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秩序的沦陷》（商务印书馆，2015年10月出版）为著名汉学家卜正民教授近着，关注的是抗战初期的社会与人。作者选取江南五城（嘉定、镇江、南京、上海、崇明）为例，描述了日军残暴占领城市、试图重建基层机构的过程，并分析了地方头面人物与日伪政府的关系交织。“这里有通敌，有抵抗，但两者之外的其他行为要多得多。”借助对这种模糊行为的分析，作者考察了战争时期城市秩序的维持，以及生活其间的个人的心态、处境与选择，以求揭示一个复杂的战时社会。以下文字摘自该书第四章《成本：镇江》。潘敏翻译。
侵略战争是一项代价高昂的冒险活动。入侵者必须承担由此而来的各种成本，如派遣部队的开支，维持军事占领的费用等；这些开支和费用只有从占领区掠夺，别无他法。被占领区遭受战争所带来的各种创伤和损失：财产流失，基础设施毁坏，生产能力下降，而且所有这些破坏都不可能迅速恢复。农场主丧失劳动力、耕畜和市场。集中在城镇工业区的工厂易遭到入侵者的轰炸和没收；即使还有能力投入生产的企业，如我们在镇江案例中所看到的那样，也因为缺少原材料和可靠的运输系统而关闭。除了恢复战争创伤的费用外，还有复苏经济的成本：重新开放交通要道，保证投资的安全，补充被战争损毁的资产等。如果不立即投入生产，“占领政府”将无所依靠，无生存能力；这反过来又使政府无力支付必要的经济投入，来规避财政瘫痪的恶性循环。地里没有庄稼，政府的税收将无从谈起；如果没有经费雇用警察来保护征税人员，即使有收成也白搭。
伪政府最初的困境是其在短期内不能收回成本，合法的财政收入枯竭，战后重建费用又很庞大。不稳定因素有增无减，且继续蔓延，到占领中期，入不敷出。在这章的结尾，我将思考日本征服长江流域的成本问题，它汲取的资源能支付占领的成本吗？尽管数据不完整也不太可靠，但能说明其汲取的资源不足以支付成本。既然如此，那么合作者又能得到什么奖赏呢？可是，就有那么多人愿意去赌一把。
一
镇江没有设防。当长江下游地区的县城被日军陆续占领时，国民政府内政部下令：凡日军有可能推进的路线，坚壁清野，撤走所有的运输工具。当时的镇江是江苏省的省会，沪宁铁路和大运河在此交汇，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且易受攻击，因此它是日军打击的重要目标。有钱人最先逃离，他们躲到上海或者远离长江的地方；接着省府和市府的官员于11月中旬开始撤离，23日前大部分人都走了，这时镇江只剩下少数巡警在交通路口值勤；24日，银行也关门了。此时日军已断断续续地开始空袭。三天后，日军对镇江进行狂轰滥炸，那些还在犹豫要不要逃走的人这时拿定了主意。但此时从长江水路逃离已不可能，因为政府和军队征调了所有的船只。对大多数人来说，唯一的选择就是用双脚逃到西南面的小山里。到11月底，该市的21万居民或该县的47.6万人口到底还有多少没撤走，已无法估计了。
那些留下的人，有的无处可去，有的年纪太大跑不动，有的留下来照看家当。在这批留下的人中还有很多伤兵，他们是在东边战场受伤的。伤兵是从丹阳或东南面乘火车到这里的，也有人花了好几天时间从运河上乘船而来。可是现在没有更多的交通工具将他们带走了，他们滞留在火车站的站台上、城墙边的驳船里，患病、痛苦、死去，一天半后，镇江国民政府驻军撤离，留下一小部分人殉职。最后一批国民党官员也离开了，大街上留下了大量的标语鼓励人民“保卫镇江”。
中国军队撤离镇江九天后，日军第十三和十一师团的两个支队从东门入城。12月8日中午，一阵枪响，宣布他们进城了。日军不断地炮击城外少数仍坚守阵地的中国军队。居民躲避家里，大门紧闭。第二天一早，抢劫便开始了。在日军军官的指挥下，有组织地、彻底地搜查了市内的每一户人家，翻箱倒柜，扯坏撬开所有的地方，搜劫财物，搬走了所有能搬动的东西。祖宗的画像也被当作有价值的艺术品带走了。电灯装置被砸碎了，灯泡被取走了，大概日军灯泡已用完了。他们把不想要的东西扔到大街上，一把火烧掉。抢劫持续了很多天，每天士兵都闯入居民住所五六次，寻找他们在第一次、第二次、第二十次落下的东西。
