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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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 (进入专栏)  
斯亦数百年间之一大世变也,请略征旧籍,证明于下:

   《摭言》叁慈恩寺题名游赏赋咏杂记条(略见上引《新唐书•选举志》)略云:

   进士题名,自神龙之后,过关宴后皆集会于慈恩塔下题名。会昌三年赞皇公(李德裕)为上相,其年十二月中书覆奏:“奉宣旨,不欲令及第进士呼有司为座主,趋赴其门,兼题名局席等条疏进来者。伏以国家设文学之科,求贞正之士,所宜行敦风俗,义本君亲,然后申于朝廷,必为国器,岂可怀赏拔之私惠,忘教化之根源,自谓门生,遂成胶固。所以时风寖薄,臣节何施,树党背公,靡不由此。臣等商量今日已后,进士及第,任一度参见有司,向后不得聚集参谒,及于有司宅置宴。其曲江大会朝官及题名局席并望勒停。”奉勅:“宜依!”于是向之题名各尽削去。盖赞皇公不由科第,故设法以排之,泊公失意,悉复旧态。

   《玉泉子》云:

   李相德裕抑退浮薄,奖拔孤寒。于时朝贵朋党,德裕破之,由是结怨,而绝于附会,门无宾客。

   《旧唐书》壹捌下《宣宗纪》大中三年九月贬李德裕为崖州司户参军制云:诬贞良造朋党之名。

   据此,李德裕所谓朋党,即指新兴阶级浮薄之士藉进士科举制度座主门生同门等关系缔结之牛党也。

   或疑《通鉴》贰叁捌元和七年春正月条(《新唐书》壹陆贰《许孟容传附季同传》同),载京兆尹元义方为鄜坊观察使事略云:

   义方入谢,因言李绛私其同年许季同,除京兆少尹,出臣鄜坊。明日上以诘绛曰:“人于同年固有情乎?”对曰:“同年乃九州岛岛四海之人,偶同科第,或登科然后相识,情于何有?”

   则似科举制度与结党无关者。但详考之,知《通鉴》此条及《新唐书•许孟容传》俱采自《李相国论事集》,其书专诋李吉甫,固出于牛党之手,其所言同年无情,乃牛党强自辩护之词,殊非实状也。夫唐代科举制度下座主门生及同年或同门关系之密切原为显着之事,可不详论,兹仅皋三数例于下,亦足以为证明也。

   《旧唐书》壹壹柒《韦保衡传》(《新唐书》壹捌肆《路岩传附韦保衡传》同)云:

   保衡恃恩权,素所不悦者,必加排斥。王铎贡举之师,萧遘同门生,以素薄其为人,皆摈斥之。

   寅恪案:史所书保衡之恶,依当时习惯言,乃一破例。此正可以反证当日座主门生以及同年或同门之间互相援助之常态也。

   《白氏长庆集》壹陆《重题(草堂东壁)七律四首》之四云:

   宦途自此心长别,世事从今口不言,岂止形骸同土木,兼将寿夭任乾坤。胸中壮气犹须遣,身外浮荣何足论,还有一条遗恨事,高家门馆未酬恩。

   寅恪案:白乐天此诗自言已外形骸,丁生死,而犹倦倦于座主高郢之深恩未报,斯不独香山居士一人之笃于恩旧者为然,凡苟非韦保衡之薄行寡情者,莫不如是。此实可为唐代门生对座主关系密切之一例证也。

   《独异志》(参《唐语林》肆《贤媛类》)云:

   崔羣为相,清名甚重,元和(中)自中书舍人知贡举,既罢,夫人李氏尝劝其树庄田,以为子孙之业。笑答曰:“余有三十所美庄良田,遍在天下,夫人何忧?”夫人曰:“不闻君有此业。”羣曰:“前年放春榜三十人,岂非美田耶?”夫人曰:“若然者,君非陆贽相门生乎?然往年君掌文柄,使人约其子简礼,不令就春闱之试。如以为良田,则陆氏一庄荒矣,”羣惭而退,累日不食。

   寅恪案:座主以门生为庄田,则其施恩望报之意显然可知。此唐代座主对于门生关系密切之一例证也。

   《旧唐书》壹柒陆《杨嗣复传》(《新唐书》壹柒肆《杨嗣复传》不载同门结党之由,不及《旧传》之得其实,又《旧唐书》壹柒陆《李宗闵传》可与参证)云:

