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思聪:日治时期的香港:另一种文明的“可能”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45 次 更新时间:2015-12-21 10:4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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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思聪  

   1941年12月7日。香港。

   华南影帝吴楚帆去扫杆埔香港大球场看一场足球比赛。之前他查了日程,这天是南华队与陆军队的比赛。他球技一塌糊涂,却嗜球如命。今天的球赛不出意外的话,一定会有很多球迷到来。

   可吴楚帆到达球场后,却发现扫杆埔球场寂寥惨淡,球赛改期了。

   吴楚帆满怀失落,却还不知道,这场球赛面临的是永远的延期。他转而来到中环,在告罗士打酒店点了下午茶,突然遇见了电影《风尘情侣》的编剧冯凤歌。两人闲聊一下午,一起吃完晚饭,还到娱乐戏院看了场电影。一切的气氛都有点奇怪,他也说不上来。

   两人告别后,吴楚帆乘坐天星小轮从中环回九龙。他终于发现,诡异的沉默,似乎在香港大面积复制了——平日熙来攘往的尖沙咀码头,此刻水静鹅飞,空寂萧索。仍然有人,却是街道上全副武装的英军。他们和铁马一样,整齐而漫长地排列。

   或许是后知后觉,直到此时吴楚帆才发现,这一天的经历,全是不祥。

   知己一声拜拜,远去这都市

   第二天,日本帝国进攻英属香港,“香港保卫战”自此开始。太平洋战争初期的日本,在远东所向披靡,因此这场战役并不长久。18天以后,英军溃败。

   12月25日,港督杨慕琦在半岛酒店签署降书。这片繁华的英国殖民地,至此被日本人接收。英国知己此时自身难保,一声再见,暂时远去——再过数十年,这位知己会以另一种方式,永远的离开。而此时,日军司令官酒井隆中将在三天后颁布《波集作命甲第二二五号》,并于翌日成立军政厅,香港正式进入日治时期,历时三年零八个月。

   如吴楚帆一般的一天,本是香港人生活的常态。这一点,1937年开始逃难到香港的大陆人有深刻的体会。在一些回忆录中,这些逃来香港的大陆人,发现香港生活惬意,可以容易的消磨时光。若是一家三口,习得香港人的习惯,通常会去彼时的金龙酒家、瑝羽茶室或吉祥茶楼饮茶,吃广东点心。

   在香港茶室或酒楼,随意数上一些美食,毫不费力。虾仁饺、三鲜饺、叉烧包、猪油豆沙包、蛋挞、马蹄糕、千层油糕,鸡包仔、干蒸烧麦、牛肉精丸、荷叶糯米鸡、蛋黄鱼饼、芙蓉面……再加上可以续添的各式茶饮,便可以自得其乐,虚度时光。

   在香港的大陆人,或许在1941年前,度过了此生最好的时辰。此处战乱绕道而行,贫穷也在迅速的远离,而秩序和自由正在坚实的扎根,因地制宜的生长——但日本人的到来,让一切开始变得不同。曾经的休闲生活,随着英国的告别,也剧烈摇动。

   休闲生活意味着“处于自由状态”。这种状态自然随着日本的到来而改变,因此连日本本国,此时也要求国民放弃休闲生活。

   社会的剧烈变化反映在报刊上。是年的《华侨日报》刊登了一则报道——《不能独自安闲过活》。报道记载,日治政府在公共场所与饮食店内,遍贴告示,日治政府写道,“世界正面临着最大的决战的关头,香港固不能独自安闲的过活。”

   除了报道,连载于报刊的市民小说也在讲同样的故事,虚构恰好反映了更真实的片面。发表于《华侨日报》的小说《杂碎馆》很可能在讲述彼时的真实香港——原有的社会空间重新洗牌,马路变成了商场,商场则关门闭户。大街小巷,人潮涌动,狼奔豕突,凄惶川流。朋友见面时,彼此说声安全,“已忘记了‘饮茶去’这句口头话。”

   小说《多情燕》发表在《香岛日报》,描述了贫穷卷土重来的浮世绘。阿陈本拥有为数不少的财产,可现实情况却是“破了产”,因为“十多万块钱存在香港上海银行里提不出来”。12月8日之前的阿李,出入都是乘坐汽车,在香港大酒店悠闲地吃着下午茶,而如今的阿李,则在家里喝粥充饥。

