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慧:嫉妒与“感知的不平等”

——对“红眼病”和“仇富心态”官方话语的研究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50 次 更新时间:2015-12-16 14:3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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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慧  
别人就被剥夺了原本属于他们的机会。因此,不管是哪种“资源”的被获得都会被视作是对整个社区的威胁(Foster,1967:305)。尽管如果考虑到农村共同体之外的因素影响(比如雇佣劳动),系统并不是完全封闭的;而且,也许某人获得利益并不必然要剥夺其他人的机会,但是任何人条件的改善还是很容易引起那些自认为不那么好运的人的嫉妒。在这里,“图景”的概念很重要,这种脑中形成的“有限资源”和“必然被剥夺”的状态对嫉妒的产生尤为重要。与舒特强调被困住和无能为力的分析不同,福斯特转而强调了“被别人剥夺的感觉”对嫉妒产生的重要作用,而且这种感觉是在长期的农民社会中形成的,并不会因为条件的改善而很快改变。

   需要注意的是,正如舍克(Schoeck)所论述的,并不是在一个极端平等的社会里嫉妒就不存在了(伍德伯恩的例子也说明了这一点)。他指出,从某种程度上,平等或不平等在事实上并没有对嫉妒的多少产生影响,因为就算在一个所谓的“好社会”或一个彻底的“公正社会”中,人们不可避免还是会发现一些新的东西去嫉妒。比如,“就算生活在一个我们不仅穿同样的衣服,甚至长着相同面孔的乌托邦社会,一个人还是会因为一些想象出来的内心的感觉而嫉妒,即使在一个平等主义的外壳下,人们还是有他们自己的看法和情感”(Schoeck,1966:11)。也就是说,在嫉妒发生这件事上,被感知的不平等、比较出来的不平等(comparable inequality)甚至想象出来的不平等都可能比实际上的不平等作用更大。如前所述,在与嫉妒相关的“感知的不平等”里,不同社会背景下对平等的期待,别人的强势以及自己的弱势是否应得(自身的无力感以及与他人相关的被剥夺感),是否可得的希望都是考量感知的不平等的重要因素。这些内容的变化也会影响嫉妒的产生以及破坏力量的强弱。

   “眼红”与“仇富”的社会背景

   中国在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型过程中,无论从居民收入还是城乡差距上都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快速变化,尤其是在1985年之后。当城市改革开启后,改革的重心由农村转向了城市,城乡收入差距也进而迅速加大。城乡居民的基尼系数在1978年分别是0.16和0.23,到了1989年成了0.23和0.3。城市居民的基尼系数1999年超过了0.3,到2000年超过了0.35(Feng,2004:28-29)。城乡差距的原因是复杂的,可能包括资源禀赋、历史遗产、经济结构、政府政策和市场化程度等因素的影响。其他的一些因素,包括制度体系、司法体系、个体差异和经济发展也不可避免地造成影响。无论如何,不平等的这个事实对于无论学者还是普通人都是再明显不过(Feng,2004:30)。艾什(Ash)说道“讽刺的是,中国近年来的发展大规模地消除了赤贫,经济改革也普遍提升了物质消费水平,但是还存在前所未有的社会和经济不满”。有人主张这和“对经济地位感知的变化”有很大关系,“从惦记绝对的富足到关心相对的富足”(Ash,2006:179)。

   一项关于中国反贫困工作进展的研究表明,虽然整体进步巨大,但是仍然很不均衡。不平等整体上在增加,虽然不是持续增加,但一些时期会比其他时期更大(Ravallion和Chen,2007:1-2)。孙立平的分析指出,正是与市场经济相配套的利益均衡机制(宏观调控、再分配、社会福利、税收等有效政策)没有建立起来,利益集团分配失衡,财富两极分化的趋势才日益严重(孙立平,2007)。可以确定的是,除了在改革开放初期出现的短暂的更为平等的趋势之外,收入差距、城乡差距、地域差距、行业差距等等引发的分化在不断扩大。与之相伴的是,1980年代早期正是1978年经济改革刚发起之后,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变迁,也是从平等主义社会向“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社会的变迁;到2000年,改革已经进行了20年,一小部分人创造并积累了大量的财富,“先富”与“后富”出现矛盾,这也是红眼病和仇富心态所对应的社会现实。

