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唐书:南开大学的“张伯苓时代”

——中国过去的世界一流大学之六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29 次 更新时间:2015-12-15 14:4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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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唐书  

   那是七七事变发生后的7月28日,日寇向天津发动全面进攻,而当时的南开大学成为其轰炸和攻击的重要目标。这场劫难使南开大学损失惨重,教学楼、图书馆、学生宿舍、工厂、实验室等毁于一旦,所存教学仪器设备,破坏殆尽,插架琳琅之书库,已告一空,成套珍贵的西文期刊和中文典籍被劫运到日本本土……侵略者的暴行激起国内外人士的极大愤慨。蔡元培、蒋梦麟、胡适、梅贻琦、罗家伦、竺可桢、王星拱七人8月1日致电国际联盟知识合作委员会,报告日军侵略南开暴行,请转达各国对日本进行制裁。8月2日,世界教育会议在东京召开。胡适致电世界教育联合会会长孟禄博士,希望出席会议代表对日军蓄意炸毁张伯苓以33年精力创办扩展之南开大学与附中的野蛮行动,“予以判断与指斥”。8月3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基尔帕特里克教授向记者发表谈话:日本在华之行为,实属无耻而愚蠢。天津南开大学被毁,不足使该校归于消灭,良以日军炸弹残酷手段之结果,适足使该有名之学府万古不朽。

   南开大学作为战时中国一个惨痛的象征,也引发了全国各界的广泛关注和同情。8月1日,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约见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及平津教育学术界人士蒋梦麟、胡适、梅贻琦、陶希圣等。会谈中,蒋氏当面向张伯苓表示:“南开为中国而牺牲,有中国即有南开!”

   “有中国即有南开!”蒋介石的话固然是对老友张伯苓的安慰,同时也是对私立南开大学的高度评价。而在当时国人的心目中,南开,作为国家文化教育的形象标识,是完全担当得起的;其呈现于世界面前的精神风貌,足以让国人为之自豪。

   一、私立南开大学的成功,证明了中华民族文化精神的坚忍不拔,意味着中华民族的希望存在民间而不在庙堂。正是张伯苓身上所体现的这种民族精神,让南开一起步就站到了一个独立于世的制高点上。

   南开大学是中国近代第一所正规的私立大学,也是唯一一所可以和当时最好的国立大学北大、清华以及教会大学燕京大学等并驾齐驱的民办大学。她几乎靠一个人的力量获得了成功,并因此成为中国教育史上的一个神话。

   这个神话的创造者就是张伯苓。

   张伯苓(1876 - 1951),名寿春,字伯苓。祖籍山东。1876年清明节出生于天津的一个平民之家。一家人靠父亲教小学生维持生活。到张伯苓出生的时候,家里已经穷到需要母亲帮人做针线活才能度日的地步。张伯苓从小聪明过人,但因为交不起学费,只能报考免费的北洋水师学堂。学堂总教习是著名思想家严复。在这所学堂,他学到了基本的科学文化知识,接受了西方思想的熏陶,并受到了严格的实用技术训练。这对他的一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水师学堂修业期满,爆发了中日甲午战争。在此期间,他目睹了实力优于日本海军的北洋舰队的惨败。战争结束后,他以一名下级军官的身份到通济轮服务。1898年,英国借日本从威海卫撤军之机,与清政府签订《威海卫租借专条》,其中规定将威海卫一带的陆地和海岛租给英国使用。为此,张伯苓所在的同济轮奉命去刘公岛办理接收、转让手续。所谓接收,就是从日本人手中收回刘公岛等地,因而要降下日本国旗,升起清朝的龙旗;所谓转让,则是把刘公岛一带租借给英国,因而要降下清朝的龙旗,升起英国国旗。两天之内在中国的土地上“三易国帜”, 张伯苓目睹了这一涉及国家主权的接收、转让全过程,感受到极大的屈辱,并进一步看请满清政府的腐败。这使他原有的军事救国思想彻底破灭。他开始思考中国落后的原因所在。后来张伯苓多次说起他办教育的缘由:“我在北洋水师学校,亲见旅顺大连为日本割去,青岛为日本人所夺走。当我到刘公岛的时候,看见两个人,一个是英国兵,一个是中国兵。英国兵身体魁梧,穿戴庄严,但中国兵则大不然。他穿的是一件灰色而破旧的军衣,胸前有一个‘勇’字,面色憔悴,两肩齐耸。这两个兵相比较,实有天壤之别,我当时感到羞耻和痛心。我自此受极大刺激,直至现在,还在我的脑海中回荡。我当时立志要改造我们中国人,但是我并非要训练陆军、海军,同外国周旋。我以为改造国民的方法,就是办教育。”他多次对人们说:“悲楚和愤怒使我深思,我得到一种坚强的信念:中国想在现代世界生存,唯有赖一种能够制造一代新国民的新教育,我决心把我的生命用在教育救国的事业上。”

