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龙:明代诣阙上诉与国家政治研究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89 次 更新时间:2015-12-12 16:44: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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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未回应。长子又自缚阙下,请代父死。通政使陈经被迫入奏,世宗恻然心动,命令法司再议,最终免死。[6](卷209,冯恩传)徐学颜父亲担任中城兵马指挥,因忤逆权要被治罪。徐学颜三疏讼冤,法司不奏,遍叩公卿,仍无人理会,又号泣争于刑部,依然不能申诉,无奈啮臂血溅于庭,其父才获释归。[6](卷294,徐学颜传)有些访民在上访受阻后,不惜直闯宫门,惊动皇帝,但此举不仅难以奏效,反而会招来惩罚:“擅入午门、长安等门内叫诉冤枉,奉旨勘问,得实者问罪枷号一个月,若涉虚者,仍杖一百,发口外卫分充军。”[3](卷169,越诉)可见,在权势面前,民众上访障碍重重,以致有人以自残自杀的极端行为相逼迫。诣阙上诉遭到排拒,无异于自断羽翼,各种矛盾不断累积,官方施政能力和信誉度日趋下滑,各种矛盾集聚日久,将不可避免地激发民众的不满情绪,甚至引发突发性群体事件,无益于社会稳定和政治统治。

   四、明代诣阙上诉的时代局限

   民众诣阙上诉固然有助于下情上达、伸张冤抑、澄清吏治、整饬法制,并对地方官员形成监督和约束;明廷允许民众诣阙上诉,也体现了统治者尊重民意,恪守德政的治国理念。但在实施过程中,由于诸种原因,明代诣阙上诉也存在诸多局限和弊端。

   (一)民众诣阙上诉时常遭到冷落乃至禁止。明代诣阙上诉起初并无过多限制,以致妄告诬告频发,“洪武末年,小民多越诉京师,及按其事,往往不实,乃严越诉之禁”[6](卷94,刑法志)。受此影响,有些诣阙上诉很难得到妥善解决。如洪武十九年(1386),青文胜担任龙阳典史,龙阳县濒临洞庭湖,岁罹水患,欠赋数十万,死者众多。青文胜慨然诣阙上疏,为民请命,屡疏不报。自觉无颜面对父老,遂自经登闻鼓下。太祖大惊,怜悯其为民杀身,特下诏宽龙阳县租赋二万四千余石。[6](卷140,青文胜传)

   正嘉以后,民众诣阙趋少,这与明廷的限制不无关系。如嘉靖“大礼议”时,护礼官员齐聚左顺门伏阙进谏,世宗大怒,命逮马理等百余入狱。此后,世宗严禁各种诣阙妄诉行为,尤其是对地方宗藩,规定:“凡亲王及嗣子,或出远方,或守其国,或在京城朝廷,或有宣召,或差仪宾,或驸马,或内官赍持御宝文书,并金符前去,方许起程诣阙。”[3](卷56,礼部•来朝)万历二十三年(1595),有男子刘行洁诣阙不成,无奈自刎,神宗震惊,“传示都察院,令巡按御史责公正官员,详细审问,不许偏护”[20](卷286,万历二十三年六年六月乙丑条)。但纵然如此,很多上访仍难解决,如民众上诉的矿税之弊,大多不报。万历二十八年(1600),山西乔公相等伏阙上奏:巡抚魏允贞,清操惠政,被税监孙朝陷害,恳求留任,以慰民望,结果不报。[20](卷348,历历二十八年六月丙子条)二十九年(1601),湖广佥事冯应京因得罪税监陈奉,遭诬被逮,父老相率诣阙诉冤,“帝不省”[6](卷237,冯应京列传)。

