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擎:中国语境下的自由主义——潜力与困境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82 次 更新时间:2015-12-15 10:5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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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擎 (进入专栏)  

   我们身处巨变的时代,面对着许多重大而复杂的理论问题。如何认识当今中国社会的处境?如何寻求未来发展的出路?中国思想界对此形成了多种相互竞争的观点,源自不同的思想传统。当前最有影响的三种思想流派是(宽泛意义上的)社会主义、自由主义和儒家学说。在对于未来前景的争论中,每一种思想都需要也应当提出自身的理由,来论证为什么这种特定的思想传统及其规划对于中国的发展是可欲的(desirable)与可行的(feasible)。

   本文将探讨中国语境下自由主义的潜力与困境,这既是一种辩护性的论证,也是一种反思性的批判论述。与当下流行的自由主义论述不同,本文的基本出发点并不预设普遍主义(普世主义)的人性或文明,也不假设自由主义更加符合基本人性与普世文明而具有了优越性。因为普世主义论述在理论上涉及形而上学层面的复杂争论(对此本文持存而不论的态度),在实践中常常被视为西方对中国的知识与思想霸权的产物。本文试图为某种特定版本的自由主义提出一种辩护,论证自由主义的可欲性与可行性不是出自“历史终结”的目的论,也不是来自外部(所谓西方模式)的压力,而是基于中国自身的要求,源自中国历史发展所造就的当代社会文化语境。与此同时,本文也对自由主义在中国语境下面对的挑战做出反思。总之,本文的主要着眼点不是考察中国自由主义的具体理论原则与主张(虽然与此相关),而是揭示自由主义思想与当代中国文化背景之间的关系,探讨中国自由主义的吸引力及其面临的困境,并对其未来发展的可能性提出初步的思考。

   一、批判语境主义视野下的中国传统

   自由主义常常被视为一种外来的“西方思想”,它与中国传统和现实的相关性并不是自明的,因此我们首先处理外来思想与中国语境的关系问题。我们认同宽泛意义上的语境主义(contextualism)主张,力求对思想论述与其社会语境之间的相互关系保持高度的敏感和关注。在中国研究领域中,学者们也普遍倾向于接受语境论的主张——“应该将外来的思想观念置于中国文化的背景中来考察”。这在一般意义上是正确的,表现出对中国历史传统与本土文化的敏感意识。但目前流行的许多语境化研究常常受制于一种理论上的盲点——往往在“外来思想”与“中国背景”之间预设了一种固定的、清晰分明的界限。研究者常常借用“移植”这一隐喻,将外来思想观念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比作某种来自异乡的植物在本地土壤中的发育生长,而其存活与否完全取决于这种植物是否能适应本地的土壤条件。然而,如是理解的语境主义只是把握了文化实践的部分真理。另一部分被忽视的真理是:“外来思想”与“中国背景”之间的界限并不是固定的,也不是清晰自明的。因为外来思想有可能汇入本土文化,改变中国文化的背景,并成为这种背景本身的一部分。如果要借用“移植”的隐喻,我们可以说,来自异乡的植物,无论凋谢枯萎还是生长茂盛,都可能改变本地的土壤条件。这也就意味着前一次移植的失败或成功并不能决定未来“移植物”的命运。

   因此,我们主张对文化实践的理解需要一种更具反思意识的语境主义视野,可称之为“批判性的语境主义”(critical contextualism)。①在这种视野中,文化传统没有永恒不变的本质,任何一种文化都包含着“核心与边缘”、“统一与多样”、“内部与外部”、“延续与断裂”等等一系列内在的张力,这些张力既可能是推动文化变迁的发展动力,也可能使文化传统在特定的条件下陷入困境与危机。就当代中国研究而言,批判语境主义尤其反对各种对中国文化的化约主义(reductionism)论断:将中国文化化约为传统文化,将传统文化化约为儒家文化,将儒家文化化约为儒家经典文本,并以此来界定中国本土语境的特质。这种对文化背景的化约主义理解可能仍然冠有“语境主义”的名号,却恰恰失去了对中国语境的真正敏感,往往落入“传统与现代”以及“中国与西方”的二元对立,或者陷入某种本质主义的“中华性”神话(the myth of Chineseness),因此无法辩证性地把握文化实践的内在张力及其复杂性,也难以恰当地处理本土语境与外来思想观念之间的相互建构关系。

