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敏里:《黑色雅典娜》的启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80 次 更新时间:2015-12-11 15:1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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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敏里  

   马丁•贝尔纳的《黑色雅典娜——古典文明的亚非之根》(以下简称《黑色雅典娜》)是这样一本书,这就是,它通过复兴和修正一种有关希腊文化的古代模式,摧毁了或者说颠覆了一种有关希腊文化的可以说是非常主流和流行的现代模式。所复兴和修正的那个古代模式贝尔纳也把它称之为黎凡特模式,而所摧毁或者说颠覆了的那个现代模式贝尔纳也把它称之为雅利安模式。这两种模式都是关于对古代希腊文化的理解的。黎凡特模式认为古代希腊文化广泛地受到了今天北非、西亚地区的古代文化的影响,也就是埃及文化和闪米特文化的影响,实际上在很大的层面上是这两种文化殖民的结果,而且,这一对古代希腊文化的理解是得到绝大多数古代作家所承认和记录的,只是进入到现代以后,由于一种欧洲种族主义文化思想的兴起,才逐渐被一种新的对古代希腊文化的理解模式所取代,这就是雅利安模式。雅利安模式认为,古代希腊文化有它自己的特殊性,它在本质上是来自北方大陆的雅利安人种所创造的,里面无不浸透了出自于雅利安人种所独具的高贵的和优越的文化种族特性,它即使存在着对同时期的其他地区的民族文化的借鉴和吸收,也更多地是在改造和同化的意义上,也就是使之归附于希腊文化自身的独特性,变成希腊文化自己独特的文化创造。

   《黑色雅典娜》第一卷主要不是为了要重建关于希腊文化根源的古代模式,而是为了要清理支配我们关于希腊文化的认识与理解的现代模式是如何兴起和逐步地取代古代模式的,因此,从第四章开始,贝尔纳就将研究的重心放到了一种本质上是种族主义的现代模式在近代欧洲的兴起。他告诉我们,将希腊塑造成一种独特的文明,并且将希腊文明与其他文明对立起来,同时将希腊文明拔高成为一种独具高贵气质和神圣禀赋的文明,并最终将它确立为是欧洲文明的独特源泉,这主要是近代以来以下四种力量复杂作用的结果,即,基督教反应,“进步”概念的兴起,种族主义的发展,以及浪漫主义希腊主义。其中,基督教的欧洲与非基督教的异民族之间的对立自然是我们容易理解的,但这里的关键是基督教的新教如何将在早期基督教中同样被视为异教文化的希腊文明争取过来,成为自己对抗其他民族文化的有力的文化同盟。在这里,基于“进步”的观念和种族主义、浪漫主义的因素就起了积极的作用。因为希腊文明象征着青春、活力与进步,它与年青的欧洲文明格调一致,尤其是与正处于其青春期的欧洲现代文明格调一致,这种精神气质上的认同感拉近了欧洲文明与希腊文明之间的距离。而种族主义和浪漫主义则进一步强化了这一联系。

   贝尔纳对浪漫主义的描述是富有启发性的,它尤其会使我们意识到我们关于文化的观念中有着何其多的浪漫主义的思想基因。贝尔纳指出,浪漫主义“认为理性不足以处理生活和哲学的重要方面。浪漫主义关心的是地方和特殊的东西,而非全球和一般的东西”。而在德国在18世纪的民族身份认同的危机之中,浪漫主义得到了更为巨大的发展。“新的浪漫主义和进步的观点认为,民族现在必须放到它的地理和历史背景中考察。属于土地及其民众的种族精神根据时代精神,……来变换它的形式;但一个民族总是保持它不变的本质”。“浪漫主义不仅强调地理和民族特征的重要性,以及民族间的绝对差异,而且视活力为最高的价值”。基于这样一种本质上是浪漫主义的对一个民族的文化的特殊的想象,希腊人开始被视为欧洲的童年,它代表着欧洲文化未受染污的纯洁的源泉,它的质朴、原始、粗糙是它精神上纯洁、富有青春活力的表现。而通过温克尔曼、歌德、席勒、洪堡以及哥廷根大学,德国浪漫主义关于希腊形象的这一特殊理解便占据了希腊学术研究的主流,成为对希腊的“科学的”理解。

