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猛:中国的司法模式:传统与改革

——《法商研究》2009年第6期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91 次 更新时间:2015-12-13 17:4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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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猛  
这包括强化党和人大对法官任职的审查、提高法官的待遇、避免法官涉及利益冲突。

   第五,一方面强化法院独立审判,排除不当权力干预,另一方面对司法的事前监督和事中监督机制又没有有效建立。这所导致的结果是整个法院系统自我利益的强化,法院上级对下级的控制力反而加强。因此,在强化建立司法的事前监督和事中监督机制机制的同时,还应当认真探索初审制度和上诉审制度、事实审制度和法律审制度在中国的可行性。通过建立上下级法院之间的分工制度,减少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的不当干预。[35]同时还应强化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违宪审查制度,让当事人或有关机关在穷尽司法救济之后,对于各级法院适用宪法和法律不当的问题,声情释宪。

   第六,如果认为既有体制对司法的制约太多,以至于影响法院独立审判。这自然需要提出者通过严谨科学的实证研究提出因果关系的证明,而不是坐而论道。“一个人对待遗留下来的东西越怀有敌意,他就将越顽强地使自己的个人生活隶属于某些标准,他要把它们提升为一个未来社会的立法者的标准”。[36]但这个社会没有人是先知,即使是真理它也总是片面的,因此,改革必须从科学出发,而不是从个人好恶和情感出发。作为科学试验的第一步,可以尝试对各种司法改革措施采取先行试点的办法。经验证明,试点制度是中国改革成功的一个重要步骤。已有的试点经验主要是经济体制改革意义上的,例如,建立经济特区,然后才逐渐推行市场经济,但仍然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37]司法主要是政治体制层面的,难度或许更大,但对于新的制度设想,总得试一试。如果初见成效,可以逐步推进。

  

   【注释】

   [1]司法改革是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的简称,本文主要是从法院的角度来讨论司法改革。

   [2]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立健全诉讼与非诉讼相衔接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的若干意见》(法发〔2009〕45号)。

   [3]《王胜俊在全国法院调解工作经验交流会上强调全面理解和正确把握“调解优先、调判结合”原则积极推动建设诉讼与非诉讼相衔接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人民法院报》2009年7月29日。

   [4]滕彪:《话语与实践:当代中国司法中心工作的变迁》,《法哲学与法社会学论丛》第六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5]相关资料,例如,Bradford P. Wilson, Ken Masugi, The Supreme Court and American Constitutionalism. Lanham: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Inc., 1998;王希:《原则与妥协:美国宪法的精神与实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6]相关变化,参见王胜俊:《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2009年3月10日在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

   [7]更多关于中国模式的讨论,参见潘维、玛雅主编:《人民共和国六十年与中国模式》,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9年版。

   [8]“理想类型”是从诸多经验事实中提炼出具有共性或规律性的东西,使之成为典型形式,具有高度的概括性、抽象性。参见Max Weber, on the Methodology of the Social Sciences, 1949, p.90。

   [9] David M. Trubek, “Law and Development”, in N. J. Smelser and Paul B. Baltes (editors), 2001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 Behavioral Sciences, Oxford, p. 8443 (2001).

   [10]参见肖扬:《法院、法官与司法改革》,《法学家》2003年第1期。

   [11]卡多佐:《司法过程的性质》,苏力译,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101-102页。

   [12]韦伯的第三种实质理性的法律并非依照逻辑理性的思考模式,而是立于对政治、功利、伦理等实质社会正义原则的追求,因而此种法律制度并未区分实质与形式,而在于实现伦理、政治或宗教上的理想,因而是“实质的”而非“形式的”。参见陈聪富:《韦伯论形式理性之法律》,《清华法学》第二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13]费孝通:《乡土中国》,三联书店1985年版,“无讼”。

   [1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认真学习全国大法官研讨班精神深入推进“人民法官为人民”主题实践活动的通知》(法〔2009〕314号)。

   [15]参见陈柏峰:《缠讼、信访与新中国法律传统——法律转型时期的缠讼问题》,《中外法学》2004年第2期。

   [16] Law and Anthropology: A Reader, Edited by Sally Falk Moore, Blackwell Publishing Ltd, 2005, p.1.

