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鸿 詹庆生:中国独立影像发展备忘(1999-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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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基本上没有各种文化基金来资助此类艺术作品的创作。中国政府每年对青年导演的创作资助(投资或奖励)很少,而且对于作品内容或“倾向”有比较严格的要求。独立影像的制作方式与题材“先天”就决定了它们被排斥在体制之外,因此相比国外独立影像而言,国内的独立制作对国外的依赖更大,在倾向上也自然倾向于对国外小范围的专业相关人士的迎合。客观上也决定了独立影像那种游离国内主流文化、刻意展现社会负面和人生人性负面的面貌。

   独立制作的经费来源大致有这样几种类型:

   1. 个人出资或家人、朋友赞助

   这是绝大多数独立制作最常见的经费来源。对于独立影像来说,最关键也是最困难的可能便是其处女作(尤其是电影),因为在能够通过作品证明自己之前基本上没有外部投资的可能。但是,由于缺乏传播渠道以及资金回报,相当多的创作者在拍摄了很多作品之后,仍然没有得到外部投资,这种情况在纪录片创作中比较普遍。比如胡杰拍摄了近十年的纪录片,所有作品到目前为止都是自费完成。蒋樾拍1995年完成的《彼岸》,前后花了十几万元,除了自己拍广告的投入外还借了许多钱,这些钱过了好几年才还清。

   王小帅拍《冬春的日子》共花了十多万,找一个开广告公司的朋友借5万,自己有几千块,然后拉了一帮朋友拍广告,大家都不拿钱,把八九万块钱省下来拍戏。杨荔娜《老头》的拍摄经费完全是家人赞助,季丹则说自己都已经快把父母的“老底”掏光了。蒋樾、温普林等人进入西藏拍片是由音乐人张宏光赞助。即使是体制内的人,在拍摄个人独立制作的作品时,也要靠业余时间干其它活儿的收入来获得资金。比如康健宁在拍《阴阳》的时候,还要靠“套拍”其它主流片子挣钱,此外他还得到了一个日本朋友的赞助。吴文光的《四海为家》也得到了在国外的朋友的资助。

   2. 国内公司(民间资本)或国外公司(制片商)的赞助或投资

   尽管那些刚开始电影工作的导演拍片常常是用自己的钱,但个人“活动”能力比较强的,则可以拉来国内外资本的赞助或投资。章明的《巫山云雨》获得的是北京东方大地公司的投资,《秘语17小时》的一半投资来自邓建国的巨星影业公司。“第六代”电影或多或少都有民营公司的资金,包括一些进入体制内的“准独立制片”,比如管虎的《头发乱了》就是影片的主演孔琳拉来的民营公司的赞助。后来的一些导演的影片,比如朱文的《海鲜》(2001)制作资金来自民营公司,后期转胶时有香港公司介入。李玉的《今年夏天》(2002)、唐晓度的《动词变位》(2001)、刁奕男的《制服》(2003)使用的都是香港公司的资金。张元的纪录片《疯狂英语》(1999)则是由“疯狂英语”发明者李扬出资的。

   也有一些作品由国外公司投资。刘冰鉴的《男男女女》、《哭泣的女人》投资方都是加拿大公司。王小帅的《十七岁的单车》共投资300万,投资方为台湾著名电影学者、影评人焦雄屏经营的吉光电影公司(Arc Light Films),影片最终获得柏林电影节最佳故事片评审团大奖。贾樟柯的《小武》由香港“胡同制作”以及山西太原一家广告公司投资,到他拍摄《站台》的时候,融资环境已经非常好,许多投资方追在后面要投资,最后他选择了曾监制侯孝贤多部作品的日本北野武事务所,除此之外还有两家法国和北欧公司的资金。选择多国资金有时并不是单纯的投资额需要,而是为了后期发行的方便,引入跨国跨地区的多元化投资意味着更容易进入更多的市场,有利于提高制片资金的回报率。

   就纪录片而言,由于在目前情况下还没有明显的商业前景,很少有公司对他们的创作进行投资。杜海滨在完成了《铁路沿线》(2001)之后,在一家民营公司赞助下拍摄《高楼下面》(2002),而所谓的赞助仅仅是提供器材和耗材,该公司就取得了作品的版权。这种近于“盘剥”的情况仅可能发生在年轻创作者身上。

