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健:十五世纪末江南毁淫祠运动与地方社会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05 次 更新时间:2015-12-14 23:0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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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健  
由“知县赵锦置祠于教场之右,以义勇周兰附”(80)。

   可见,随着毁淫祠高潮的退却,无论是地方官员的态度,还是方志中反映出来的观点都明显发生了变化,与上述邓韨的看法相类似,正德、嘉靖间方志编纂者在面对地方祠祀时,纷纷展现出了宽容、变通的姿态。如正德《姑苏志》由王鏊主持“汇遗阐隐,芟繁订伪”,修成于弘治末正德初,虽离曹凤主政苏州只过去了十余年,但该志对他的毁淫祠行动丝毫未见提及。而在关于坛庙的记载中则明确将地方祠祀分为“通祀”、“祀典”、“先贤”与“土人私祀”等,并认为“郡人之私祀亦或有义”。因此该志中土人私祀部分所收庙宇、神灵范围很广,包括猛将庙、总管庙、金天王庙等等,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曹凤曾经试图禁毁的上方山五通神,却仍然被王鏊收入在《姑苏志》中(81)。嘉靖《吴江县志》作者徐师曾在述及地方祠庙时,也指出“余志祀典而事神之礼备矣。复有祠庙则私祀也,祀典稽诸邦礼,私祀达乎人情,恶得而废诸”(82)。这与弘治《吴江志》严格按照《礼记》论述,认为祭非族即为淫祀的观点相比,也明显有了改变。在太仓州,嘉靖《太仓州志》的作者则针对李端当年认为佛老诸教“恨不一洗而除之”的观点也提出了修正:“夫李公之论虽正,然出于有意。盖异端之教,自汉晋以来日益崇尚,多请敕建,莫有能斥之者。今且刻印具官,持教祝禧,属之宗伯大常。制典之所不废,安得而去之耶?”(83)

   笔者曾经指出,在明清时期江南地区的民间信仰领域,所谓“私祀”是介于祀典和淫祀之间的一种中间状态,代表了江南地方士人对民间信仰认识的一种常态(84)。而事实上,明代正德、嘉靖年间正是江南地方志中“私祀”这一概念集中出现的时期,换言之,笔者初步认为它的产生或许也是由于前期集中的毁淫祠行动,刺激了地方士人对民间祠祀进一步思考的结果,而这样的认识在此后江南士绅对地方信仰的观察与评论中也得到了贯彻。

   余论

   十五、十六世纪之交的江南社会,经过明初以来百余年的发展,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这种变化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包括赋役征收制度、乡村里甲制度以及地方仓储制度等在内的原有的社会管理制度越来越陷入僵化和瓦解之中,给地方官员的施政带来了很大的挑战;另一方面则是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江南的城市和市镇骎骎而起,而经济的发展又伴随着社会风气的变化,即以苏州为例,根据弘治年间王锜在《寓圃杂记》中的观察,经过明初的萧条,明代中叶的苏州城在正统、天顺间“稍复其旧”,至成化间则“迥若异境”,而到弘治年间则“愈益繁盛,闾檐辐辏,万瓦甃鳞,城隅濠股,亭馆布列,略无隙地。舆马从盖,壶觞罍盒,交驰于通衢。水巷中光彩耀目,游山之舫,载妓之舟,鱼贯于绿波朱阁之间,丝竹讴舞与市声相杂”(85)。

   在这样一个时代,执政者最直接的感受便是地方风气大坏,如黄傅任江阴县令时所言,明初以来江阴地方风习“极敝大坏未有甚于今数年者”,而他的到来则正“适承其敝”(86)。而当杨子器赴任常熟时,亦有所谓“旧政坏于前令,民困俗淆”,因此南直隶巡抚朱瑄“借寇以扫风秕”之说(87)。而曹凤同样认为,当时的苏州府为“江南郡甲,民物蕃庶,岁赋踰三百万,袭承流风,尚鬼好奢,昧丧葬之正理,习博戏之邪事,其他蠹坏雅俗者又非一而足”(88)。

