骆晓会:俄苏文学艺术与近代中国社会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508 次 更新时间:2006-05-11 22:4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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骆晓会  

  摘 要:俄苏文学艺术对近代中国社会影响的覆盖面不是很大,其地位也很难说是举足轻重。但是它们在中国文坛艺海中的表现却相当活跃,相当前卫,相当锐利,并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核心思想和艺术宗旨,通过左翼文化运动和延安文艺等社会运作方式或存在形态,主导着中国文学艺术发展的方向,渗透到中国社会大众的思想和意识中,成为现代中国文学艺术的主流。迄今为止仍处处可以看到它们的痕迹、它们的影子、它们的存在。

  从五四运动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30年,俄苏文学艺术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影响是不能低估的,尤其是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和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其影响更是越来越大。文学界近些年对俄苏文学在中国的传播(译介)及其影响,已有了较多和较深的研究。但这些研究主要是从文学和文学交流的角度进行的,本文侧重从历史学和社会学的角度,并超越文学领域,尽量从俄苏文学艺术的整体上更宏观地去审视其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影响。

  

  一 俄苏文艺在近代中国传播概况

  

  中国于20世纪初开始翻译和引进俄国文学作品。现在能查到的最早汉译俄国文学作品,是曾被收入由印度广学会英文本转译的《俄国政俗通考》中的斯克雷洛夫的三则寓言,该书1899-1900年曾在上海《万国公报》上连载;[1]而最早的单行本则是由戢翼翚据日文转译的普希金的《俄国情史》(即《上尉的女儿》),1903年由上海大宣书局出版。到1919年五四运动前夕,中国翻译的普希金、莱蒙托夫、屠格涅夫、列夫•托尔斯泰、契柯夫、高尔基等俄国名作家的作品约80种,其中托尔斯泰的就占30余种。[2]1919年五四运动后,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因受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中国开始大量译介俄苏文学作品,并在20年代(1921-1927)和30-40年代(1937-1949)形成了两个译介高潮,30年总共翻译俄苏文学作品1045种(单行本),其中俄罗斯文学401种(占40%),苏联文学530种(占50%),跨俄苏两个时代的高尔基作品114种(占10%)。[3](p253-260)同时, 五四时期也是我国文学翻译史上直接从俄文翻译俄苏作品的开端,并逐渐形成了一个中国俄文译者群。尤其是从20世纪20年代中期开始,苏联的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就引起了中国文学界的极大关注,“革命文学”、“无产阶级文学”在中国文坛的呼声益高,许多苏联文艺理论著作被蒋光慈、瞿秋白、冯雪峰、鲁迅等名家译介到中国。1937年普希金逝世100周年纪念时,又迎来了所谓俄苏文学翻译的“普希金年”,近代中国的俄苏文学翻译达到典盛时期。

  俄苏文艺除文学在中国传播最广外,其次就是电影艺术了。最早在中国放映的苏联新闻纪录片,是1924年4月曾在北京和天津放映过的《列宁出殡记》;最早在中国放映的苏联故事片,大约是1926年初苏联驻上海领事委托田汉招待上海文艺界,以南国电影剧社名义内部放映的《战舰波将金号》;[4] 而最早在中国公映的苏联故事片为普罗夫金导演的《亚洲风云》(即《成杰思汗的后代》),时间和地点是1931年的上海。随着30年代中国左翼电影运动的兴起和发展,尤其是1932年中苏复交和1937年抗战爆发及中苏同盟的形成,许多苏联电影开始在中国影院公开上映,大量的苏联电影剧本和理论著作被翻译和介绍到中国。如夏衍、郑伯奇等人翻译的苏联电影大师普多夫金的《电影导演论》和《电影脚本论》,1932年7月就在《晨报》的“每日电影”上连载,一篇译名为《列宁的电影论》的文章,1933年也在《申报》副刊“电影专刊”上连载。[5]1931年,苏联有声影片《生路》、《金山》、《迎展计划》、《孤独》、《边陲》(即《敌国情花》)等开始在哈尔滨上映,运抵上海后于1933年2月在该市各大剧院陆续公映。[4] 1934-1936年,苏联影片《雪耻》、《爱与敌》、《傀儡》、《狂风暴雨》(即《大雷雨》)、《抵抗》、《北极探险记》(即《车流斯肯号破冰船》)、《齐天乐》(即《快乐的人们》)、《夏伯阳》、《铁马》、《无国游民》、《冰天雪地》、《马戏团》等,不仅在上海各大影剧院公映,而且《民报》副刊“影坛”还不断发表长篇影评加以推介。[6]8年抗战时期,在上海和重庆、成都、桂林、昆明、贵阳等地上映的苏联电影达六七十部,[4] 不少影片还传到了中共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在广大民众中广为传播。直到国共内战爆发,由于国民党反苏反共,苏联影片才受到较大的限制。

