卜正民:秩序的沦陷:抗战初期的江南五城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063 次 更新时间:2015-12-22 20:36: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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卜正民  

   《秩序的沦陷》(商务印书馆,2015年10月出版)为著名汉学家卜正民教授近着,关注的是抗战初期的社会与人。作者选取江南五城(嘉定、镇江、南京、上海、崇明)为例,描述了日军残暴占领城市、试图重建基层机构的过程,并分析了地方头面人物与日伪政府的关系交织。“这里有通敌,有抵抗,但两者之外的其他行为要多得多。”借助对这种模糊行为的分析,作者考察了战争时期城市秩序的维持,以及生活其间的个人的心态、处境与选择,以求揭示一个复杂的战时社会。以下文字摘自该书第四章《成本:镇江》。潘敏翻译。


   侵略战争是一项代价高昂的冒险活动。入侵者必须承担由此而来的各种成本,如派遣部队的开支,维持军事占领的费用等;这些开支和费用只有从占领区掠夺,别无他法。被占领区遭受战争所带来的各种创伤和损失:财产流失,基础设施毁坏,生产能力下降,而且所有这些破坏都不可能迅速恢复。农场主丧失劳动力、耕畜和市场。集中在城镇工业区的工厂易遭到入侵者的轰炸和没收;即使还有能力投入生产的企业,如我们在镇江案例中所看到的那样,也因为缺少原材料和可靠的运输系统而关闭。除了恢复战争创伤的费用外,还有复苏经济的成本:重新开放交通要道,保证投资的安全,补充被战争损毁的资产等。如果不立即投入生产,“占领政府”将无所依靠,无生存能力;这反过来又使政府无力支付必要的经济投入,来规避财政瘫痪的恶性循环。地里没有庄稼,政府的税收将无从谈起;如果没有经费雇用警察来保护征税人员,即使有收成也白搭。

   伪政府最初的困境是其在短期内不能收回成本,合法的财政收入枯竭,战后重建费用又很庞大。不稳定因素有增无减,且继续蔓延,到占领中期,入不敷出。在这章的结尾,我将思考日本征服长江流域的成本问题,它汲取的资源能支付占领的成本吗?尽管数据不完整也不太可靠,但能说明其汲取的资源不足以支付成本。既然如此,那么合作者又能得到什么奖赏呢?可是,就有那么多人愿意去赌一把。

   一

   镇江没有设防。当长江下游地区的县城被日军陆续占领时,国民政府内政部下令:凡日军有可能推进的路线,坚壁清野,撤走所有的运输工具。当时的镇江是江苏省的省会,沪宁铁路和大运河在此交汇,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且易受攻击,因此它是日军打击的重要目标。有钱人最先逃离,他们躲到上海或者远离长江的地方;接着省府和市府的官员于11月中旬开始撤离,23日前大部分人都走了,这时镇江只剩下少数巡警在交通路口值勤;24日,银行也关门了。此时日军已断断续续地开始空袭。三天后,日军对镇江进行狂轰滥炸,那些还在犹豫要不要逃走的人这时拿定了主意。但此时从长江水路逃离已不可能,因为政府和军队征调了所有的船只。对大多数人来说,唯一的选择就是用双脚逃到西南面的小山里。到11月底,该市的21万居民或该县的47.6万人口到底还有多少没撤走,已无法估计了。

   那些留下的人,有的无处可去,有的年纪太大跑不动,有的留下来照看家当。在这批留下的人中还有很多伤兵,他们是在东边战场受伤的。伤兵是从丹阳或东南面乘火车到这里的,也有人花了好几天时间从运河上乘船而来。可是现在没有更多的交通工具将他们带走了,他们滞留在火车站的站台上、城墙边的驳船里,患病、痛苦、死去,一天半后,镇江国民政府驻军撤离,留下一小部分人殉职。最后一批国民党官员也离开了,大街上留下了大量的标语鼓励人民“保卫镇江”。