第一轮抢劫后的一两天内，大火开始燃烧。大概有十天，烟雾弥漫，夜间“满天红光”。焚烧具有选择性，但凡城市较繁荣的地区如主要的商业区都毁于一旦，还有为数众多的学校以及该省五座最有名的佛教寺庙也化为灰烬。 “宣抚班”的报告承认，占领镇江后，日本兵可能毁掉了这座城市60％的商业区。
二
“宣抚班”到达镇江的时间不十分清楚。“满铁上海事务所”给“特务部”的3月份报告上记有镇江“宣抚班”抵达的时间，是12月19日，但镇江“宣抚班”的工作报告说他们是26号开始工作的。“满铁”报告是根据“宣抚班”工作日志编写的，第一项工作的时间是26号，记录了“宣抚班”和驻防部队司令官的一次会议，讨论如何获取食物供应难民的问题。第二天，“宣抚班”班长中山四郎和他五个职员一起去省医院难民营，现场调查情况。某日军军官集合大照电气公司的难民，做了一场报告，宣扬日军士兵是非常守纪律的，他们应受到难民极大的尊敬。这或许是中山四郎试图给人们留下良好的第一印象，但是他失败了。
再现沦陷时期一个县的财政运作状况是不容易的，部分原因是缺乏统计数据，部分原因是大多税收没有记录，大多支出记录不规范。大多数县财政记录冗长、互相矛盾完全不可靠，但镇江有所不同，最起码其文献记录要比其他县稍好些，因为加藤总结了1938年秋冬季的预算概要。这些资料包括不断变化但前后一致的信息，例如，10万元的救济金是宣抚班从前镇江商会会长账户上没收的，加藤于1938年12月5日将之移交给“县公署”。这些信息集中在一篇关于镇江经济的文章中，发表在《南京新报》上，试图暗示县政府和镇江人民努力恢复经济和财政支付能力（二者不是一回事）。这个资料揭示了日军被武装反抗势力所激怒，而且日军也无法提供经济发展所需要的正常治安环境。
战前镇江经济包括高度商业化的农村经济和少量的城市工业经济。刚开始，“宣抚班”不明白这些经济是如何运作的，其资源是由什么组成的。他们被初生的现代工业弄得心烦意乱，因为他们试图从这里找到经济发展的动力。加藤在1938年8月报告中插进了简短的镇江经济分析，他花了几个月时间才弄清楚镇江的繁荣主要是依赖商品流通。工业对沦陷时期的镇江也很重要，但关键部分是商业，而且商业也不依靠镇江的物品，而是取决于水路交通网的有效运转。
镇江市城墙内的经济还仰仗诸多因素，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是需要资本雄厚的商人来操作和促进商品贸易。加藤迫切希望中国人的生意尽快恢复运行。正如返回人口的多少与发行通行证的数量具有相关性一样，商业繁荣的标志是“自治会”发放的营业执照数量。他的报告中通常包括这些。截止到 1938年2月底，有 1239个商家接到营业执照，大多数是小规模的服务性行业。最多是茶馆（169个）；其次是小商品零售点，出售油、酒、干货（87个）；再次是米店（65个）、五金店（34个）和肉店（32个）；除此之外，还有大量的小商小贩，这是镇江大多数男人所从事的业务。然而，这不是加藤想召集的那种大商人和大工厂主，希望他们站到“占领政府”一边，来推动商业经济大规模发展。他还希望日本商人来复兴镇江的商业经济，但在占领初期，他也只有想想而已，根本无法实现。日本人只在城市商业区建立小的零售店，2月份注册了几个，接下来的几个月越来越多。到5月，加藤很兴奋地报告说，城市人口已达15万。他指出，日商的存在是“有利于”镇江经济复兴的三个因素之一。但日本商号数量不多，四个月后，加藤统计只有 18家商号与扬州进行贸易，再加上 20个餐馆老板和小零售商。尽管他们为经济复兴带来了具有重要意义的资本并参与经济活动，但还没有达到加藤的期望，他要解决下半年已迫在眉睫的谷物短缺问题。
