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戈:共和主义宪制的西塞罗表述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22 次 更新时间:2015-12-17 14:26: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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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戈  

   题记:“西塞罗不仅比肩于瓦罗、塞涅卡和圣奥古斯丁,是罗马最多产的哲学家之一;他还跻身于凯撒、庞培和奥古斯都之列,是罗马最有影响力的政治家之一。”[1]

   一、引论

   现代自由主义政治思想视国家为“必要的恶”,因此作为立国之基的宪法以限制国家权力为首务。这种国家观是启蒙运动以来的产物。在古典政治思想中,国家是基本的善,是使人类这种“政治动物”得以培育美德、发展文明的基础条件。因此,古典共和主义宪制以确保国家不被派系利益所把持并服务于政治共同体的公共福祉为关注点。自1911年走向共和以来,中国曾经试过各种宪法模式,而自由主义的政治理念却始终与中国民众的社会心理和政治精英的强国野心格格不入。在遍尝了各种激进主义酿成的苦果之后,寻求政治的“新常态”己成为政治精英和民众的共同追求。此时,我们有必要放慢追逐“世界潮流”的脚步,收拾心浮气躁的心灵,品味一下古典宪制的陈年佳酿,或许可以为中国的政治未来找到另一种可能性。

   与这两种国家观相伴随的是两种关于“理性”的观念。古典共和主义者认为,理性本身是合乎自然的、神性的,因此也是向善的。尽管理性可能会受挫于激情、机遇和情势,但它独立于这些偶然因素的品格却是清晰可辨的。当代政治哲学的主流则认为,理性是形式的和工具性的,既可以服务于善,也可以服务于恶。对理性之恶的防范是运用理性来进行“制度设计”的目的之一。由于其独特的理性观,古典共和主义者强调人在宪制中的重要性,选择正确的人去管理国家是最重要的事情。同时,它重视教育在国家建设中的重要作用,人人在接受恰当的理性教育之后都可以为圣贤,但在此之前,需要由圣贤来治理国家。现代政治思想则认为,人在理性上都是平等的,这种平等可以化约为一人一票的选举政治。由此引出了列奥?施特劳斯的评论:现代民主是以上就下的向下运动,政治成了测度、掌控和操弄民意的艺术。而古代共和是以上带下的向上运动,强调圣贤对民众的引导作用。[2]显而易见,这种意义上的西方古典政治思想与中国儒家政治思想的核心要义是不谋而合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古典共和主义思想和儒家思想一样,既包含了政治哲学,也包含着道德哲学和教育理论;而现代自由主义政治思想则认为,政治和教育是可分而且应当分离的。虽然我们可以不同意这种古典思想中的等级意识,但其中对教养因素的重视却是值得品味和借鉴的。

   本文从共和主义鼻祖西塞罗的著述入手,解析古典共和思想中包含的核心要素。不论是以公元前44年凯撒被任命为永久独裁者为标志,还是以公元前27年1月16日屋大维被授予“奥古斯都”(Augustus)荣誉称号为象征,罗马共和国在存续了近五百年之后最终于公元前1世纪后期走向帝制。在周边国家大多奉行君主专制的时代,一个共和国为何能够存续近5个世纪,并且逐渐征服四邻,确立在地中海区域的霸权,这是一个不断激发史学家和政治学家学术兴趣和灵感的问题。早在公元前2世纪,希腊史学家波利比乌斯(Polybius of Megalopolis)就提出了一个类似当代“法律与发展”或“制度经济学”学者常提的那种问题:“世上有谁会如此心胸狭隘或者缺乏智识好奇心,以至于不想知道一个史无前例的事件的原因:一个国家,也就是罗马共和国,是如何以及借助何种政治制度在短短53年的时间里征服了差不多整个已知世界?”[3]在他所著的《历史》中,整个第6卷都在讨论罗马的独特宪法,也就是糅合了君主制、贵族制和民主制因素的“混合宪制”,是如何帮助罗马实现社会稳定、经济繁荣和军事强盛的。[4]西塞罗是活跃在公元前1世纪的共和国公民、政治家和思想家,他以自己的政治和学术活动来捍卫他所信奉的共和主义价值,甚至为此牺牲了自己的生命。但这是因为时势已经背他而去,并不因此而使他的思想的价值有所降低。时过境迁,在各式“共和国”遍布全球的今天,重温西塞罗这位“共和主义”鼻祖的学思对我们大有裨益。

