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颐:历史转折关头的中国商人和政治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205 次 更新时间:2015-12-15 18:1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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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1年4月,同盟会在广州倾全力筹划的起义,以近百人的牺牲宣告失败,孙中山等革命派领导一时心灰。没想到半年后,10月10日武昌枪响,200多年的大清王朝轰然坍塌。

   这半年间,究竟发生了什么,导致这种“戏剧性”的变化?

   最重要、最根本性的原因是绅商对清王朝与革命党的态度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他们的态度决定了清王朝是存是亡,革命是成是败。发动辛亥革命的是革命党,但决定革命能否成功的却是绅商。

   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开始转型。在这个过程中,绅商由不关心政治到不得不关心政治;从支持清王朝改革、立宪,反对革命,到最后背弃清王朝,支持激进的革命。这个阶层的“心路历程”,引人深思。

“富商大贾视官宦如帝天”

   “抑商”是中国传统。鸦片战争使中国面临现代性挑战。创办大机器生产的现代企业是现代化的主要内容,然而,现代企业在清末的发展却困难重重,致使中国的现代化转型也步履蹒跚。

   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和国内农民战争的冲击,使统治阶级内部的少数开明派开始认识到洋枪洋炮的厉害,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中取得一定权力的汉族地方官员如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成为“洋务运动”的主要动力。

   这些封疆大吏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开始兴办现代企业,即以大机器生产新式武器的军工厂。兴办生产新式武器的现代军工企业对镇压农民起义、反对外患至为重要,可以说关乎清王朝的生死存亡,但遇到的阻力之大超乎想象。

   对中国要不要引进大机器生产,一些“理论家”们坚决反对。他们提出只要“读孔孟之书,学尧舜之道”便可“明体达用”,“何必令其习为机巧,专明制造轮船、洋枪之理乎?”他们根据“论语”,认为“民劳则善心生”,把科学技术说成是使人懒堕狡诈、贪财噬利、人心变坏、破坏儒家伦理道德的“奇技淫巧”。只有儒学纲常是“立国之本”,引进科技自然便是破坏“国本”。

   在经济政策上,顽固派以“论语”为据,坚决反对此时出现的“重商富民”思想,并论说机器生产是“末富”,传统劳作才是“本富”;现代工商业是“末富”,传统农业耕织才是“本富”;所以排斥、拒绝机器生产和工商业就是“固本”,西方重商富民则是舍本逐末。

   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这样的权势之强办新式企业阻力尚且如此巨大,无权无势的平民、商人在这种环境中就更不可能兴办现代企业。如19世纪70年代初曾有华侨商人在广东南海设立以蒸汽为动力的缫丝厂,结果却被官方以“沿海各省制办机器,均系由官设局,奏明办理,平民不得私擅购置”为由,将其拆除。

   话又说回来,曾、左、李是官员,办的是“官企”,“所有权”属于官家,朝廷可以有否决的权利。但是,民办企业所有权不属于官家,按说他们是用传统方式生产还是用现代机器生产应是他们的自由。

   然而官家却就是有权禁止其用新式机器,甚至将违令者查封。这说明,商人其实只有有限“产权”,禁与否,权力全在官方。因此,沿海某些地区想经办现代企业的商人,只能给洋人当买办。

   久而久之,这些商人积攒了大量财富,因为不能自立门户,只能“挂靠”在洋商名下,如美国旗昌洋行其实一大半都是华商股本。

   政府本就禁止商人兴办新式企业,再加上反对新式机器生产的保守力量十分强大,所以中国商人根本不可能兴办新式工商企业。

   为解决此问题,李鸿章想出了“官督商办”的方法。即“由官总其大纲,查其利病,而听该商董等自立条议,悦服众商。冀为中土开此风气,渐收利权”。

   简单说,就是从法律上说是“官办”企业,但股本与实际经营,主要靠商人。这种由商人出资认股、政府委派官员经营管理的模式当时对新式民用企业的建立、民间工商资本的发展都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此后开办了开平矿务局、电报局、上海纺织织布局等一系列大型企业。

   由于有政府的保护、支持并取得相当垄断权,官督商办企业获利丰厚,并在一些方面开始与外资竞争。洋务运动从“军工”转向“民用”、从“求强”深化为“求富”、由“官办”转向“官督商办”,意义非同寻常。

   “官督商办”主要是靠颇为现代的发行股票募集商股方式兴办,刚开始商人大都对此持观望态度,但随着几个企业的成功经营,商人对“官督商办”企业的信心大增,许多买办纷纷从洋行撤资,入股利润更加丰厚的中国“官督商办”企业。

   以官督商办的方式经营现代企业,促使中国第一批资本主义民用企业后来脱颖而出,中国最早的资本家也是由这些投资者转化而来。

   然而,如何对待“商”,清政府内部一直有两种截然对立的观点。曾任驻英公使的郭嵩焘在1875年上了一道奏折,强调西方富强之本在于政府保护工商,“惟其以保护商贾为心”,所以有养兵的财力。中国应“先欲通商贾之气,以立循用西法之基”。

   这种观点,遭到保守力量的强烈批判。批判者认为如果发展工商,人民财富过多,就会破坏中国“政令统于一尊,财富归诸一人,尊卑贵贱体制殊严”的传统社会结构,所以朝廷必须“闭言利之门”、“不尚理财之说”,中国必须继续实行传统的重农抑商、重官抑商政策:“中国制治必须朝廷操利权”,如此才能“使富商大贾视官宦如帝天,偶一盼睐便以为至荣极宠,斯匍匐以献其财力而惟恐不纳矣”。这是千百年来中国官对商的基本态度和原则。