9月份的财政记录中，“县公署”预算显示月财政收入下降到可怜的 6500元，这大多数来自于货物搬运税；另一方面，月支出费用达到49,333元。 “县公署”仍在办公，但财政收入岌岌可危。所以，必须要重建本县战前财政的基础：田赋。“宣抚班”决定敦促“占领政府”的中方人员制定税收目标：10月份完成一万元的征收目标； 11月底使田赋征收系统恢复正常。整个占领期间，向土地所有者征收田赋，一直是本县财政收入无法企及的幻想。前四个月各区累计征收的田赋只占国民政府时期的1％。失望之余，加藤于11月下旬召集区长会议，向他们施加压力：必须改进征收方法，提高征收数量。
镇江财政赤字日益加深，并不是管理者经营不善、腐败或短视，主要原因是战争带来的经济危机。1939年1月底，《南京新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通过对比战前镇江的谷物产量和流通量来估算下一年的情况。它是以最中立的不带任何感情色彩的语气来介绍这些信息的，没有作评论，也没有得出结论。有心的读者或许会被这糟糕的情形吓坏，也或许不会。该县战前生产大米300,000担（大约合20,000公吨），估计1939年将颗粒无收。该县战前消费大米500,000担，预计1939年的消费量下降40％。该县战前出口面粉100万袋，预计1939年只能达到这个数据的 40％。后来证明这还是个乐观的估计，1月份面粉厂因小麦短缺而关闭。当人们看到这些数据时，应该一点也不奇怪。镇江是个谷物净进口县，因为战前该县消费的粮食是产出的近两倍，这还不是问题的关键。真正的问题是该县大米流通减少一半，小麦流通减少三分之二。在夏季前，加藤明白了商品流通是镇江经济的关键。流通量缩减是本地经济陷入危机的根本原因，但它无力依赖自身财力来解决这个危机。
1939年1月上旬，郭“知事”派主管救济工作的第二负责人去苏州恳求“省政府”资助。一周后，他又向“省政府”申请，说镇江是受灾最严重的地区。与此同时，他全力以赴对付冬季的来临。郭自己拿出一些钱缝制了100套冬衣，分发给穷人。他的慷慨激发了其他慈善家又捐赠了100套衣服。然而，这不是普通的衣服，因为每件上衣的背后都印有醒目的两句话：“致力中日亲善，支持东亚和平”。为了在公共场所粉饰“占领政府”，郭在镇江老公园的中央移栽了一些樱花树。《南京新报》向读者许诺，这些樱花树在春天里将绽放出美丽的花朵。但是这些园林里的宣传，除了吸引日本人的眼球外，有谁会留意？
三
征服合算吗？彼得•利伯曼（Peter Liberman）有一本着作就以此为书名。书中指出，一个国家征服另一个国家能增加物质资源，进一步增强其经济基础。对占领者来说，这些新增资源的多少是变化不定的，它依赖于被占领国的经济发展程度和占领者严加管制的意愿。战争期间只能维持生存的农业国是没有什么资源可被占领者榨取的。被占领国要具备相当程度的现代经济成分—特别是工业化、有效的运输和信息等基础设施，这样占领者才有利可图，否则，剩余产品太少，汲取费用太高。入侵时的战争破坏程度也影响占领者的获利前景，因为恢复现代工业所需的时间取决于损失的大小，因此也影响着占领者的汲取能力。至于占领者，利伯曼发现，其限制条件是是否打算积极无情地捞回征服成本。“占领政府”的经济汲取率不可避免地低于本国政府控制时期。如果占领国不愿意强迫被占领国服从，那么汲取率将降到零。占领者必须试图通过严厉的镇压迫使被占领国屈服，尤其是被占领国民族主义情绪特别强烈的时候。
利伯曼研究得出，1937至1945年日本占领中国，维持占领的费用庞大，而从这些支离破碎的占领地区汲取财富和资源的前景暗淡，且贯穿战争之始终。中国当时现代经济部门极其不发达，以至于不能快速产生回报；其通信设施落后，以至于不能执行高压政治；民族主义力量又是如此强大，以至于日本占领者不支付巨额镇压费用就无法进行经济剥削。