   赚着微薄稿费的诸多作家,把自身甘苦都写进小说,换来银子的同时,也换来诸多共鸣。一代影帝吴楚帆,也只能去赌场当“巡场”。经历过的香港人回忆起来,都会讲起那三年零八个月的苦日子。彼时香港不复东西洋的贸易中心,饮食男女,尽皆改观。

   尽管如此,日本政府仍不属于极权政权,它要做的并非全然破坏原有社会结构,而是“为我所用”,改造某些一直存在的生活方式,以此作为社会调剂品,缓解不断蔓延的浮世困厄。

   批准“木马”跑两天

   日治以后的香港,影帝吴楚帆再也没法看到酣畅激战的英式足球联赛。原因之一,是原有的球队都不见了。

   在战前,参加足球联赛的多是英军驻港部队。18天后,这些战士成为俘虏,英式足球成为过去式,他们曾加盟的金免多、苏皇军、三十营炮兵,都随着战败而烟消云散。剩下的华人球队,南华、东方、光华也不复从前辉煌。大型足球开始变为五人制小型足球。

   与此同时,体育活动不再是关乎爱好和观赏,而是成为“基本国策”。日治政府把香港视为国土的一部分,当然也将香港体育视为日本体育的一部分。这项发明来自于墨索里尼,他认为透过体育,可以聚集群众,宣传集体意志,控制人民思想。

   所以,在被收编的报刊上,新闻不复报道英式足球。即便是英文报章,也开始刊载“Sport in Japan”,更是把香港体育的现状也记录其中——以此为香港人介绍母国的体育活动,用体育的方式让香港人做起“日本梦”,以增加香港与日本的凝聚力。

   除此以外,体育也有消闲作用,在某种程度上,它意味着有闲阶级的存在。所以除开锻炼集体意志,自由消闲也在所难免。

   作为岛城,香港的海域从来都是市民们游泳的场所。但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香港海岸被宣布处于战时状态,海岸不再对市民开放。然而居住此城,从来离不开海水。日治政府为了维持社会稳定,也在占领香港一年以后,逐步恢复市民的低成本消闲方式——于是部分的恢复了浅水湾至大浪湾的海岸,以及十三咪至青山湾南岸。

   九龙的旺角溜冰场,以及北角丰国海水浴场的溜冰场地,成为困顿都市里,青年男女恋爱欢娱的仅存场所。那时候无聊乏味,少年人可以从上海街出去,沿着窝打老道直走,路过街市,穿过曾经的欢腾,似乎便再无处可走。而旺角溜冰场,则是少有的游乐场,那里有微妙而谨慎的幸福。

   日本政府在规训香港和维持欢娱的平衡中努力,因此如罗大佑唱的那样,“马匹一周跑两天”也是日治政府的政策。赛马并非普通人的体育运动,它与其说是大众的体育,不如说是大众的赌博——赛马意味着博彩业的继续维持。

   日治政府当然有军事层面的考虑,他们需要通过赛马提升马匹体格,而对于香港人来说,这意味着生活方式不变,意味着幻想中的歌舞升平,繁荣稳定。

   而赌博,是香港消沉社会里的兴奋剂。赌博产生愉悦兴奋,减轻抑郁、苦闷与孤独,现实在赌博时抽离意识,参与者在“刺激-愉悦-强化愉悦-成瘾”中快速循环,博彩业被重回贫困的港人视为躲避现实的乌有乡,快速致富的脱贫地。

   规训与收服的手段无处不在,过去只能由英国人管理的马会,日本人以排斥白种人为策,以符合“大东亚共荣圈”为号,将赛马交给由香港人亲自管理的“香港竞马会”。由于汽油的缺乏,港人郊游变得困难,跑马地迅速成为一个消闲的好去处。去往跑马地,除了赌博的刺激,当然也不得不被动的接受“大东亚共荣”的宣传。

