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险明:“中国道路”的前提性批判

——一种基于对当下“中国语境”反思的批判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64 次 更新时间:2015-12-22 21:46: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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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险明 (进入专栏)  

  

   [摘 要] 哲学视阈中的“中国道路”研究,首先应搞清楚三个相互联系方面的问题,即:必须要确立科学的“中国道路”理念,以摆正“中国道路”与世界文明发展趋势的关系;必须要具有世界历史视野,以确定当代中国在世界历史发展中的位置,全面把握“中国道路”与其他民族或国家社会发展道路的关系,从而使其与世界文明发展脉搏相合拍;必须要秉持科学批判的态度,把作为研究对象的“中国道路”从各种虚假的迷雾中抽取出来,以使其成为直面的复杂整体,从而能够正确昭示其在自我批判中的不断构建和延伸的过程。不在方法论上搞清楚这三个相互联系方面的问题,“中国道路”就难以在中国最广大人民中形成基本共识。

  

   [关键词] 中国道路 中国语境 前提性批判 中国问题

  

   在当下的“中国语境”中,“中国道路”几乎是渗透于整个哲学社会科学各类交流场合的一个主题话语,并对其他话语产生着潜移默化的影响,然也是一个在整体上被搞得越来越模糊的问题。之所以如此,从方法论上看,其根源就在于对“中国道路”的认识缺乏前提性批判。笔者以为,在中国,作为“批判的武器”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以自己特定的方式全面介入“中国道路”的前提性批判[①],否则,不仅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因此会失去丰富和发展自己的一个重要契机而继续被边缘化,而且,中国语境中的“中国道路”也很可能会蜕变成为与世界文明发展趋势相悖的“老路”或“邪路”的遁词。因此,本文在这里提出三个方面的问题:研究“中国道路”应确立什么样的理念,应具有什么样的视野,以及应秉持什么样的态度。不在方法论上搞清楚这三个相互联系方面的问题,“中国道路”就难以在中国最广大人民中形成“基本共识”。


  

   “中国道路”是处于一定的时空坐标系上的“中国道路”,抑或说,严谨的学理意义上的“中国道路”一定是具有时空规定性的。自近代以来,不同的历史时期中的“中国道路”具有不同的内容和特性。虽然不能割断它们间的历史联系,但也绝不能统而论之。然而,在迄今为止学界的相关研究中却存在着一种令人担忧的倾向,即把“中国道路”抽象化和非批判化。其主要表现是:把凡是与西方国家不同的、所谓中国独有的东西都纳入了“中国道路”,并极尽美化之能事。于是乎,“中国根”、“中国时刻”、“中国唱响”等抽象的时髦词汇就不断涌现出来了,甚至连“在学术上驱除鞑虏”、“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马克思主义儒家化”的呼声都出现了。之所以如此,是有其深层文化原因的。目前中国社会普遍存在着焦虑情绪和浮躁心态。这种焦虑情绪和浮躁心态在内外部各种因素的刺激下就必然不断地滋生出各种类型的狭隘的民族主义和保守主义。而一旦各种类型的狭隘的民族主义和保守主义渗透到关于“中国道路”的讨论中,便会产生出各种“奇异”或“奇葩”的言论来。

  

   从“前提性批判”角度看,要克服焦虑情绪和浮躁心态以及由此产生出来的各种类型的狭隘的民族主义和保守主义,拒斥“中国道路”在“中国语境”中抽象化和非批判化的倾向,首先应当确定科学的“中国道路”理念。笔者以为,至少从目前来看,我们应确立科学的“中国道路”理念的基本内涵是:超越狭隘的民族主义和虚假的普遍的世界主义,摆正“中国道路”与世界文明发展趋势的关系,把握中国发展与世界发展的契合点,最终使中华民族再次跨入世界文明发展的前列,从而为世界文明发展新阶段的形成贡献越来越多的“新元素”(见下文)。这也是应贯穿于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和现代化建设始终的基本理念。凡是与这一理念相悖的“中国道路”论说,无论其有何种外表和装饰,无论其打着何种旗号,都是需要我们谨防的。科学的“中国道路”理念是“中国道路”研究的魂。缺少了它的统摄,“中国道路”必然会沦为各种类型的狭隘的民族主义和保守主义情绪由以发泄的符号。或许正是因为如此,目前学界不少关于“中国道路”的议论,甚至连“洋务运动”的水准都达不到。

