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一达:领袖守护宪法:论1954年宪法中“国家主席”条款的制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07 次 更新时间:2015-12-25 16:44:12

进入专题: 1954年宪法   国家主席  

李一达  

   难以命名的国家领袖

   1954年6月11日,宪法起草委员会(以下简称“宪草委员会”,只在必要时使用全称,下同)第七次全体会议在中南海勤政殿举行。这是将宪法草案送请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审议前的最后一次会议,与前六次会议由刘少奇主持不同,毛泽东第一次出席并主持了这次会议。此时据原定将草案公布的日子仅有三天之遥,然而在会议逐条对草案这些日子以来的修改作最后审阅时,黄炎培代表指出,这份即将诉诸全民讨论的文本,却有一个看起来是非常大的疏漏,即“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是什么,没有写。”

   对一个国家的政制设计而言,“国家主席”似乎是不言自明的必要的存在,但它在这部宪法中居然迄今没有获得一个确切的定义,这种“疏漏”让人觉得有些不可思议。然而,如果将“国家主席”放到社会主义谱系下的宪制设计中观察,它却又是一个很尴尬的存在。中国1954年宪法(以下简称“五四宪法”)被很多人认为大量沿袭了苏联1936年宪法的设计,但苏联并没有单设“主席”这个人格化色彩非常强烈的职位,而是代之以“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以体现社会主义国家的集体领导特色;在毛泽东指定中央政治局和在京中央委员阅读的宪法参考文献中,也很少有社会主义国家的宪法背离苏联宪法的设计思路。五四宪法做如此安排,看上去倒更多地与西方现代政体中的对应职务相近。对这种异乎寻常的安排,早在1953年刘少奇访苏时,斯大林就流露过质疑与不解:以毛泽东为政府主席,主席是否等于总统?主席与内阁的关系如何?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上述参考文献中,罗列了三部“旧宪法遗产”,其中与“总统独裁制”对应的,正是1946年通过的《中华民国宪法》(毛泽东称之为“蒋介石宪法”)。作为标志与“旧世界”断裂的“新法统”最重要的文献,五四宪法这样的规定却和这部“伪宪法”不谋而合,很难不让人产生一种“瓜葛未断”的联想。以致陈伯达在就宪法草案向宪草委员会做说明时,特别强调“主席”与“资本主义国家的总统”绝不相同。

   而从宪法草案公布、听取各方意见的过程来看,“国家主席”的相关设定,也是得到讨论最多,最受争议的部分之一。主张取消国家主席的意见,大多袭用苏联的思路,认为既然全国人大中已经有了主席团,就不必画蛇添足地再单列一个主席出来,或至多选出一个主席团的主席,来兼任国家主席的职位。但更多的代表则主张应赋予国家主席实质性的权限,使其真正成为国家权力部门的一级。为了落实这一宪法身份,主席应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下简称“全国人大”)一样,由全国人民选举,以“对内领导全国”,而不是仅仅作为全国人大的衍生机构存在;也有意见认为,主席应与全国人大议长合二为一,甚至赋予国家主席以全国人大的解散权。但在宪草委员会的委员们看来,上述种种要求扩张国家主席职权,赋予国家主席以“元首”地位的意见,并不是从“整个宪法的精神”出发的,因而这些主张更多地还是“思想上存在问题”的表现。

   何谓“整个宪法的精神”?正如李维汉代表所言,“我们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如果再写上元首,就会把我们国家的制度打了一个洞。”这个“洞”,就是在全国人大已成为国家的最高代表的情况下,“又把主席也说成是国家的最高代表”,如果不是相互矛盾,也一定会导致最高权力的分裂。然而,代表们同时也担心,如果“不写上这一条,是不符合全国人民的心理和愿望的”。怎样的心理和愿望?章伯钧代表一语道破:“我们爱戴毛主席……”。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当时的各界人士,绝大多数人民群众,甚至很多民主党派的高层,都认为应由毛泽东担起共和国“领袖”这一身份,这种呼声在宪法进入全民议决时尤其明显。代表们无法取消人民对毛泽东的拥戴,况且,即便是明言应反对建立单一元首制度的宪草委员会的委员们,他们中的大部分也并不讳言对毛泽东的尊崇。但同时,他们又不得不有些悖论地对抗这种拥戴。或许这样的表述是更为恰当的:他们反对的,不是在事实上作为领袖引领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毛泽东,而是将这种声望与影响力转化为宪制上的具体安排。于是,一方面,代表们的制宪权来自对“人民”之主权的授受转化;另一方面,代表们又无法从法理上回应“人民”从非常政治状态转化为日常政治下的“群众”后,他们的呼声与心理预期。如何安排“主席”在宪制中的位格,似乎让宪草委员会陷入了两难的境地。