从沦陷时期的镇江来看，证实了利伯曼的观点，日本人没能收回征服成本，然而原因不是缺少残酷暴力。从各项指标来看，本地经济在征服时期的生产能力低于沦陷之前。本地大部分行业要么任其崩溃，要么在补贴下开工生产。这取决于日本人的理解，对战争重要的经济部门进行补贴，其他的任其自生自灭。不可能计算出日本人占领镇江到底花了多少钱，但是有证据表明，在经济上，日本人从镇江几乎没有捞到好处。这个证明不完善，因为这章只涉及占领第一年的情况。巩固和强化征服，一年时间可能不充分。但是接下来的几年，仍没有巩固的迹象，因为《南京新报》上零零星星刊文证明，经济不稳定仍在继续。1939年7月，好几篇文章报道了镇江农村动荡不安。报纸很有把握地说，正在准备清乡，然而第二年春天的饥荒使这个地区更难获得安全了。最终于1941年夏开始“清乡”，中国士兵被派遣到农村地区，并在已“清乡”的地区构筑篱笆墙。但是士兵们白天搭起的篱笆墙，晚上就被游击队烧毁了，游击队烧毁的速度几乎与士兵们建造的速度一样快。当士兵们建造了91公里的篱笆墙时，2/3已化为灰烬。1943年3月一个更全面的计划开始执行，但是农村地区依然无法控制。由于没有足够的经费来整合农村地区的合作者，日本人无法将镇江农村地区纳入到“占领政府”的控制之下，也无法汲取农村地区的资源。只有镇江市在新政权里占有一席之地，而且合作者和反抗者一样都付出了巨大的成本。我们不知道合作者是否合算，但占领者确实不合算。
欧立德：“帝国”概念的转向及其对中国历史研究的意义
2015-12-21 沈雪晨 明清史研究资讯
编者按：12月15日，欧立德教授在清华大学做题为“帝国的转向及其对中国历史研究的意义”的演讲（The Imperial Turn and Its Meaning for Chinese History）。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仲伟民主持了本次活动，侯旭东、倪玉平等教授也来到了现场。
以The Manchu Way：The Eight Banners and Ethnic Ident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Stanford，2001)一举成名的欧立德，现任哈佛大学历史系与东亚系教授、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此次来到清华，他颇有感慨地提到费正清在1930年代初次来到中国时，也是在这座美丽的校园里第一次学习中文、深化他的中国研究的。好在今天的他已经可以用中文做演讲，而不用像前辈那样再制作一堆中文单词的卡片了。作为一个以满学、八旗研究起家的学者，欧立德所强调的清史研究中的内亚视角（Inner Asian View）、多民族文献特别是满文档案的使用，重视与其他帝国的比较研究，已成为“新清史”思潮的代表性特征。通过反思前辈们的西方中心论和“冲击--回应”模式，这一代的学者试图回到以中国为本位的思考中去，由此发掘清朝作为一个征服王朝（Conquest Dynasty），是如何完成前近代的多民族统一国家构建的。（凤凰版权稿件）
传统中国是一个帝国吗？
本次演讲的主题，源于欧立德在两年前发表于《读书》上的文章《传统中国是一个帝国吗？》，这也是他至今仍在思考的问题：既然十九世纪之前中国语言里面没有“帝国”这个词，我们有什么理由用Empire的概念去形容传统中国的政体呢？在中国本土的语汇里，原本只有“天下”、“皇帝”这样的字眼，我们把Empire用在对中国史的表述里，就类似于用“天下”的概念去概括古罗马世界，是值得讨论的。
首次把大清当做一个“帝国”，是1895年甲午战争后，李鸿章在和日本人谈判的时候。当时他面对“大日本帝国”的名称，感到不能降低国格，才用它达到一种平等的效果。有趣的是，“大清帝国”的提法很快被接受，出现在此后几年内的报纸、地图、法典中，官方还制作了一方有“帝国”字样的玉玺。当代的中国学者也已经习惯了用“帝国”去形容古代中国，甚至已经变成了一个自然而然的用法。欧立德认为，如果我们能明确帝国的定义，把“帝国”和“皇帝”两个词分开来讨论，或许对我们研究中国历史能有新的帮助。
“帝国转向”的由来与“帝国”含义的变化