  

   众所周知,由于种种原因,中国人明确地意识到要走自己的社会发展道路,是鸦片战争以来的事情了。可以说,近代以来,在饱受欺辱的中国人的意识中,“中国道路”的独特性从来没有被忽略的时候。“吸纳西方长处,走自己的路”,这个问题清末“洋务运动”的思想代表人物就已经根据他们的立场和价值观讲得很“精辟”了,即“中体西用”或“中体西学,资相循诱”。自诩继承了孙中山三民主义衣钵的蒋介石也同样如此,他对曾国藩的崇拜和其所大力倡导的“新生活运动”(据说,此运动以“中国文化为根”,吸取了基督教文明和日本文明一些因素,其目的是“要改革社会,要复兴一个国家和民族”),以及对所谓不符合“中国国情”的共产主义的排斥,无疑表明他也想走他所认定的“中国道路”和构筑所谓优于西方文化的中国“新文化”,但其性质和结果是不言而喻的。与“洋务运动”和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不同,中国共产党所倡导的新民主主义路线和文化最终使“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虽然这一路线和文化此后没有在复杂的国内外的环境中延续下去。新中国成立以来,毛泽东也重视中国国情,他试图拒斥“全盘苏化”,并在消灭资本主义方面为探索中国道路付出了种种努力。他所发动的即便对当时发达国家的一些左派、学生和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也曾有相当影响的“文化大革命”,其动因不能说没有这方面的努力含在其中。不过,这一革命最终以“十年浩劫”而盖棺定论,因为它逆中国社会发展和世界文明发展趋向而动。以后,由邓小平开启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确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伟大成就,但这是否意味着就不需要对目前我们所走的道路进行批判性反思,而只作“颂扬式”的精致论证了呢?“全球问题”和当下“中国问题”必然会在逻辑上导致对当下“中国道路”进行不断地批判性反思。这种批判性反思的主旨就在于:不断地为当代世界历史中的“中国道路”铺垫新的基石,并修补其残缺的地方,以使它能够伸展到世界文明发展的前列。没有这种“铺垫”和“修补”,从未来发展的角度看,当下的“中国道路”就是不可持续的(见本文第三部分)。

  

   以上论述表明,缺乏科学的“中国道路”理念,就会在方法论上把“中国道路”抽象化和非批判化,从而也必然会把“中国道路”的独特性绝对化。或许有的人会质疑笔者的上述观点:“中国道路”难道不是中国独有的吗?“中国道路”当然是中国独有的,是别国不能简单照抄、模仿和复制的,但“独有”并非就是科学的“中国道路”理念的本质规定。我们所应确定的科学的“中国道路”理念,其本质规定是“世界文明的发展趋向”,而不是“独有”。这就是说,在我们应当确立的科学的“中国道路”理念中,“独有”是被规定的东西,是隶属于“世界文明发展趋向”的东西。笔者以为,如果把“独有”绝对化,使其在方法论上脱离了科学的“中国道路”理念的规定(以下把这种观点简称为“独有”说),就必然会在逻辑上导致以下两种方法论错误。

  