  1916年许家庆所著的《西洋演剧史》,曾对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和莫斯科艺术剧院作过介绍。五四运动前后,中国著名戏剧家宋春舫发表的系列文章,也给中国读者介绍过阿•托尔斯泰、契诃夫、安德烈夫及高尔基等俄苏作家或戏剧家;1920年4月,瞿秋白在《曙光》杂志上发表了他从俄文翻译的果戈理的剧本《仆御室》,这是第一个被翻译成中文的俄国剧本;1921年则出版了由耿济之、郑振铎等人翻译的10卷本的《俄国戏剧集》,收有果戈理、奥斯特洛夫斯基、屠格涅夫等6个俄国作家的《巡按》(即《钦差大臣》)、《大雷雨》、《村中一月》等10个剧本;此后在20年代,又翻译出版了普希金等10多名俄国剧作家的20多个剧本。苏联时期的剧本首次介绍到中国的是1927年,即曹靖华翻译的苏联独幕剧集《白茶》。此后到40年代,先继又有《怒吼吧!中国》、《夜店》(高尔基的这个剧本后来一共有10个译本)、《浮士德与城》、《丹东之死》、《解放了的唐•吉诃德》等20多种俄苏剧本被译成中文,并且已有许多学校和像辛酉剧社、广东戏剧研究所、大道剧社、上海业余剧人协会、中华剧艺社、育才戏剧组、中国艺术剧社、重庆邮工剧团、教育部实验剧队、中国业余剧社及白俄艺术家在上海组建的上海俄国话剧团等专业剧团或业余演出团体,演出了不少中国剧作家翻译或改编的俄苏戏剧,这种演出在抗战时期的四川达到高潮。尤其是苏区和中共领导的抗日根据地成立的工农剧社(附设有戏剧学校和蓝衫剧团)、鲁艺实验剧团等对反映苏联现实生活的戏剧,如伊凡诺夫的《铁甲列车》、拉夫列尼夫的《决裂》、包戈廷的《带枪的人》、科尔内楚克的《前线》等的演出则更为热情。与此同时,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演员自我修养》和《我的艺术生活》、马尔科夫的《当代苏俄戏剧》、泰洛夫的《演剧论》、巴古麦曹夫的《苏联儿童戏剧》、诺维茨基的《苏联演剧体系》等苏联戏剧理论和传记性著作,在1937年抗战爆发后也陆续在中国翻译出版。[7-8]

  1926年,“代表当时西方芭蕾舞最高水平”的莫斯科国家剧院歌舞团,在上海卡尔登戏院演出了芭蕾舞剧《关不住的女儿》、《吉赛尔》、《葛蓓利亚》、《火鸟》及舞蹈《华尔兹》、《小丑舞》、《牧童舞》等,在中国的影响很大;同年11-12月,西方现代舞鼻祖依莎多拉•邓肯的学生爱玛•邓肯率领的莫斯科邓肯舞蹈团,到哈尔滨、北平、上海等地演出的《青春舞》、《快乐》、《捉迷藏》等颇具“邓肯风格”和前卫意义的现代舞,也给中国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1927年1月,邓肯舞蹈团在武汉为纪念孙中山先生逝世而演出的《葬礼歌》、《国民革命歌》、《中国妇女解放万岁》、《少年共产国际歌》等现代舞,更是引起了极大的轰动。[9]俄国著名芭蕾舞女演员克•彼•马克佐娃1923年来到上海定居,曾先后开办过两所芭蕾舞学校,培养了一批中国和白俄芭蕾舞演员,并联合一些俄国芭蕾舞艺术家组成“俄国歌舞团”,在兰心大戏院演出,对中国芭蕾舞的发展有一定影响。[10]