   为此,这些以理学践行家和社会改革家自命的地方官员在任时,都实施了一系列的改革,试图对明初以来的地方社会经济与文化制度进行继承、调整和革新(89),而毁淫祠实际上正是他们整体社会改革计划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一过程中,当时江南一批热心理学的地方士人又与之相互配合,共同造成了所谓毁淫祠高峰的出现。在某种程度上,十五世纪末江南的毁淫祠运动或许类似于包弼德所说的16世纪“理学自发主义”恢复的前奏(90)。如果说魏校毁淫祠后的16世纪正是所谓“儒教秩序”在广东地区普及的重要时期,那么江南的情况则有很大的不同。

   与华南、江右、浙东等地相比,江南的理学风气向来薄弱。早在成化初年,当陈选提学南畿时,便以为当时江南“学者不务实行而竞为浮华之文”,“力欲变其故习,遍历郡县,居宿学宫,默然端坐,以身为教,至竟日不施朴刑,第其文必以理胜为主,且先令读小学书,暇辄习冠祭礼”(91)。而陈播之父陈德容临终前训诫其“勿徒尚文而遗经业”,事实上也是表明了类似的担忧。在16世纪初的苏州地区更是出现了像祝允明《刺程颐》、《刺朱熹》、《刺道学》那样对理学直接表达不满的文字(92),充分表明了江南文化的多元性。台湾学者李卓颖在最近的一项研究中也指出明代苏州理学传统相当薄弱,士人大多崇尚文学,一定程度上拒斥理学,直至晚明,由于地方官员的策略性运作,理学方才勉强取得了与文学同等的地位(93)。因此,当十五世纪末的毁淫祠运动在江南地区展开时,除吴宽等少数人是仍然在位的官僚外,其他那些亲近理学而支持地方官员者则多为郁郁不得志的中下层士人。即以常熟为例,如桑悦在为其父桑琳所撰墓志铭中就哀叹自己是“道既不行,为贫而仕”,其父去世时,更是“百费贷人”(94)。陈播也对其父生前“屡试不利”,“制以命而不得用于世,存以言而不及施于政”的境遇深表痛心(95)。另外如狄云汉亦是“贫甚”,当地有“清官喫麦粥”之谣,后由杨子器“为买田宅”,养其终老(96)。弘治《常熟县志》纂修者之一的张尧民也同样家境贫寒,由杨子器“买田筑室,寿考令终”(97)。可见,一旦人事代谢,没有了当政者的支持,这群人很难在地方文化发展中获得话语权。

   所以,如井上彻所言,在珠三角地区,魏校毁淫祠后,广东的乡绅此后积极接受了他的政策,提倡祭祖,设立祠堂,组建宗族,以抗衡民间信仰,但士人对民间信仰较为宽容的态度要到18世纪中叶才出现(98)。可是如本文已经证明的,在江南,“私祀”的观念却在16世纪初就存在了,这本身就表明了两地士人观念的差异,而在背后起作用的恐怕还是两地社会发展路径的不同,有待学界的进一步探讨。

   注释:

   ①相关成果可参见小岛毅《正祠と淫祠—福建の地方志における記述と論理》,《東洋文化研究所紀要》114册。1991年;赵献海:《明代毁淫祠现象浅析》,《东北师大学报》2002年第1期;朱海滨:《祭祀政策与民间信仰变迁》,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等。

   ②井上彻:《魏校捣毁淫祠令研究》,《史林》2003年第2期。

   ③David Faure, Emperor and Ancestor: state and lineage in South China, Stand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p. 104.

