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敬雷:既要光宗耀祖,又要传宗接代

——我的1990年代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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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敬雷  


上个世纪90年代是平凡的,又是不平凡的。


1990年代和1980年代有着瓜葛牵连,方方面面尚存千丝万缕的联系,不必太难地寻找往昔踪影,不用太难回忆过去,老同学老朋友见面不会惊讶对方变化太大,变得连容颜也改,乃至认不出来,不会感慨年龄大了,哀叹自己衰老!心里没有那种大半辈子时光已逝的惊悚!


1990年,我终于考上了硕士研究生,离开了家乡那个又脏又乱又差、灰蒙蒙的城市,去了“人间天堂”杭州,进了“东方的剑桥大学”读书。


去浙大时,正值盛夏,从火炉一般的长沙坐火车出发,我穿的是短裤和短袖衣,到杭州时,适逢台风刚刚刮过,路边歪歪倒倒的树木随处可见。天气凉快多了!我一下子感觉到了秋天来临!


亚运会刚刚在北京开过,大街小巷都听得见刘欢、韦唯演唱的《亚洲雄风》,声音高亢嘹亮,让人精神振奋,热血沸腾。1985年我跟随父亲来杭州旅游,如今我是来求学深造。


先前入校录取一波三折,我被浙大调剂了系和专业,我心里留恋学习长达七年之久的经济学专业,曾专程到读本科的大学面试,母校财经学院愿意录取我,可是浙江大学的名气、杭州西湖的美景在向我召唤,五年之前的杭州之游让我牢牢地记住了这座美丽的城市,我做出了艰难而又痛苦的选择,放弃了财经学院的经济学专业,虽然校园里众多活泼可爱的漂亮女生令我心动,但是也未能挽留住我!人生不可能完美,肯定有缺陷,必然要舍弃,如同西湖断桥,如同维纳斯断臂。我后来才知道,这在美学上叫“缺陷美”。


1990年是一个新时代的开始,至少从时间上是这样。我的新生活也开始了。我第一次离开湖南省,去到另外一个省。


中国的政治领域也刚刚刮了一场台风,浙大哲学系的中青年老师讲课,都有一种想说又不明说、不便说、不敢说的感觉,虽然他们从不同学校毕业,学习和研究不同专业,我还是能从他们力求“价值中立”的立场,听出他们的价值判断,社会科学能真的做到客观、公正、理性吗?在那个特殊时期,特殊的政治氛围下,人人都想明哲保身,没有谁愿意充当被枪打的出头鸟,不愿意被贴上“偏激”的标签,一旦被扣上政治帽子就是大麻烦!


老教师没有这种挣扎的痕迹,兴许他们经历过改革开放前更为严酷的一场又一场的政治运动,见多识广,经验丰富,也有可能内心早已认同接受,所以一切都很自然,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过。


反正,没有人刻意去说去年的事情。


哲学系开了很多课,我还是喜欢听中青年老师讲课,其中二、三个,不但专业造诣颇深,而且知识渊博,口才出色,表达能力很强,我被他们讲的内容吸引,觉得原来社会科学是如此有意思!我前面七年都钻研经济学,对这门显学以外的领域几乎没有涉猎,渐渐发现政治学、哲学、美学、历史学,虽然不是热门学科,却别有洞天!我知道自己起步已晚,如饥似渴地读书,抓紧时间恶补!虽然惊讶研究生还要上那么多课,亦乐此不疲!听有水平的老师讲课,绝对不是浪费时间,反而是难得的知识营养的滋补、吸收和填充!