   “官”给了官督商办企业种种好处,但这些企业需要受“官”很多管辖。许多人具有“官”、“商”双重身份。早期,这些企业多以“商”为主,“商”大于“官”,所以发展很快。

   随着这些企业带来丰厚的利润,“官”见有大利可图,于是加强了对企业的“管理”或曰干预,将其视同“官产”。官场的任人唯亲、贪污腐败开始在这些企业迅速蔓延,安排的许多“总”“皆不在其事,但挂名分肥而已”。而且,清政府从上到下都将这些官督商办企业视为己产,予取予夺,经常无偿征索。

   最大的问题是“所有制”问题,即“产权不明”,这些企业究竟是官府所有,还是商人所有?官方认为本就是官办企业,当然归官所有。

   商人认为虽然名为官办,但主要是商人投资、经营发展起来,当然归商所有。一开始官商矛盾就不断,而后争斗越来越激烈,结果总是官胜商败。

   生于广东香山、世居澳门,后到上海为外商当买办的郑观应对中西之间的“落差”感受格外强烈。他在“论中国轮船进止大略”一文中,明确提出发展现代航运业的主张特别针对官办造船企业存在的弊病,他建议“改官造为商造”。因为企业由商人自办,“则该事系商人身家性命所关,即无人督责,亦不虑其不造乎精巧”,这才是“操泰西立法之大旨本源”。

   在李鸿章的延揽下,郑观应逐渐参与洋务运动,对政府与商人的关系,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也有了更深入的思考。1880年,李鸿章正式委派郑观应为织布局总办,此后他在上海电报局、轮船招商局、汉阳铁厂和商办粤汉铁路公司等担任要职。职位越高、时间越久,涉入官商矛盾越深。他看到这些官商恶斗中,商人权益最终被政府侵吞。

   1894年,他在新著《盛世危言》中深入地阐述了“重商”的道理,对经济制度与国家政治制度有密不可分的内在联系的认识更加深刻,专写了长长的“议院”一文,详论议院作用与功能。他对几个重要西方国家议院的组织结构、上下院的不同作用、议员选举方法等都作了详细的介绍。

   他强调中国也应该设立议院,选举议员。他认为议院能使“昏暴之君无所施其虐,跋扈之臣无所擅其权,大小官司无所卸其责,草野小民无所积其怨,故断不至数代而亡,一朝而灭也”。

   不是别人,而是商人郑观应,代表了那个时期国人对议院、对现代政治认识的最高水平。商人郑观应的《盛世危言》直接启发了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等人,后来对青年毛泽东,也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由于没有法律对政府权力进行限制和对商人进行保护,越是在王朝末年,官督商办企业中官对商的压迫越严重。郑观应在《商务叹》中对官商关系作了精辟概括:“电报贬价归国有,不容商董请公估。

   轮船局权在直隶,商欲注册官不许。总办商董举自官,不依商律由商举。”“名为保商实剥商,官督商办势如虎。”虽然此时仅郑观应个人明确表达出了这种感叹和认识,但如果没有根本性体制改革,整个商人阶层迟早会集体明确地表达出这种感叹和认识。

“实业之发达,必持有完备之法律”

   甲午战争中国惨败于君主立宪的日本,维新失败,庚子之乱,日本战败君主专制的俄国……这十年的风云剧变与个人体验,使越来越多的人,尤其是商人,开始认识到中国实行宪政的必要性。

   另一个重要因素是,清政府在甲午战争中失败后被迫在《马关条约》中允许日本在通商口岸设立工厂。外国在华投资设厂取得合法地位,清政府也就没有理由再禁止本国人民投资建厂,不得不放宽了对民间设厂的限制。中国兴起了一次民间投资实业的热潮。

   据不完全统计,1895年~1900年这5年间,全国新设立的创办时资金总额在万元以上的私人企业有127家,资本总额为2027万银元,相当于鸦片战争后到《马关条约》签订前50年间资本总额的一倍。商人的力量空前壮大,具备了“争立宪”的客观力量。

   然而,是由下而上经暴力革命实现宪政还是由上而下经有序改革实现宪政,是中国面临的两条道路选择。

   当时支持革命者并不多,赞同、支持革命的商人更少。人们大都希望经温和改革而不是激烈的暴力革命实现立宪。社会中上层的商人,当然更不希望社会动荡。

   中国向来有行会,但现代商会,却是在西方影响下,迟至1902年才成立上海商业会议公所。1904年,商业会议公所改组为上海商务总会。在上海商会的示范和清政府新政的支持下,各地纷纷成立商会。现代商会的建立,为商人参与政治提供了一个平台。

   商人希望立宪,使自己的财产权获得根本保障,认为以前的工商不振,是“困厌于专制政体者久矣”。但同时,他们又反对革命,希望保持社会稳定,生意不受影响。“立宪派”以商、学两界为主,“商”的力量比“学”大得多,是“立宪派”的基本力量。立宪派的态度、主张,实质就是商人的态度、主张。

   由于主张立宪,当清政府在1906年秋宣布“预备立宪”时,得到了各地商会的高度赞扬和热烈响应。或致电中央政府“欢欣鼓舞,翘盼实行”,或发表布告,要本地商家张灯结彩,游行庆贺。

   清廷紧接着宣布,为了预备立宪,必须先改官制。政治体制根本改革前,先进行行政体制改革。“路线图”并无大错,然而,由于朝廷内各种既得利益集团都不愿官制改革中利益受损,结果是争斗激烈、丑闻不断。

   最后,清廷不得不宣布了官制改革中的“五不议”:

   第一,军机处之事不议;

   第二,内务府事不议;

   第三,八旗事不议;

   第四,翰林院事不议;

   第五,太监事不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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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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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从甲午到辛亥——清王朝的最后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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