   几乎所有的古典学史著作都会特别讲述哥廷根大学在古典学这门学科成立上的特殊历史地位,也会讲到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沃尔夫和威廉•冯•洪堡这两个人在创制这门学科并且宣扬一种古典学的教育理念上的重要作用,但是,贝尔纳却特别揭示了在这两个人的古典教育理念体系中的浪漫主义与种族主义的因素。洪堡生前写有一份未发表的概略——《论古代研究,尤其是希腊人研究》。这个概略强调古代研究在普通教育中的中心地位,而支持这一观点的核心的理由就是:“学习研究尚未异化的古代人会为今天创造出更好的人组成的新社会,这一研究将是教育和道德形成的中心。”贝尔纳指出,这在本质上是一种精英教育的理念,它所依赖的人与人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差异与不平等是一目了然的,在它的关于古代人的纯洁性的浪漫主义的修辞中所隐含的实际上是保守主义的政治目标,以应对当时正在发生民主革命的欧洲。

   通过洪堡,完善的希腊人的形象被树立起来了,而它迅速与德意志民族的在种族上的纯洁性与高贵性的自我认同结合在一起,德意志民族被看成无论是在语言上、还是精神上都更接近于希腊人,是雅利安种族的没有堕落和腐化的部分。在这里,如何通过塑造一个理想的他者——另一个自我——来达到对自身的确证,如何通过对理想的希腊人的追溯来达到对德意志民族的自我认同,如何通过对一种理想化的古人的道德想象来渗透一种本质上是保守主义的政治理念,即,对一种等级制的统治秩序的维护,就是一目了然的。

   因此,浪漫主义和种族主义通过向古典学的渗透和与古典学的结合,就为关于希腊文化的一种现代模式奠定了基础,这个现代模式被贝尔纳称作雅利安模式,因为,它的浪漫主义和种族主义的内核在本质上是欧洲中心主义和反犹主义的。它通过强调希腊人的种族的纯粹性来强调现代欧洲文明的独特与高贵,它将关于希腊文化的古代模式作为编造的和缺乏证据的而予以完全排斥。因此,贝尔纳这样说:“到1850年代,印欧语系和雅利安种族已成为既定‘事实’。随着一整套种族理论和原初的雅利安发祥地位于中亚山区的概念的确立,对希腊起源的描述就被篡改了。”

   《黑色雅典娜》给我们带来多方面的启发。其中一种启发是人们经常会提及的,这就是,它是自萨义德的《东方学》之后的另一本重要的后殖民主义理论的代表作品,它以实证的方式为萨义德的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补充了弹药,从而再一次击碎了西方关于自我和作为他者的东方的虚假叙事,对欧洲中心主义和自觉与不自觉地接受欧洲中心主义文化叙事逻辑的人们不啻是当头一记棒喝。

   但是,它难道不是对一切民族的自我中心主义和一切关于自我和他者的实质上是种族主义、殖民主义乃至帝国主义的文化叙事都是当头一记棒喝吗?因此,在我看来,《黑色雅典娜》的启发远不止于它所实际针对的,亦即,针对一种有关希腊文化的现代西方古典学模式,和作为其基础的欧洲中心主义,而是具有普遍的文化理论的意义,它更值得我们就当前正在兴起的有关中国文化的独特性的所谓“中国叙事”其背后的实际上逻辑相同的文化模式进行反思。人们在借助于实际上是来源于西方的一种后殖民主义的文化理论解构了西方话语的文化霸权的同时,难道不是也应当就一种新的文化霸权——无论它是“中国叙事”还是“中国性”——有所警惕吗?同时,我们不是更应当通过这一反思来构想一种更具文化的包容性和平等性的、富有文化交流的张力的文化理论吗?

   因此,当贝尔纳就古典学的现代模式——它如何通过塑造一个精神上的绝对的他者来塑造一个精神上的绝对的自我——进行解构时,一个首先引起我们思考的文化问题就是,一个自我中心主义的文化恰恰是通过塑造一个文化上作为他者的对立物来塑造自我的,并且它通过将那个精神上的他者绝对化、特殊化而达到对精神上的自我的绝对化和特殊化,当然由此也将它们分别置于一个精神等级序列的相应的位置,建构起自我在精神世界中的统治秩序。贝尔纳细致地梳理了从18世纪以来,随着欧洲中心主义的逐渐兴起,在文化上古典学者们如何通过将埃及的因素和腓尼基的因素从希腊文化中排除出去,将它们置于一个史前的和低级的文化价值序列之中,从而获得了一个年青的、进步的和高贵的希腊新文明的。贝尔纳特别指出,在这个过程之中,都不是科学的精神在起作用,而是种族主义的、浪漫主义的文化想象在发挥主要的作用。希腊人被想象为一个特殊的文化种族,它具有超然于其他民族的神圣的文化禀赋。在深受这一古典学模式影响的现代德国哲学家那里,它甚至被想象为一个独具形而上学气质的民族,而其他民族却都是世俗主义的,是被卑污的犹太精神所浸透的。从而,恰如贝尔纳批评将腓尼基因素从希腊字母表中最终清除出去的美国考古学家里斯•卡彭特所说的,“当谈到古希腊人时,所有正常的法则和类比都被悬搁了,像判断其他民族那样来判断他们,即便不是不正确的,也是不合适的。”因此,在这样一种对自我的文化塑造中,我们看到的不再是科学与理性,看到的却恰恰是愚昧与非理性,是一场基于价值信念的“诸神之争”,所有客观而公允的分析与判断都终止了。