   在这个意义上,对中国传统文化独特性的重视并不意味着能够恰当理解当代中国的文化语境。晚清所谓的“三千年未有之变局”预示了中国将发生一场“跨文明”(trans-civilizations)层次上的历史变革。此后的一个世纪中,至少有两种起源于西方的思想论述——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与自由主义——对中国文化产生了重要的冲击和改造作用,前者成为新中国建立之后的官方政治意识形态,后者对改革开放(后毛泽东)时代的经济、社会与政治生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很难想象,社会主义实践建立了计划经济,创造了单位制度,经过了“文化大革命”,却没有改变中国的文化背景。同样难以想象,当代中国人——从小在学校里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在学习外语方面投入的时间和精力远远超过学习中国古文和古典文化的投入,并在一个西方小说、影视和音乐主导的流行文化中成长——能够免于西方文化的深刻塑造。如果在百年之前,我们仍然可以较为容易辨识“内外之别”——什么是中国传统与本土实践,什么是外来理念与引进的实践,那么在今天,这场“跨文明”遭遇已经形成了“内外交织与融合”的文化格局。

   今天的中国在政治意识形态、文化价值观念、社会制度安排、经济生产方式、公共传媒与通讯,乃至饮食起居的日常生活方式等所有层面上,都已经与所谓“西方”世界发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与纠葛。我们甚至只能在理论上(通过对中国文化历史演变的考察)辨别当代文化中的西方元素与中国元素,而在文化实践中,西方已经内在于中国。换言之,今日之中国是一个复杂历史进程的产物:源自中国古代与近现代的文化因素,以及源自西方的多种思想理念,都“共时性地”构成了我们文化实践的地平线,成为中国人自我理解的“构成性”(constitutive)部分。但必须强调指出,这并不意味着传统文化与当代中国毫不相干,也并不意味着传统文化不再具有(往往隐秘而重要的)持续影响。批判语境主义的要点在于强调,一个僵化的“中国”对“西方”的二元对立框架已失去了其现实经验基础,也失去了有效的解释力。探索当代中国文化语境的特殊性和复杂性,我们必须敏感而恰当地处理“本土与外部”、“持续与断裂”以及“观念与实践”之间的辩证关系,为此,有必要采用适应于这种敏感性与恰当性的阐释框架。

   在此,我们引入“社会想象”(social imaginary)的概念,有助于我们形成一个把握文化实践及其变化的有效阐释框架。依照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的解释,社会想象“整合构成了一种我们彼此之间具有的常规预期感,一种共同理解,使得我们得以开展造就了我们社会生活的集体性实践。这构成了某种我们在共同实践中如何结合适应的感知。这种理解既是事实性的又是‘规范性的’,也就是说,我们对于事情通常会如何发生有一种感知,但这种感知又与事情应当如何发生、什么样的错失会违背实践的理念交织在一起”。②因此,社会想象是“人们想象他们的社会存在方式、他们如何与他人和谐共处的方式……以及潜藏在这些预期背后的更深层次的规范性观念和图景”。泰勒还进一步解释,社会想象不同于思想家的理论,两者之间具有三个重要的区别:首先,社会想象不是以理论方式阐明的,而是以图像、故事和传说等承载的,具有日常生活的“原生态”特征;其次,理论只是少数知识精英所持有,而社会想象是被大众所广泛拥有的;第三,社会想象是一种“共同理解”,“它使得共同实践以及广泛共享的正当性感觉成为可能”。但是,思想家的理论与社会想象之间又具有重要的关联。“通常,一开始为少数人所持有的理论会逐渐渗透社会想象,或许首先由精英开始,接着再蔓延到整个社会”。③