   中国军队撤离镇江九天后,日军第十三和十一师团的两个支队从东门入城。12月8日中午,一阵枪响,宣布他们进城了。日军不断地炮击城外少数仍坚守阵地的中国军队。居民躲避家里,大门紧闭。第二天一早,抢劫便开始了。在日军军官的指挥下,有组织地、彻底地搜查了市内的每一户人家,翻箱倒柜,扯坏撬开所有的地方,搜劫财物,搬走了所有能搬动的东西。祖宗的画像也被当作有价值的艺术品带走了。电灯装置被砸碎了,灯泡被取走了,大概日军灯泡已用完了。他们把不想要的东西扔到大街上,一把火烧掉。抢劫持续了很多天,每天士兵都闯入居民住所五六次,寻找他们在第一次、第二次、第二十次落下的东西。

   第一轮抢劫后的一两天内,大火开始燃烧。大概有十天,烟雾弥漫,夜间“满天红光”。焚烧具有选择性,但凡城市较繁荣的地区如主要的商业区都毁于一旦,还有为数众多的学校以及该省五座最有名的佛教寺庙也化为灰烬。 “宣抚班”的报告承认,占领镇江后,日本兵可能毁掉了这座城市60%的商业区。

   二

   “宣抚班”到达镇江的时间不十分清楚。“满铁上海事务所”给“特务部”的3月份报告上记有镇江“宣抚班”抵达的时间,是12月19日,但镇江“宣抚班”的工作报告说他们是26号开始工作的。“满铁”报告是根据“宣抚班”工作日志编写的,第一项工作的时间是26号,记录了“宣抚班”和驻防部队司令官的一次会议,讨论如何获取食物供应难民的问题。第二天,“宣抚班”班长中山四郎和他五个职员一起去省医院难民营,现场调查情况。某日军军官集合大照电气公司的难民,做了一场报告,宣扬日军士兵是非常守纪律的,他们应受到难民极大的尊敬。这或许是中山四郎试图给人们留下良好的第一印象,但是他失败了。

   再现沦陷时期一个县的财政运作状况是不容易的,部分原因是缺乏统计数据,部分原因是大多税收没有记录,大多支出记录不规范。大多数县财政记录冗长、互相矛盾完全不可靠,但镇江有所不同,最起码其文献记录要比其他县稍好些,因为加藤总结了1938年秋冬季的预算概要。这些资料包括不断变化但前后一致的信息,例如,10万元的救济金是宣抚班从前镇江商会会长账户上没收的,加藤于1938年12月5日将之移交给“县公署”。这些信息集中在一篇关于镇江经济的文章中,发表在《南京新报》上,试图暗示县政府和镇江人民努力恢复经济和财政支付能力(二者不是一回事)。这个资料揭示了日军被武装反抗势力所激怒,而且日军也无法提供经济发展所需要的正常治安环境。

   战前镇江经济包括高度商业化的农村经济和少量的城市工业经济。刚开始,“宣抚班”不明白这些经济是如何运作的,其资源是由什么组成的。他们被初生的现代工业弄得心烦意乱,因为他们试图从这里找到经济发展的动力。加藤在1938年8月报告中插进了简短的镇江经济分析,他花了几个月时间才弄清楚镇江的繁荣主要是依赖商品流通。工业对沦陷时期的镇江也很重要,但关键部分是商业,而且商业也不依靠镇江的物品,而是取决于水路交通网的有效运转。

   镇江市城墙内的经济还仰仗诸多因素,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是需要资本雄厚的商人来操作和促进商品贸易。加藤迫切希望中国人的生意尽快恢复运行。正如返回人口的多少与发行通行证的数量具有相关性一样,商业繁荣的标志是“自治会”发放的营业执照数量。他的报告中通常包括这些。截止到 1938年2月底,有 1239个商家接到营业执照,大多数是小规模的服务性行业。最多是茶馆(169个);其次是小商品零售点,出售油、酒、干货(87个);再次是米店(65个)、五金店(34个)和肉店(32个);除此之外,还有大量的小商小贩,这是镇江大多数男人所从事的业务。然而,这不是加藤想召集的那种大商人和大工厂主,希望他们站到“占领政府”一边,来推动商业经济大规模发展。他还希望日本商人来复兴镇江的商业经济,但在占领初期,他也只有想想而已,根本无法实现。日本人只在城市商业区建立小的零售店,2月份注册了几个,接下来的几个月越来越多。到5月,加藤很兴奋地报告说,城市人口已达15万。他指出,日商的存在是“有利于”镇江经济复兴的三个因素之一。但日本商号数量不多,四个月后,加藤统计只有 18家商号与扬州进行贸易,再加上 20个餐馆老板和小零售商。尽管他们为经济复兴带来了具有重要意义的资本并参与经济活动,但还没有达到加藤的期望,他要解决下半年已迫在眉睫的谷物短缺问题。