   第一,自觉或不自觉地把“独有”说作为固守既有利益格局和落后关系的挡箭牌,以及拒斥批判性地汲取现代文明成果特别是资本主义文明成果的借口。这里以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中对作为“西方中心主义”的一个典型表现形态的“全盘西化”说的警觉为例。自近代以来,中国不同历史时期思想文化界的主流一直对“全盘西化”说持有警觉。应当承认,从文化心理层面上看,这种警觉产生于苦难的中国及其文化与强势的西方国家及其文化碰撞的过程,有抵御西方文化侵略的意思,故是可以理解的。然而,这毕竟属于两极对立的思维方式,故有很大程度上的局限性。首先,像中国这样具有悠久文化历史的超大国家,被“全盘西化”是根本不可能的。即便以“脱亚入欧”为主旨的“明治维新”,也没有使后来跨入“西方国家”行列的日本被“全盘西化”。不仅如此,值得回味和深思的是,目前的日本还是把本民族文化(包括其吸纳的中国传统文化)保持得比较好的一个国家。可以认为,自近代以来中国各个历史时期的主流思想文化界,无论出于何种立场和目的,都拒斥“全盘西化”(虽然“全盘西化”在20世纪初才明确提出来),但其实际结果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优秀成分越来越被搞得支离破碎,而那些已被世界文明发展所抛弃的“官本位”、“等级制”、以权力为主导和核心的社会关系,却一直遗留下来并被“发扬光大”。这当然不表明“全盘西化”说不荒谬,但至少可以促使我们应对“全盘西化”与反“全盘西化”的争论所掩盖或隐喻的复杂的文化因素和利益关系,作具体的历史的分析,而不要被表面的话语之争所迷惑。其次,“全盘西化”说和“独有”说互为逻辑前提。“全盘西化”中的“全盘”和“西化”都不是符合学术规范的用语,而这两个不符合学术规范的词语合为一个词组,自然会在方法论上给人以这样一种误导,即:似乎像中国这样落后的国家出现资本主义只是西方国家推行的结果。而从另一个极端对抗“全盘西化”说的一定是“独有”说。因为,只有“独有”说才能在形式逻辑的意义上证明“中国道路”是与资本主义无关的道路。所以,这两者在逻辑上是互为前提且共始共终的。从今天来看,“独有”说与“全盘西化”说在中国思想文化界持续对抗所产生的负面效应就是:我们应确立的科学的“中国道路”理念与我们渐行渐远。

  

   在目前的中国思想文化界,由于这种在形式上与“全盘西化”说截然对立的“独有”说,能够最大限度地迎合狭隘的民族主义和保守主义,故自然也就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成为固守既有利益格局和落后关系的挡箭牌,以及拒斥汲取现代文明成果特别是资本主义文明成果的借口。

  

第二,自觉或不自觉地把“独有”作为一种通向所谓“新的文明”形态的途径。在“中国道路”的研究中,目前学界流行着一种观点,即:西方文明已呈衰落之势,中国传统文化又不能照搬到现代,故只有在“中、西、马”结合的过程中再造和确立中华民族精神,才能进而创造“新的文明形态”或“新天下文明”。学界有人将这一“结合”进一步概括为:“马学为魂,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三流合一,综合创新”。笔者以为,这一看法激情有余,然科学性不足。这里姑且不论把西方文明贬得过低是否合适,而仅指出,目前学界所倡导的“中、西、马”的结合只能是当下“中国语境”中的“中、西、马”的结合,而在当下充斥着焦虑情绪和浮躁心态的“中国语境”中的“中、西、马”的状况均“不太妙”,即: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由于在整体上缺失了现实批判功能而陷入困境(参见叶险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困境与出路》,《理论视野》2014年第12期);西方哲学研究在整体上甚至尚未达到“精准介绍”的水平;中国哲学(即作为哲学二级学科的中国哲学)不仅似乎只有在“中西哲学”比较中才能有其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参见叶险明:《超越“西方中心论”与构建当代中国哲学新形态》,《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0年第1期),而且,作为其主要代表的儒学研究正在急迫地寻求“上峰”的庇护,否则就显示不出什么现实影响力来。因此,很难想象,在当下的“中国语境”中,状况均“不太妙”的“中、西、马”,它们间的结合会产生什么样的正面效应。当然,笔者并不否认倡导上述这三者的结合(或它们间的对话和交流)对于打破哲学内部的学科壁垒、消除“中、西、马”学科各自“傲慢的偏见”之意义,但说起这种结合对再造和确立中华民族精神的作用,至少目前来看是不着边际的,遑论构建新的文明形态。从方法论上看,这实际上是“独有”说在中国思想文化领域的一种表现形态。笔者以为,对于目前的中国来说,(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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