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迅雷:从城镇化步伐看中国经济下行空间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15 次 更新时间:2015-12-20 22:4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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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迅雷  

   为何中国的城镇化进程会放缓?

   尽管中国官方还没有公布2015年的城镇化率的提升比例,但我觉得应该低于2014年。因为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从2014年的9月末到2015年9月末,新增农民工数量几乎为零。要知道,5年之前的2010年,中国农民工数量净增加1200万,创下历史最高纪录,之后每年约下降200万左右,同时,中国经济增速也开始回落。

   导致农民工数量增速减少的原因,不外乎有两个:一是,农村劳动力资源的不断减少;二是,非农就业机会的减少。但主要原因应该是前者,因为中国低端劳动力市场总体上看是供不应求。

   我曾在2012年发表《中国还有多少农村劳动力可向城市转移》一文,发现中国农村从事第一产业的劳动力数量大约被多算了8000万左右——这实际上意味着国家统计局低估了城镇化率水平。简单推算,目前的城镇化率应该在60%左右,而不是54%。而我对中国城镇化率被低估的更早质疑,是在第六次人口普查结果公布之前,事实上,当普查结果公布之后,国家统计局就上调了城镇化率,但上调之后仍然低估。正是基于这一逻辑,中国的城镇化已经步入后期,城镇化过程对经济的拉动作用不应过于乐观。

   城镇化进程的放缓还与中国的公共服务滞后于经济增长有关。如医疗、教育、养老等公共服务对于本地户籍与非本地户籍人口存在较大差距,这就导致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推进迟缓。尽管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口号早就提出来了,但过去为了追求经济高增长,在社会福利方面的投入长期不足,欠账太多,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的大部分成本需要农民自身来承担。据国家统计局提供的数据,进城农民自住购房的比例不足农民工数量的1%。因此,当中国经济的债务负担变得越来越重的时候,再要增加公共服务方面的投入,补偿历史欠账,就显得遥遥无期了。随着第一代农民工步入老龄化,在城里难以长期安居养老,必然会选择返乡。

   经济增长就是人口现象

   最近,中国政府提出“供给侧结构改革”的口号,旨在让经济获得长期增长的动力,这与过去侧重于通过刺激需来稳增长的思路有明显的不同。这一提法完全正确,它有利于改善经济结构,缓解社会矛盾。但必须看到,中国过去经济高增长的诸多因素中,有很大一部分来自非体制性因素,如人口红利、人口流动和勤勉偏好等。如今,人口红利几乎已经用尽,代表勤勉程度的劳动参与率也在下降,同时,人口的流动性在不断减弱。

   首先,中国经济增长的负面因素来自于人口老龄化。自2012年起,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开始减少,并且每年减少二三百万,这直接导致劳动力成本的上升。目前印度已经取代中国成为FDI的第一大国,中国本土的不少制造业也在向海外转移,制造业投资出现增速回落。而且,随着人口老龄化,购房购车的主力群体(24-45岁)的人数也出现回落,这就进一步拉低了房地产投资增速和大宗原材料价格。

   其次,人口流动速度开始下降,也就是城镇化进程的放缓。由于人口流动是提供城市劳动力的主要手段,而随着农村劳动力数量的减少,以及城市生活成本的提高,农村转移人口也逐年减少,这也对拉动GDP的三驾马车——投资、消费和出口都带来不利影响。

   第三,随着居民财产性收入的不断增加,食利者阶层数量增加,表现为劳动参与率的下降,尤其以女性更为明显,已经从90年代初的71%降至目前的63%。目前,低端劳动力市场总体看是供不应求,如上海2015年上半年的餐厅服务员的供需比例是1:9(见人社部网站),这也进一步导致了社会投资回报率的下降。

   由于目前的人口格局是长期形成的结果,不是短时间内可以改变的。如日本与韩国目前都已经步入人口危机,生育率大幅下降,未来唯一的出路就是依靠移民。同样,中国实施新的全面二孩政策,也就是要到2050年才能实现新增劳动力3000万的目标,远水不解近渴。中国目前的生育率水平是1.4-1.5,不仅大大低于全球2.5的水平,而且比发达国家平均1.7的水平还低。

   因此,劳动人口减少、人口流动减弱、劳动参与率的下降等三大人口现象已经给经济带来压力。从2012年开始,中国经济增速下行的速度加快,这与中国同年起劳动年龄人口开始减少完全一致。尤其是25-44岁这一主力消费人群的数量也开始下降,这意味着他们作为购车和购房主力,其消费需求开始下降,导致房地产和汽车业的投资减速,进而又使得上游原材料行业出现需求不足和产能过剩,这一现象已经越演越烈了。

   2016年经济增速仍将处在探底之中

   城镇化是经济发展的结果,是劳动力作为生产要素寻求与资本和技术这两大要素的最佳匹配而出现的人口流动现象。尽管我们不能认为城镇化步伐放慢是经济下行的原因,但应该承认彼此之间的相关性还是比较密切的。

