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然觉得有了读王阳明的必要。这种感觉源于最近一个时期读了康有为和梁启超的一些书。康有为在《我史》中讲到他早年曾经师从朱九江先生，“吾自师九江先生，而得闻圣贤大道之绪”。这位朱九江先生在思想上和王阳明便有一些渊源。梁启超祖居广东新会，这里也是明代大儒陈白沙的故乡。陈白沙不像王阳明那样有名，但他们的学说很接近，都来自宋代的陆九渊，所以有陆王之称。陈白沙没有参加过科举考试，一直在家乡隐居，他的学术、思想，对岭南一带的学风、民风影响甚大。梁氏虽非书香门第，但其家风、家教仍离不开白沙心学或陆王心学这个背景，梁启超的人格、品性也离不开心学的滋养和熏陶。于是，要探究康梁精神、人格的奥秘，追根溯源，就希望对王阳明也有一些了解。

王阳明这个名字其实并不陌生，很早我就买过他的全集，可惜一直没有认真读过。对他的了解，大约也只是记得他曾说过“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一类的话。至于他的“心学”，则莫名所以，以为是很神秘的东西。近来读了一些他的书以及介绍其思想的书，对他和他的思想才算是略有了解。简言之，他的学说强调人的精神的主观能动性，以个人的感悟、自觉为判断是非的标准，不以孔子的是非为是非，有反对教条，解放思想的意义在里面。而且，与其说他反对的是程朱理学，还不如说他反对的只是钦定的思想，反对将任何思想定于一尊。他强调“知行合一”，反对学者中空谈义理，不干实事，言行脱节的恶劣风气，实际上也是要恢复读书人“内圣外王”的传统，变“君为臣纲”为君臣之“义”。他提倡“致良知”，但他说的这个“知”，不是格物致知，即知识的那个知，而是“德行之知”。因此，知行合一指的是道德意识与道德行为的统一；而致良知，首先是一种道德实践，是人格和精神的自我修养。它所强调的正是“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王阳明生活于明朝中期，当时，政治腐败，思想专制，官员们的贪腐愈演愈烈，贫富差距异常悬殊，社会财富迅速向少数有权势的人手里集中，已经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在表面的繁华之下，各种社会矛盾表现得十分尖锐。一些比较正直的官员不是选择独善其身，闭口不言，就是因直言而获罪，连负有监察之责的官员都不敢说话，没有言论和批评的自由。王阳明就因上书皇帝，要求皇帝出面保护被刘瑾迫害的言官，自己被指为犯上作乱，打四十大板，投入监狱，不久又被流放到十分偏远的贵州。恰恰是在这里，王阳明开始对程朱理学进行反思，认识到它的危害，就在于已经沦为统治者残害正直、善良人的工具，以及欺骗、麻痹人的手段。他明白了，在这个世界上，无论是官方的态度还是皇帝的谕旨，无论是孔子之言还是朱熹之说，都不能代表天理，如果说还有天理的话，那么，这个理只能是在自己的心中，也就是保存在我们心中的那一点良知。

得出这个结论的王阳明因此大彻大悟，精神得到了大解放、大自由。在他看来，一个人要实现自身价值，要为国家和人民做一点事情，就必须摆脱“三纲五常”的束缚，不计较个人的荣辱得失，只要自己的良知认为是对的，即使皇帝老子、孔子朱熹反对，也应该坚持。这是读书人的真精神，有了这种精神，才能给漂泊的心灵找到一个归宿，所谓安身立命之处，就在这里。这也是当今我们不得不读王阳明的理由之一。有人问：为什么天天读卡耐基人际关系还是一塌糊涂，为什么天天读曾国藩还是仕途失意，为什么天天读胡雪岩仍然一贫如洗？答案最终归结为一点，因为你没有经历过他们那样的心路历程，心灵没有达到应有的高度，任何外在的追求都是水中月，镜中花。

而王阳明的心学正是一剂让内心强大起来的良药。从最近几个月的畅销书排行榜我们看到，王阳明越来越被读者所关注。这个现象是意味深长的，说明越来越多的读者已经意识到王阳明与当下精神生活的关系。难怪李泽厚的最新谈话录特意用了《该中国哲学登场了》这样一个书名，事实上也与当下的这种情境不谋而合。该书涉及到许多问题，但核心还是李泽厚所说：“让哲学主题回到世间人际的情感中来吧，让哲学形式回到日常生活中来吧。以眷恋、珍惜、感伤、了悟来替代那空洞而不可解的‘畏’和‘烦’，来替代由它而激发出的后现代的‘碎片’、‘当下’。不是一切已成碎片只有当下真实，不是不可言说的存在神秘，不是绝对律令的上帝，而是人类自身实存与宇宙协同共在，才是根本所在。”这也正是王阳明可能提供给我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