青年导演进行的创作,使用数字高清拍摄的剧情片,其费用通常在100万左右,使用胶片的剧情片,成本通常在200万左右——独立制作应该略低于这样的标准。在后期制作方面,除了国际资本运作的电影(如《任逍遥》、《海鲜》等等),大多数独立作品没有能力完成后期转胶。

   相比而言,虽然中国独立电影基本上是小众化的艺术电影,但是在欧洲有较为成熟的艺术片市场和对于艺术片的政策支持,那些能够在电影节上获奖或有国外投资背景的影片,也往往可以凭借种种发行渠道走向国际市场。不论对于创作者或投资人来说,可以获得一定的资本回报。

  

独立影像作品的传播

   1. 国外传播状况及效果

   (1)电影节及电影节专题展映

   西方的电影节是中国独立影像作品发布、传播和获取利润最重要的渠道。对于中国独立影像来说,电影节往往是它们走出国门之后的第一站,对于那些没能获奖或没能进入院线的作品来说,则可能也是它们在海外的最后一站。

   目前国际上的电影节数量几乎多到无法统计。有统计显示,全世界六大洲六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单独举办或轮流举办的各种名目的国际电影节已超过300个。欧洲是国际电影节的发源地,现有24个国家,先后举办过144个电影节。其中意大利27个,法国26个,西班牙23个。三个国家共76个,占欧洲总数的一半左右。在电影节的级别上,目前最高级的A级电影节共有11个:柏林、法国戛纳、威尼斯、捷克卡罗·维法利、莫斯科、加拿大蒙特利尔、西班牙圣塞巴斯蒂安、东京、阿根廷马塔布拉塔、开罗、上海国际电影节。但是,在影响力上,欧洲三大电影节(戛纳、威尼斯、柏林)处在最顶级的位置上。

   根据我们的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中国独立纪录片至少有16人曾多次在各种电影节上获奖(参见附表1),中国独立电影(剧情片)至少有28人曾多次在各类电影节获奖(参见附表2),获奖总次数应在百次以上。在这些电影节中,一贯比较支持和关注中国独立制作的电影节有荷兰鹿特丹、瑞士洛迦诺、加拿大温哥华、韩国釜山以及香港电影节等等。法国巴黎的真实电影节、法国马赛、日本山形、荷兰阿姆斯特丹这些专门的纪录片电影节则对于纪录片比较重要,它们的重要奖项近两年来也屡屡被中国作品获得。

   各电影节都有专门的选片人,他们本身对各国有才华的杰出电影人的基本情况及其创作比较熟悉,同时,各电影节选片人之间也有相互的沟通,有好的作品会互相推荐(三大顶级电影节通常同时只能参加其一),在其它电影节期间选片人也会专门去挑选适合本电影节的作品。中国独立制片作品参加国际电影节的方式各有不同,有的是电影节选片人直接到中国与导演联系,拿走他们的作品,或者事先约定参赛,由导演自己带去;有的时候这种工作也可以委托给国内的某个人,比如导演或本国驻中国的文化工作者;年轻导演的作品通常都是自己寄给电影节,由电影节挑选。比如贾樟柯的《小武》就是柏林电影节选片人从一大堆寄来的作品中挑选出来的。在这整个过程中都可以不和国内官方电影机构发生任何关系。

   参加国际电影节之后,这些独立制作的作品尤其是获奖的作品将在那里参赛、展映,赢得观众和认同,获得名誉、奖金、资金和市场,它们脱离了国内的“体制”,但却进入到另外一个“体制”之中。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独立”的概念的确是相对的。

   一些电影节曾在电影节期间为以独立电影为主的中国电影举行专题展映。比如1994年2月鹿特丹电影节举办的那场引发“七君子事件”的中国电影专题,就展映了田壮壮的《蓝风筝》、张元的《北京杂种》、王小帅的《冬春的日子》、吴文光的《流浪北京》、何建军的《悬恋》、时间等人的《我毕业了》等作品。又如,2002年的柏林电影节青年论坛,当时的选片人共选出十部大陆作品组成名为“聚焦中国(Focus China)”的专题展映,只有一部是有厂标的主流电影,九部非体制作品中二分之一用DV拍摄。在这些作品中,包括王兵的《铁西区》、朱文的《海鲜》、崔子恩的《旧约》、盛志民的《心·心》等等。此外,釜山电影节于2003年也曾举办过中国独立电影展。

   除了电影节,许多艺术中心曾先后举办过与中国独立电影相关的展映活动。比如2001年2月23日~3月8日在纽约林肯艺术中心举办了名为“The urban generation: Chinese cinema in transformation”(城市的一代:转变中的中国电影)的中国电影节,组织者为纽约大学电影系和哈佛大学东亚语言文化系,共有10个中国青年导演的11部作品参展,有《巫山云雨》(章明)、《邮差》(何建军)、《小武》(贾樟柯)、《月蚀》(王安全)、《长大成人》(路学长)、《呼我》(阿年)、《儿子》(张元)、《赵先生》(吕乐)、《民警故事》(宁瀛)、《横竖横》(王光利)和《站台》(贾樟柯)。除此之外,在2002&2003年间,香港艺术中心、澳门婆仔屋艺术空间、法国蓬皮杜艺术中心等也先后举办过中国独立电影展。

   (2)其它传播渠道

   通过电影节或其它形式,一些独立制作的作品被国外电视台、广播公司购买(预售或成片)之后得以在电视上播映。目前独立制作的影像作品已经在BBC、NHK、ARET、HBO等著名的大台播映,通过大众媒介,其独立制作的影响力可以有效地传达出去。

   那些进入国外艺术院线的中国独立影片,其观众面虽然没有《英雄》、《十面埋伏》、《功夫》那样广泛,但却多是文化层次相对较高的知识阶层(这正是西方艺术院线多设在高校附近的原因),因此也具有一定的影响力。

   除此之外,艺术收藏也是独立电影传播的一种方式。国外许多公立图书馆、博物馆、影视资料馆、现代艺术馆都设有收藏各国影视资料的部门,读者(观众)可以查找、借阅/观看。中国的许多影像作品包括独立影像作品已被收藏。

   2. 国内传播状况及效果

   (1)以民间社团组织为主的各种展映活动

由于大多数独立影像一直处于“地下”状态,在传播渠道有限、资源获取困难的情况下,民间社团曾起到重要的组织、传播作用。最早出现的观影组织是成立于1996年的上海“101工作室”,随后广州的“缘影会”(1998)、北京的“实践社”(2000)、南京的“后窗艺术电影观摩会”(2000)、沈阳的“自由电影”(2000)、武汉的观影会、郑州边缘社、重庆M公社、山西渐近线观影会等先后成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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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文艺争鸣(理论综合版)》2007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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