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兵:“在地狱的入口处”

——记百岁新闻理论家甘惜分教授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14 次 更新时间:2015-12-16 09:5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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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子:写新闻春秋,求新闻真理

   甘惜分,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家,1916年4月17日生于四川邻水县。年幼时家境贫困,3岁时父母双亡,依靠兄长挣扎度日。初中毕业后辍学,他在乡镇当小学教员。“九一八”事变后国难日深,他常读上海出版的革命书刊,思想受到触动和激励,在邻水县组织抗日救亡活动。1938年2月他奔赴延安,先在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秋他奉调到马列学院学习。在这里有机会经常听到党中央领导人的报告和讲课,为甘惜分打下一生事业的思想基础。1939年秋他又调回抗大,不久跟随队伍远征敌后。进入晋察冀边区后,奉贺龙将军命令调到八路军120师,任高级干部研究班政治教员,班上的学员几乎都是长征干部,新中国成立后授衔大都是中将或少将。1940年春,山西发生晋西事变,阎锡山妄图消灭新军,党中央命令120师星夜驰援晋西北,建立晋绥军区。高级干部研究班结束后,甘惜分担任晋绥军区政治部政策研究室研究员。1945年8月日本投降,内战爆发,甘惜分在晋绥军区担任军事宣传工作。1945年奉命北上绥包前线,担任前线记者。1946年1月停战协议签字,根据组织安排,甘惜分仍留在绥蒙地区,不久转为新华社绥蒙分社记者,成为《绥蒙日报》主要创建者之一。1947年甘惜分奉调回到晋绥边区首府兴县,担任新华社晋绥总分社编委,每日向新华社发稿。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甘惜分与晋绥地区几十个干部奉中央调令,南下到刘邓部队报到,参加解放大西南重镇重庆的工作。1949年11月30日重庆解放,甘惜分和一批干部接管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建立新华社西南总分社,并任总分社采编部主任。

   1954年,西南总分社随各大行政区撤销而结束,甘惜分奉调到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担任副教授。这是他一生事业的转折点,在此之前他从事新闻实践工作,此后则从事新闻教学与科研工作。用我们学生的话说,我们的老师前半生挥写新闻春秋,后半生探究新闻科学。

   当时中国新闻界和新闻教育界的一个特点是:全方位向苏联学习。在中国高校新闻教学中,从莫斯科大学和苏共中央党校新闻班搬来的教材内容极为贫乏。甘惜分在讲授“新闻工作的理论与实践”课程时,为使这门课能够紧密地结合中国国情和新闻工作实际下了不少工夫,但也为以后被人“整肃”埋下了祸根。1958年,他随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并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1960年,“左”倾思潮泛滥,甘惜分被当做“修正主义新闻路线典型”遭批判。1961年春,甘惜分给党中央写信要求澄清事实,中宣部派出以张磐石副部长为首的调查组到中国人民大学调查甄别,宣布为甘惜分平反。但“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甘惜分又被扣上各种政治帽子,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逐步平反昭雪。

   改革开放以来,甘惜分以高昂的政治热情、无畏探索真理的勇气和不倦的工作干劲,全身心地投入到新闻教学、科学研究和培养研究生的事业之中。他先后担任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所长、中国新闻教育学会副会长、中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特邀理事、《新闻学论集》主编等职务。1998年离休,现为中国人民大学荣誉一级教授、中国老教授协会特聘教授。

   从教60余年来,甘惜分致力于中国新闻学理论教学和科研工作,为我国培养了大批新闻专业人才,著有《新闻理论基础》、《新闻论争三十年》、《一个新闻学者的自白》、《甘惜分自选集》和《甘惜分文集》(三卷本),主编《新闻学大辞典》和担任《新闻传播学大辞典》顾问,发表论文100多篇。

  

   二、成果卓绝的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家

   甘惜分教授是我国成果卓绝的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家。这不仅由于他一生主要的精力用来从事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的研究,而且还由于他的两本新闻理论巨著在中国新闻理论研究史上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此外,他还发表了大量具有较高学术含量的新闻科学论文。