浙大是以工科为主的,偌大的图书馆里社科类的书籍少得可怜,好在哲学系有个图书资料室,我常在里面阅读,但是那里仍然满足不了我的需求。我会周期性地骑自行车去西湖边一个书店购买我喜欢的书,那个书店虽然不像现在的图书城那么大,但是书的品味却很高,我看重的是书的学术价值和思想价值,我在这方面花钱很大方,不像有的同学从来不买书,甚至几乎不看书。


“悠悠岁月,欲说当年好困惑……”,如泣如诉的歌声打动了千千万万的观众!研究生们在宿舍里面也同样饶有兴趣地观看电视连续剧《渴望》,这部国产作品与港台电视剧相比,没有激烈的枪战,没有精湛的武功,没有紧张的打斗,没有吸引人的情节,描写和表现的是平凡人的平常生活,竟然一炮打响,走红全国,产生轰动效应!


1992年邓小平南巡并发表重要讲话,中国形势为之改变!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孰优孰劣,争论了几十年,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不分胜负,旷日持久,两方面的文章和著作都汗牛充栋,两方面的经济学专家和流派也多不胜数,最终因邓公拍板,尘埃落定。


中国人再一次解放思想,主要是经济改革方面的思想,集中注意力和精力发展经济。对于搞经济理论研究和从事经济活动的人来说,当然是千载难逢的大好时机,已经正式宣布搞市场经济了,经济改革已经到了极致,还需要什么?


社会科学打破了沉闷的局面,开始活跃起来。新的文章和书籍多了起来,不需要费尽周折地去寻找1980年代出版的图书充当精神食粮。


因为与政治距离较远,1990年代的流行乐坛一点也不冷清和寂寞,完全不受政治气候影响。《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我是不是该安静地走开》《圣女耶利亚》《我是一只小小鸟》《我想有个家》《明明白白我的心》《我悄悄地蒙上你的眼睛》《把根留住》《让我欢喜让我忧》《跟往事干杯》《冬季到台北来看雨》《祝福》《弯弯的月亮》《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千纸鹤》……许多港台和大陆内地歌星的成名曲和代表曲,我都在大学校园舞厅里听熟学会。


浙大的舞会令我终身难忘。舞厅条件在全国高校堪称一流,不光地板、灯光等设施良好,音响也很好,放的舞曲都特别好听,大部分是流行歌曲。一边和漂亮的西子姑娘翩翩起舞,一边欣赏优美的舞曲,实在是双重享受!


杭州的男女青年喜爱穿白色的旅游鞋,晚上加餐吃面包点心,喝牛奶,这都是我以前没有见过和做过的新鲜事。校园里有了吃饭不用带餐具的快餐厅,可以点菜和炒菜,有了请客和聚餐的包厢。


我爱时髦,一直有烫头发的习惯,每个星期吹一次头发,一般是为了去特殊的场合参加重要的活动。


我参加了学校组织的交谊舞培训班,经由专业老师教授动作,终于学会了基本舞步,扫了盲,为跳舞打下扎实基础。


我参加了学校的艺术团,浙大的正式文艺演出都在邵逸夫体育馆举行,一切都跟专业文艺团体一样正规。名牌大学就是不一样,具有别的学校绝对达不到的水平。


为了报考博士研究生,1993年春节,我一个人在浙大校园度过,第一次独自一个人在异地他乡过年,不能回家乡与亲人团圆,看到远处杭城的万家灯火,听到辞旧迎新的鞭炮声,虽然心里有志存高远干大事的豪情壮志,但也有孤独寂寞的丝丝凄凉和悲伤,要不然古人为什么说“每逢佳节倍思亲”?何况这是中国人最在乎、最隆重的传统节日。


1991年,苏联解体。中国倒是波澜不惊,大家和往常一样,一切照旧。


1992年为了写硕士学位论文,我去北京调研。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去伟大祖国的首都。我迫不及待地去了天安门广场,参观了天安门城楼和故宫,拍了好多彩色的照片。长期梦寐以求的游北京的愿望,突然实现了!