   (二)有些诣阙上诉行为绝非民众意愿,甚至是官员制造的假象。以诣阙乞留为例,明廷一般会予以批准。但在乞留过程中,一些官员为了获得留任,故意制造假象,指使下属或民众诣阙奏保。如宣德时,永宁税课大使刘迪杀羊置酒,“邀耆老请留”[6](卷281,循吏传)。大同总兵石彪骄横残暴,为保住官位,“乃阴使大同千户杨斌等五十人诣阙,乞留为镇守”[26](卷36,曹石之变)。至隆万时期,情况更糟,“黠狡成风,凡有司不得志去任,往往邀求无赖诣阙奏保”[27](卷63,隆庆五年十一月丙戌条)。之所以出现此类情形,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各府州县官九年考满,多因在任买田置宅,娶妻立籍,恐迁别处,要民保留,甚为妨政。”[12](卷120,正统九年八月庚戌条)针对虚假乞留情况,明廷加大了审查和惩处力度,“值奏保官者,先送兵马司禁锢,候本部研鞫,如有前弊必痛以法绳之”[27](卷63,窿庆五年十一月丙戌条),“今后有保留者,其令巡按御史、布按二司及该府官从公会核,果有廉能公勤,抚字有方者,须具实迹奏来,若所保官有如给事中所言者,及御史等官循私保勘,俱治以罪”[12](卷120,正统九年八月庚戌条)。

   (三)诣阙上诉中不乏诬告或报复行为。明代参与诣阙上诉的官民中间,不乏无赖之徒,更有贪官污吏。其中,奸谲之徒“往往构无情之词,赴京陈诉,陷平人于罪,以复私怨,法司不胜其繁,请禁戢之”[5](卷100,宣德八年三月壬申条)。洪武九年(1376),乐平县无赖子素,因向本县大姓假贷不得,心怀怨恨,指使无赖诣阙诬告大姓谋逆,太祖不信,派人调查,知为诬告,诛杀素等妄告者。[9](卷107,洪武九年秋七月丁丑条)十九年(1386),丽水县有一卖萝卜者,拜谒大姓陈公望等被拒,心生怨恨,于是诣阙诬告陈公望等聚众谋乱。知县倪孟贤微服调查,询问父老,皆无谋乱之事,便派耆老诣阙澄清事实,太祖赏赐耆老酒食,并发路费。[9](卷178,洪武十九年五月甲申条)

   此外,一些贪官污吏对所犯罪行不思悔改,妄图翻案,冒险上诉,“为事官赃证明白,问拟罢职者,往往捏词赴京妄诉,摭拾原问官吏”[10](卷46,成化三年九月癸酉条)。对于诬告行为,明廷多严惩不贷。如永乐时,石州人有诣阙告变者,声称州民与陕人群聚谋不轨。明廷命邝埜为陕西按察副使,专理此事,并告诫邝埜如果属实,即加以剿戮,毋贻民患。邝埜经过调查,发现实属诬告,即具以闻,成祖命诛杀造诬者。[28](卷78,王直《尚书邝公神道碑》)天顺七年(1463),湖广生员李春、谭瑄考课不合格,被充吏员,二人诣阙谎奏因病未能通过,请求再考,但仍“大理不通”,谪戍边关。[12](卷354,天顺七年秋七月壬寅条)

   (四)明廷对待诣阙上诉的态度既统一又对立。一方面,利用诣阙上诉强化对地方的监控;另一方面,又限制民众随意越级上访,尤其对因小事引起的上诉行为,明廷一再告诫:“各处巡抚、巡按官员专以禁盗抚民为上务,在盗止民安,其余事讼等项末节小事,悉付所在官司宪司从公问理回报,庶使小民得以伸悉,不至越诉搅扰。”[12](卷216,景泰三年五月甲午条)但仍然有人因无关小事闹到朝堂。天顺二年(1458),庆王秩煃藩府军校妄自投充,招致家属伏阙哀诉,英宗认为“以此小事搅扰朝廷,甚乖藩辅之义”[12](卷286,天顺二年春正月己巳条)。藩府作为特殊的权势阶层,地方官员处理此事会有所顾忌,而统治者以小事搪塞,实为推诿之辞。万历时,陈州生员田吐华等与乡官讦告,闯阙上书,给事中李养珍等奏闻,将此案发回河南抚按,“从公问理”。[20](卷576,万历四十六年十一月丁亥条)但实际上,发回原籍审理的案件,时常因为官员仇视访民而不予理睬,致使访民陷入无处申诉的窘境。

   如果民众赴诉无门,冤屈难申,养痈遗患,长此以往,民怨郁结,就会酿成民变。正统十三年(1448),邓茂七等围攻延平府,监察御史张海等进行抚慰,“有衣红者突出言,我等俱是良民,苦被富民扰害,有司官吏不与分理,无所控诉,不得已聚众为非”[12](卷170,正统十三年九月戊戌条)。可见,民众若无处申诉,将铤而走险,起义造反,所谓“冤抑不理,乱之阶也”,“积怨之民,将有乘之而起,为乱者矣”[12](卷186,正统十四年十二月壬申条)。明廷上下推脱责任,不为地方民众审理冤屈,解决困难,成为引发社会动乱的重要原因。