   《新闻理论基础》是新中国成立后公开出版的第一部全面阐述新闻传播规律及新闻事业的性质、特点、功能的专著。在这本理论著作中,甘惜分对于新闻学的理论体系、理论范畴、基本理论提出了一系列独创性看法,还以批判性的笔触对中国共产党党报理论进行了梳理与评点。

   我们之所以把这部近20万字的著作称为中国新闻理论研究的巨著,主要是因为,它是对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理论体系的第一次系统梳理、提炼和阐发,而且力排众议,对刚刚结束的“文化大革命”及“文化大革命”之前的各种新闻理论观点进行了分析与批评,是我国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理论界思想解放的一项伟大成果。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敢于和能够拿出一部著作来回答种种社会思潮和新闻理念的挑战,需要有极大的理论勇气和学术胆略。这部书成稿于1981年5月,甘惜分先后到一些高校和科研机构征求意见听取批评,对于不同意见,他又很快以《对新闻理论几点分析意见的看法》为题公开作答,并附在这本书的后面。甘惜分的回答主要涉及这样几个方面:

   一是说他“全部接受了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的新闻观点,而对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新闻观点却只接受了一半,对马克思恩格斯早期的办报思想,作者没有接受,被遗忘了或被回避了”。这一指责,与事实完全不符。马克思和恩格斯一生都在从事报刊活动,他们的办报思想随着历史的进程而不断发展。甘惜分认为马克思在青年时代就以卓越的见识阐述了人民报刊的思想,他的人民报刊思想是贯彻始终、终生不渝的。甘惜分的不少论文和著述中曾经引用过许多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报刊工作的论述。我作为甘老的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开门弟子,硕士论文和博士论文选题都以青年马克思和青年恩格斯的新闻思想为研究主题,足以说明甘老对这一时期马克思恩格斯新闻思想的重视。

   二是有人指责他“坚持新闻事业是阶级舆论工具”的观点。甘老对此也给予了回答和分析。他说:“我们说新闻事业是阶级舆论工具,只不过表明新闻事业这种舆论工具是有阶级性的,它不属于这个阶级,就属于另一个阶级。世界上的新闻事业中不代表任何阶级、超阶级的新闻机构是没有的,我们绝对找不出任何一家新闻机构是超阶级的。”至于“报纸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这个说法是否正确,甘老认为,要作具体分析。如果说这个说法作为报纸的定义,认为报纸的唯一任务就是阶级斗争,除此之外别无其他,报纸一切为了阶级斗争,一切围绕阶级斗争,这种看法显然是不对的。不但在现时不对,在过去时期也是不对的。“但是我们也不同意这样的说法,认为现在阶级已经没有了,阶级斗争不存在了,还说什么阶级斗争工具。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新闻事业的主要作用当然应当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舆论工具,是对人民进行社会主义政治教育和科学文化教育的舆论工具,这是不成问题的。但是当阶级和阶级斗争还存在的时候,新闻事业以从事阶级斗争作为它的职能的一个方面(不是唯一的职能),这是决不可少的。充分估计到这一点比忽视这一点,对我们的事业更为有利。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新闻事业今天仍然起着阶级斗争工具的作用,这是没有错误的。”从甘老讲这些话以来,全球和国内30多年各种政治思想和意识形态的较量表明,甘老的这些新闻观点是正确的。事实难道不是这样吗?

   三是回答对甘惜分“统一舆论和组织舆论”观点的质疑。对于统一舆论之必要,甘惜分说,人民是伟大的,是历史的主宰,但人民不是铁板一块,人民有先进、落后和中间各部分,有左、中、右之分,当人民处于分散状态和无组织状态时,人民是软弱的,是易于被敌人击破的。所以人民需要领导,需要有一个正确的坚强的领导,把他们团结起来,把力量集中起来,这样才能创造一个伟大的人民事业。在现代社会中,这只能由政党来领导。党以什么来说服人民?就是以马克思主义及根据马克思主义和实际情况相结合而制定的政策来说服人民,让人民的思想统一在马克思主义这面旗帜之下。党运用什么手段去宣传自己的思想和政策呢?最有力的手段就是报纸等一切新闻舆论工具。这点已被各国的历史所证明,尤其为百年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所证明。由此我们的结论就归结到这一点:新闻事业的作用在于统一思想和统一舆论。