  近代很早就有包括俄罗斯在内的西洋音乐在中国传播,如19世纪清宫中就有西洋乐队,北洋军中有西洋风格的军乐队,中国海关总税务司司长赫德也组建有北京乐队等;1850年,英国商人在上海开设的“谋得利”商行,则专门生产和经营西洋乐器;1922年,中国近代新音乐的先驱萧友梅主持北京大学附设音乐传习所以后,邀请北京的西洋器乐手组成了一个小型管弦乐队,亲任指挥,定期排练,并常以正式音乐会的形式演出了包括柴可夫斯基、莫什科夫斯基等俄罗斯作曲家在内的西洋作曲家的作品。[11]特别是在哈尔滨这个俄国侨民集中的城市,由俄国人组成的哈尔滨交响乐团和歌剧团经常在铁路会堂、摩登剧院等场所演出,十月革命后仍有列麦肖夫、夏里亚平等苏联著名歌唱家到这里献艺,后者还去过上海演唱;1921-1927年,哈尔滨办起了三家俄式音乐学校,1947年它们被改组成统一的三级“苏联音乐学校”,其中中级为音乐专科,高级为音乐学院,“培养了大批音乐人才,不但有俄国人,而且有中国人和朝鲜人”。[3](p280-281)上海代替哈尔滨成为俄侨在华活动中心后,由“极有音乐造诣”的白俄音乐家组成的上海公共租界工商局音乐队,每周在上海兰心大戏院举办室内音乐会,夏天则在工部局公园里进行露天演出,其中扎哈罗夫被国立上海音乐专科学校聘请担任钢琴系主任,苏什林被聘为教授;另外上海俄侨中的 “捷列克哥萨克合唱团”、“利德钦男声合唱队”、“东正教堂合唱队”等音乐团体在上海也颇具影响。[10]为了探讨中国新的音乐发展道路,中国当时许多年轻音乐工作者积极从西方,也包括从俄苏音乐中吸取知识和经验。1930年左联成立后,其机关刊物之一《大众文艺》就“曾连续发表《革命十年间苏俄的音乐之发展》、《音乐之唯物史观的分析》等译文,以及有关音乐的评论文章,介绍苏联革命音乐和马克思主义的音乐观。”[12]1933年,田汉在上海发起组织了“苏联之友音乐小组”(又名“中苏音乐学会”)及“中国新兴音乐研究会”,成员有聂耳、任光、安娥、张曙等;[13](p322)抗战时期在全国很有影响的音乐杂志《新音乐》介绍的国外音乐作品,“其中以苏联卫国战争期间的音乐作品为最多”。[13](p354)

  绘画艺术可能是文学艺术领域中受俄苏影响最少的门类,在当时中国著名画家的师承渊源中,也很难找到俄苏背景的痕迹。不过仔细搜索,还是能看到一些零星半点的史料。如早在抗战爆发前,就有人译编过一本《苏联美术史》,徐悲鸿写了序,鲁迅先生则写了“跋”,但因战争爆发未能及时印出,原稿亦因故丢失;[14] 1939年5月,延安"鲁艺"成立周年庆祝展览会第九室,专门陈列了“苏联革命之名画”,“全系苏联有名的艺术家的作品,多为描画按革命前后之群众的英勇斗争的情形,及沙皇的黑暗腐败统治的暴露内容丰富,技巧惊人”;[15] 俄国人20年代在哈尔滨尼古拉教堂附近设立的荷花画室,培养了一大批中俄青年画家,其俄籍教师米•亚•基奇金夫妇后定居上海,他们及其学生的绘画作品经常在哈尔滨和上海展出 ,规模也比较大。[3](p281-282)

  

  二 中国文学艺术家对俄苏文艺理论和方法的接受

  

  由于俄苏文化中深沉的人道主义和理想主义情怀,也由于俄苏作家及其作品中博大、恢弘的气质及强烈的内省与忧患意识,这些都很契合中国的现实并与中国传统思想有渊源。因此, 中国最先锋敏锐的文学家在十月革命前后就开始向俄苏同行学习与模仿,虔诚地接受俄苏文学的洗礼,这种影响进而发展到艺术各领域。

  鲁迅说“俄国文学是我们的导师和朋友。因为从那里面,看见了被压迫者的善良的灵魂,的酸辛,的挣扎;还和四十年代的作品一同烧起希望,和六十年代的作品一同感到悲哀。”[16] 所以,早在20世纪初,以辜鸿铭为代表的一批上海文化人,就很认同托尔斯泰的道德伦理和博爱思想。[3](p226-228)此后果戈理那“含泪的笑”、契诃夫的悲悯情怀、安特莱夫的孤寂与冷峻、阿尔志跋绥夫的消沉与悲观,都溶化在鲁迅的作品中;周作人推崇俄国 “主张人生的艺术”自然适合中国的文学家;郁达夫认同屠格涅夫笔下“多余的人”的形象,也神往陀思妥耶夫斯基分析病态心理的深邃;巴金从托尔斯泰、屠格涅夫、契诃夫、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中获得了深沉又热烈、悲悯也感伤的博大情怀;茅盾多次谈及托尔斯泰给自己的巨大教益;艾芜的《南行记》中有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和高尔基的《草原上》等“流浪汉小说”的影响……“尽管由于种种原因,中国作家的创作显然没能达到俄罗斯作家已经达到的阔大、深邃境界,但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对净化中国现代作家的灵魂,提升中国现代文学的精神境界与艺术境界所产生的影响,(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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