   除了少数民营公司的投资是基于与独立制作人的私人交情而提供的“友情赞助”,绝大多数民营公司,尤其是国外公司(主要是影视公司或代理商、发行商)的投资者,其投资动机基本上都是商业性的,这些资金的投入通常与所谓意识形态无关,根本的目的还是在于资本的回报。对于那些没有国外发行渠道的国外投资公司来说,这多少有点赌博的成分,因为独立制作最终未必都能在国外电影节获奖,并真正进入艺术院线发行。但是相对于国内制作低廉的成本,这种风险也并不太大。

   3. 国内电视台投资

   正如前面指出的,由于中国既没有公共电视台,也没有各种文化基金,纪录片的生存非常困难,直到目前体制内的电视台仍然是绝大部分中国纪录片的经费来源。对于独立纪录片作者来说,与国内电视台以某种方式进行合作是取得制片资金的一种常见方式,这种情况在DV出现之前尤其明显。

   早期那些从体制中脱离出来的独立制片人一直与体制(比如中央电视台纪录片部)保持着一定的合作关系。在上世纪90年代,中央电视台纪录片部的主要任务之一便是在国家有重大活动的时候拍摄专题片,而他们在申报项目资金时往往会安排另一组人员拍摄在内容要求上相对宽松的纪录片。比如段锦川的《八廓南街16号》,原本是属于宣传西藏自治区成立40周年的官方计划系列,最主要的投资方是中央电视台纪录片部和西藏文化传播公司,他们便找来段锦川来“套拍”几个其它片子,而且条件比较宽松,对他以何种形式拍不干预,段锦川在一年时间内一口气拍了《天边》、《加达村的男人和女人》,以及《八廓南街16号》。

   除了这种特殊作品,有时候他们也参与一些其它体制内作品的拍摄。比如在1997年中央台纪录片部策划了一个“时代写真”系列,投入了四五百万,找了国内10个导演来拍摄,其中就有段锦川和蒋樾,他们分别拍摄了《沉船》和《三峡》。由于播出这些作品往往要进行大量修改,对于独立制片人来讲这种合作也是一个痛苦的过程。《八廓南街16号》在完成后,甚至在1997年获得法国真实电影节大奖后一直都没能播映,直到2001年八九月份才在央视一套的《纪录片》栏目中播出,播出版为30分钟。

   国内电视台投资的情况其实仅仅发生在早期独立纪录片制作人身上,并不是一种普遍现象。

   4. 国外电视台或广播公司投资

   作品的“预售”或“预卖”,这种方式主要是在欧洲比较流行,制作人(或创作人)提出一个纪录片创作计划,可以将计划提交给电视台或广播公司,如果对方感兴趣将进一步洽谈并最后立项;或者广播公司对某一选题比较感兴趣,主动找制作人洽谈合作计划并立项。电视台或广播公司将把出售成片的钱预付给作者(包括所有的拍片成本在内的)。在作品完成后电视台或广播公司拥有一定次数的播映权(通常是1到2次,还不包括有线和卫星电视播映权),版权仍然归创作者所有,因此这种形式并不是来料加工,创作者自己可以再找代理公司销售。

   2002年段锦川、蒋樾、康健宁、李红等独立制片人便通过这种预售的方式完成了一次与国外电视台的合作。1997年一家英国代理公司将李红的《回到凤凰桥》推荐给BBC,他们看过以后觉得片子不错,但如果在BBC播出要做一些修改,于是派了一个英国编辑帮助作者一起来做调整。段锦川与他聊起自己和蒋樾从1998年起就开始酝酿的一个计划。于是由英国人做中介,1999年夏天,包括英国BBC、法德合办的ARTE、加拿大的CBC等广播公司来人与他们一起开了一个研讨会。最后双方通过研讨会交流并确定了合作计划,参与的共有六家广播公司:最大的是BBC,其次是ARTE以及北欧的四个国家(丹麦、瑞典、芬兰和挪威)的国有广播公司。这六家公司拥有成片在中国以外地区的优先播出权,最优先的是BBC,因为它占的资金比例最大。