   社会想象的概念框架启发我们重视思想理念与社会实践的互动关系。某种特定的思想观念对于文化实践的有效影响并不完全等同于它的理论有效性。换言之,并不是任何一种在哲学上可辩护的思想观念都能够成为广泛的共同理解。某种特定的思想要穿透和弥散到大众层面,将受到社会实践条件的制约。它是否能在与其他新旧思想的竞争中转变为新的社会想象,不仅取决于这种思想本身的理论价值与逻辑一致性,而且取决于它是否能为人们的生活实践提供有效的认知方式与意义导向,使大众能够更充分地理解(make sense of)自身及其处境,并帮助他们获得生活世界的价值意义。比如,人类历史上出现过两种不同的时间观念:循环的时间观与线性发展的时间观,仅就观念本身而言,两者在哲学意义上并无高下对错之分。但是,在现代性的发展中,线性时间观取代了循环时间观进入了人们(包括中国人)的社会想象,这是因为前者能更为有效地应对现代社会的结构与条件,帮助人们认知与解释现代性条件下的社会实践,以及人们在这种实践中的常规预期感。

   以社会想象的概念框架来探讨外来思想观念对中国文化之现代转变的影响,我们有可能将获得一种新的视域,并由此确立一套对各种竞争性思想观念的评价原则,用于判断其文化实践的可行性与可欲性。第一,只有在中国原有的社会想象出现危机的前提下,外来的思想才有可能发生深远的影响,否则至多只是一种理论学说,局限在少数知识精英的兴趣之中。第二,即便是在危机的时刻,文化传统可以通过有力的自我调整——比如重新安排自身传统中的边缘与核心元素的关系,或者部分地吸收和整合外来思想的方式——来重建社会想象,而未必导致外来思想实质性地改造本土传统的结局(佛教传入中国后宋明理学的发展或许正是这样一个例子)。第三,即便在文化传统难以自我调整的情况下,也未必发生外来思想取代本土思想的结果,往往是各种(新的、旧的、外来的、本土的)思想处在一种共时性的竞争关系之中,而思想竞争的结果很可能产生碰撞与交汇,使得在新的社会想象中获得支配地位的思想不再完全保有原来的面目。第四,在社会想象的转变中,某种特定的思想理论在实践中的相对优势,取决于它是否能够应对原有社会想象的危机,是否能够对人们的生活实践提供新的替代性的(原来支配性的思想无法提供的)更为有效的认知方式和意义指引。这既是一个可行性(feasibility)的标准,同时也是一个可欲性(disability)的评价。④

   批判语境主义的视野超越了文化本质主义与激进建构主义这两种极端的观念,将中国文化传统理解为各种张力关系——包括核心与边缘,统一与多样,内部与外部,延续与断裂——之间辩证互动的实践发展。中国社会想象的现代转变正是这种实践发展的体现,在其中自由主义经历了从外部到内部,从边缘到核心,从精英思想到大众意识形态的演变过程。

   二、自由主义作为中国现代性规划的潜力与优势

   在20世纪上半叶,中国已经出现了具有明确轮廓和自觉意识的自由主义论述,体现在从严复到胡适等知识分子的思想中。他们针对的问题是中国现代发展的困境,而他们对自由主义的理解与表达也(自觉或不自觉地)受到中国传统思想的影响。但总体而言,当时的自由主义思想仍然被视为有悖于中国传统的“外来思想”,而且其影响力也主要局限于精英知识分子群体,没有穿透与弥散到社会想象的层面。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的最初三十年中,“自由主义”一直是一个贬义词,自由主义的思想是被压制和批判的对象。而在“文革”结束后,社会有过短暂的政治自由与民主的表达,但很快受到整肃。直到最近二十多年中,自由主义才逐渐渗透到大众的社会想象层面,进入其本土化的发展阶段。这是由于改革和开放的环境造就了新的社会实践条件,重新塑造了人们的自我理解,使得自由主义的核心理念与基本原则溢出了精英知识分子的理论言说,进入公共领域,并穿透和弥散至社会大众层面,逐渐成为中国人社会想象的构成性部分。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辨识三种有利于自由主义本土化的主要因素:平等主义的价值诉求、自我理解的个人化,以及生活理想与人生信念的多元化。(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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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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