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健:十五世纪末江南毁淫祠运动与地方社会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61 次 更新时间:2015-12-14 23:0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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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健  
时人赵宽称其“既似西门猛,还同子产慈”(39)。

   2.黄傅在江阴县的毁淫祠。黄傅,字梦弼,浙江兰溪人,于弘治六年(1493)至十一年(1498)任江阴县令,在他主纂的《江阴县志》中对江阴本地的信仰习俗有过强烈的批判:“祠不可以地举,像不可以数计,盖与编户相为多寡,聚庐炊烟,莫非其祠,庋壁悬楣,莫非其像,举版图十余万人,除衣冠数十家,阀阅数十家,又除衣食给足数百家,其余大抵巫也,不则事巫者也。吉凶缓急,惟巫之听,贻祸流毒,言之痛心。其最酷者病不许药,必欲饮其符水,其言曰:‘敢食黄草根者绝吾坛籍,吾不有之。’”(40)为了扭转这种风习,黄傅在任期间,对所谓淫祠同样是大举禁毁,其中最有影响者便是对当地李太尉、王太尉、陈烈士等地方土神的禁毁,在其所修方志中还对本为祀典神,实为江阴地方某巫师家族祖先的陈烈士的形象进行了辩驳(41),滨岛敦俊在研究江南地方神灵时,对此曾有过专门的讨论,认为它反映了当时理学思潮在江南的高涨(42)。

   3.曹凤在苏州府的毁淫祠。曹凤,字鸣岐,弘治六年(1493)至十五年(1502)任苏州知府,在任期间,也曾经大力禁毁苏州府境内淫祠,据杨循吉《太守曹侯事十泳诗序》称,“公初以监察御史来知郡事……以为为国治郡,当澄源培根,不宜使百姓重困,乃先斥其一二大者,而以毁淫祠,节丧费,绝赌博,禁烧香为首,号令一出,民相戒弗敢丝毫犯”(43)。时人吴宽与桑悦也曾专门作诗以纪之(44)。桑悦诗中有“上方妖庙何丽壮,巫觋安得醉蛛丝”等语,可见上方山五通神当是其整治的重点,同时还提到“绕城小庙动盈万”“尽将妖像付烈焰”的景象,亦可想见当时毁淫祠之规模还是很大的。

   4.李端在太仓州的毁淫祠。太仓州于弘治十年(1497)由时任巡抚左都御史朱瑄奏立,湖广枣阳人李端为太仓立州后首任知州。他在任时,聘州人桑悦主纂弘治《太仓州志》,其中记载,李端“遵前监察御史苏州守新蔡曹公鸣岐成规”,废毁淫祠甚力(45)。

   5.刘璟等在松江府的毁淫祠。刘璟,字德辉,河南鄢陵人,成化十一年(1475)进士,成化二十三年(1487)至弘治七年(1494)间任松江知府,据正德《松江府志》载,“弘治初毁淫祠及无额庵院,知府刘璟、华亭知县汪宣因即其所为社学若干所”(46)。至弘治七年,光山陈让出任松江知府,主修华亭崇文阁时,还曾利用当时毁淫祠所积木料(47)。

   要充分理解以上这些毁淫祠行动发生之起因,笔者以为首先仍然必须从主政者的学术好尚入手,相关资料表明以上数位在弘治年间主持毁淫祠的地方官员大多与理学有着密切关系。其中苏州知府为当时中州理学名儒曹端之子(48),黄傅则来自当时的理学重镇浙江金华兰溪县,曾与当地理学名儒枫山先生章懋游,“潜心义理之学,以名节自励”(49)。至于李端,他对地方祠寺所发表的一些议论也表明他对理学的笃信,如他以为关羽“虽忠勇,然与吴为仇,不当庙食于吴”,遂毁撤关王庙。在主持修纂州志时,他更认为“佛老之徒,予恨不能一洗而除之,姑存寺观之名,于心尚不慊然,若复载其事迹曲折,则彼之根荄吾徒为之培植,将深不可动摇矣”(50)。

   除了当政者自身的学术背景外,与杨子器在常熟相类似,他们推行毁淫祠政策的背后,实际上同样有着一批当地士人的支持。这一点在吴江的例子中表现最为明显,士人史鑑的推动显然是县令抓捕巫觋的直接原因。而在弘治初年刊行的弘治《吴江志》中,主纂莫旦对于地方祠祀同样有着非常严苛的批评:“《礼》曰民不祀非族,非族即所谓淫祀是也。淫祀岂皆不正之鬼哉,不当祀而祀者如季氏之旅泰山是也。乌呼,世教不明,风俗颓弊,岂特淫巫妖庙在在有之,而士大夫亦有失于讲明之故”。在此,我们特别注意到了他将所谓淫祠分为“不正之鬼”与“不当祀而祀者”。而这样的说法其实源于宋代理学家陈淳在《北溪字义》中关于淫祠的观点:“《曲礼》谓非当祭而祭之,名曰淫祀。淫祀无福。淫祀不必皆是不正之鬼,假如正当鬼神自家不应祀而祀,他便是淫祀,如诸侯祭天地、大夫祭社稷、季氏旅泰山便是淫祀了。”(51)

