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险明: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与他的民族观

——马克思思想研究中一个被长期忽略的重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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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险明 (进入专栏)  

  

   [摘 要] 马克思的民族观隶属于他的世界历史理论。马克思对民族问题研究的深入和其民族观的创立,在其世界历史理论的构建和发展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而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构建和发展内涵着马克思民族观基本构架的确立及其创立的完成。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构建和发展与马克思对民族问题研究的深入和他的民族观的创立间的内在逻辑联系蕴含着重要的现代启示,即:以对“民族问题全球化”的深入考察来带动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研究,以对把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正确运用于“民族问题全球化”的方法论的深入探讨来带动马克思主义民族观的研究。

  

   [关键词] 马克思 世界历史 世界历史理论 民族问题 民族观

  

  

   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构建和发展与马克思对民族问题研究的深入和他的民族观的创立是分不开的。从“现实的历史发展”看,一方面,近代意义上的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是与全球化相伴而生的,全球化必然催化出近代意义上的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因此,人们今天所说的包括民族主义等在内的民族问题从来都属于全球化问题;另一方面,全球化的发展又与近代意义上的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的变化有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现实的历史发展”逻辑决定理论构建和发展的逻辑。马克思的民族观隶属于他的世界历史理论,但马克思对民族问题研究的深入和他的民族观的创立,在其世界历史的构建和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当然,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与他的民族观并非尽美尽善[①],不过,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构建和发展与马克思对民族问题研究的深入和他的民族观的创立间的内在逻辑联系及其所包含的方法意义,迄今仍然值得我们深思。这里先从我国学界关于马克思主义史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中的一个误解说起。

  

   长期以来,由于种种原因,我国学界关于马克思主义史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中一直存在着这样一种流行的观点,即:在作为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马克思那里,其思想发展有个从“世界历史”走向“各国历史”、从“普遍史观到特殊史观”的过程[②]。这种观点给人们两个方面的误导:其一,似乎马克思在其思想发展的很长一段时期内没有注重过对民族问题和各国历史的研究;其二,似乎马克思在其晚年以前从来没有关注过作为“世界历史性”事业的社会主义在各国民族和国家的发展。这里侧重于对第一种误导的批判,以澄明:在马克思那里根本不存在所谓从“世界历史”走向“各国历史”、从“普遍史观到特殊史观”的过程,而只存在着对世界历史的认识不断深入和拓展的过程。

  

   持上述观点的人首先在概念的使用方面犯了一个逻辑错误,即:把“世界历史”(或“普遍史”)视为一种抽象的单位,而将所谓“各国历史”(或“特殊史”)视为一种具体的单位。或许上述观点的持有者本来想把马克思对世界历史的认识在逻辑上概括为从抽象不断上升到具体的过程(应当说这并不错),但是,由于上述这种逻辑错误,他们也就走向了其反面。首先,“世界历史”(或“普遍史”)不是逻辑认识过程中的“抽象”,“各国历史”(或“特殊史”)也不是逻辑认识过程中的“具体”。笔者以为,上述这种逻辑错误产生的方法论方面的原因就在于:没有搞清楚“世界历史”范畴的哲学内涵特别是一般历史学内涵。“世界历史”本身就是由各国历史构成的,但不是各国历史的简单叠加。它以“人类文明在不同地区的产生、发展、交往、对抗、融合、扩散等过程”为研究对象,揭示人类社会不断从相对离散向有机整体发展的机制和规律。不过,世界史研究与地区史和国别史研究有所不同。世界史研究也必然要关注地区史和国别史,但其主旨在于探讨不同地区的文明、民族和国家的特点及其相互影响,以及在这种影响中所体现的人类社会运行的法则。因此,说从“世界历史”走向“各国历史”、从“普遍史观到特殊史观”,如同说从“世界历史”走向“世界历史”、从“普遍史观”到“普遍史观”,这是典型的同义反复。由以上辨析我们可以得出两个结论:其一,世界史研究本身就包括各国历史的内容(马克思在其晚年关于俄国农村公社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有可能“不通过资本主义卡夫定峡谷”的思想,是他世界历史理论一个构成部分),离开“各国历史”(或“特殊史”)的内容,就无所谓世界历史和世界史研究[③],虽然“世界历史”并不等于“各国历史”(或“特殊史”);其二,在史学界就根本没有所谓“各国历史”这门学科。因此,“从‘世界历史’(学科名称)走向‘各国历史’(‘世界历史’学科所涉及的具体内容)的过程”,至少是一个很不严肃的论断。

  

   可见,断言在马克思那里有个从“世界历史”走向“各国历史”、从“普遍史观到特殊史观”的过程,在逻辑上就是不能成立的了。事实也的确如此。在马克思那里,对世界史的研究从来没有脱离开过各国历史的内容[④]。这一点应是不言而喻的。笔者这里并不想简单地叙述马克思在其思想发展的各个时期所展开的世界史研究本身所包含的各国历史的内容,而仅想就此指出:“各国历史”的内容是与民族和国家发展的内容是重合的,当然也是与民族问题分不开的。正因为如此,马克思对民族问题研究的深入在其世界历史理论的构建和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而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构建和发展则使马克思完成了民族观的创立。这里通过对1848年革命前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构建和发展过程与马克思对民族问题研究的深入和他的民族观创立间的内在逻辑联系的分析,来印证笔者上述观点。

  

  

   对民族问题的关注是马克思构建其世界历史理论的重要动因之一,而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构建又推进了马克思对民族问题的研究。目前学界在相关研究中往往忽略了这一点。