   嗣复与牛僧孺、李宗闵皆权德舆贡皋门生,情谊相得,进退取舍多与之同。

   寅恪案:史言牛派巨子以同门之故,遂结为死党。此唐代科举同门关系之一例证也。

   复次,唐代贡举名目虽多,大要可分为进士及明经二科。进士科主文词,高宗、武后以后之新学也,明经科专经术,两晋、北朝以来之旧学也。究其所学之殊,实由门族之异。故观唐代自高宗、武后以后朝廷及民间重进士而轻明经之记载,则知代表此二科之不同社会阶级在此三百年间升沈转变之概状矣。其记载略绿于下:

   《康骈剧谈录》(参《唐语林》陆补遗)云:

   元和中,李贺善为歌篇,为韩愈深所知,重于缙绅。时元稹年少,以明经棹第,亦攻篇什,常交结于贺,日执贽造门,贺览刺,不答遽入。仆者谓曰:“明经及第,何事看李贺?”稹惭恨而退。其后(稹)以制策登科,及为礼部郎中,因议贺祖(祖当作父)讳晋(肃),不合应(进士)举,贺遂致轗轲。韩愈惜其才,为着讳辩明之,竟不成名。

   寅恪案:《剧谈录》所纪多所疏误,自不待论。但据此故事之造成,可推见当时社会重进士轻明经之情状,故以通性之真实言之,仍不失为珍贵之社会史料也。

   《东观奏记》上(参《新唐书》壹捌贰《李珏传》及《唐语林》叁《识鉴类》)略云:

   李珏,赵郡赞皇人,早孤,居淮阴,举明经。李绛为华州刺史,一见谓之曰:“日角珠庭,非常人也,当掇进士科。明经碌碌,非子发迹之路。”一举不第,应进士(举),许孟容为宗伯,擢居进士。

   《新唐书》壹捌叁《崔彦昭传》云:

   (彦昭)与王凝外昆弟也,凝大中初先显,而彦昭未仕,尝见凝,凝倨不冠带,慢言曰:“不若从明经举。”彦昭为憾。至是凝为兵部侍郎,母闻彦昭相,敕婢多制履袜,曰:“王氏妹必与子皆逐,吾将共行。”彦昭闻之,泣且拜,不敢为怨,而凝竟免。(寅恪案:此采自尉迟偓《中朝故事》。)

   《摭言》散序《进士门》云:

   其艰难谓之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

   据上诸条,进士、明经二科在唐代社会其价值之高下,可以推知,不待广引也。

   又唐代社会于此二科之评价,有高下之殊,亦由当时政治之关系所致,盖朝廷舆民众二者互相影响也。如《唐语林》肆《企羡类》略云:

   薛元超谓所亲曰:“吾不才,富贵过人,平生有三恨:始不以进士擢第。”

   寅恪案:上篇引《通典》壹伍《选举典》叁所载沈既济之言,谓进士科之特见尊重,实始于高宗、武后时。薛元超为高宗朝晚年宰相,是舆沈氏之语适合也。

   《新唐书》肆肆《选举志》(《摭言》叁慈《恩寺题名游赏赋咏杂志》条同,又《新志》此条前已征引,今为解释便利之故,复节录数语于此)略云:

   武宗即位,李德裕为宰相,尤恶进士。至是德裕奏:“国家设科取士,而附党背公,自为门生,自今一见有司而止,其期集参谒曲江题名皆罢。”

   《旧唐书》壹捌下《宣宗纪》大中元年二月丁酉礼部侍郎魏扶奏臣今年所放进士三十三人条略云:

   帝(宣宗)雅好儒士,留心贡举,有时微行人间,采听舆论,以观选士之得失。又勅:“自今进士发榜后,杏园任依旧宴集,有司不得禁制!”

   寅恪案:宣宗朝政事事与武宗朝相反,进士科之好恶崇抑乃其一端,而此点亦即牛李二党进退荣辱之表征也。请更取证于下列史料:

   《唐语林》肆《企羡类》(参《说郛》柒叁引《卢氏杂说》)云:

   宣宗爱羡进士,每对朝臣,问登第否?有以科名对者,必有喜。便问所试诗赋题并主司姓名,或有人物优而不中者,必叹息久之。尝于禁中题“乡贡士李道龙”(寅恪案:可参同书同卷同类宣宗好儒条“殿柱自题曰:乡贡进士李某”。)

   又同书同类(参《东观奏记》上)略云:

   宣宗尚文学,尤重科名。大中十年郑颢知举,宣宗索登科记,敕翰林:“今后发榜,仰写及第人姓名及所试诗赋题目,仰所司逐年编次!”