   于是,张伯苓离开了北洋水师,回到了天津,开始了其“教育救国”的事业,并遇到了他事业的鼎力支持者严范孙先生。严范孙名修,曾经担任过满清政府贵州学政,是著名的维新派人士,因提出废科举、开设经济特科等主张而享誉士林。戊戌变法失败后辞职还乡,潜心介绍新学,倡导教育事业。为了教育自己的后代,严修在家中办了个严氏家馆,请张伯苓前来任教。张应聘后,不再灌输四书五经,而是讲授英文、数学和自然科学课程,并开展体育活动。最早在严氏家馆读书的只有五个人,其中就有五四时期北大的著名教授、中国社会学的奠基人陶孟和先生。后来,又应天津绅士王奎章之聘在王氏家馆兼课。期间,与严修去日本考察教育,亲眼看到日本明治维新后的盛况,领略了日本对教育的重视,以及办学规模和教育方法,深受启发。经过四个月的细心考察,回国后两人决定把严氏家馆改为中学。

   1904年10月,“私立中学堂”在严氏家馆和王氏家馆的基础上成立,张伯苓担任学堂监督(校长)。第一期招收70多人,其中有梅贻琦、张彭春、喻传鉴、金邦正等人。学校经费由严、王两家分担,每月各出一百两纹银。年底,私立中学堂改名为敬业中学堂,取“肃敬受业”之意,后又改为“天津第一私立中学堂”。第二年,学生人数骤然增加,陈旧的院落不敷使用,当地绅士郑菊如为学校捐出城南“南开洼”十亩土地作为学校新址。学校于1907年迁入新址,并改名“私立南开中学堂”。辛亥革命后,又将“学堂”改为“学校”,学生人数也增至五百多人。由于声誉日隆,南开中学于1915年开设大专班,到1917年,学生已增至一千人左右。基于中学基础日臻巩固,教育设施逐渐完善,而且南开的教育受到了学生和社会的广泛赞誉和认同,张伯苓觉得应该向大多数学生提供继续升学的机会。他认识到:“普通教育仅为国民教育之初步,创办高等学校乃是国家发展的根本大计。”于是他决心赴美学习和考察。1918年,张伯苓与严修遍游美国各地,考察了许多私立大学的组织和实施。年底与严修归国,不久便积极筹募经费,并获得徐世昌、黎元洪等人及天津士绅之助,开始筹划创办南开大学。

   1919年9月,中国第一所正规的私立大学南开大学正式成立。初始,南开大学只是在中学旁边盖了一座楼房,后来张伯苓又在距南开不远的八里台购地七百余亩,开始筹建大学校园。1923年,南开大学迁入八里台校园,开始步入正轨,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南开大学创办伊始就建立了理科。那时北京、上海开办的许多私立大学,都是只办文、法、史、地、国学等文、法科,教师抱线装书上课,而张伯苓却独创新局,专请留美多年的凌冰博士为大学部主任,除开设文科外,还设理科和商科,后来改称文、理、商三个学院。这在当时确是除旧布新的创举。

   南开大学的兴办和发展,意味着张伯苓的教育事业达到了一个高峰,但他却并不拘泥于此。1923年,他又建立了南开女中,接着在1928年又在女生校舍对面建筑小学校舍,设立了小学部。在兴建和完善女中和小学之后,又分别于1927年和1932年创办了南开经济研究所和应用化学研究所,从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以南开大学为桂冠的南开教育体系。到1932年,南开各学校学生总数达到三千人左右。这样一个完整的教育体系,在当时全国也属绝无仅有。

   至此,张伯苓的教育事业已经如日中天,但他在其中所经历的艰辛却非常人所能忍受。仅仅筹措教育经费一事,就非常人所能为。1957年被毛泽东点名打成大右派的罗隆基早年在一篇文章中说,第一次听到“张伯苓”的名字,是出自一位外国女教师之口,他还以为张伯苓是个外国人,后来才知道是个误会。当时就想:“张伯苓先生这位中国人真特别。北平许多学校正在欠薪欠得一塌糊涂,政府的学校都快要关门了,这位张伯苓先生有什么本事却要在这时候来办个私立大学。这不是自己对自己开玩笑吗?”的确,在张氏办学所处的北洋政府时期,即使是国立大学,欠薪现象都非常普遍,教师索薪风潮也时有发生。在这种情况下,身无分文的张伯苓到底“有什么本事”来筹措教育经费呢?