  

   众所周知,犹太人问题是早在欧洲中世纪就存在的民族问题。在19世纪30年代,犹太人争取公民权的斗争随着资产阶级政治自由主义的发展,在西欧特别是德国愈演愈烈。在“莱茵报”时期,基于激进的革命民主主义立场的青年马克思就强烈谴责对犹太民族的歧视和压迫,但他与当时也同情和支持犹太人反歧视和压迫的斗争的“青年德意志”分子在一系列相关原则上又有所不同。1842 年8 月,他在给《莱茵报》发行人奥本海默的信中写道:“请您把海尔梅斯所有反对犹太人的文章都寄来。然后,我尽快给您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即使不能彻底解决这后一个问题,也要把它纳入另一条轨道”[⑤]。马克思这里所说的“另一条轨道”就是指他感到必须要系统提出与“青年德意志”分子在犹太民族解放等方面的不同观点和思路。不过,“理论准备”方面的局限性还不可能使当时的马克思明确这“另一条轨道”究竟是什么轨道。

  

   1843年3 月,科伦的犹太公会会长向马克思提出请求,希望他为犹太人写一份给当地议会的请愿书。虽然马克思欣然允诺,但仍没有马上履行诺言。其根本原因还在于“理论准备”方面的局限性。这正如马克思自己所言:“不管我多么讨厌犹太人的信仰,但鲍威尔的观点在我看来还是太抽象。应当在基督教国家上面打开尽可能多的缺口,并且尽我们所能塞进合理的东西。至少,应当试一试,——而愤怒将随着请愿被一次一次地拒绝而增长起来。”[⑥]批判鲍威尔的犹太教观,“在基督教国家上面打开尽可能多的缺口”,“把最合理的东西偷运进去”,这需要一个理论准备的过程。马克思所说的“应当试着去做”就是这一“理论准备”过程。这个过程内涵在马克思于1843年3-9月撰写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特别是于1843年5-10月撰写的《克罗茨纳赫笔记》中。马克思于1843年秋撰写的《论犹太人问题》标志着这一“理论准备”的完成。

  

   《克罗茨纳赫笔记》是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构建的历史起点和逻辑起点。关于这一点,笔者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就已作了系统的阐释[⑦],故不赘述,这里仅想就此指出的是:虽然不能将《克罗茨纳赫笔记》仅仅视为《论犹太人问题》的理论准备,但在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构建的历史起点和逻辑起点中的确有上述“理论准备”方面的内容。这部笔记涉及欧美主要国家的历史,其跨度达2500年,其内容主要包括所有制及其结果、阶级与阶级特权以及国家与法的产生、形成等。作为《论犹太人问题》理论准备的支撑,《克罗茨纳赫笔记》从封建社会的发展过程、资产阶级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以及法国大革命的历史经验这三个维度,验证和发展了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的观点。马克思正是由此在“基督教国家上面”打开了缺口,“把最合理的东西偷运进去”的。在《论犹太人问题》中,一方面,马克思批评鲍威尔不懂得政治解放,并充分肯定犹太人获得政治解放的可能性和现实性(虽然,在马克思看来,犹太人在德国的政治解放已经落后于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的发展),认为政治解放不是以消灭任何一种宗教为前提的,从而把宗教问题还原为世俗问题,把犹太教问题视为“现代问题”;另一方面,他又指出,犹太人所追求的政治解放还不是社会解放,它只是走向社会解放的一个阶段。“只有当现实的个人把抽象的公民复归于自身,并且作为个人,在自己的经验生活、自己的个体劳动、自己的个体关系中间,成为类存在物的时候,只有当人认识到自身‘固有的力量’是社会力量,并把这种力量组织起来因而不再把社会力量以政治力量的形式同自身分离的时候,只有到了那个时候,人的解放才能完成。”[⑧]笔者以为,从一定的意义上也可以说,《论犹太人问题》是马克思民族观开始形成的标志:撇开民族问题上的宗教外衣,把民族问题与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的发展、资产阶级革命和“人类解放”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可见,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构建的历史起点和逻辑起点的确立是与马克思民族观的开始形成分不开的。近代意义上的民族问题的世界历史性,要求马克思研究包括民族主义等在内的民族问题的视野必须是世界历史性的,即:不是从一定民族和国家的利益出发,也不是从一定地区的关系结构出发,而是从世界历史性联系的特性和世界历史的走向出发来把握包括民族主义等在内的民族问题。

  

   不过,这里需要指出的是: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构建的历史起点和逻辑起点与马克思民族观的形成过程,不是并列的。马克思的民族观是隶属于他的世界历史理论的。虽然马克思对民族问题的研究促进了他的世界历史理论构建的逻辑起点和历史起点的确立,但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构建过程在整体上决定了马克思民族观的形成过程,而不是相反。

  

  

   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构建的初步展开过程推动了他对民族问题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神圣家族》标志着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构建逻辑的延伸[⑨]。而这种延伸必然在方法论上包含着马克思对民族问题研究的进一步深入。笔者这里侧重阐释《神圣家族》的相关思想。在这部著作中世界历史理论构建的初步展开与马克思对民族问题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可以被视为一体,其根据是:除了继续展开对鲍威尔的犹太人观深入批判并进一步阐释自己对政治解放和人类解放间关系的看法外,马克思还对“自由人”和德国“真正的社会主义”的狭隘的民族观以及“自由人”关于民族利己主义的错误观点进行了深刻的剖析,(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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