春天的北京,阳光明媚,虽有沙尘暴,但似乎充满希望,道路两边整齐矗立着排排高高的白杨树,风一刮过,发出“沙沙”的声音,在太阳的照射下,树叶闪闪发光。过了不久,柳絮四处飞扬,成了北京独特的风景,“京城无处不飞花”。


我觉得北京特别热闹和繁华,生活气息也浓厚,就是太大了!去哪里都特别远,一走起路来腿脚就酸疼。过去在电影和电视里看到的景色、听到的语言都成了真实的、活生生的,身边周围的人都讲普通话,而我们在生活中是说方言的。


我去了心中神圣的北京大学阅查文献图书资料,在中国人民大学校园内干净便宜的招待所住了差不多一个月时间,一个人单独住一个房间。我利用这段时间拜访了我决定报考的博士导师,双方交谈很愉快,从此结下师生之缘。


北京和杭州有很大差别,不光气候、环境、饮食,还有人们交流的语言、表达方式和交往方式。我有一种强烈的新鲜感和好奇感。


父亲一直为我硕士毕业去向忧虑发愁,担心我好不容易读了一个研究生又回到家乡那个城市,害怕因此被人笑掉大牙。他未雨绸缪,让我早早找了在长沙一所大学教书的远房亲戚,请他帮忙把我介绍到那里试讲,我讲了半个钟头的课,据说听课的领导基本满意,我为自己准备了一条退路。再差也可以在省城的大学当老师。


1993年我考到北京读博士研究生,父亲说真没想到!他原以为,假若我能到省委党校工作,就深感无限荣耀了!不敢想象我能进北京城,比省委党校高了整整一个级别!那一年我二十六岁,距离考上大学,刚好十周年。


县教委举行隆重的座谈会和宴会,我和父亲都应邀参加。县里的有线电视台专门采访我们父子俩,据说我离开家乡以后,采访录像在全县播放了一个星期,这是后话。


从五月初我考完试回家,到9月赴北京求学,我和父母朝夕相处整整四个月时间!这是1983年我考上大学离开父母十年来在家最长时间的休假!


首都北京是我向往已久的地方,我终于进京了!


学校在北京的西北郊,离城里很远,和颐和园只有一墙之隔。置身于偏僻的郊区,享有大城市难得的宁静,我高兴来到一个读书的好地方!校园很大,也很美,关键是人少,尤其是夜晚,独自在人工湖畔散步或跑步,会产生一种宽阔天空属于自己一个人的优越感和舒适感,这在喧闹拥挤、空间狭窄的大都市,的确难得!


学校的物质生活条件比较优越,但是精神生活显得单调贫乏,除了偶尔文艺团体来校慰问演出,就只能周末在大礼堂看电影。


作为单身青年,早到了找对象、谈恋爱的时候!周末按捺不住躁动不安的心情,骑上自行车往北大、清华、人大等高校跑,进校园舞会跳舞成了周五、周六和周日三个晚上雷打不动、风雨无阻的娱乐活动。纵然辛苦,却乐在其中!


书已经读到顶头,该把个人问题、终身大事摆上议事日程。男人除了光宗耀祖,还得传宗接代。到了这个时候,父亲已不再对学习的事情感兴趣,喋喋不休地诉说,希望儿子寒暑假带一个女朋友回家,弄得我压力很大,当然也有内在动力,二十六岁正值青春茂盛年华,枯燥寂寞的读书研究压抑不住对美丽异性的想往。


命运女神也曾向我招手,机会一次一次来临,却又一次次错过!读博三年,每个周末去北大跳舞,结识了不少异性朋友,其中确实有各方面条件都适合结婚的对象,而我只要觉得对方精神上已经被自己征服,就不再着急,不再重视,不再努力,不以为然,心想等等再看,后面可能还有更好的出现!等到一段时间过去,我发现自己的失误,醒悟过来,杀一个回马枪,早已时过境迁,物是人非,“此一时,彼一时”矣!原本良机,失之交臂,徒留下刻骨铭心、无穷无尽的懊恼和悔恨,只恨时光不能倒流!