   当莫旦在评述当地祭祀东岳的习俗时,更直接引用了陈淳《性理字义》(即《北溪字义》)中的相关内容论证自身观点(52)。另外,上述黄傅主修《江阴县志》,他在该志中将地方淫祠分为“踰僭过祠”和“妖妄邪祠”,显然也是受到了陈淳的影响(53)。

   在太仓,弘治《太仓州志》主纂桑悦本籍常熟双凤,关于双凤桑氏家族的理学背景,前文已述,太仓立州后,桑悦改籍太仓州,应聘修纂《太仓州志》,更充分表达了对民间祠祀的看法:“有功于生民,如能捍大灾救大患之类,为祠以祭之,礼也,正也。祭非鬼,为谄,奉淫祠,无福,圣贤明训炳炳,后世镇崇非祀,巨蛇为神,乾鱼称王,大骨有庙,下至薜荔之鬼亦享血食,候禳祈祢,巫祝纷沓,正神泯寂,灵液遂歇,水旱相仍,职此之由,本州淫祠颇多。”(54)

   另外,李端任州守时,还与当地士人狄云汉有所过从,“时时礼问”(55)。狄云汉曾任沅江县令,他籍隶沙溪,弘治十年后亦归属太仓州,而当杨子器在常熟毁淫祠时,他也是积极支持者之一,杨子器毁温将军庙,改为何孝廉祠,他便曾撰文记之,以为正是“黜邪崇正”之举(56)。

   在苏州府,当曹凤禁毁淫祠时,当时正丁忧居家的吴宽作诗相赠,也是间接表明了对其行动的支持。在昆山,杨子器的毁淫祠亦曾得到当地士人陆容的大力支持(57)。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士人对地方官员毁淫祠的支持立场并非是孤立存在的,史料表明,当时也有不少出身于苏州、松江地区的士人在外地任官时厉行禁毁淫祠的行动。较早的例子如成化年间松江士人张弼在出任福建南安知府时,曾经毁淫祠六百余所,“土木偶人付诸水火”(58)。此事在一些江南士人中传为美谈(59)。另外,弘治十一年(1498),苏州人文林出任温州知府,“前后所毁淫祠殆尽”,同时又行吕氏乡约,吴宽、桑悦对此均深为赞赏,而桑悦与文林更为中表之亲(60)。同样是弘治年间,无锡人邵宝在任河南许州知州时,亦“毁淫祠寺观,人莫能沮”(61)。至于支持杨子器在昆山毁淫祠的陆容,在任浙江参政期间,也是以“表章先贤,撤毁淫祠”而闻名(62)。而当杨子器于弘治初年出任昆山县令时,他便曾作序相赠,寄予厚望(63)。

   最后要指出的是,以上所述及的数桩毁淫祠事件之所以会集中发生,还与弘治初年最高层的政策导向有一定的关系。弘治改元,针对成化年间祀典混乱的情形,有左都御史马文升、礼科给事中张九功、礼部尚书周洪谟、礼部侍郎倪岳等多位大臣上书请求厘正祀典,并得到了孝宗皇帝的支持(64)。这应该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到了当时江南地区的毁淫祠活动,特别是像吴宽这样正居官于中朝的人(按:吴宽时任侍读学士)来说,闻风响应也是可以想见的。所以,当弘治初年,他为昆山县令杨子器撰《叶文庄公祠记》时,就特别强调了朝廷诏旨的影响,据他所言,杨子器初至昆山,已有毁淫祠、崇先贤之意,但一时无从措手,“适近天子初即位,用臣下言,撤天下佛庐之私建者,君承诏而喜曰:吾志可成也”(65),此后进行了全面的毁淫祠活动。

   不过,在地方能动性的作用下,中央的政策能否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却是令人怀疑的,正像陆容所指出的,当弘治初年,“淫祠之宜毁,人孰不知,而能果行之者鲜矣。朝有令,部有符,府有期会,邻邑所同也,然惑于祸福而不敢辄行者有矣,惜其所费而不忍遽废者有矣,有不急自解而因循旧贯者有矣”(66)。恰如史鉴所言,虽有朝廷诏旨,但毁淫祠仍然必须“知足以不惑,仁足以能爱,勇足以有为”者方可行之,而朝廷的政策只是让他们可以更加便宜行事而已。