   这个叫做《有意思的年代》(Interesting Times)的项目包括段锦川拍摄的《拎起大舌头》(关于一个东北村庄的基层民选)、蒋樾的《幸福生活》(郑州铁路局两名职工的生活)、康健宁的《当兵》(一个新兵参军并军训)以及李红的《和自己跳舞》(一群在公共场所跳舞的人们)。在投资上一个片子折合人民币四五十万左右,虽然并不算太高,但重要的是作者拥有版权。最后这些作品完成后,于2002年在这几个国家先后播出。而且作品经过修改后,也在中央台播出了。

   有的电影节也会提供类似的合作机会。比如每年的柏林电影节青年论坛会有类似的活动。参与者是欧洲的一些电视台、广播公司的相关责任人、代理公司,有创作计划的青年导演只要申报就可参加,每人有5分钟的时间现场向大家报告自己的计划,如果电视台或广播公司对计划有兴趣,可以在会后继续洽谈合作。

   预售计划的方式近年来渐渐开始被国内了解。2005年12月,在广州举行的中国国际纪录片大会在3天时间里共举办了8场市场交易活动,除了成片的销售,还有42个纪录片方案参加了预售活动,共有21个国外纪录片买家报名参加了大会,包括国家地理杂志、探索频道、日本广播协会(NHK)、英国广播公司(BBC)、澳大利亚广播公司(ABC)、美国公共广播服务公司(PBS)等国际顶级媒体。在大会上,有12个中国纪录片方案受到了国际买家的热捧,比如《东方梦工场》、《野象谷》等。相信随着中国纪录片与国际交流的日趋频繁,通过预售方式完成的影像作品会越来越多。

   2003—2005年,美国专业纪录片频道DISCOVERY连续三年在中国举行了“新锐导演计划”,这一计划全称为Discovery Channel First Time Film Makers(处女作导演计划),简称FTFM。这项每年举办一次的“导演选秀”活动开始于1995年,每年选择一个国家或地区,先后已经在英国、澳大利亚、南非、德国、荷兰、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展开。基本程序是:当地青年导演申报自己的选题计划,FTFM从中挑选出优胜方案,签订协议并给予资金、技术方面的支持,最终协助年轻导演完成30分钟成片。提供的资金约在10000到25000美金之间,在制作期间Discovery Channel的制作人将全程参与,负责方案调整以及后期剪辑制作。最终作品将由Discovery探索频道国际电视网公映。由于在中国的活动是与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合作举办的,因此在中国大陆地区,作品也由上海文新集团纪实频道及全国26家省/直辖市电视台的《探索栏目》播映。鉴于这个活动已经连续在中国举办了三届,下一届将移师别国举行。DISCOVERY通过此项活动还得以构建起一个中国青年导演的人才库,这为它以后的“中国题材产品”提供了一个坚实的创作人才资源。DISCOVERY表示,其后将与北京奥组委合作推出一部长达20小时的纪录片,届时将邀请2004年新锐导演参加拍摄。

   5. 国外(主要是欧洲)各种基金、电影节的资助

   中国独立电影和独立纪录片的资金来源主要在欧洲,为扶持文化的多样性发展,欧洲各国有不同形式的基金:政府、社会、民间基金。中国独立影像制作人曾获得的相关资助主要有以下类别:

   (1)与政府有关的资助。1990年,张元的处女作《妈妈》在法国获得南特三大洲国际电影节评委会奖之后,获得了法国政府10万美元奖金。这便成为了后来《北京杂种》的制片经费之一。此外,张元的《东宫西宫》的后期在法国完成,使用的则是法国外交部和文化部资助导演的一笔奖金。此外,法国还有专门的协会对于那些缺乏市场能力,但对电影有创作贡献的艺术电影进行认证,被认证之后政府会有大量补贴。贾樟柯的《世界》等影片通过认证之后,在发行上可以获得一定的资助。

还有的独立影像来自政府间的合作计划。比如吴文光2005年接受了一个欧盟与民政部的合作计划“村民自治与村民影像”(进行中)。由他牵头选择100个农民(在全国范围内选择),(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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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文艺争鸣(理论综合版)》2007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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