   我们不应将这种反对简单地视为一种针对个人崇拜的敌意,当然也不能将把“共和国主席”和“元首”等同起来的主张认为是有待改造的“落后思想”。事实上,法国大革命之后,如何在新宪制中安置一个拥有显赫声望的建国之父(founding father),从来都是民主国家的难题。一方面,他作为新的政治格局的重要缔造者,没有理由将其排除在新的政治秩序的架构之外。但同时,在君主制彻底丧失合法性,人民主权成为建立国家的基本政治原则的前提下,将单个个体提高到最高权力的中枢,就一定要冒着与落实人民主权的权力机关相冲突的危险。在中国,这个权力机关就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全国人大的地位,源自两对权力关系的变更:首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委员会在形式上是中央人民政府及其委员会的承继;因此,由1949年《共同纲领》和同年通过的《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授予中央政府总揽的立法、行政、司法、国防和外交权力也就相应地转移到了全国人大名下。其次,经由1953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选举法》,中国人民中的绝大多数第一次成为了政治生活的主宰而非旁观者,并通过普遍选举将这一权力转让给自己的代表,这就使得缺乏这一授权过程为前提的其它机关无法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并居权力的中心。也因此,任何落实为宪制的对最高权力的分割,都是对“全国人大(最高权力机关)-国务院(执行机关)”这一既定架构的冲击。最终,在几乎不可能改变毛泽东在人民的拥戴下成为共和国的第一任国家主席这个事实的情况下,利用这种对伟人的拥戴将此职位彻底转化为一个礼仪性的存在,似乎就成了在宪制安排上解决上述矛盾的唯一选择。用刘少奇的话说,“(国家主席)有点虚君共和的味道”。

   从革命领袖到政治领袖

   然而,我们必须注意到,毛泽东在此时已经具有了一个实质的政治身份--在刚刚结束的革命战争中居于领导地位的政党的最高领袖。这就意味着,如果五四宪法按照前文中提到的设想,为本国规模最大的政党的党魁仅仅安排一个礼仪性的角色,国家政治生活必定会走向分裂。不过,更值得注意的或许还不在此,而是被送至宪法委员会进行反复讨论的宪法文本,正是由毛泽东领导一个写作小组完成的,亦即,毛泽东(至少在形式上)是这部宪法的制定者。

   这让我们将注意力转到制宪权的授予和转移上,而对这一过程稍加考察就会发现,一方面,宪法起草委员会由当时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组建;考虑到在全国人大被选举产生之前,中央人民政府在名义上代表人民主权,该制宪委员会可以说是间接地获得了“人民”的授权。另一方面,毛泽东领导的宪法起草小组却是依中共中央的决定成立。因此,如果对制宪者意图的追溯是破解前文所述困难的一个合宜的考查策略,那么我们马上就面临着这样一个问题:按照当今宪法学的“通说”,后一组制宪团体根本毫无合法性可言,它并没有得到全国政协或中央人民政府这些人民代表组织直接或间接地授权,因而在此间并不存在制宪权的转移,而只能是制宪权的僭夺。

   但正如施米特(Carl Schmitt)曾指出的,“宪法产生于制宪权权力和权威,如果这种权力和权威受到承认,宪法就具有正当性。”即是说,“人民的制宪意志不受任何特定程序的拘束”,“制宪权”权力或权威的获得并非先定地需要一个“人民出场”发起的权力的授予-转移仪式,它也可以通过人民对宪法草案的讨论与表决而获得事后承认,它甚至可以体现为人民对制宪活动的拥护,体现为人民遵从宪法建立起来的一套秩序,等等。事实上,如果我们历史地去观察建国-制宪这一历程,而不是生搬硬套社会契约论版本的建国学说,就会发现,即便是被认为现代宪法之典范的《美国宪法》,它最初能被制定出来也并非基于各邦人民的授权,而毋宁说是费城会议代表越权行事的产物。当然,他国制宪史并不能用来证明中国制宪过程的正当性;但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施米特指出了时下通行的制宪权学说的一个前设缺陷,是将人民的制宪意志与某种特定的权力授受程序捆绑在一起,而这否弃了该意志通过其它途径得到伸张的可能。事实上,集体意志不仅可以表现为大众票决,也可以表现为集体行动中对某种观念或某位魅力型领袖的拥护;毛泽东的制宪行为所以能被理解为是人民意志的延伸,其奠基恰在于此。

