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险明:中国学术话语体系超越“西方中心主义”的逻辑和方法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90 次 更新时间:2015-12-22 21:5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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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险明 (进入专栏)  

  

   [摘 要] 超越“西方中心主义”的逻辑和方法由两个相互联系、密不可分的部分构成:在事实评价、价值评价和话语表述层面“超越‘西方中心主义’的逻辑和方法”;研究者在科学认定“自身主体特性的世界历史规定”层面“超越‘西方中心主义’的逻辑和方法”。前者是“超越‘西方中心主义’的逻辑和方法”的客体, 即研究者在相关研究中所应坚持和运用的圭臬,后者是“超越‘西方中心主义’的逻辑和方法”的主体,即研究者本身应具有的文化基质及其发展趋向。只有从主客体相统一的角度全面把握“超越‘西方中心主义’的逻辑和方法”,并在思想文化的各个研究领域加以贯彻,中国学者才能具有不断增强拒斥“西方中心主义”、构建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的自觉。

  

   [关键词] 西方中心主义;中国学术话语体系;逻辑和方法;思维方式

  

   9年前,我国一位马克思主义史学前辈忧心忡忡地说:“直到现在,我们还只有一种历史理论,这一理论是来源于西方的。我们亚、非、拉国家,虽然有悠久的历史,可是并没有发展出来属于自己的历史理论。”[①] 这段论述的话语背景是:在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史学界,许多学者早已认识到“西方中心主义”对史学研究的束缚,但就是打破不了这种束缚,抑或说,许多主观上想突破“西方中心主义”束缚的学者,一旦着手具体的史学研究,又不自觉地陷入了“西方中心主义”的束缚[②],因为,他们使用的史学研究的工具,如相关概念、范畴、框架和范式等,都来自于西方学界。而这些概念、范畴、框架和范式等,都是基于对西方社会发展的“体验”提炼出来的,其中有些本身就具有“西方中心主义”的色彩。上述这段论述虽然是针对9年前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史学研究状况而发的,但其涵盖面实际上包括了发展中国家整个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状况,而且今天仍然适用。

  

   就我国来说,可以认为,目前包括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内的哲学社会科学基本上还处于直接借用西方学界已有的理论框架和范式,来展开学术探讨或考察国内外重大社会问题的阶段(古籍整理和一些工具书写作等除外)。这虽然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局限性也日趋凸显,其主要表现有二:一是,面对有些重大理论问题和国内外重大社会问题,一旦没有可“直接借用”的了,学界就往往或在整体上处于“失语”状态,或采取简单回避的态度;二是,在很大程度上束缚了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原始创新,致使我国学界形成不了一整套新的理论框架和范式及其之相应的话语,当然也就难以与“西方中心主义”在具体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中相抗衡。这也说明,构建中国学术的话语体系与拒斥“西方中心主义”,在逻辑上是同一过程。本文当然不可能解决这方面的问题,而仅想为解决这方面问题提供一种思路,即:要拒斥“西方中心主义”、构建中国学术的话语体系,必须首先明确超越“西方中心主义”的逻辑和方法,否则,拒斥“西方中心主义”、构建中国学术的话语体系,就必然会流于形式或止于“响亮的口号”。

  

  

   笔者这里所说的“超越‘西方中主义’的逻辑和方法”有两层相互联系的含义:在事实评价、价值评价和话语表述层面“超越‘西方中心主义’的逻辑和方法”;研究者在科学认定“自身主体特性的世界历史规定”层面“超越‘西方中心主义’的逻辑和方法”。这两者相互补充,缺一不可。这里先讲第一个层面含义上的“超越‘西方中主义’的逻辑和方法”。

  

   在事实评价、价值评价和话语表述层面“超越‘西方中心主义’的逻辑和方法”,其基本规定是:在事实评价层面、价值评价层面和话语表述层面的公正性及其相互间的关系。

  

   事实评价层面的公正性。所谓事实评价层面的公正性是指:解构“西方中心主义”以把“先进”和“落后”之分绝对化为其方法论支点的分析框架,客观地看待每一个民族或国家以及整个人类的历史过程。

  

   “客观地看待”旨在“求真”。从学理上看,“西方中心主义”是与历史学求真的主旨相悖的(当然,哲学社会科学的所有研究领域都有求真的问题)。只有客观地看待每一个民族或国家以及整个人类历史过程,历史学才能实现“求真的主旨”,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客观地看待每一个民族或国家以及整个人类历史过程,实际上就是在方法论上就是拒斥“西方中心主义”的过程。这里问题的关键是怎样客观地看待每一个民族或国家以及整个人类历史过程。

  