   三、事过境迁:毁淫祠的后续反应

   尽管以杨子器为代表的地方官员在十五世纪末的江南掀起了毁淫祠的高潮,并取得了部分地方士人的支持,但其施行过程显然并非是一帆风顺的。

   弘治九年,曾任广东参政的常熟邑人王鼎因杨子器修阴阳学受邀作记,根据该文的记载,杨子器到任后“慨然于县治之西,撤去淫祠(金神庙),更而辟之”,改为阴阳学。王鼎在文中说,“于时侯未久于任,人政似未通和,其在下者喧然诋之,中焉咲之,上焉无所与,亦无所訾”,显然,他的这一举动并未受到当地人的普遍欢迎。为此,王鼎还进一步对杨子器提出了忠告:“善始者必欲善终,举事者必谋自谦,侯能虑其所终,本之以诚信,行之以刚健,虚其心以察纳雅言,则天下之善归之矣。”(67)

   弘治十年,杨子器修葺当地祭祀先贤仲雍的清权祠,其慈溪同乡,曾任南京大理寺卿的夏时正为之作记,指出杨子器在当地的治理使得“谗慝寝止,盘根错节,利器斯别”(68),这实际上也透露出在杨子器任职期间,地方人士对他政策实际上存在有公开或半公开的批评,即所谓“谗慝”。弘治十二年,杨子器离任前,《常熟县志》如是评论其毁淫祠政策的社会反应:“时方骇愕,明者服之”。所谓“明者”,应该即是那些支持其政策的人,但问题是“骇愕”者仍然存在,那是站在杨子器政策对立面的力量。很明显,两者力量的对比将决定毁淫祠政策的走向。

   而数年后,杨子器所毁撤的淫祠与新建的所谓正祠分别遭受了不同的命运,或许可以对此作出说明:如常熟炳灵公庙,“令杨子器以为淫祠,悉火之。正德丁卯,民念神惠深,重建,周布政炯有记”(69)。再如他曾毁温将军庙,改祀何孝廉,可是这个所谓的何孝廉祠在其去任后的短短三十年间却“一变社学,再变为医肆,三变而牟食于居民”,“瓦木不存,湫秽实甚”(70),后虽又经修葺,但到了明末,仍然是“名存实亡”(71)。可温将军却不仅存在,而且还在清“嘉庆十二年(1807)请入祀典”(72)。还有二郎神庙亦由杨子器毁撤,改奉夏原吉、周忱,名报功祠,可到崇祯时则已废,以致修志者大发感叹。与此同时清源妙道真君庙却“祀真君如故”。茜泾东岳行宫“弘治初昆山知县杨子器毁改社学,后不知何年仍改东岳庙”(73)。

   另外,许多杨子器所建的正祠在明末也已不存在,如“草圣祠在周神庙左,祀唐县尉张旭……令杨子器将学后屠太保庵改建,今废”,“范文正公祠在县治西,其孙崇正奉祀之所,后废,杨子器重建书院后之西隅……今不存矣”(74)。

   这样的现实清楚表明了至少当杨子器去职后,“骇愕”者的力量便左右了地方祠祀的发展。事实上,即使是那些曾经拥护过杨子器的人,在其去职后也对他的政策提出了批评,如正德九年(1514)邑人王金赴京上奏,请求恢复常熟二郎神庙,钱仁夫为之作记,其中就明确批评杨子器作为“为政者好奇立异,怒视而斥逐,此何为哉”(75)。

   至嘉靖年间,邓韨主纂《常熟县志》,在提到杨子器时,虽然仍然极力表彰他在常熟期间所施行的一些实践理学的做法,但对其毁淫祠的举动却只字未提(76)。而邓韨本人在论及常熟地方对中山永定公刘琦的崇祀时,更认为对神灵的祭祀“本于人心之义,义也者,天下后世之大公,国是有未定,人心之公义乃能定之,则举而崇之于祠,何但如祭法所列而已”(77)。我们虽然无法肯定这样的论述是否就是针对杨子器的毁淫祠,但值得指出的是,在弘治《常熟县志》中,中山永定公是明确被归为“莫详神之姓名事迹”,而民俗敬奉“不知其为非”的淫祠一类的(78)。

同样的,黄傅在江阴“洗垢吹毛,尽发其隐”的言行在他离任后同样受到了猛烈的抨击,正德十五年,黄傅主纂的《江阴县志》首次刊印,邑人高賔在其所作序言中就曾指出时人以为黄傅“攻或过激,求或过深,颂或过誉,取或过隘”,这样的批评当然也针对他在任时对陈烈士等所谓淫祠的激烈批判以及取缔行动(79)。而那位他曾经激烈批判过的陈烈士,更在嘉靖二十六年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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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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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社会科学》(沪)2015年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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