我对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特别是经济特区,充满好奇,心向往之,利用暑假去广东参观考察。那个时候去特区,必须持有公安部门开具的边防通行证,如同现在去香港和澳门必须办理通行证。


1990年代,深圳经过大力宣传已家喻户晓,充满神秘色彩,我第一次踏上仰慕已久的深圳的土地,大开眼界!内心深深地感到,这是一个和北京迥然不同的新天地。许多的事情我是首次看到,这里的生活习惯和生活方式也令我眼前一亮,我知道是一河之隔的资本主义的香港传播过来的,然而却挑战我脑子里多年形成的印象。无疑这里充满生机和活力,也让人兴奋和激动。不管在哪里,商场,酒店,餐馆,写字楼,电梯里,大街上,都能碰见形形色色的美女!在深圳一个星期见到的美女比在北京一个月见的还要多!


广东人吃饭喝茶特别是吃早茶,便有一番风味,全国各地没有哪个地方,早饭能吃出如此众多的花色品种,我从此喜欢上了粤菜!一有机会就跑广东,那里有我许多大学同学,他们非常欢迎我,而且热情接待我。


那时候电脑没有普及,学校里没有人使用电脑,写文章使用纸和笔。我的毕业论文长达大约14万字,导师要求严格,一改再改,前前后后,六易其稿,我基本上是用手和笔在方格稿纸上誊抄,苦不堪言!幸亏有一个在中国科学院读硕士研究生的朋友,他早已超前在家使用电脑,多亏他帮我把写在纸上的文字输入了电脑,修改起来就方便快捷多了!大大减轻了工作量,提高了速度和效率,我如释重负!但心里仍然忐忑不安,害怕年老的导师接受不了电脑这种新事物,误以为我偷懒,对我产生不好印象,那将是因福得祸了!因为毕业论文必须过导师的关!


那个年代电话没有普及,固定电话也是稀少之物。宿舍楼每层有一个公用电话,是所有人关注的焦点,打进打出都靠这部电话,非常繁忙,但是打不了长途,要打长途电话,要到学校另外一个专门打长途电话的地方去打。电话多的人天天在房间听电话铃声响,因为离电话远,总是站在房间门口等别人接了以后叫他才去接。电话少的人不管不接,哪怕住的房间离电话近。电话铃响,谁也不去接,电话就断了。电话多的人自己懒惰,却埋怨别人不去接电话。若接电话时,刚好电话铃声停止,没有接到,电话多的人站在房间门口着急地问是谁的电话,不相信“电话断了”“没接到”“不知道谁打的、要找谁”的回答,怀疑接电话的人要么故意挂断电话,要么不说真话,不满和矛盾由此产生。


我的朋友从外面来看我,但凡有移动电话,我都要兴奋地使用一番,还故意在楼道里走动,让人看着我在用手机打电话,在别人前面炫耀别人没有的东西,显示自己了不起,满足自己的虚荣心。


那时候家里没有固定电话,我回家以后,朋友打电话找我,只能打到隔壁邻居家,邻居再叫我去接。父亲觉得不方便,不好意思麻烦别人,咬咬牙,掏钱安装了一架固定电话。


那个年代,手里拿着“大哥大”,比现在开宝马、奔驰,神气威风十倍!


三年读书生涯不知不觉过去。1996年,我依依不舍地毕业离校,没有去高校搞科研、做学问,幻想走仕途,鬼使神差进了北京市政府机关,过了四年清贫的机关干部生活。


我住进了集体宿舍,同室有一个本科生和临时工。我深深地感到,强迫同性同睡一室,既不人道,也不符合人性。这是我最大的痛苦!实在无奈,我就睡在办公室里,在椅子和沙发上睡觉。大楼里面,只有领导的办公室才有床,没有人敢睡。值班室有床,司机班也有床,但是我不方便去那里睡觉,害怕同事看见说闲话,机关里最厉害就是人们在背后议论,如同今天在网络上发帖子一样,具有极大杀伤力。


机关与我所想象的情景有天壤之别,让我后悔不迭,直呼人生走错了路。在旁人眼里看,我的选择是正确的,是令人羡慕的,其中滋味只有我自己最清楚。我是在为别人活,为父母活,为虚名活,内心痛苦不堪,备受煎熬!