   二、什么是“共和国”

   西塞罗不仅是罗马共和国宪制的最卓越阐释者,而且是整个西方共和主义传统的鼻祖。实际上,如今印欧语系中的“共和国”一词,比如法语中的Ripublique,德语中的Republik,英语中的Republic,都来自于西塞罗对希腊语中 politeia (πολιτεια)一词的拉丁文翻译 respublica以及他对这一概念的哲学阐释。Res publica一词并非西塞罗的创造。在他写作《论共和国》一书之前,这个词的用法极其复杂多样。它的直接含义是“公共之物”,但也可以指“公共活动”、“公共事务”、“公共利益”、“社会”(作为公共活动的主要场所以及公共利益的主要受益者)和“共同体”(由公民civitas或人民populus组成)。[5]西塞罗率先用这一术语来对应桕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politeia概念,并给这一术语下了明确的定义:“共和国乃是人民的事业(Res Populi),但人民不是人们某种随意聚合的集合体,而是许多人基于正义观的一致和利益上的伙伴关系而形成的共同体。”[6]此外,西塞罗还为共和主义政治哲学和法律哲学提供了一系列拉丁术语,包括刚毅(virtus)、素质(qualitas)、诚信(tides)、仁义(humanitsas)、光荣(gloria)、和谐(concordia)、精神(animus)、理想统治者(princeps)、文雅(decorum)、幸福(beatitude)、权威(auctoritas)、品格(moralis)、荣誉(honestas)和义务(officium)等。[7]

   从这一定义出发,西塞罗本人以及后世的学者们归纳和引申出了共和国的若干基本要素:

   首先,共和国是人民共有之物,而不是一人或若干人的私产。这意味着它是一种“被统治者也有份参与的政府形式”,有别于君主制或僭主制,但包含贵族共和(贵族制)与平民共和(民主制)两种形态。共和制的基本要求是全体公民在国家事务中有休戚与共的利益关联。因此,公务活动的公开性、透明性和公众的参与都是题中应有之义。[8]一个共和国应该能够保障公民的自由、财产和生命,并追求共同善。

   其次,“并非任何一群人以任何方式的结合都可以称为人民,人民是依以下两项原则形成的一种共同体:(1)对何为正义形成共识;(2)分享利益。”[9]这个共同体的纽带是对同胞的正义与慷慨(beneficentia)。[10]这种观点并非西塞罗独创,而是来自于他对古希腊哲学的学习和接受。从普罗塔格拉到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希腊哲学家大多将正义理解为城邦的基础,并认为城邦有责任教育公民变得正义,即毋害他人,只拿自己应得的东西。[11]值得注意的是,正义在古希腊和罗马主要是指一种个人美德,是与节制、审慎、坚毅相并列的四大美德之一,而不像罗尔斯所代表的现代自由主义政治哲学所理解的那样是“政治制度的第一原则”。

   第三,这个共同体不仅是当代人选择和行动的结果,而且是以往和将来的成员不断努力的成果。正如西塞罗所言:“我们的国家的存在不是靠一个人的智慧,而是靠许多人的智慧,不是由一代人,而是经过数个世纪,由数代人建立的。”[12]因此,当代人不可轻易推翻现行的制度和法律,而是要在“祖宗之法”的基础上循序渐进地改变,以实现更完善的政治生活。《论共和国》第五章的序言里写道:“罗马共和国牢固地建立在古老习惯和强人之上(moribus antiquis res stat romana virisque)”。这一论断充分展示出西塞罗思想的保守主义品格。