   [17]朱晓阳:《“语言混乱”与法律人类学的整体论进路》,《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第2期。

   [18]就这一点而言,目前对于马锡五审判方式的理解,并不能仅仅强调其是共产党治理社会、改造社会的新工具。参见强世功:《权力的组织网络与法律的治理化——马锡五审判方式与中国法律的新传统》,《北大法律评论》第3卷第2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

   [19]参见刘星:《走向什么司法模型?——“宋鱼水经验”的理论分析》,《法律和社会科学》第二卷,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

   [20]参见何兵:《司法民主化是个伪命题吗?》,《经济观察报》2008年8月30日。

   [21]参见贺卫方:《司法改革的难题与出路》,《南方周末》2008年9月18日。

   [22]有关陪审制的相关研究,可参见《北大法律评论》第8卷第1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主题研讨:人民陪审员制度”系列论文;胡凌:《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多面向解释》,《法律和社会科学》第二卷,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

   [23]“我国法治建设,无论是立法权还是司法权,都属于人民。人民法院干警要牢记司法权的本质和来源,真正从思想上解决‘权从何来,为谁执法,靠谁执法’的问题,打牢司法为民的思想基础,在思想作风、工作作风和法院工作的各个环节上真正体现司法为民的宗旨,真正体现人民司法的本质”。王胜俊:《始终坚持“三个至上”实现人民法院工作指导思想的与时俱进》,《人民司法》2008年第19期。

   [24]参见苏力:《中国司法中的政党》,《法律和社会科学》第一卷,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

   [25]周永康:《坚定不移地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捍卫者》,《求是》2008年第15期。

   [26]甘阳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实质就是“儒家社会主义共和国”。中国改革的最深刻意义,就是要深入发掘“儒家社会主义”的深刻内涵,这将是中国在二十一世纪的最大课题。参见甘阳:《中国道路:三十年与六十年》,《读书》2007年第6期。

   [27]瞿同祖:《中国法律之儒家化》,载《瞿同祖法学论著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62页。

   [28]所谓儒法国家,这里指的是在西汉时期逐渐形成的一种以帝国儒学思想作为官方意识形态和合法性基础,同时运用法家手段对国家进行实质性管理的国家模式。参见赵鼎新:《东周战争与儒法国家的诞生》,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版。尤为注意的是,作者认为:春秋战国时代的封建制度导致了诸侯列国之间频繁的局部性非摧残性战争;这些战争驱动型冲突刺激了该时期各个社会领域的发展。然而,由于该时期中国社会的其他社会力量发展薄弱,社会的多元化成都很低,由战争而催生的军事权力、意识形态权力和经济权力的发展最终均为国家所控制;国家权力的一元独大为儒法国家的形成开辟了道路。

   [29]道格拉斯·诺斯:《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

   [30]冯象:《法学三十年,重新出发》,《读书》2008年第9期。

   [31]甘阳提出用新时代的“通三统”概念来重新认识中国,认为孔夫子的传统,毛泽东的传统,邓小平的传统,是同一个中国历史文明连续体。参见甘阳:《通三统》,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

   [32]朱晓阳:《面向“法律的语言混乱”──从社会与文化人类学视角》,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黄宗智:《中国法律的现代性》,《清华法学》第十一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刘思达:《法律移植与合法性冲突——现代性语境下的中国基层司法》,《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3期。

   [33]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34]邓小平在1980年代初就提出“着手解决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问题”。参见邓小平:《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一九八零年八月十八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35]相关讨论,参见蒋惠岭、何帆、陈瑞华、景汉朝等:“上下级法院关系改革专题”,《法制资讯》2009年第5期。

   [36]本雅明:《单行道》,李士勋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9页。

   [37]改革开放之处,法律制度也有试行制度,但后来逐渐废止不用。参见季卫东:《法治秩序的建构》,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法律编纂的试行──在事实与规范之间的反思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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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法商研究》2009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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