机关人际关系错综复杂,身边的人勾心斗角,尔虞我诈,我在其中艰难生存,幻想哪一天能被提拔当官,却不知道那一天是哪年哪月哪日,这与努力考大学、考研和考博根本不同,不知道如何努力、怎么使劲,没有盼头,看不到希望!


每月工资微薄,捉襟见肘,连请外地来北京的客人吃一只正宗的北京烤鸭都觉得昂贵、奢侈。人每天都活在现实中,不可能天天活在虚幻中,不可能靠吹牛、炫耀、逞能、攀比过日子。这是最大的死要面子活受罪!


人生会面临许多岔路口,有很多种可能性,选择了一种,就完全否定和排除了其他的可能性。有了一种选择,其他的选择便不复存在。有的选择只有一次,不能重新再来。如何选择至关重要,决定人生的一切,包括幸福快乐、成功失败。


1997年2月,春节刚过,新的一年开始没有多久,邓小平逝世。中国没有了邓小平,这一天终于来临。感觉一个时代结束了。有的人担心中国政局会发生剧烈动荡和变化,事实上天下太平,局面十分稳定,接班的领导萧规曹随。


北京没有出现悼念毛泽东逝世的那种规模和场面,更没有今天朝鲜那种架势。机关会议室挂了一幅邓小平遗像,电视里在播纪录片《邓小平》,作为片中主题歌的《春天的故事》听起来另有一种感觉,这是中国唯一一首邓小平的颂歌。办公室的一名中老年妇女嚎啕大哭,如丧考妣,哭得既难听又难看!其实,这类文化水准的机关干部,既不懂邓小平,也不懂中国政治。


下半年的大事便是7月1日香港回归,一切顺利举行。我也参加了天安门广场上的群众集会游行和通宵达旦的狂欢庆祝活动。邓大人不在了,但是该办的事情照样办,地球离开了谁都转。香港回归之时,大家欢天喜地,只是香港回归以后,中国和从前一样,没有什么两样。


那个时代的北京,最大的特使和亮点就是大街小巷奔跑的黄色面包出租车,价钱比夏利车便宜,北京城太大,出门路途遥远,步行太累,挤公交车太慢,打的最舒服、最快捷,但是最花钱!万不得已,思来想去,咬咬牙,跺跺脚,打一个面的。不是抠门,那个时候机关工资实在太低。


机关生活单挑乏味,上班干的都是平凡而又琐碎的杂事,连大学本科文化程度都不需要,高中足够,要么就是枯坐,喝茶,看报,闲聊。下班以后,有家的都回家了,只有一两个家在外地的单身汉留守在办公室里。


机关里所有人最擅长干的就是揣测、琢磨领导意图,与此同时,同事之间也互相琢磨,说三道四,飞短流长,传播谣言,打探消息。为了提拔,勾心斗角,尔虞我诈。或提防,或警惕,或进攻,或结盟。


我在机关工作,收入太低,想都不敢想拥有自己的通讯工具,那是有钱人才有的东西!那个时候很多人使用汉显寻呼机,也就是显示汉字的寻呼机,一看屏幕文字,直接知晓他人留言,不需要询问寻呼台那个“中介”。这也是一件奢侈品,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大小和现在的手机差不多,男士都喜欢挂在腰间皮带的右侧。