   第四,由于共和国是人民共有之物,其存在是为了公共利益,所以,它最大的敌人是把个人野心和私利看得比公共利益更重的政客,如凯撒和安东尼。他写道:“因此谁会说这是一个人民之国,即一个共和国,如果全体公民受一个人的残暴所制,抑或没有统一的正义纽带或一群人之间的合意与联合(这正是人民的定义)?”[13]在他看来,暴君和野心家是共和国的敌人,人人得而诛之。在支持刺杀凯撒的布鲁特斯和凯希乌斯采取非常手段抗击“专制余孽”多拉贝拉(Dolabella)部队的时候,西塞罗写道:“朱庇特已谕示:所有旨在确保共和国安全的手段都是合法的和正当的。因为法律(lex)不外乎是来自于诸神的正确理性(ratio),它命令人们行正直之事,并禁止相反的事情。”[14]为了国家的安全,共和卫士可以采取非常手段,不必受法律形式的约束,而只需在事后向元老院和人民作个交代。这也正是西塞罗在卡提林事件中所坚持的立场。德国法学家卡尔•施密特对无力保护自身的魏玛共和制度的批评,无疑是受了罗马共和思想的影响。

   第五,西塞罗认为,立法的恰当疆域是公共利益(res publica),用事先制定的法律规则来保护公共利益,可以防止这种利益为武断的权力意志所侵凌。诚然,私人利益(res privata)于公共讨论之后在法律中所获得的领域也值得公权保护。[15]但西塞罗区分了人民的福祉(populi utilitas)和人民的意志(populi voluntas),认为公共利益以前者而不是后者为准,因为“傻子的选票”也不能改变正义的自然法则。[16]

   第六,西塞罗虽然强调共和国归人民所有,但这里的人民是超越具体时空的理想概念,而不是某时某地生活在罗马的具体个人。这样的人民概念旨在帮助具备美德的政治家来判断公共利益,制定有利于国家长远发展的政策。对于具体的人民,西塞罗是保有怀疑态度的。他认为,如果人民缺乏美德,他们就变得十分危险,暴民之害甚于暴君。他认为,民意是流变不居、反复无常的:“以为一切基于意见,而非自然,这是愚蠢人的想法。”[17]法律不能随民意而变,必须本乎“自然”:“要是法是由人民的法令、统治者的决定、法官们的判决确立的,那么便会存在抢劫法、通奸法、提供伪遗嘱法,只要这些法能由人民的投票或决议获得通过。”[18]

   第七,共和与法治是一对相依相伴的概念,既然共和意味着避免暴君出于私意的权力滥用,而权威和秩序又必不可少,那只能以法律的权威取代个别人的权威。于是西塞罗写下了这句后半段被人广为引用的名言:“法律的执行者是行政官员,法律的解释者是法官;最后,我们都是法律的奴隶,目的却是为了保有自由。”[19]

   第八,自由是共和国所要保障的核心价值。因为“所有命运掌握在别人手中的人都会更多地为手握权柄的人考虑,更多地揣度他们将做什么,而不是自己必须做什么。”[20]因此,在一个自由得不到保障的社会,以自主选择和自主决断为表现形式的公民美德便无从培育和生长,民众会沦为奴颜婢膝的仆役。而公正的司法是保障自由的必要制度设置:“要是在这个法庭上审判案件的标准是权势的衡量,而不是事实真相的衡量,那么神圣与纯洁在这个国家确实已经不复存在,法官的权威和正直也不足以给卑微的公民提供任何安慰。”[21]

最后,为了解决在危急时刻挽救共和国的非常权力与日常政治中的法治原则之间的矛盾,西塞罗发明了一个概念,叫做“导师”(tutor)或“舵手”(rector),他处在宪法框架之外,平时并不参与日常行政管理和国家事务,但却在关键时刻发挥力挽狂澜、把握国家发展方向的作用:“一个善良、智慧、深知公民的利益和尊严,有如公民的教导者和公共利益保护者的人。要知道,我们应该称这样一位人士为首脑或舵手。你们应该做到能够识别谁是这样的人,因为正是这样的人能够用自己的智慧和行动保卫国家。”[22]这种设想显得过于理想化,但的确暴露出法治本身所面临的困境:在面对战争、内乱、饥荒、自然灾难等非常事态的时候,人们对能够解决实际问题的强人的期待便会超过对形式正义的渴望,法治往往不能保卫自身。西塞罗用一句话很好地概括了这种状态:“战时法无声(Silent enim leges inter arma)”。(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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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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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法律评论》2015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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