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宪:文学理论范式:现代和后现代的转换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73 次 更新时间:2015-12-17 18:2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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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形态批判的理论具有某种振聋发聩的去魅功能。正是在这种去魅化的意识形态分析中,文学被还原其本来面目,政治群体和利益集团的文学政治属性暴露无遗。

   第六,从文学研究基本工作文本解释来看,有一个从解释向“过度解释”的变迁。

   文学研究的主要任务就是对文学文本(或相关问题)的意义解释。但是,在解释问题层面所表现出来的争议,远远地超出了解释本身而触及到认识论、知识生产和文化资本等诸多问题。艾柯提出的“解释与过度解释”说法,传神地描述了从现代范式到后现代范式的激进转型。种种现代理论范式多主张客观的、甚至唯一的解释的目标,因此文学解释要有明晰的边界,要确立严格的解释规则,或是主张文本意义根源于作者意图,或是认定文本意义就在页面的词语中。与此相反,主张“过度解释”的多半是解构主义的或后现代的范式,它不是强调文本解释的边界并不存在,就是强调解释不应只限于文本,还应关注文本的使用,或其文本产生的复杂社会体制等。更有趣的问题在于是否允许“过度解释”?这个问题不只是一个文学解释本身的理论问题,而是关乎学术民主或文化资本公平分配的问题。因为只有一种客观解释的理论实际上会演变成学者权威的文化资本,它阻止了新一代学者进入文学解释的市场,剥夺了他们创新解释的权利,最终会导致文学研究中的文化资本垄断。看来,解释与过度解释的争论已经超越了文学文本自身而进入了文学研究的学术政治领域。

   第七,从文学理论的思维逻辑来看,有一个从同一性逻辑向差异性逻辑的转变。

   如前所述,启蒙精神的基本观念之一就是理性基础上的普遍主义和根基主义,相信真理和理性是普遍适用的。因此,这种普遍主义便逐渐发展成为关于文学价值的普适观念,其极端形式便是一种同一性思维。同一性思维的典型特正在于消除差异和矛盾,以概念或价值的统一性为诉求,因而构成一元的价值观和文化的权威性,这就形成排挤差异的同一性文化暴力。后现代的文学思考则反其道而行之,它彻底摒弃了这种同一性的逻辑,采用一种差异性的逻辑来看待文学,因此,一把尺子来量万物的做法变成了多把尺子来丈量。那些曾经不可怀疑的普适价值和观念也就变得令人可疑了,从本雅明的星丛观念到阿多诺的辩证思维,从德里达对中心化结构的解构到德勒兹的茎块概念和差异说,从女性主义到后殖民主义,差异性逻辑成为一种文学研究新的“思考和感觉方式”。也许正是差异性逻辑的作用,诸如他者、认同、性别、国族、族群、自然、生态、动物等许多差异性概念流行起来。文学理论越来越关注的问题就是地方性的小叙事如何去表征和获得自身的文化权益。

   第八,从文学表征来看,有一个从表现揭示普遍人性向强调身份/认同的转变。

   现代文学理论的哲学根据是自由人文主义,其中关于人性是普遍性和永恒性的理念可谓影响深远。自文艺复兴以来一直到当代,文学的价值相当程度上被视作对普遍永恒人性的揭示,这一点在那些文学经典杰作的解释中最为突出。然而,后现代思潮的出现,在质疑这一观念的同时提出了身份/认同问题,随着全球化和文化混杂日益显著,身份/认同的危机不可避免,这一危机又与表征的危机相互纠缠。身份/认同在当代文学理论视域中的凸现,有力地揭示了文学作为地方性小叙事的文化政治功能,它成为表达不同社会群体文化权益的一个重要手段。进一步,身份/认同问题的凸显有一个从固定不变人性的现代性理解,向不断变化和主动建构的后现代性理解的转变。于是,作为身份/认同建构的路径,重要的不再是文学表征了什么样的身份/认同,而是建构了什么样的身份/认同的可能性。如霍尔所指出的那样,关键不再是“我是谁”,而是“我会成为谁”。

   第九,从文学史的经典阐释来看,有一个从审美理想主义向政治实用主义的发展。

   文学史研究在20世纪也经历了大转型,一个极具有争议性的问题是如何看待历史上形成的文学经典。由于对经典的看法冲突抵牾,形成了两种针锋相对的经典观,或者更准确地说,形成了经典维护派和颠覆派两大阵营,其争论、批判和对抗遂演变成为一场狼烟四起的“文化战争”。经典维护派恪守文学经典的普适价值和审美趣味,强调经典的既是历史的时间选择,也是文学披沙拣金的积淀产物。因此,经典是无可比拟的,是一个文化中最为宝贵的东西。较之于维护派,颠覆派完全采用了一种解构性的思路来解释经典的形成。他们认为所谓经典,说穿了不过是占据统治地位的统治阶级意识形态功能而已,即是说,经典的形成完全是某种人为的选择过程,其选择的标准表面上看是文学的普适价值和审美特质,但暗含的标准乃是“垂死的欧洲白人男性作家”的审美趣味和文化价值。因此,对文学经典的反思、批判和颠覆,最终将经典形成还原为某种刻意的人为性和特定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进而为那些在社会文化中处于边缘的、被压迫的和非主流的社会群体建构自己的经典,提供强有力的理论合法化论证和实践策略。经典的经典性从合法到不合法,从自然形成到人为的意识形态选择,这一深刻的转型为不同社会群体建构自己的经典提供了新的可能性。