在海南经商的大学同学送给我一个数字寻呼机,我把它当成宝贝,偷偷使用,不敢让机关同事看见,怕招惹议论。BP机一响,就知道有人找我,我马上用固定电话打到寻呼台,服务人员会告诉我别人的留言。有时候我刚好挤在公共汽车里,心里着急,只得临时中途下车,匆匆忙忙找公用电话。


拥有移动电话的人渐渐多起来,那绝对是身份的象征!砖头式的大哥大被黑色的摩托罗拉手机取代,可以翻盖、拉线,体积小了很多。我狠下心来,买了一台便宜的手机,特征是粗犷、简陋、笨重,但是确实非常方便,不管我走到哪里,能打电话,也能接电话。我为了不“露富”,把它藏在一个随身携带的手提包里。这大概是手机在中国的第三代产品。买了这个东西,我却不敢多用,一用就花钱,打电话是钱,接电话是钱,话费太高,我的钱太少,我很心痛!


我马上进入而立之年,书读完了,也进了大机关工作,光宗耀祖暂告一段落,终身大事迫在眉睫,传宗接代的任务急需完成。


老家风气,熟人见面爱说儿女婚事,儿女到了三十岁尚未娶嫁,就成了大家背后议论的话题,不管什么原因,反正没有结婚,就很奇怪,就是问题,就是无能,就让人们笑话,就被人说长道短。


早已退休在家的父亲早已迫不及待。好事的人碰到父亲故意打听,弄得很要面子的父亲一肚子不高兴,回头把怒火发在我身上。他说我这么大年龄还不讨老婆,让他在左邻右舍、亲朋好友前面抬不起头来!我也深觉自己对不起父亲,很清楚他多少年前就盼望我带女朋友回家,渴望早一天抱孙子,没有想到,我一拖再拖,一再耽误,竟然到了这把年纪还打光棍!怪不得父亲火冒三丈!


父亲有压力,也给我施加了巨大的压力,我自己本来就有压力,身边的人都陆陆续续结婚了,我岂能不惊慌失措?我也有动力,有内心的冲动,渴望爱情,迫切需要找到一个爱我的人作为一生的伴侣,期盼自己有幸福美好的生活!机关却有一条明确规定,不结婚就没有分配住房的资格,意味着我一个大龄青年,永远连个窝都没有。


不知道是我的思维有问题,还是眼睛有问题,方法有问题,别人找对象、谈恋爱和结婚,轻松顺利,我却举步维艰,路途坎坷。


对机关大院里的美丽单身女性,虽然心中暗恋,却不敢下手,更不敢开动脑筋,周密部署,付诸行动,只能自动放弃,白白让她们一个个成为他人妇!我被一些错误的观念束缚,所谓“兔子不吃窝边草”,忘记了另外一句“肥水不流外人田”,其实身边的人知根知底,相比外面的人更加可靠。恋情只要不是发生在同一个办公室,同一个单位又何妨?没有人硬要拆散。事实上,机关里许多男女青年的婚事都是内部解决,从同事变成夫妻,别人就是比我聪明!


机关不乏漂亮女大学生,放着她们不敢追求,只好舍近求远到外面去找,甚至到北京以外的地方去相亲,心里没有异地恋的概念,也不担心两地分居。


上班的机关地处天安门东侧,距离大学太遥远,周末很难去跳一次舞。没有交际机会,接触面缩小。男女交往,只有两个途径,一是自己认识,二是他人介绍。从此以后,不得已开始通过他人介绍接触女性。除了白天上班时间,下班以后的时间主要用于相亲,相亲成了日常生活的重要内容。


相亲这种形式有许多优点,开门见山,直奔主题,不必羞涩,容易表白,表达自然,但是碰到中意的概率很低,双方都中意的概率更低!所以就要白白搭进去许多时间、精力,还有金钱,因为男方请女方吃饭是相亲的主要形式。最痛苦莫过于一见女方就觉得恶心,但是看在介绍人的面子上还得请她吃一顿饭,不能立即转身离去,花钱就不说了,还得装模作样讲客气,没话找话说,饭吃得很不是滋味!