   就破除我国世界近现代史和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中的“西方中心主义”而言,我们主要不是要搞清楚18世纪以前是中国先进和18世纪以后是西方先进的问题,更不是精致地论证中国最终还是会领先于西方乃至世界的问题,而应是在方法论上确认:无论对西方还是对中国,“先进”都不能作为“中心主义”的依据。为此,至少应在方法论上明确这样几点:首先,既不应“虚无”或“抹黑”一个民族和国家的“相对落后”时期,也不应“放大”或“美化”一个民族和国家的“先进”时期,而应全面把握一个民族和国家“先进”时期与其“相对落后”时期的关系。其次,无论对整个世界历史来说,还是对于一个民族和国家来说,一个大的或者漫长的历史过程,其不同的发展阶段间的关系会呈现断裂和连续并存的样态,但我们既不能用“连续”抹杀或淡化“断裂”,也不能用“断裂”抹杀或淡化“连续”,而是要全面、正确地把握“断裂”和“连续”间的关系。“西方中心主义”就往往以“断裂”来抹杀或淡化非西方国家发展的“连续”,贬低这种“连续”在他们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再次,既不能以西方社会的发展特点来虚无中国社会的发展特点,也不能以中国社会的发展特点来虚无西方社会的发展特点,而应在世界历史发展过程中全面把握这两种特点间的多方位、多层面的关系。但关系只能是有区别的事物间的关系,否则就无所谓关系。应当看到,特别是自世界历史发展的近代以来,每个民族和国家社会发展特点的变化都不能离开其他民族和国家社会发展过程的影响,然没有任何一个民族和国家在与其他民族和国家相互作用的过程中,能把其他民族和国家的发展特点完全照搬到自己的内部来。即便在西方社会,每个民族和国家的特点在其不断扩大和深入交往的过程中也没有消失[③]。最后,在现代世界发展中越来越凸显出来的普遍性因素,如自由、民主、平等、法制(法治)、正义、公正等,不是哪个民族和国家的“专门制造”,而是世界各个民族和国家共有的宝贵财富。世界上各个民族和国家都以不同的形式和方式参与了这些普遍性因素的形成和发展过程,虽然西方国家曾在这一过程中起过重要作用。因此,既不能把当代世界各个民族和国家都在不同层面认同这些普遍性因素,简单地视为西方文化的扩散和普及过程,也不能以拒斥“西方中心主义”为名来否定对这些普遍性因素的认同。同时,所谓“普遍性因素”也不是永远不变的。在历史发展过程中,这些因素从内容到形式不断地被改变,以适应时代和世界各个民族和国家发展的需要。当我们的学术研究在思维范式和话语系统上受制于“西方中心主义”,不能保证“事实评价层面的公正性”时,就不可能构建中国学术的话语体系。

  

   价值评价层面的公正性。所谓价值评价层面的公正性是指:评价主体只有超越“狭隘的民族文化观”,才能真正的超越“西方中心主义”,从而把价值评价建立在事实评价的牢固基础上。在这方面,马克思“站在德国以外的立场”的理念给予了我们重要启示[④]。

  

   笔者以为,在目前学界,“西方中心主义”之所以能长期地纠缠着我们,严重阻碍包括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内的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其方法论和文化层面上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学界在被“西方中心主义”干扰的同时也被狭隘的民族文化观所困扰[⑤],故出现了种种方法论和文化层面的混乱,即:我们往往用其中的一种错误倾向反对另一种错误倾向,从而使我们的批判发生“错乱”。其结果是:或在狭隘民族文化观的思维方式和话语系统中拒斥“狭隘民族文化观”与“西方中心主义”,或在“西方中心主义”的思维方式和话语系统中拒斥“西方中心主义”与“狭隘民族文化观”。例如:在拒斥“西方中心主义”的过程中,不少人往往或是把自由、民主、平等、法制(法治)、正义、公正等代表着人类共同创造的现代精神等同于于“西方中心主义”,并把国学简单地视为中国传统文化,把中国传统文化简单地视为近现代以来的中国文化和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把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简单地视为全球化时代我们应该发展的中国先进文化,甚至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文化(这实际上是用狭隘的民族文化观来批判“西方中心主义”);或是在东方主义的思维方式和话语系统中反对狭隘的民族文化观,虚无中国的近现代历史主流和文化(这实际上是用“西方中心主义”来批判狭隘的民族文化观)。笔者以为,上述“错乱”也可称之为思维方式和话语系统的“时空错位”,即:把不同时空条件中存在的对象置于同一时空条件中来批判。这样,既搞乱了“对象”本身,也搞乱了批判指向。可以认为,无论在狭隘民族文化观的思维方式和话语系统中反对“狭隘民族文化观”与“西方中心主义”,还是在东方主义的思维方式和话语系统中拒斥“西方中心主义”与狭隘的民族文化观,在客观上和逻辑上都对“西方中心主义”的传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可见,当我们的学术研究在思维范式和话语系统上受制于“西方中心主义”,缺乏“价值评价层面的公正性”时,同样不可能实现对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的构建。

  

   话语表述层面的公正性。无论是事实评价还是价值评价,都要通过特定的话语系统表现出来。所谓话语表述层面的公正性是指:打破“西方中心主义”的话语霸权,从而使话语的表述从内容到形式反映事实评价和价值评价的公正性。近些年我国学界为此而做出了努力,如围绕着所谓“话语霸权”问题展开的探讨便说明了这一点。

  

   应当看到,目前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水准远远落后于中国社会的发展,也与中国在国际上不断提升的地位极不相符。这说明,我们离成为“文化强国”和“学术强国”还有很大的差距。因此,走向世界,与国际学界进行多方面的交流,并引入相关理论和术语,的确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所必需的。但如果把西方学术界相关理论和术语无批判性地照搬,并将“中国经验”仅仅作为对其的一种注释,那就有问题了。西方的“话语霸权”正是在由此而产生的。当然,西方的“话语霸权”不等于思维方式和话语系统意义上的“西方中心主义”,但却是思维方式和话语系统意义上的“西方中心主义”在学术话语形态中的特定表现形式。中国学者如果受制于这种话语霸权,以西方学术界的是非为是非,那么就不可能做到“事实评价层面的公正性”和“价值评价层面的公正性”,遑论构建中国学术的话语。

  

例如,多年来,学界关于资本逻辑、现代性、后现代性与中国社会发展等问题的讨论,基本上都是西方学界相关认识成果的一种“再现”(这里姑且不论“再现”的是否准确),故很难切准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要害,难以对中国社会发展进程产生什么影响。这种“再现”基本上是一种话语解释型的。所以,学界有不少著述看起来挺深奥、新鲜,但稍微关注下西方学界的远近状况,就会发现,这些看来挺深奥、新鲜的著述只不过是西方学界十几年甚至几十年前认识成果的话语“翻版”。(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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