   不过,人民通过集体行动实现的意志表达,虽然可以作为魅力型领袖地位的正当性(legitimacy)来源,却很难为领袖独揽制宪权的行为做合法性(legality)论证。因此,一个不得不讨论的前提就是,如果毛泽东的制宪行为不仅正当而且合法,那么他是通过何种途径实现了从一般政治主体(“民主政治面前人人平等”)到制宪权主体的置换?换言之,他从一名只能代表自己意志的单个政治主体,转变为集全部人民意志为一身的领袖,这一过程是否能予以法理上的解说?仅诉诸“历史的必然选择”这类政治修辞,恐怕很难为它打下牢靠的根基。在笔者看来,我们应当首先对两种“领袖”加以分殊,即“革命”时期的党的领袖,在何种意义上不同于“建国”之后的国家元首。

   众所周知,国家的政治领袖通过普选实现对人民意志的代表,这种意志的授予其实质是“溯及既往”,它依靠的是人民对政治领袖在选举前的所作所为的判断,认可他有能力在接下来的几年中“代理”行使国家主权的部分职能。也因此,他的合法性随着未来几年的政治生活会逐渐耗散,直至下一轮选举,通过再次聚合人民的意志来重新将自己的身份实质化,选举(形式上)的民众参与程度决定了其身份实质化的程度。与之不同,革命领袖的合法性由他领导的革命活动奠基。革命活动在其发展过程中往往会历时性地、甚至共时性地出现多个领袖,他们各自代表不同的“路线”,而确立领袖间彼此地位高低的唯一标准,便是革命在他领导下的发展趋势。其合法性的强度随着革命活动节节得胜而逐渐增加,一旦实现革命政党的最终政治目标,即“夺取全国政权”,革命领袖的合法性也随之彻底确立。这一党内最高政治身份的获得是一次性的,只要后革命时代的政治生活不偏离他领导的革命所确立的一系列原则与远景,他的领袖地位就无人能撼动,直到下一次“路线分歧”、“路线斗争”的出现。由此,我们可以看出,革命领袖在1954年制宪的语境下,所以能取得制宪权,正与革命党的代表性有关。如果以1949年建国作为“革命”暂时告一段落的界碑,则此时的“革命”,其性质是一场社会主义革命。那么,要理解这种革命在何种意义上赋予了中国共产党(以下简称“中共”)以不同于一般革命的代表性,就必须将几种不同类型的革命加以比照。

现在已为人们所熟知的现代民主革命的叙事是,以“建国”(the founding)为标志,在革命主体向政治主体转化的过程中,现代革命与古代革命存在一个非常大的分野:古代革命的结局,是一人成为政治主体(主权者),将其他所有参与革命的主体都“排异”为政治客体;部分客体可以因为唯一主权者的有限授权而进入官僚体系,从而成为不完整的政治主体,但这种授权中不包含主权的转让,唯一的主权者可以随时褫夺他们暂时取得的权力。而现代民主革命的结局,则是所有革命的参与者都在名义上成为了政治主体(主权者)。但二者在分歧之下却有着更为实质的一致:即通过民主革命成为形式上的主权者的个体,必须通过选举-授权的方式,选拔出一些“代表”来承担其他主体的政治生活;“代表”从“人民”中诞生的过程其实可以视为另一种“排异”,被选拔出的主体通过对其他主权者意志的代理,而暂时地成为了唯一的主权者(的集合),直到下一周期的选举使他们结束自己的政治使命为止。简言之,无论哪种政治进程,从“革命”到“建国”的转换都意味着将部分政治主体客体化,(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专题: 1954年宪法   国家主席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法学 > 宪法学与行政法学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95583.html

0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21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1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工业和信息化部备案管理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