一般需要别人介绍对象的婚龄女青年,要么是自身条件差,嫁不出去,介绍人就是她的亲戚,极力帮她推销,却还想找条件好的,攀高枝;要么条件不错,要求特别高、特别挑剔,高不成,低不就,所以四面撒网,扩大范围,如此“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我这样的男人难入对方法眼,身高和收入肯定不达标。这两类女性,前者居多,后者居少。总之,亲相来相去,没有结果。


我当然也不肯委屈自己,执着地要娶一个满意的女子做老婆,难得遇见一个各方面条件都好的女性,怦然心动,可是一顿饭吃完走人,黄鹤一去不复返,下次再怎么约请,她也不会出现。我才明白对方没有看上我,我很气愤,可也没用。我大惑不解,为什么自己总喜欢不喜欢自己的?为什么自己喜欢的总是不喜欢自己?


我经人介绍认识了一个军艺毕业的女青年,她是湖北武汉人,身材、长相和年龄我都满意,而且有文艺特长,可是总觉得她不可靠,没有诚意,我打算和她结婚做夫妻,但不知道她怎么想,她对我究竟是什么态度。我的年龄不饶人,不敢糊里糊涂地拖下去,我管不了她,但我得对自己负责,我不得不望而却步。


有老乡特别热心地给我介绍对象,一个不成又介绍一个,给我介绍了很多个。1998年冬天,北京特别冷,我请介绍人及其介绍的女士一起在长安大戏院看京剧。女士是大学老师,比我小两岁,是山西太原人。我有一个毛病,城里人的外表和气味我能接受,农村的就不行。


那个寒冷的冬天留给我的印象太深,我爱上了那个女老师,因为她内在和外在的东西吸引和打动了我。然而,她变化多端,和她恋爱很累,很不容易,我心力交瘁。最终她似乎同意了,跟我从北京千里迢迢回湖南老家过年,我完成了父亲的宿愿,给他献上了一份大礼!我又跟她回山西太原娘家拜年,大冬天我们穿行在中国的南方和北方。孰料我在她妈和姨舅面前碰壁,最后的结局是散了!的确始料不及。


介绍人把失败的原因归结于女方早年丧父,是个单亲家庭。我觉得是女方家里人对我不满意,嫌弃我有缺点,问题是女方也有明显缺点。世上恋爱结婚的男女,都有各自缺点,总不能两个人必须完美无缺才能结婚成亲,对方有缺点就吹,就放弃。其实究竟何故分手,只有女方心理明白。


年纪一天天大起来的父亲见我迟迟没有结婚,十分烦恼,怒不可遏,义正词严地宣布,我既然没有能力找到对象结婚成家,那么就由他帮我解决,他不能容忍我无限期地不结婚!仿佛国家领导人宣布不能容忍台湾无限期地不和大陆统一。“你什么时候结婚?”他写给我的书信,打给我的电话,都只是这一句话,绝没有第二句话。他四处托人帮我找对象,甚至亲自出马,确定人选,强迫我与之相亲,再强迫我与之结婚,上演现代父母包办儿女婚姻的闹剧。我不明白,别人和我年龄差不多,没有结婚,为什么别人的父母就不如此这般催逼?


“抓不住爱情的我,总是眼睁睁看它溜走,世界上幸福的人到处有,为何不能算我一个”“为了爱孤军奋斗,早就吃够了爱情的苦,在爱中失落的人到处有,而我只是其中一个”“孤单的人那么多,快乐的没有几个”“找一个最爱的深爱的想爱的亲爱的人,来告别单身”……林志炫的《单身情歌》唱出了我的心声!1990年代末我最着急、最苦恼、最忙碌的事情就是在茫茫人海里寻找爱人,为了给父亲一个交代,当然也是为了给自己一个交代,结束单身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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