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永秉:屏风上的断想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17 次 更新时间:2015-12-25 1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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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永秉  

南昌海昏侯墓发掘的消息尚未在媒体上公布时,早已在学术圈内传开,数千枚竹简的内容最令学人遐想,成为同道们的谈资。电梯里遇到做唐代专业的C老师,他关心地问了问情况:“就是被霍光废掉的那个昌邑王吧?”当我告诉他出了将近三千枚简,C老师瞪大了他那本来就很大的眼睛——毕竟我们都是古文献的同好。

伴随史家定论为淫逸无度的刘贺下葬的,到底有什么书?J教授在餐桌上推测:按照以前所出战国西汉简帛书籍的大势,《老子》很可能是有的;X博士说:这么高等级的墓,很可能有《堪舆》……随着当地考古部门的大肆鼓吹“全面超过马王堆”,期待值不断飙升;不久却又被出了一些奏折的副本、农书和保健养生书的报道弄得大失所望,后来知道,古书遗物并非仅止于此。从业人员的心情,大概一般人也很难体会——这似乎有些类似看体育比赛的起伏,不爱好那门运动的人,对粉丝疯狂式的呼号、沮丧决然无法共情。一般的正常问题是,出了几块马蹄金、几吨五铢钱?只消看看某度搜索你打上“海昏侯”之后跳出来的自动提示,就容易明白,这些金灿灿、明晃晃,闪耀着价值光辉的遗物,才是真正古今相通、不需任何译释的东西——台北故宫翠玉白菜、肉形石前的人流永远多过毛公鼎前,其理一也。

11月14日发现的那件稀罕的孔子事迹漆屏风,似乎是墓中沟通“雅俗”的唯一结合体。汉代以来,刻石、画像、雕塑的先圣形象不计其数,但西汉屏风上先圣画像,据陋见所及,似乎尚为仅见。而且漆木器上的图画,比起汉画像石上的一定更加鲜明直观,可惜所有的报道附图,都因为种种原因,难以看清实质性的形象。据零星的信息,也足以令人引发兴趣。汉代去古未远,当时人到底怎么想像孔子?

据说,屏风上记载的孔子身高是“七尺九”,以西汉尺推算约为1.82米。这是一个普通成年男性的身高,也基本能与《荀子》说的“仲尼长”相符合,却和《史记》给出的“九尺有六寸”(约合2.2米)相去太多。司马迁所言,大约是当时传说的一种,一般认为出于孔子被圣化的一种需要。其实与孟子同时、身长“九尺四寸”的曹交,说过“文王十尺、汤九尺”的话,曹交自然没有见过文王和汤,所言当虚;值得注意的,倒是战国时候的山东一带,真有身高两米出头的巨人。可见九尺六寸的数字虽然略嫌夸张,但和屏风的七尺九相比,究竟哪个更接近孔子的真实身高,还是不能确切知晓的。《吕氏春秋》不是说孔子能举起国门之关(门闩)么!恐怕在这种问题上,并不能以惯常的思维模式去推断一切。

孔子像暂未看到,却在微信的推送中看到了一张屏风文字题记的照片。和考古部门在正式报告发布之前刊发资料的惯例一样,这张图也是羞羞答答、半遮半盖(也有污痕未清的缘故),难以通读全部内容,但从我穷极目力辨出的这些很可能与实际有出入的文字里,还是可以知道屏风题记价值的极不一般:“叔梁纥”(孔子父名)、“……自齐多来学焉。孔子弟子颜回、子……”、“凡□六十三(此句似言从学弟子数),当此亡□周室□王”,“……夷吾……”,不但讲到了孔子的身世、名族,也讲到了他的经历,尤其是授徒讲学的故事,恐怕也有他的若干言论记载,甚或题记作者出于自身立场的叙述和评论,想来对于孔子的研究,这屏风的意义举足轻重——虽然它晚于《史记•孔子世家》,篇幅也不可能相提并论,却仍然是西汉人对孔子身世贯通性记载的一篇重要文章。题记墨书、墨栏,显然是模仿简册样式。根据一般的常识,这篇题记,很可能就是从简册上迻录的,也许未尝不可以看作缩略版的《孔子世家》。据知情先生透露,海昏侯墓是出了《论语》的,可见墓主人刘贺对儒家典籍尤其是与孔子相关的著作特别重视,除了独尊儒术的大风气之外,个人的喜好恐怕也是重要一面。《汉书》记载郎中令龚遂曾借覆瓦下的苍蝇屎为题,对刘贺大加劝谏,要他远离谗佞、故旧,并引用刘贺曾经读过的《诗经•青蝇》作譬,亦可见刘贺对儒籍的熟稔。不知刘贺读过的这部《诗经》,今在墓中否?

屏风上现在能够注意到的,最令人吃惊的一句话是:“鲁昭公六年,孔子盖卅(三十)矣”。这句话位于刊发照片的中部,文字最为清晰,前一句由“也”字结句,所以断读当没有问题。据天文学史和年历学权威张培瑜教授《孔子生卒的中历和公历日期》总结,文献中关于孔子生年只有两种讲法,即鲁襄公二十一年(《公羊传》《穀梁传》)和鲁襄公二十二年(《史记•孔子世家》),除此之外别无他说。张培瑜的讨论结果是以《史记》记载为可信(这也是过去的主流意见),一年之差可能是历法的原因造成,孔子的诞辰公历是公元前551年9月28日。看来,孔子的诞生年,自来并没有太严重的出入,钱穆先生《先秦诸子系年》甚至明确表态孔子生辰无关大局。但屏风上的记载,实在是出入得大了一点。鲁昭公六年是公元前536年,距离三种文献记载的孔子生年,才有十五六年。一开始我看到的那张照片比较小,图上的“卅”似乎像“廿”,所以觉得还可以用“约举成数”来解释(而且有个“盖”字可以搪塞);及至看到一张更清晰的照片,才确信一定是“卅”。难道是旧说错了,孔子生年要提前十五年左右?还是屏风题记本身错了,无需当真?这些断想,大概只有当我们看到题记全文,才能有个了断,这也是研究出土文献的乐趣所在。不过要知道,《公羊传》《穀梁传》以及《史记》的写定或著成都在西汉,在这一点上,屏风的著作时代层次基本相埒,似乎还不容小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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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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