   观察日本、德国和韩国三个国家的经济从高速增长期转为中速增长期过程中城市化率的变化,同样也可以得到相关性较大的结论。如日本经济平均增速从1946-73年9.4%降至1974-83年的3.7%过程中,城市化率的平均增速,也从1%左右降至0.32%;德国经济平均增速从1950-69年7.9%降至1970-79年的3.1%过程中,城市化率的平均增速,也从1%左右降至0.16%;韩国经济平均增速从1953-95年的8%降至1996-2008年的4.6%过程中,城市化率的平均增速,也从1.3%降至0.25%。

   中国城镇化率的增速估计从2015年开始出现显著的回落,与之相对应的,是中国第二产业的增加值占比从2013年起,低于第三产业的增加值。而比较一下日、德、韩三国国家,它们也是在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显著下降的过程中,经济出现了减速。这也大致上可以说,第三产业占比越高,经济减速越快。而中国恰恰进入了这样一个拐点,且现在仍处在拐点刚形成不久的阶段,若要在2016年完成探底过程,似乎为时尚早。人口红利期结束、城镇化步入后期、重化工业化后期等这些因素都是无法改变的,这就决定了本轮经济下台阶的不可逆性。

   那么,目前提出供给侧改革的思路,虽然不能改变人口格局,但是否可以通过改善供给来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比如说国企改革、简政放权、土改或减税等来释放经济活力?

   答案是当然可以。不过,要有一些基本理念上的认识:首先,经济下行的趋势一旦形成就很难逆转,就像经济上行的趋势一样。改革的目标是改善结构,未必能让经济增速加快,这就像经济增速加快也不是靠改革来促成的一样。其次,供给侧改革是为经济增长创造长期动力,而不是刺激短期增长。第三,要充分认识到改革的艰巨性,因为供给侧改革的所有内容,过去都曾经多次提出过,有些改革也曾实施过,如国企改革至少经历过三轮,但成效并不显著。如今的经济结构问题,正是由于诸多方面的改革多年来不能推进导致的,这些滞后的改革往往是难啃的骨头,过去啃不了,今后就一定能啃下来吗?

   从日、德、韩经济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速增长后,其增速几乎都下降了一半或一半以上。中国过去30年中GDP的平均增速在10%,若按减半增长,就应该到5%左右。但目前仍在7%左右,即便步入中速增长后的平均增速为6%左右,那也不排除底部低于6%的可能。那么,按照经济下行的势头,2016年经济增速应该比15年更低些,但相信政府会继续采取逆周期的刺激需求举措,如继续降准降息,将财政赤字率提升至3%,同时,实施减税政策等。因此,经济增速的下行也应该是缓速过程。这就意味着16年经济会是多年来最困难的一年,但可能仍未见底。

   高杠杆和泡沫化背景下的结构分化

   2015年股市出现了大起大落,但并未对金融机构造成重大伤害,15年仍成为券商这么多年来盈利最高的一年。但是,从总体看,A股估值偏高问题依然存在,如所有A股市盈率的中位数为98倍(TTM)左右,尽管融资杠杆率已经大幅下降。此外,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要逐步解决高杠杆、泡沫化问题,但观察一下房地产市场、非金融企业、地方政府等各大经济部门,就会发现高杠杆和泡沫化问题不仅没有消减,反而进一步扩大。尽管这些经济体的泡沫不至于马上破灭,但如果一直持续不破,必然会拖累经济。

   不过,经济的回落还是挡不住新经济的躁动,如消费升级之下,传统的吃住行比重在下降,而交通通信、文教娱乐、医疗保健等新的消费比重在上升,这带动了一批与之相关的行业崛起。所以,中国经济下行中,传统行业在衰落,但新兴行业在崛起;重资产行业产能过剩,并伴随着以信贷为主业的银行业的风险和经营压力增大,而轻资产行业的高增长,需要利用资本市场来融资,带动了非银金融行业的繁荣。同时,城镇化虽然步入后期,但大城市化还方兴未艾。于是就出现了房地产行业总体过剩下的超大城市房价暴涨的奇特现象。

   这或许就叫经济转型,而伴随着经济下行的转型过程,中国所面临的问题居然不是就业问题,而是如何解决经济结构扭曲带来了种种矛盾,却又不敢戳破泡沫而让经济遭受系统性风险。于是,2016年注定要对各种泡沫悉心维护,避免破灭而导致金融危机;同时,又要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来化解各种矛盾。

   因此,16年经济政策的一个亮点估计就是,要让居民加杠杆来刺激消费,因为目前杠杆率低的就只剩居民部门了。但就怕给穷人加杠杆,因为目前只有农民工对住房有巨大需求,可以解决房地产过剩问题,但一旦有了杠杆,则其风险将与美国08年的次贷危机十分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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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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