   夫大中一朝为纯粹牛党当政李党在野之时期,宣宗之爱羡进士科至于此极,必非偶然也。

   又张尔田先生《玉溪生年谱会笺》叁大中二年下引沈曾植先生之言曰:

   唐时牛李两党以科第而分,牛党重科举,李党重门第。

   寅恪案:乙盦先生近世通儒,宜有此卓识,其所谓“牛党重科举者”自指重进士科而言也。或疑问曰:牛党中以巡士科出身者如李珏,则系出赵郡李氏(见前引《东观奏记》上,并参《唐语林》叁《识鉴类》及《旧唐书》壹柒叁《新唐书》壹捌贰《李珏传》等),李宗闵则为唐宗室,而郑王元懿之四世孙(见《旧唐书》壹柒陆《新唐书》壹柒肆《李宗闵传》及《新唐书》柒拾下《宗室世系表》小郑元王房条等),至党魁牛僧孺更是隋代达官兼名儒牛弘之八世孙,且承其赐田赐书之遗业,并以进士擢第者(见《旧唐书》壹柒贰《新唐书》壹柒肆《牛僧孺传》及《唐文粹》陆伍李珏撰《牛僧孺神道碑》、杜牧《樊川集》柒《牛僧孺墓志铭》等),然则牛党巨子俱是北朝以来之旧门及当代之宗室,而李党之健者如陈夷行、李绅、李回、李让夷之流复皆以进士擢第(见《旧唐书》壹柒叁《新唐书》壹捌壹《陈夷行传》、《旧唐书》壹柒叁《新唐书》壹捌壹《李绅传》、《旧唐书》壹柒叁《新唐书》壹叁壹《李回传》、《旧唐书》壹柒陆《新唐书》壹捌壹《李让夷传》等),是李党亦重进士之科,前所谓牛李党派之分野在科举与门第者,毋乃不能成立耶?应之曰:牛李两党既产生于同一时间,而地域又相错杂,则其互受影响,自不能免,但此为少数之特例,非原则之大概也。故互受影响一事可以不论,所可论者约有三端:  一曰牛李两党之对立,其根本在两晋、北朝以来山东士族与唐高宗、武则天之后由进士词科进用之新兴阶级两者互不相容,至于李唐皇室在开国初期以属于关陇集团之故,虽舆山东旧族颇无好感,及中叶以后山东旧族舆新兴阶级生死竞争之际,远支之宗室其政治社会之地位实已无大别于一般士族。如《新唐书》柒拾上《宗室世系表》所云:

   唐有天下三百年,子孙蕃衍,可谓盛矣。其初皆有封爵,至其世远亲尽,则各随其人贤愚,遂与异姓之臣杂而仕宦,至或流落于民间,甚可叹也。

   故对于此新旧两统治阶级之鬬争,传处于中立地位,既自可牛,此李宗闵之所以为牛党也,亦复可李,此李回之所以为李党也。二曰:凡山东旧族挺身而出,与新兴阶级作殊死鬬者,必其人之家族尚能保持旧有之特长,如前所言门风家学之类,若郑覃者,即其一例也。亦有虽号为山东旧门,而门风废替,家学衰落,则此破落户之与新兴阶级不独无所分别,且更宜与之同化也。兹更举数例以为证明,而解疑惑焉。

   《旧唐书》壹叁陆《崔损传》(《新唐书》壹陆柒《崔损传》同)略云:

   崔损,博陵人,高祖行功已后名位卑替,大历末进士擢第。户部尚书裴延龄素与损善,乃荐之于德宗,(贞元)十二年以本官(右谏议大夫)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损)身居宰相,母野殡,不言展墓,不议迁袝,姊为尼,没于近寺,终丧不临,士君子罪之。

   同书同卷《卢迈传》(《新唐书》壹伍拾《卢迈传》同)略云:

   卢迈,范阳人,少以孝友谨厚称,深为叔舅崔佑甫所亲重,两经及第,迁尚书右丞,(贞元)九年以本官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迈)友爱恭俭,从父弟退为剑南西川判官,卒于成都,归葬于洛阳,路由京师,迈奏请至城东,哭于其柩,许之。近代宰臣多自以为崇重,五服之亲或不过从吊临,而迈独振薄俗,请临弟丧,士君子是之。

同书壹捌捌《孝友传•崔沔传》(《新唐书》壹贰玖《崔沔传》同,(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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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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