   红眼病

   据《中国青年报》报道:唐山市开滦矿务局精神文明标兵、二十一岁的女青年庄炎,因经不住周围一些人流言蜚语的围攻,服毒自尽(未遂)。她本是某矿医院的一个护理员,在默默无闻中做了大量别人做不来也不想做的好事,受到患者的敬爱,群众的好评。《开滦矿工报》报道了她的先进事迹,这便使得她所在单位的一些有“斜眼病”的人感到不快。庄炎因承受不了这种毁谤而服毒自尽时,歪曲仍在升级,邪说越说越邪。

   有“斜眼病”的人看人看事确实是很邪的。他们可以把“正”看成“歪”,把“是”看成“非”,随意歪曲事物的本来面目,以邪气杀人为快。此类“斜眼病”的根源在于嫉妒。这种病态心理一旦形成,邪念则油然而生,那就是:忌恨一切比自己美好的东西。我不具备的你有了,我就千方百计地诋毁你,让你不得安宁。

   人民日报,1985

   这篇文章论证了红眼病、斜眼病即为恶意的嫉妒,严重的时候还能引发破坏性的行动。嫉妒还可能仅仅表现在个人的痛苦的感觉,而眼红往往还涉及攻击他人的持续隐患⑤,包括造谣、诽谤、歪曲事实甚至导致别人自杀。“嫉妒”常常被比喻成既伤人又伤己的“双刃剑”。而且,如一篇文章中所说的,“嫉妒是人的一种不良心理,发作起来,就会对事业上有成就的人散布流言蜚语,甚至去诬告他”。⑥在上世纪80年代,事业有成的人显然是恶意嫉妒攻击的目标。报纸上报道了各种各样的案例,讲述改革之后当一些人以改革之前意料不到的方式致富或成功时,就会招致一些眼红。

   党的政策调动了亿万农民的积极性,许多农民开始富裕起来。可是,社会上流行了一种“眼红病”。有看别人富裕眼红的,开始富裕起来的人也怕别人眼红。治疗“眼红病”,首先要使患这种病的人懂得:现在农村中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与旧社会的“一家富,千家怨”有着本质区别。

   那时,少数一些人是靠剥削或损害多数人的利益而富的。今天,一部分人是在党的政策允许范围内,依靠自己的才能和劳动,而发家致富的。也就是说,这是他们付出了超过一般人的劳动以后理应取得的报酬,完全符合按劳取酬的分配原则。因此,没有任何理由对他们眼红。依靠自己劳动致富的同志,根本用不着担心别人眼红,应该开阔眼界,壮大胆子,理直气壮地劳动致富。

   ……害“眼红病”的人中,有一些人不完全是出于嫉妒,他们担心会出现“两极分化”。如果这些同志懂得以上的道理,那么这种顾虑也就可以打消了。因为这里不存在两极分化的问题,只是先富和后富的区别。

   经济日报,1983⑦

   这则报道表明了三个相互关联的信息:第一,不平等(有人变富了,不过其他人仍然很穷)和嫉妒(眼红)有清晰的关联;第二,当某种不平等是合理的(通过劳动而致富),那么就应该接受这种不平等,没有理由再去眼红;第三,不用担心不平等,因为“共同富裕”只是时间问题。这给那些正在变富(也给那些将会变富)的人提供了公共支持和政策支持。这篇文章大意主要是说改革之后眼红增加只是因为他们不理解这种不平等的本质,一旦他们理解了,眼红就会减少。在这里,论证的重点是优势一方的“应得”(即劳动致富是值得鼓励的),以及减轻弱势一方的“不可得”心理(即共富只是时间问题)。在1980年代,国家的首要任务就是推动经济改革,将市场经济纳入到现有的计划经济中去。《人民日报》在回应对改革的质疑时,天津市长就明确表态“绝不鞭打快牛,鼓励试验企业放手搞活”。这位市长强调“对发财的不眼红,对垮台的不怜悯”⑧。但是,随着改革的推进,确实出现了各种的不平等。下面的案例就是拿着固定工资的人眼红那些通过私人工商业挣了“无数”钱的人。