   ④嘉靖《宁波府志》卷26《传二》,明嘉靖三十九年刻本。

   ⑤嘉靖《昆山县志》卷9《名宦》,收入《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第九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影印版。

   ⑥陈播《报功祠记》,嘉靖《常熟县志》卷12《集文》,收入《北京图书馆藏古籍珍本丛刊》第27冊,书目文献出版社1997年影印版。

   ⑦狄云汉《何孝廉祠》,收入邵松年辑《海虞文征》卷7,光绪三十一年鸿文书局石印本。

   ⑧弘治《常熟县志》卷3《叙官治•神祀》,《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185册,齐鲁书社1997年影印版。

   ⑨弘治《常熟县志》卷2《叙宫室•居室》。

   ⑩嘉靖《常熟县志》卷7《邑人志》。

   (11)钱仁夫:《东湖书院记》,收入邵松年辑《海虞文征》卷9。

   (12)万历《皇明常熟文献志》卷13之《林士》,苏州大学图书馆1986年抄本。

   (13)万历《常熟私志》卷13《叙族•山塘泾桑氏》,民国瞿氏抄本。另外,该书同卷还记载桑瑾之子桑翘担任江西万安县令时,也曾经捣毁当地淫祠:“桑翘,字文起,号草溪,一号寒青,领宏治乙卯乡荐,授江西万安令,大帽山贼劫县,县廨学宫悉燹,民所依恶木自蔽,翘至招流民,练健儿,兴复黉序,首以筑城请制府,至洗私橐,售淫祠佐费。”

   (14)桑悦:《鹤溪府君泣血志》,《思玄集》卷7《墓志碑铭》,《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39册。

   (15)(16)万历《常熟私志》卷13《叙族•山塘泾桑氏》。

   (17)桑悦:《读〈皇极经世书〉》,《思玄集》卷1。《皇极经世书》是一部运用易理、易数来推究宇宙起源、自然演化和社会历史变迁的著作,是宋代名儒邵雍的理学代表作。隆庆万历间叶春及在福建惠安毁淫祠时,也非常重视这一著作,据称他在任时,“民有设祠醮及居丧用浮屠者,召为讲《皇极》、《孝经》”(万历《泉州府志》卷10《官守志下》)。

   (18)桑悦:《子游言公祠堂碑》,《思玄集》卷4。

   (19)弘治《常熟县志》卷2《叙宫室•学校》。

   (20)如弘治十年,桑瑜曾与杨子器同游虞山,后毁淫祠建煮石山房记,桑悦为作记。(弘治《常熟县志》卷2)万历《常熟私志》亦收有桑瑜等人和杨子器所作《登高倡和诗》(卷19《叙诗》)。

   (21)弘治《常熟县志》卷末。具体情况为林傅负责卷1《叙地理》;林儒负责卷2《叙宫室》;蒋绮负责卷3《叙官治》;张尧民负责卷4《叙先贤》。

   (22)万历《常熟私志》卷16《叙族•长乐林氏》。

   (23)万历《皇明常熟文献志》卷8《恩纶》。万历《常熟私志》亦言及张尧民为经生,张汤民“治戴经”有名,并作有《和杨令早朝诗》三百首(卷12《叙族•儒英张氏》)。

   (24)嘉靖《常熟县志》卷7《邑人志》。古灵陈先生即北宋理学名儒陈襄,字述古,因居古灵,故号古灵先生。

   (25)吴讷,子敏德,永乐中,以医荐至京,后官至南京左副都御史,正统四年致仕。《明史》评论其“议论有根柢,于性理之奥,多有发明”,是明代前期常熟地区有代表性的理学人物(《明史》卷158《列传第四十六》,中华书局1975年版)。

   (26)陈播:《泣血志》,《明常熟陈静成先生诗文稿》不分卷,上海图书馆藏正德时录本。

   (27)弘治《常熟县志》卷2《叙宫室•祠庙》。

   (28)均收入上揭《明常熟陈静成先生诗文稿》。

   (29)弘治《常熟县志》卷2《叙宫室•学校》。

   (30)万历《皇明常熟文献志》卷13之《林士》。

   (31)弘治《常熟县志》卷2《叙宫室•祠庙》。

   (32)参见拙作《利害相关:明清以来江南苏松地区民间信仰研究》第四章第二节《正统的消解:明清江南周孝子信仰初考》,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33)万历《皇明常熟文献志》卷1《名宦》。

   (34)万历《皇明常熟文献志》卷1《名宦》,卷5《科第》。

   (35)万历《常熟私志》卷14《叙族•孝子葛氏》。

(36)《诛巫序》,(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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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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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社会科学》(沪)2015年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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