   结语

   明代诣阙民众的每一次陈诉,每一条意见,每一个怨愤,都构成一定的见解体系,一定程度上成为朝廷广开言路,洞察民意,肃清吏治,控制社会,促进法治的重要渠道,并已具备了伸张正义的自觉意识和舆论监督的权利意识。这种自发的诉讼实践和“把事情闹大”的心态,无疑对地方官员造成了一定的精神压力。缘此,明廷不得不重视民情民意的舆论价值,并做出相应的处置举措,尽可量满足地方民众的上访诉求。这种常规性上访程序,使得广大民众的舆论诉求不断流向权力阶层,而权力阶层的积极应对方式也满足了民众要求,从而形成社会舆论的有效对流和有益互动,官民之间的此类对话,一定程度上成为明廷执政的舆论资源和施政依据。

   但根本来说,明代鼓励越级上访并非真正要维护民众权益,而是将其视为治官的一种方法。从制度层面而言,明代的舆论场域具有一定的“开放度”,民众诣阙上诉也具有一定“自由度”,人们既可以根据法律赋予的“合法上访权”,申诉冤情,陈诉意愿,也可以突破法律的规定,超越地域、部门的限制,直达阙下陈诉舆情。但在运作层面,民众的诣阙上诉时常因为截访、压访而陷入窘境,这不仅反映了明代专制法制与民意高涨之间的紧张关系,也暴露了明代司法制度的尴尬处境。明代访民“信访不信法”,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司法诉讼缺少独立性,司法权不但对行政权起不到应有的监督作用,反而还要受到行政权力的宰制,所以民众不得不放弃司法诉讼,转而诣阙上诉。因此,明廷要真正解决诣阙上诉,避免冤假错案,就需建立一套公正、公开、高效的司法诉讼制度,把社会矛盾的解决引导到正规的司法道路上来,使各种民事案件通过正当法律程序得到公正解决。

  

   【参考文献】

   [1]乔纳森•欧中坦:《千方百计上京城:清朝的京控》,载《美国学者论中国法律传统》,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

   [2]诺尔-诺依曼:《沉默的螺旋•舆论:我们的社会皮肤》,董路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

   [3]申时行:万历《明会典》,《续修四库全书》本.

   [4]《大明律》,怀效锋点校,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

   [5]《明宣宗实录》,台北:“中研院”史语所,1962.

   [6]张廷玉:《明史》,北京:中华书局,1974.

   [7]刘海年:《中国珍稀法律典籍集成》(乙编),北京:科学出版社,1994.

   [8]赵翼:《廿二史劄记》,王树民校证,北京:中华书局,2013.

   [9]《明太祖实录》,台北:“中研院”史语所,1962.

   [10]《明宪宗实录》,台北:“中研院”史语所,1962.

   [11]张时彻:《芝园集》,明嘉靖刻本.

   [12]《明英宗实录》,台北:“中研院”史语所,1962.

   [13]朱元璋:《大诰》,明洪武内府刻本.

   [14]《全明文》第一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15]朱元璋:《大诰续编》,《续修四库全书》本.

   [16]朱国祯:《涌幢小品》,北京:中华书局,1959.

   [17]陈玉中:《峄县志点注》,枣庄:枣庄出版管理办公室,1986.

   [18]展龙:《明代官员久任法研究》,载《清华大学学报》2013年第4期.

   [19]《明世宗实录》,台北:“中研院”史语所,1962.

   [20]《明神宗实录》,台北:“中研院”史语所,1962.

   [21]龙文彬:《明会要》,北京:中华书局,1956.

   [22]傅维鳞:《明书》,北京:中华书局,1985.

   [23]余继登:《典故继闻》,北京:中华书局,1981.

   [24]《明仁宗实录》,台北:“中研院”史语所,1962.

   [25]《诸司职掌》,台北:正中书局,1989.

   [26]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北京:中华书局,1977.

   [27]《明穆宗实录》,台北:“中研院”史语所,1962.

   [28]程敏政:《明文衡》,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

   [29]陈子龙:《明经世文编》,北京:中华书局,19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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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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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求是学刊》(哈尔滨)2015年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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