在西方的研究中，首次使用“帝国”去形容中国是1920年代。此后用这个词来研究中国的案例越来越多，如果用Google Books的Ngram View做出统计图表来，就能发现它们在上世纪60年代达到巅峰，此后又有下降的趋势，直到90年代以来Empire和Imperial的提法又明显上升起来。这是由于在60年代，西方中心的、二元对立的传统帝国历史书写已经发展到极限，而直至90年代，新的“帝国转向”（Imperial Turn）才形成。
西方历史学界在近五十年来形成了多种转向，比如语言转向（Linguistic Turn）、后现代转向（Postmodern Turn）、民族转向（Ethnic Turn）等，“帝国转向”也是其中之一。在欧立德看来，这一转向使得我们对待帝国的视角和从前产生了两大区别：一是把帝国作为政治、文化体制来看待，而不是传统上重视的经济体制，它不再强调马克思主义式帝国主义经济掠夺，而重视帝国内部的文化习俗、政治传统是如何互动的；二是开始使用横向比较的研究范式，它去除了殖民母国的中心地位和文化优越性，把帝国内的各部分都看做参与全球经济、政治运行的独立分子，赋予它们较高的主体性，从而瓦解了以往的“二元对立”模型。比如英国史学家们对于研究大英帝国的历史，就开始侧重母国之外的殖民地建设活动，是如何对对本国的政治、文化产生影响的。把域外的范围纳入本国历史，大大改变了帝国的历史书写，是为后来的新帝国史（New Imperial History）。在这方面，Cooper和Burnbank的Empire in World History就是这样的典范。“帝国转向”使“帝国”这一名词被从历史的垃圾桶里捡了回来，不再代表肮脏，而有了新的解释价值。
这一转向在90年代发生，原因可能与苏联、南斯拉夫的崩溃有关，它们瓦解后的权力真空让人思考帝国控制的历史意义。2001年美国发生911事件后，国际上也意识到恐怖主义之所以滋长，就是对美帝国主义的反动。这证明帝国并非随着二战后的民族国家独立运动而消亡，两者仍并存于21世纪。
转向后的帝国产生一些新的定义，比如Ronald Suny认为，帝国的本质是它的公民生活在不平等的规则之下，而非以往认为的西方现代价值；Edward Said指出帝国的文化是复杂而多元的，它们交互影响，并非单一方向的由西方引领进步；Cooper和Burnbank则下了这样的定义：帝国包含各种不同的法律体系、历史传统、政治权威、军事阶层、边疆范围和管理机构。这些新的定义都将影响到我们观察大航海运动以来帝国主义扩张的历史，同样也可以帮助我们改变对清代历史的理解。
当我们谈论“大清帝国”的时候，我们为什么把它当做一个帝国？
回到一开始的问题，即便传统中国并非一个完整意义上的帝国，西方研究中的“帝国转向”仍然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个新的解释框架，它对于我们理解清朝作为一个多民族的统一国家的作为有很大帮助，具体说来，就是在实现帝国内部不同地理环境、人群种族、语言文字、宗教信仰的融合过程中，满族统治者作为少数族裔，到底采取了哪些策略，有什么优点，最后成就了王朝267年的成功统治呢？
这种研究具有极强的现实色彩，它可以帮助我们把过去和现在并在一起交谈，达到以史为鉴的作用。前段时间热播的《复兴之路》就是一种对盛清的记忆，以片中的标准，要复兴的辉煌不就是康乾盛世吗？“当然作为历史学家，”欧立德笑着说，“我们也希望当代世界几个大国之间的外交，不要变成像二十世纪初帝国之间那样的形式。”
清史研究中的“帝国转向”或许也可以帮助我们把中国和其他帝国的体制进行比较。欧立德认为，比较历史（Comparative History）的研究方法是很宝贵的，就算考察中国历史的内部进程，也是在做各朝代之间的比较，因此把中国放在世界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并没有什么不妥。另一方面，我们不要把中国历史当做独一无二的（Unique），你预设它是特殊到无可比较的话，我们会陷入无法与其他文明交谈的陷阱，中国历史本身的意义也就无法彰显出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