   9月份的财政记录中,“县公署”预算显示月财政收入下降到可怜的 6500元,这大多数来自于货物搬运税;另一方面,月支出费用达到49,333元。 “县公署”仍在办公,但财政收入岌岌可危。所以,必须要重建本县战前财政的基础:田赋。“宣抚班”决定敦促“占领政府”的中方人员制定税收目标:10月份完成一万元的征收目标; 11月底使田赋征收系统恢复正常。整个占领期间,向土地所有者征收田赋,一直是本县财政收入无法企及的幻想。前四个月各区累计征收的田赋只占国民政府时期的1%。失望之余,加藤于11月下旬召集区长会议,向他们施加压力:必须改进征收方法,提高征收数量。

   镇江财政赤字日益加深,并不是管理者经营不善、腐败或短视,主要原因是战争带来的经济危机。1939年1月底,《南京新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通过对比战前镇江的谷物产量和流通量来估算下一年的情况。它是以最中立的不带任何感情色彩的语气来介绍这些信息的,没有作评论,也没有得出结论。有心的读者或许会被这糟糕的情形吓坏,也或许不会。该县战前生产大米300,000担(大约合20,000公吨),估计1939年将颗粒无收。该县战前消费大米500,000担,预计1939年的消费量下降40%。该县战前出口面粉100万袋,预计1939年只能达到这个数据的 40%。后来证明这还是个乐观的估计,1月份面粉厂因小麦短缺而关闭。当人们看到这些数据时,应该一点也不奇怪。镇江是个谷物净进口县,因为战前该县消费的粮食是产出的近两倍,这还不是问题的关键。真正的问题是该县大米流通减少一半,小麦流通减少三分之二。在夏季前,加藤明白了商品流通是镇江经济的关键。流通量缩减是本地经济陷入危机的根本原因,但它无力依赖自身财力来解决这个危机。

   1939年1月上旬,郭“知事”派主管救济工作的第二负责人去苏州恳求“省政府”资助。一周后,他又向“省政府”申请,说镇江是受灾最严重的地区。与此同时,他全力以赴对付冬季的来临。郭自己拿出一些钱缝制了100套冬衣,分发给穷人。他的慷慨激发了其他慈善家又捐赠了100套衣服。然而,这不是普通的衣服,因为每件上衣的背后都印有醒目的两句话:“致力中日亲善,支持东亚和平”。为了在公共场所粉饰“占领政府”,郭在镇江老公园的中央移栽了一些樱花树。《南京新报》向读者许诺,这些樱花树在春天里将绽放出美丽的花朵。但是这些园林里的宣传,除了吸引日本人的眼球外,有谁会留意?

   三

   征服合算吗?彼得•利伯曼(Peter Liberman)有一本着作就以此为书名。书中指出,一个国家征服另一个国家能增加物质资源,进一步增强其经济基础。对占领者来说,这些新增资源的多少是变化不定的,它依赖于被占领国的经济发展程度和占领者严加管制的意愿。战争期间只能维持生存的农业国是没有什么资源可被占领者榨取的。被占领国要具备相当程度的现代经济成分—特别是工业化、有效的运输和信息等基础设施,这样占领者才有利可图,否则,剩余产品太少,汲取费用太高。入侵时的战争破坏程度也影响占领者的获利前景,因为恢复现代工业所需的时间取决于损失的大小,因此也影响着占领者的汲取能力。至于占领者,利伯曼发现,其限制条件是是否打算积极无情地捞回征服成本。“占领政府”的经济汲取率不可避免地低于本国政府控制时期。如果占领国不愿意强迫被占领国服从,那么汲取率将降到零。占领者必须试图通过严厉的镇压迫使被占领国屈服,尤其是被占领国民族主义情绪特别强烈的时候。

利伯曼研究得出,1937至1945年日本占领中国,维持占领的费用庞大,(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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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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