   然而好景不长,日本帝国在太平洋战场上的溃败,让赛马最终变成了赛木马。没错,是真的赛木马。

   因战事、伤病、退役等因素,赛事的场数和出赛马匹数量急遽减少。1944年到1945年,单场比赛的马匹数锐减,由通常的九匹减少到五匹、四匹,甚至三匹都有。

   而由于马匹缺乏,影响了正常赛事的编排,因此日治后期的赛马活动,木马出现了。

   比赛的木马模型用相同模板制造,长约两尺,马匹漆上白色,标明记号。这样一来,“马”便多了。每场赛事增加到12匹木马参赛,头三名设有奖金。而木马的名字,则冠以那些逝世的马匹。

   现在已经很难想象木马比赛是如何的情形,但据记载,比赛形式是——“各马以铁线连贯悬垂,号令一发,各马沿铁线震荡下泄,先达决赛点为冠军。”

   这种毫无竞争可言的比赛荒诞不经,却成为孤岛上的市民聊以慰藉,赖以为生的事物。比赛仍然存在,就意味着赌博还在继续,财富还能重新分配。而在赌场找上一份工,也能够在战事不断衰败,日治政府不断紧缩的情况下,活下去。影帝吴楚帆即是如此。那时他已经没有电影可演,在场子里找了份“巡场”的工作。多年以后他回忆道——

   “闭幕的一天,赌场内外,人来人往,热闹非常。我奇怪那时候的人心为什么这样不可蠡测,尽管大家都活在危巢之下,人人都有饿死之忧,但依然有这么多人热衷于赌博,希望幸获?我觉得即使这是一种苦闷的象徵,而此种所谓娱乐也是发展得相当畸形的。”

   事实上,没有人不知道那是毫无生命、索然无味的木马,但大家都心照不宣的合作、招徕、投注、欢呼,让木马看上去真的像在奋力比赛一样。而木马的比赛如同一个隐喻,赛马是“木马”,游泳、溜冰、一切消闲皆是“木马”,它仿佛在描绘一个集体装傻的体制,人们在这里随波逐流,并不反对这个实质压迫自由、而非给予恩惠的独裁外来政权。

   所以,即便到日本帝国行将崩溃的1945年,“木马”在此城依然载歌载舞,直到大厦终于崩塌。

   把风月场所管起来

   如今的西环石塘咀,四处楼房,无论是老旧唐楼还是新式洋楼,都住满了香港大学的学生、刚刚毕业的港漂、生活此地的老港人。石塘咀市政大厦是吃大排档的不二选择。街市上透着鱼腥、肉味、果香,贩卖着比惠康、百佳等超市更便宜的食材。落日余晖通常会漫溯整个狭长的西环码头,这里是旅人与摄影师的最爱。坐在集装箱的随意一次合影,就是一张青春纪念册。总之,如今石塘咀流露的气质,是读书少年人的旧时光。

   但曾经不是如此。时针拨回“香港保卫战”之前的香港,彼时的石塘咀,全盛时期的妓院多达五十多家,妓女达到了两千多人。这是香港历史上,最纸醉金迷的塘西风月。直到港英政府在1935年主动禁娼,塘西风月才露出褪色的痕迹。但日治时期的塘西,却在日本人治理下,得到诡异的复苏和发展。

   日治政府当然不会以退为进,放之生长。如同其他所有社会领域一样,日本政府不会任由民间社会自由发展,它们都必须在国家机器的掌控之下。

   日治时期,政府采取集中管理的政策,以设立娱乐区来集中情色事业的活动范围。这种集中管理模式,在日本及其殖民地早已行之有效。在幕府时代,日本已将艺妓集中在划定町区以内,以便统一管理,而日据台湾亦采用同样的管理模式。在香港,日本移植了自己的成功经验。

   尽管在香港被日本占领后十多天,部分导游社和按摩院已经在门前挂上了“本社即日恢复营业,原日全部之源应征”的字条,但那时候日本刚刚占领香港,对香港管制并未走上正轨,因此措施尚未到来。

   数月以后,1942年2月,“香港占领地总督部”成立,香港的情色事业发展至此改变。日本政府的取态本来甚为严厉,如同对本国国民的节俭要求一样,对于香港也同样如此:

   “跳舞亦是享乐之一,亦为奢华淫逸生活之一,新香港不宜于此。所以大小舞场,遂完全不准复业。”

因此,原本复业的导游社与按摩院,全部变为了食肆、饭店和夜总会。然而,转机将在五个月后到来——得益于民间组织的存在,香港情色行业诡异的复兴了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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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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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经济观察报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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