   但如果这针对欧洲中心主义和古典学的现代模式是有效的,那么,它难道不也同样适合于某种意义上的亚洲中心主义和所谓的古典学的中国模式吗?事实上,在当前正在兴起的“中国叙事”的文化逻辑中,我们就是通过刻意地塑造一个与我们绝对异质的西方,来塑造一个本质上是地方主义的、绝对独特的中国的。这有时候是通过想象另一个文化上的自我——例如古希腊——来实现的,但有时候却是通过有意识地将西方他者化、将西方同样塑造为一种地方性的文化来达到的,而无论是哪一种,最终都诉诸了对民族文化传统与经典的无条件的接受与美化。但是,在这样一种无批判地面对自身文化传统的立场中,其内在的本质上是民族主义的文化逻辑不也同样是鲜明的吗?它已经看到了民族主义在欧洲近代的兴起是如何产生了一种西方与东方的二值的文化逻辑,但是,它自身却依然兴致勃勃地活动在这一逻辑之中,而不能从根本上超越这样一种基于自我与他者的文化想象与建构。

   因此,我们需要思考的是,在我们从文化上消解西方话语霸权的同时,我们是否也从文化上清除了在其背后作为支撑的种族主义和浪漫主义的文化逻辑?我们在对自身文化传统的理解中,是否仍旧不能摆脱一种本质上是特殊主义的文化模式,而将我们的文化传统以民族主义的方式设想为是独特的、唯一的、从而是与其他一切民族文化绝对异质的?如果是这样,那么,我们或许摆脱了西方文化的殖民,但是,我们却在根本上没有摆脱殖民主义及其背后的种族主义。同时,这里所隐藏的一个巨大的文化理论上的困难就在于,当一种文化强调自身的独特性、民族固有的特质强调到绝对和唯一的地步时,当这种文化逻辑被普遍地运用到对一切民族文化的理解上时,各民族文化之间的相互交流和彼此沟通就成为了不可能,但这同时也就意味着自身文化的那种独特性也就成为不可理解、不可交流的神秘之物。

因此,当贝尔纳通过对有关希腊文化的一种古代模式的复兴揭示出隐藏于希腊文明自我之中的一系列的他者的因素(埃及的因素,闪米特的因素),这就无异于是向我们表露了这样一个根本的文化解构理论,即,他者就在我们自身之中,我们的自我实际上是由一系列并不外在于我们的他者所构成的,而这才恰恰构成了自我与他者、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之间相互交流与沟通成为可能的基础。从而,我们不应当去从外部想象一个他者和从内部想象一个自我,而是应当认识到,我们同时既是他者又是自我,我们向来就是一个他者与自我的综合体,他者在我们自身之中,就像我们自身在他者之中一样。这样,关于他者与自我的形而上学的对立就消除了,关于他者与自我不可沟通、相互对立却又千方百计想要沟通、想要消除对立的那种形而上学的认识论上的悖论也就消除了。由此,当我们提出这样的问题,例如,什么是中国性时?我们就不会再去想象那样一种纯粹的形而上学的民族实体,去着力塑造那样一种纯粹的民族性,而且还是去通过塑造一个与此相对立的、因而同样是纯粹的形而上学的他者来达到这一目的。正像如同《黑色雅典娜》所揭示的,纯粹的希腊性消失了,在所谓的纯粹的希腊性中向来就含有非希腊性的因素,也就是他者,而恰恰是如此,才构成了所谓的希腊性。从而,他者不是不可理解的,相反,他者恰恰就在我们自我的理解当中。当然,从哲学上更深刻地来说,没有什么比我们自己对于我们自己更是一个他者的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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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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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读书》2015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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