   一位卖水果的个体户准备写一篇自传。题目是《喂,别总盯着我》。他说:“有人总是盯着我们的钱,却没有算这样一笔账,我们除了钱,还有紧张、疲劳,受人歧视,害怕破产,收入不稳定以及经常在火车、飞机、轮船上过漂泊不定的生活;而他们的工资单上,除了钱,还有职业保护+按年限晋级+公费医疗+退休制度+安定的工作环境+社会名誉,而所有这一切,并不都是无足轻重的。

   ……当现实打破了传统的分配平衡,当他们抱怨不该富的人先富起来的同时,政策并未限制他们选择能够富裕起来的职业;当他们在收入与职业风险之间,不可能得到两全其美的结果的时候,他们能够发泄的只剩下不敢辞职又不肯好好干的情绪了。

   经济日报,1988

   正如我们看到的,除了城乡改革进程不能均衡所造成的收入差距之外,允许私人企业发展也促成了分配差距的产生。改革是通过一系列阶段性步骤完成的,而不是一套普遍应用到社会各部门的实践。虽然这个转变很复杂、不可预测,但是公共部门和私人职业领域之间事实上的不平等已经很显著了。尽管已经引起了一定程度的眼红,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时期人们仍然容忍了巨大的收入差距。市场经济的引入也改变了分配原则,不平等的分配也引发了抱怨和眼红。下面的例子就形象地表达了为了对抗平均主义,应该给大笔的回报使得他人眼红。

   这件事(发奖金)办得好,是对奖励工作中的平均主义的有力冲击。发放奖金,本来是为了体现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多劳多得原则。但在我们国家,平均主义的根子很深,要彻底破除还真不容易。发放奖金,也成了吃大锅饭,要发都发,大家有份。

   人民日报,1984⑨

   在其他一些文章中,更清晰地论证了平均主义才是眼红的根源。有人认为平均主义不能使人们拉开差距⑩。“平均主义”和“平等主义”不同,平等主义只是坚持每个人有同样的权利,一视同仁,平等对待。而“平均主义”从某种程度上是“过度的平等主义”。上文中这些摘抄所论证的是,眼红要么是因为人们抱着平均主义的观念不放,要么是因为误解了当代不平等的本质,使得他们不能容忍经济改革所带来的“好”的、“积极的”不平等。在1990年代,《人民日报》和《经济日报》上关于眼红的讨论少了很多。这个时期更凸显出来的是对富裕感知的变化。这里收集了一些对普通人的采访,询问了他们对挥霍钱财买高档品怎么看。

   能挣会花,这很正常,富就富吧,总比捆在一起吃白菜强。消费没有好坏对错,那是个人的事。我有钱也买高档的。

   在机关工作的某位女士成天接待一帮富人富婆,1000多元的“兰金”护肤品一买就好几套,2000元的电动玩具抱起就走,我这心里要说平衡,那是瞎话。可人家就是有钱,所以我得玩命挣钱!

   某售货员

   人民日报,1992(11)

可见,在这一时期,还没人仇富,虽然在各种实际的分配和收入差距下,眼红和嫉妒成为大众广泛讨论的问题,但是在1980年代左右,从报纸文章所倡导的来看:第一,富有是有能力的表现、是努力要实现的目标和工作的动力。这是受到推崇的;第二,富——也就是一些人的“优势”是应得的,是应该被认可的——比如劳动所得、而不是剥削所得。在政策导向上,要承认在不同领域内的收入差别;第三,平均主义思想——也就是期待绝对公平的思想是应该被摈弃的;第四,“共富”是目标,“先富”只是手段,绝大多数人还相信只要通过努力,自己还是具备成为富人的条件。那个时候,人们羡慕富人,而且想成为他们之中一员,而且也有希望成为其中一员。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阶段主流媒体的讨论中,从表面的合理性上看是在批判绝对平均主义,但是,它们的共同特点是不提造成差距的权力不平等的原因。直到2000年之后,仇富的概念才在媒体和学术讨论中引起了广泛关注,(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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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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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海》(南京)2014年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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