   对于组织舆论,甘惜分分析说,历史经验证明,无产阶级领袖利用报纸来统一思想和团结同志借以建立党的组织,把报纸作为建党的组织者,在建党任务完成之后,这个具体“组织者”的作用确实已经消失了、过时了,但是报纸在党联系群众,在党和群众之间架起一座精神桥梁的这一组织者的作用不但没有消失,而且在无产阶级已经夺取政权之后,报纸的这一组织作用越发显得突出起来了。报纸的这种组织作用,也就是组织舆论的作用。新闻事业组织舆论,就是在党和群众之间、群众和群众之间进行情况交流、思想交流、经验交流的总过程。党和群众之间的思想联系问题,是统一舆论和组织舆论的问题。甘惜分进一步指出,组织舆论是现代新闻事业的日常工作,无论哪一个阶级的新闻事业都逃不了这个规律。

   《新闻论争三十年》是甘惜分20世纪80年代前半期新闻学论文的自选本,收集有关马克思主义新闻学基本观点、新闻工作客观规律、唯物辩证法与新闻工作、新闻学与历史学、新闻与宣传等新闻界论争中的代表性论题所发表的15篇论文。这些论文表明,仅仅过了5年时间,甘惜分的新闻观点有了很大的发展,表明他对新闻真理的追求和严格的自我反省。这部著作中有一篇名为《论我国新闻工作中的“左”的倾向》。他指出,“左”的思想的第一个表现就是片面强调报纸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而忽视它也是调节人民内部矛盾的工具,是调节阶级关系的工具。第二个表现是片面强调党报是党的报纸,不同程度地忽视了它也是人民的报纸。第三个表现是浮夸之风。首先是报喜不报忧,其次是讲话不讲分寸、不留余地、不顾后果。再次是崇尚空谈,不着边际,尽说“伟大的空话”。第四个表现是重实践,轻理论,轻视新闻理论研究。第五个表现是不注意发挥新闻工作者的积极性和独创性。

   这部著作收集的另一篇论文是《对立统一规律在我们笔下》,集中讨论新闻工作者的方法论原则。甘惜分在文中指出:“我们在这里所强调的方法论,是指新闻宣传工作中的思想方法,也就是观察问题和处理问题的方法,这属于认识论的范畴,而不属于新闻业务的范畴。这种思想方法问题是每个新闻工作者每天必须思考的问题,他的工作的成功或失败常常有赖于他对方法的掌握如何而定。”接着,他以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法论原则,分别论述了20个题目。其中有辨利弊、分敌我、观全局、明冷热、务虚实、判真伪、兼褒贬、顾上下、操攻守、表主客、见点面、察快慢、求异同、论质量、定正反、审动静、掂轻重、重奇突、别内外、通古今等20个方面的辩证思考。这里有科学的观察,有智慧的选择,有现实的考量,也有作为一位老新闻工作者60余年经验的运作。作为学生,我特别喜欢老师对这20个题目辩证的深刻的阐发。

   甘惜分老师的上述两本专著,以及这两本专著所阐发的新闻学观点,具有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在当时全国40余万名新闻工作者中间,《新闻理论基础》一书发行超过20万册,不少新闻院校都将这本书作为教材。

  

   三、新时期现代舆情调查与研究的开拓者

甘惜分教授是我国特别是新时期现代舆情调查与研究的开拓者,其标志性成果是1986年创立的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这是中国大陆第一家从事舆情民意调查与研究的学术机构,甘惜分是首任所长。他为该所拟定的宗旨是:运用现代科学方法和技术手段,开展舆论调查与研究,其任务有三:第一,及时准确地进行民意测验,沟通和传导社会舆情,分析社会舆论的现状和变化趋势,为政府有关部门了解民意及施政决策提供参考,为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提供咨询。第二,调查新闻传播效果,为我国舆论机构提供实证研究和数据资料。(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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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新闻爱好者》2015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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