   超越现代与后现代的分野

   以上九个问题彰显了20世纪文学理论如何从现代范式转向后现代范式。今天,我们反思文学理论现代与后现代的纷争,考量两种范式的嬗变,一个棘手的问题是如何超越两者的对立而达致新的理论建构。

   首先,比较起来,现代范式更是一个“立”的过程,它为文学理论奠定了诸多基本观念和价值规范;而后现代范式更具“破”的冲动,恰如解构(deconstruction)这个概念所具有的“破坏”或“瓦解”意味那样。如果说现代范式有点专断和霸道,它忽略了许多差异性文学及其地方性价值的话,那么,后现代在质疑和颠覆现代范式时往往只破不立,虽然带来了新的理解和解释,但从根本上看有隐含了落入相对主义和差异性小叙事窠臼而难以自拔的危险。因此,寻找新的基点来反思现代/后现代的局限,就成了今天理论发展的关键所在。

   其次,在注意到现代/后现代的二元纷争的同时,不能简单化地理解这一范式的冲突。人文知识演变绝不是简单的线性取代关系,而是更为复杂的隐性叠加和交错关系。所以后现代范式的出现并不意味着现代范式销声匿迹。毋宁说,后现代范式的出现一方面导致了现代范式的激烈辩争,另一方面又导致了对现代范式的反思和修正。我们对两种范式的分析乃是一种韦伯“理想型”的抽象概括,还需要注意其间存在着许多相互交错纠结的中间理论形态及其范式。也许这些中间形态对于如何消弭现代/后现代的范式对立最具启发性。

   最后,如何在后现代之后重建文学理论是一个相当迫切的问题。虽有人主张后现代已经“终结”,但是严肃地看,后现代范式对现代范式的批判、颠覆和解构并不是一个毫无意义的事情;另一方面,现代范式也没有因为后现代的激烈颠覆而销声匿迹。对于文学理论的建设来说,重要的不是去评判某种范式的优劣高下,而是通过理论范式从现代到后现代的转变,通过两种范式的参照性分析,找出文学理论未来发展的路向。“后理论”采取了一种更冷静和更开放的思路,更加宽容和多元地对待两种范式曾经有过的激烈较量。这就促使我们思考一个比现代和后现代争论更为迫切的问题:如何超越现代与后现代的对峙?如何为文学理论的这种超越找寻到一条或多条发展路径?显然,这些问题的解决要比分析现代和后现代范式转型的更为棘手,也更为复杂。

   注释:

   ①See Karl Polanyi,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New York: Beacon, 2001.

   ②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4页。

   ③以美国为例,根据格拉夫的看法,美国专业化的文学研究进程始于1875年,从这一年到1915年为美国文学理论研究的早期阶段,新大学的建立和文学系的出现就在这个时期;第二阶段是所谓“学者对批评家”阶段,时间跨度是1915年到1950年;第三阶段与前有所交错,从1940年到1965年,是第二个“学者对批评家”阶段;最近的一个阶段是1965年以来,格拉夫名之为“理论问题”阶段,“传统对理论”构成了这一时期的主题。参见Gerald Graff, Professing Literature: An Institutional Histor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7。欧洲情况也大致如此。专业、学科、文学教育、学术杂志、学术会议、学术著作、学会、大学出版社等等,正是这些现代体制建构了我们今天意义上的文学理论。

   ④Stuart Hall and Bram Gieben, eds., Formations of Modernity, Cambridge: Polity, 1992, p.6.

   ⑤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1页。

   ⑥Albrecht Wellmer, The Persistence of Modernity, Cambridge: MIT, 1991, p.vii.

   ⑦福柯:《何谓启蒙?》,杜小真编:《福柯集》,上海远东出版社1998年版,第534页。

   ⑧Peter Hamilton, "The Enlightenment and the Birth of Social Science", Stuart Hall and Bram Gieben, eds., Formations of Modernity, Cambridge: Polity, 1992, pp.21-22.

   ⑨参见卡林内斯库《现代性,现代主义,现代化》,卡林内斯库:《现代性的五副面孔》,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霍勒伯《现代主义,现代性,现代化》,周宪编译:《激进的美学锋芒》,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⑩伊格尔顿:《后现代主义的幻象》,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1—2页。

   (11)参见利奥塔《后现代状态》,三联书店1997年版。

   (12)威尔什:《我们后现代的现代》,赵一凡等译:《后现代主义》,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7页。

   (13)Lawrence Kahoone, ed., From Modernism to Postmodernism, Oxford: Blackwell, 1996, pp.14-16.

   (14)伊瑟尔:《怎样做理论》,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4页。

   (15)(16)(17)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58—159、164、157页。

   (18)参见周宪《审美现代性批判》,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十一章。

   (19)John Mowitt, Text: The Genealogy of an Antidisciplinary Object,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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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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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南京社会科学》2012年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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