   张伯苓的办学经费首先来自个人捐款,其次来自基金会赞助,最后才是政府补助。个人捐款需要游说,常会让人十分难堪。在这方面,张伯苓的经历可谓一言难尽。他曾经对学生说:“你们大家缴付的学费,和我在外边捐来的款项,都不在少数,可是未有一文入了私囊。我虽然有时向人求见、捐款,被其挡驾,有辱于脸面,但我不是乞丐,乃为兴学而作,并不觉难堪。”他白手起家创办学校,经费从社会上一点点募捐而来,由此得了个绰号:“化缘和尚”。

   但“化缘”并不是人人肯干和干得了的。这首先要“不觉难堪”,放下身段,同时还要有些手段,讲究方式方法。张伯苓的办法是:

   一是全方位撒网,并有所侧重。不管是绅商、军阀、政客,还是普通百姓,只要有心于教育,都会成为他劝善捐资的对象。前期主要是接受北洋与民国时期的军政要员(如袁世凯、黎元洪、徐世昌、张学良等)和华北地区的绅商及社会名流(如严范孙、李组绅、卢木斋等)的个人捐款,后期则努力争取更具稳定性与连续性的中外基金会、实业公司的捐助和政府的补助。据张伯苓的儿子张锡祚说,为了办南开中学,除郑菊如先生捐赠土地外,还有“徐菊人(世昌)、卢木斋、严子均几位先生,共襄义举,集银二万六千两,建起新校舍……转年,复得袁慰亭先生捐助,又修建了一座礼堂。到此,南开中学已初具规模。”这里所说的徐菊人、袁慰亭,就是后来当过民国大总统的袁世凯和徐世昌。南开大学也是如此。为了筹建这所大学,张伯苓和严修征得徐世昌、黎元洪支持,又南下拜访南京督军李纯(字秀山)等军政要人和社会名流,共募集大洋八万五千多元作为开办费用,从而“开创了个人捐资兴办大学的新范例。”(司徒雷登语)有了这笔捐款,张伯苓于1919年在南开中学旁边盖了一座楼房作为大学校舍。第二年学校发展很快,经费问题又摆在面前。无奈之下,张伯苓只好再次南下,求得张组绅(又名张祖年)答应每年捐款三万元,作为矿科使用。张组绅是江苏武进人,民国初年担任过山西省财政厅厅长,当时已弃官还乡。此行的又一收获是得到李纯的重要承诺:“关于南开基金,我自有办法,请不必过虑”。后李纯突然去世,但留下遗嘱说,愿意将家产的四分之一捐给南开。1923年,南开大学计划在八里台建校,美国罗氏基金团为科学馆捐助十二万五千元,袁述之根据母亲意愿认捐七万。随后,罗氏基金团又多次捐助南开各项事业。1926年,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决定在三年内拨款十万五千元,作为扩充理科的专项经费。1927年,因经营房地产发财的卢木斋(名靖)捐资十万元修建“木斋图书馆”,并于第二年落成。1929年,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再次拨款资助南开理科,南开校友总会成立后也募集八万元准备建“范孙楼”,以纪念刚刚去世的严修先生。1930年,天津绅士李典臣捐书三百五十箱,价值五十万元。同年,傅作义捐赠数百亩土地,每年可收租上万元。由于化缘对象主要是当时的军政要员。张伯苓自然需要奋力周旋于各类政要间,而一侧身,他又会卷入由此而来的各种飞短流长。当时有学生说:“我们不要官僚军阀、土豪劣绅的臭钱!”对此,张伯苓回应说:“美丽的鲜花不妨是由粪水浇出来的,而我愿意做那个挑粪工。”

二是摸准认捐者的心理,给予荣誉性汇报。他会利用校庆等机会,给来宾发送些小礼品,上面印有学校规划中将要兴建的建筑物名称及所需款项,让来宾看到学校发展的美好前景而产生认同感。同时,对热心捐款者也有纪念性的回报,以其名字命名南开校园里的若干建筑,如教学楼秀山堂(纪念将遗产作为南开大学永久基金的李纯)、科学馆思源堂(袁述之奉母命与美国罗氏基金会共同捐建)、木斋图书馆(卢木斋捐资十万)等。(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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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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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共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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